近代诗

近代诗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歌、这一时期作家、作品数量众多，现实性、政治性大大加强，形式逐渐发生变化，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19世纪上半叶，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龚自珍。他的诗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矛盾，揭露腐朽政治，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刻的批判性。他的作品想象丰富，形象鲜明，风格多样，不拘一格。所写的诗今存600余首，著名的《己亥杂诗》文辞瑰丽，思想深沉，代表了一种崭新的进步诗风。继起的诗人有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贝青乔等。魏源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其诗作风格遒劲，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其他诗人也都努力反映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和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如张维屏的《三元里》、贝青乔的《咄咄吟》等。这一时期出现的太平天国的诗篇，如洪秀全的《眼通西北江山外》、杨秀清的《果然英雄》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气魄宏大，具有号召力。

魏源和龚自珍是朋友，他们的思想也相近。魏源“以经济名世”，不以诗人或文章家著名。实际上他对诗文创作也是非常刻苦努力的。他“仿白香山体”作的一部分古体诗如《江南吟》“阿芙蓉”、《都中吟》“筹善后”等，以及数十首律诗《寰海》、《秋兴》等，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他的大量山水诗，不少篇章具有一种形象飞动、生机蓬勃的特点，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三湘棹歌》等。魏源的散文，叙事说理，内容详实，条理明晰，语意明白畅达。这与龚自珍的奇诡以至艰深晦涩，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但龚、魏的散文，都是独书所见，不事模拟，与“桐城派”古文是对立的，对后来的新体散文有先驱示范作用。

林则徐，生于1785年，卒于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是关心国计民生，坚决主张抵抗英国侵略，并具有实际政治能力的政治家。他于嘉庆24年（1819年）一度参加过并不是进步知识分子结合的“宣南诗社”，实际他和“宣南诗社”众多的平凡官僚文士有显著的区别。他的诗主要是政治抒情和官场酬唱之作。在粤东查禁鸦片到谪戍伊犁时期的部分诗篇，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达了对投降派的指责和愤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他的著名诗句。他的描写西北关山形势诸作，如《出嘉峪关感赋》，气魄雄伟，格律严整，足以表现其深厚的功力。

这个时期，许多诗人表现了爱国主义立场。张际亮，生于1799年，卒于1843年，字亨甫，福建闽侯人，是这时享有盛名的作者。他尖锐地批评乾隆以来各派代表诗人和诗风，认为“或以议论考订为诗，或则轻佻浅鄙，无异于风雅之旨”；认为“其负盛名如沈归愚、朱竹君、袁子才、赵云崧、蒋心余、黄仲则、翁章溪、张船山诸先达，固皆一时才人，然于风雅之旨正多未逮，袁佻、赵犷、蒋薄、黄轻，张介于黄、蒋之间”，对冲击腐朽诗坛，树立近代进步诗风有一定意义。他的《浴日亭》一诗较早地反映了外国侵略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危机。老年诗人张维屏，生于1780年，卒于1859年，字子树，广东番禺人。他目睹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爱国热情，写出了一些格调高昂，歌颂广东人民英勇的抗敌斗争，揭露统治者妥协投降的诗篇。如有名的《三元里》：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谿山。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扌春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且网开，枯鱼竟得倏然逝，魏绛和戎巨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后一辈的诗人贝青乔是一个“跌宕有奇气”，“生平具干济才”的爱国者。他参加过浙江沿海的抗英战争。他在奕经军中写的《咄咄吟》，因事作诗，就诗加注，是别具一格的史诗：

痛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镫。

天魔群舞骇心魂，儿戏从来笑棘门；漫说狄家铜面具，良宵飞骑夺昆仑。

前首记奕经门生武官张应云，当敌人来攻时，犹卧吸鸦片；后首记宋国经军戴纸糊面具，装作鬼怪，跳舞而前，敌人以枪炮迎击，遂不战而溃散。这些严峻的讽刺诗，有力地揭露了清王朝腐朽的军事史和昏庸误国的罪状。后来诗人旅食四方，做诗更多，更广阔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

同时代的林昌彝作《射鹰楼诗话》一书，集中地搜集并评论了反帝爱国的诗篇，改变了以前的诗话面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部诗话也说明了作者对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观点：诗人必须关心国事，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象和重大的事件。他有一些诗正是这种观点的实践。此外姚燮、朱琦、陆蒿、黄燮清、金和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写下了不少具有现实内容、表现爱国主义立场的诗。就散文说，张维屏和林昌彝都曾表示反对“桐城派”古文。

