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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先祖本来是宋国的贵族，后来因为得罪了宋国的宰相而被杀，他的曾祖孔防叔被迫逃到了鲁国，家道也因此衰落下去。到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时，因为立了战功，才被封为贵族最低的一等——武士，做了小县城陬邑的县长。
叔梁纥的妻子一连给他生了9个女儿，他的小妾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但却是个跛子。叔梁纥希望有个像样的儿子来继承自己，于是晚年又娶不满20岁的颜征在为妻，生下了孔子。据传，生孔子时，叔梁纥和颜征在曾去尼山（今山东曲阜城东南）祈祷山神，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大约在孔子3岁时，年老的叔梁纥就去世了，葬在防山，当时颜征在还很年轻，按照礼制不能去送葬，所以她就不知道丈夫的墓地在哪里。丈夫去世后，颜征在带着幼子离开原来居住的陬邑昌平乡，迁到了鲁国国都曲阜西南角的阙里，过着孤儿寡母的贫困生活。
在艰难的生活中，颜征在把希望寄托到了对儿子的培养上。她利用多种方式加强对孔子的启蒙教育，要他学习礼仪技能、文献知识，以便将来重返贵族行列。另外，曲阜是鲁国都城，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的礼制，这里传统的文化氛围，也对幼小的孔子起了极大的熏陶作用。孔子自小就经常摆上自制的祭祀时用的祭器，练习磕头等礼仪。随着年龄的增长，孔子15岁时就立下了“志于学”的决心，他勤学好问，博览群籍，孜孜不倦。孔子学无常师，他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到了十六七岁，孔子已经成为一个熟知礼仪、很有文化修养的少年了，在当地小有名气。当时鲁国大夫孟子赦就十分欣赏孔子，他病危时曾告诫儿子孟懿子说：“孔子年纪轻轻就这么博学多礼，将来一定是个大人物。我快要死了，你一定要拜他为师！”后来孟懿子果然拜孔子为师，学习礼仪制度。
不久，孔子的母亲去世了。按照礼仪，子女应将父母亲的灵柩合葬在一起，但孔子不知道父亲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就将母亲的灵柩暂时停放在曲阜城东，打听到父亲的墓地后，才遵照礼法恭恭敬敬地把父母合葬起来。
孔子的学习态度十分认真，凡是遇到自己不理解的问题一定向人请教，直到弄明白为止。孔子学习不仅仅要学会，还力求做到精益求精。
他曾跟随鲁国的乐师师襄学琴。一支曲子学了十几天，师襄很满意地说：“嗯，弹得不错，可以学习新曲子了。”
但孔子却并不满意，说：“调子我算是掌握了，但手法运用得还不娴熟。”过了几天，孔子已经弹得婉转流畅了，但他仍不满意，对师襄说：“这支曲子的韵味我还没领会，让我再练习几天吧！”又过了几天，师襄说：“现在你弹奏得比较好了，可见你已经领会曲子的韵味了，咱们练习新曲子吧！”可孔子却说：“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怎样的心情来创造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接着又继续练习弹奏。
直到有一天，孔子跑到师襄面前，兴奋地说：“我已经能从曲子中感受到作曲人的形象了：他站在高高的地方，四面八方的国家都臣服于他。除了周文王，这个人还会是谁呢？”师襄听了十分佩服，站起来行礼说：“哎呀，您真聪明！我的老师传授这支曲子时，告诉我曲名叫《文王操》！”由此可以看出，孔子非常善于学习！
孔子小时候家里很穷，地位也很低。长大之后，他先在鲁国贵族季孙氏家里当管理仓库的官吏，掌管钱粮分毫不差；后来又做过管理牛羊的小官，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牲畜日渐增多。这些都是贵族不愿做的“鄙事”，但孔子却把牛羊管理得肥壮，账目算得一清二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管理才能。此后鲁国多次发生内乱，孔子因此一直未被重用，只是断断续续地做了些不大不小的官。鲁国的政局稍稍稳定之后，51岁的孔子被国君任命为中都县县长。在任期间，他推行礼制教化民众，短短一年时间内，社会风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孔子因为政绩突出，先后被提拔为司空和司寇，55岁时，国君让他代理宰相。
孔子听到这个喜讯后满脸喜色，他的几个学生对他说：“人们常说君子在大祸临头时面无惧色，福运降临时也不会面露喜色，您为什么一听到被任命为代理宰相就这样喜形于色呢？”孔子说：“不是还有‘自得其乐’这句话吗？”
上任以后，孔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礼制教化，他把扰乱国家统治秩序的贵族给处决了，在百姓之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了加强王权，他开始削弱三桓的势力，使鲁国渐渐的强盛起来。
齐国君臣看到这种形势，感到处境很危险，因为齐、鲁两国是邻邦，鲁国强大兴盛起来，肯定会威胁齐国的安全，于是他们想出了一条计策：从国内挑选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让她们身穿华丽优雅的衣服；又挑了120匹骏马，配上耀眼的锦绣绸缎，一起送给鲁国国君，目的是使他们迷恋声色，怠于政事，进而疏远孔子。
鲁定公和贵族大臣果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些礼物，天天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国事朝政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孔子想劝谏国君，但国君躲在宫里不肯见他。孔子心知振兴鲁国是没什么希望了，便带着弟子失望地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走上了求知问道的征途。