稍后的冯桂芬、王韬，随着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不仅明白提出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而且在写作实践上也开辟了新体政论散文的道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实开近代政论散文的先例。王韬是我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他把所见所言“达之于日报”，那就是使文章社会化。他已顾不得什么“古文辞的门径”，而只求文章能够合乎一个简单的标准——“达”，明白清楚，人人能懂，毫无隔阂。他肯定社会化的报章日用散文，使文章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更有其特殊的进步意义。洪仁玕等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是彻底打击“桐城派”古文乃至一切虚伪的封建文学的历史文献。它提出文章革新的明确主张。认为文章的产生本来是为了社会实用，而“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因此它提倡“文以纪实”，“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以期“朴实明晓”，人人易懂。它反对“古典之言”，特别是那些不伦不类、荒诞无稽、饱含封建毒素的陈词滥调。从革新的实际看，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叙事议论，自觉运用通俗的语言和形式，确实是向着“朴实明晓”的文风努力的。他们的诗，如洪秀全的《达志》：“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杨秀清的《果然英雄》：“拔地参天皆勇将，安邦定国尽忠臣；冲锋恐后常虞我，遇事争先讵让人？”都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政治内容。他们用诗宣布清王朝的滔天罪状，鼓舞千百万起义人民的杀敌意志和胜利信心，宣扬“吊民伐罪”的革命理想和翻天覆地的雄图大志。他们的诗的语言亦通俗易懂，生动有力。

和上述进步的诗文潮流同时，传统诗文也还出现另一种局面，这就是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明代作家在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影响下，一般鄙薄宋诗。清初以来，宋诗逐渐成为部分诗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但影响不大。乾隆嘉庆间，提倡宋诗，扩大宋诗的影响，关键人物是翁方纲。近代宋诗运动的发生同他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运动是作为模仿汉魏盛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一种诗坛风尚。它主要区别于“神韵派”和“格律派”。它的模仿对象是杜、韩、苏、黄，是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新发展。程恩泽、祁寯藻是这个诗派的早期人物。他们都是大官僚和考据家。

程恩泽诗学昌黎、山谷，所谓“率排益妥帖，力健声宏，琅琅乎若鸾风之啸于穷霄也”，实际是他远离现实，无视于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内容，不得不努力走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道路。

祁寯藻主张做诗要有“学识”和“性情”，而且态度总要“温柔敦厚”，显系清中叶主要诗派的调和论调。他的诗主要学韩，也偶然学杜、学白，大都是形式、语言的模拟，很少触及现实社会内容。无非是“感恩”、“扈从”、赴官旅行、官场应酬等等堆砌文字的庸俗纪录，是典型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品。

何绍基（1799～1873）、郑珍（1806～1864）、莫友芝（1811～1871）是这个诗派的重要作家。他们都是正统派考据家。他们都和程恩泽、祁寯藻有师友或幕僚的关系。

何绍基“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所作大都是书画题跋、山水景物描写和官场应酬之作。

郑珍诗主要学韩，所作大多是描写山水风土和自己的穷困生活。晚年作风转向学杜，也写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诗。

莫友芝诗风与郑珍相近，枯槁乏味，更在郑珍下。

曾国藩（1811～1872）也学杜韩，而特尊黄山谷，给这个诗派的影响更大。

“桐城派”古文，在乾嘉时代，由于考据家的排斥和骈文家的对抗，只是师弟相传，影响并不很大。近代使“桐城派”古文“中兴”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梅曾亮（1786～1856）。他的古文，具有“清淡简朴”的特点，但一般缺乏现实内容，成就不大。少数写景文，如《小盘谷记》等，篇幅短小，句句落实，而又多曲折变化，有一定的文学意味。后来曾国藩详述桐城派古文家源流，树立大小旗帜，从而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了“中兴”的局面。

同时期的吴敏树（1805～1873）不肯参加曾国藩幕府，也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实际他是在“桐城派”影响下刻苦自修的一个作家。他的古文，同样缺乏现实内容，成就不大。有些作品如《说钓》等，讽刺世态，刻意描写，有自己的特点。

词在这个时期，以蒋春霖（1818～1868）为代表作家。他倾倒一时，名气很大，所谓“咸丰兵变，天挺此才”。实际他的某些著名作品，如《〈木兰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来者，感赋此阕》、《〈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淡黄柳〉扬州兵后……》、《〈台城路〉全丽生自金陵园城出……》等等，反对太平天国革命，凄苦哀怨，反映出他的局限性。

古典小说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明显地呈现出衰落的状态。当时除了一些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外，还出现了《荡寇志》和《儿女英雄传》这两部影响较大的作品。