孔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接见了孔子，并给他在鲁国一样的待遇，借此炫耀其“尊贤”。孔子十分高兴，踌躇满志地想在卫国实现他“仁政德治”的主张和理想。但平庸的卫灵公对孔子的政治主张丝毫不感兴趣，他给孔子优厚的待遇只是想借孔子这块招牌，炫耀他“招贤纳才”的好名声罢了，其实孔子并未受到重用。孔子在卫国住了几个月，从没参与过卫国的政事。这时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说孔子的坏话，诬陷孔子是鲁国的奸细。于是卫灵公派人监视孔子的行动，孔子担心早晚要遇到麻烦，便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卫国。
此后孔子又去了宋国、郑国、陈国、蔡国等诸侯国，希望得到国君的任用，以便推行他的政治主张，结果却是四处碰壁，还差点丢了性命，但孔子非常乐观。
孔子到了蔡国的第三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派兵援救陈国。楚昭王听说孔子住在卫国和蔡国之间，就派人去请孔子。孔子十分乐意，打算去楚国大干一番。
陈、蔡两国的贵族得知消息，怕孔子到了楚国，对他们不利，就派兵去抓孔子师徒，孔子一行为了避祸走进一片旷野，无安身之地。孔子他们被困住了，无法逃脱，随身带的粮食也吃光了。弟子们全都饿得无精打采，但孔子却照样不停地给他们讲学。
子路满脸怒气地对孔子说：“难道君子也会有困窘的时候吗？”孔子和颜悦色地开导他：“君子和小人都会遭遇困窘，但君子在穷困时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小人面对穷困就会无所作为了。”
孔子看到子贡也是一肚子不满意，便问他说：“子贡啊，你认为我是个博学强识的人吗？”子贡说：“当然是了，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孔子笑笑说：“你这就说错了。我只不过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习，并且找出其中的错误，然后改正。”
孔子知道弟子们对目前的处境都心怀怨气，便想趁着这个机会教导他们应该如何坚守节操。
孔子先叫过来子路，问道：“你是不是认为我们的学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子路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我们不够仁德，所以别人才不信任我们，不重用我们；我们的智谋也很低，以至于被围困在这个地方。”
孔子反问他：“真是这样的道理吗？子路，假如有仁德的人就会受人信任，那么伯夷、叔齐为什么还会被饿死呢？假如有智谋的人就能够畅通无阻，那么聪明的比干又怎么会被剖心呢？”
子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孔子又问子贡：“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学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子贡想了一想说：“先生您的学说博大精深，但正是因为它太精深了，反而使各国都不采纳您的学说，您为什么不降低一点要求使国君都乐于采纳它呢？”
孔子说：“子贡啊，好的工匠虽然手艺高超，但他制造出来的器具却未必能使人人都满意；好的书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读，君子能够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用法度规范国家，用道德统治百姓，但却不能保证一定会被君王所采纳。现在你不想着如何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完善我们的学说，而是一门心思去迎合当权者的需要，这种志向太不远大了。”
孔子又把这个问题向颜回说了一遍。颜回慷慨激昂地对孔子说：“先生，您的学说伟大极了，因此普通人理解不了，但不被理解、不被采纳又算得了什么？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您作为君子不迎合世俗的高尚情操。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不懈地推行它，总有一天贤明的君主会运用它治理国家，实现我们的主张。”
孔子很受感动地说：“有道理。如果你是个统治者，我愿意在你的手下为你服务！”
后来孔子派子贡面见楚王求救。楚王派兵去接孔子，孔子师徒才摆脱了困境。
孔子又先后到了楚国、卫国，直到68岁才回到鲁国，结束了14年的游历生活。虽然游访各国，备尝艰辛，一事无成，但孔子仍壮心不已。
孔子的学说强调推行“仁政”，以仁治国，因此在考订古代“仁人”的文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搜集散失在民间的《夏书》、《商书》、《周书》等篇章，这些都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求古代事迹的典籍，把它们汇集成编，这就是后人看到的《尚书》，它包含了商周时期大量的历史文献。
孔子对古代流传下来的诗进行整理。他收集了很多诗的抄本，把较好的305篇保留下来，编成书。其中包括了从歌颂商朝始祖契到记录周厉王礼崩的各个时期的诗篇。孔子按照乐曲的音调，调整编排为《国风》、《大雅》、《小雅》、《颂》4个部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诗经》。
孔子晚年喜研究《周易》，写了很多解释《周易》的文章。孔子在71岁这一年，根据鲁国的历史，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写了一部《春秋》，提纲挈领地记录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200多年的天下大事。在编写过程中，孔子把自己的主张渗透到字里行间，形成了一种写作风格，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它不仅是我国儒家最基本的经典作品，而且也是世界上富有学术价值的古代文化瑰宝，它的整理和保存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社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