俞万春的《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作于道光年间。小说写陈希真父女落草于猿臂寨，专门以梁山英雄为敌，后来由于他们在攻打梁山英雄方面建立了“功绩”，为朝廷录用，陈希真升官至都统制。此书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被当时的清政府所推崇。

《儿女英雄传》本名《儿女英雄传评话》，原有53回，今残存40回，道光年间“燕北闲人”（真名文康）所作。作者在“缘起首”回中，道出了“儿女”和“英雄”的真谛：“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

小说写安骥的父亲安学海被上司陷害，安骥携带银子去援救，路宿悦来店，经能仁寺，遇上图财害命的脚夫、和尚，幸被侠女十三妹（即何玉凤）所救。在此以前，张金凤也在能仁寺遇难，也同被救出。两人经十三妹做媒，结成夫妇。而十三妹的父也为人所害，她立志报仇。安父遇救后，在归途中遇十三妹，告诉十三妹她父亲的仇人已被诛杀。十三妹因愿望已实现，就想出家，为众人所劝阻，最后也嫁了安骥。作品结尾，金凤、玉凤相处和睦，安骥位极人臣。

《儿女英雄传》在艺术上也有相当成就，十三妹的形象前半部比较鲜明，富有侠义气息，加之作品运用了流畅的北京口语，就使它在当时产生了不小影响。

这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侠义小说。侠义本来是指济困扶危、除暴安良的行为，是人民的正义感和英雄主义的表现。因此侠客向来为人民所喜爱，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封建时代人民的愿望。

《施公案》成书于道光18年（1838），主要写康熙年间扬州县令施仕伦断案的故事。该书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深受老百姓喜爱的青天大老爷形象。

这时期还出现了陈森的《品花宝鉴》（1852年）和魏子安的《花月痕》（1858年）等狭邪小说。《品花宝鉴》是以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同性恋爱为中心，写出了乾隆以来北京上层社会的荒淫无耻的狎优生活。《花月痕》写才子韦痴珠、韩荷生，游幕并州，两人都有相好的妓女，韦的名秋痕，韩的名采秋。韦颇有文采，但怀才不遇，困顿而死，秋痕也殉情；韩先为达官贵人的上客，后平寇有功升兵科给事中，最后又立功封侯，采秋也做了一品大人。作品通过韦、韩两人决然不同的遭遇，反映了作者悲凉哀怨的情绪，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功名富贵的向往。

19世纪后期，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改良派诗人自觉地运用诗歌为改良运动服务。黄遵宪以“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论诗主张，赋予诗歌创作以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内容，成为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一面旗帜。他一生诗作多达千余首，有“诗史”之称。梁启超进一步明确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诗歌反映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并主张口语入诗，对“新派诗”的产生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末戊戌（1898）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由于当时笼罩文坛的是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诗歌创作崇尚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江西诗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文学的作用，企图用文学为他们的维新运动服务，逐渐掀起这一运动。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提出了“我手写我口”（《杂感》诗）的主张，而诗界革命倡导者则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他们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1896—1897）间，相约开始试作“新诗”，要“寻新名词”以表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为改良运动服务，但因脱离传统，也脱离群众，影响不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从事文化宣传，继续推进文学改良。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康有为、黄遵宪、匠逢甲等人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述其理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新的规模与声势。梁启超提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作为诗歌创作纲领，要求取法西方，认为“得之可以陵轹千古”，表现了倡导者们对诗歌特征的认识与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黄遵宪不仅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而且以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被梁启超赞扬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诗界革命冲击了封建复古主义、形式主义文学，部分诗作起到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但强调“旧风格”又束缚了诗歌的彻底变革。随着改良派政治上的没落。诗界革命的旗帜也就逐渐收起了。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林纾、蒋智由、丘逢甲等，也都以他们的诗篇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表达他们变法图强、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愿望。19世纪末到民国初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以秋瑾为代表的革命诗歌引人注目。她的《宝刀歌》、《宝剑歌》、《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等诗，通俗流畅，充满革命豪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发展很快，由十几人、几百人很快增至1000多人。其代表诗人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马君武、周实、宁调元、苏曼殊等。他们的诗歌颂民族民主革命，直抒革命怀抱，慷慨高歌，热情奔放，富有理想激情。

这一时期的传统诗歌也在继续发展。先是由祁寯藻、曾国藩倡导的宋诗运动，以模拟宋诗为贵，代表诗人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继之有“同光体”诗派出现，主张打破唐宋界限，艺术上模仿宋代江西诗派，代表诗人有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另外还有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等。晚清诗坛的这股逆流，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XeosO4CQWk7yJTMP6TmYA39tNx3vkIGjfq1TRqdEMsQl3+dHNwXLvyDvmlgR7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