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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内冲突的性质与原因，还没有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得到充分研究。目前，对国内冲突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国别政治和比较政治的范畴之内，而国际政治主要集中于研究国家之间的冲突。因而对国内冲突的研究通常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国际背景，而这种背景有时恰恰是关键所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plus ou moins［或多或少］影响着非工业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
他们还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因此，这里呼唤一种世界政治的研究路径，从全球体系的角度研究国内冲突。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国际-国内的互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也是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反思研究范畴而重新“发现”的方法。苏长和指出：“国内-国际分析模型假设全球层面的权力-生产-意识形态的分配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的选择与走向，而不是相反。”
我们认为，国际、国内都是权力链条上的“转换器”，很难确定哪一个是具有决定性的，具体的效果要视交易中形成的具体互动关系而定。在本书中，我们重新定义了权力，并将上述三种关系简化为权力，认为权力-生产-意识形态都属于权力的范畴。将权力作为基本分析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利用经济学的成果而不是经济学的附庸，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坚持从权力的角度而不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待经济。
暴力是国际政治学中的永恒主题，但是，迄今为止国际政治领域中仍然顽固地坚持将战争与内战、政治暴力冲突等严格区分开来，史蒂夫·史密斯在批评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指出：“这一学科并不关心其他形式的暴力，如国内暴力，除非国内暴力威胁到国家的生存。这就牺牲了其他可能的学科指涉对象，特别是个人与种族群体的利益。”
可以说，将国际国内割裂开来这种划分已经难以解释一系列事件，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很难完全界定为是一种国际事件——国家之间的事件，因为暴力已经溢出国家的硬壳，暴力行动从一个国家内部延伸到另一个国家内部。而且暴力的范畴已经难以局限在纯粹政治的领域之中。在市场条件下，经济因素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本身，经济因素涉及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经济因素本身就是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并能引发暴力。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为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所作的前言中写道：“我们认识到，在拉美许多地方，过长的失业期、持续的严重不平等，以及无处不在的贫困和污秽，已经对那里的社会整合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并成为那里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暴力现象的助推剂。我们认识到，俄罗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蚀了社会关系，破坏了社会资本，导致了俄罗斯黑手党（the Russian Mafia）的出现乃至它的统治地位。我们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消了对印尼的食品补助金，正如工资的直线下降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一样导致了可预见的（并且确实被预见到的）政治和社会骚乱。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本该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仅经济政策造成了古老（尽管有些比较脆弱）的社会关系的崩溃：社会关系的这种崩溃本身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经济效应。”
斯蒂格利茨这里已经隐约提到世界权力结构对国家的影响，对于上述的一些案例，本书将会细致分析。
国内冲突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词语，在国际关系领域内泛称为国内冲突的概念表述，其实在国内政治研究中被细分为诸多的不同类型，这些分类很多是约定俗成的，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从社会冲突、经济冲突、政治冲突、社会运动、内战、革命、集体行动、叛乱、暴动、起义乃至政府内部不同部门间的冲突都可以纳入到国内冲突的范围中来，这使得国内冲突成为一个内涵过于丰富的概念。而上述各种不同概念，由于概念指涉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命名出发点的不同也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如革命与内战在外延上有很多重合，革命是就事件的性质而言的，内战是就其形式而言的，两者在很多场合指的是类似的对象，如英国内战，在很多场合被表述为英国革命，但是所表达的意义却大不相同。因而我们这里主要集中于对政治秩序的研究。着眼于政治秩序一方面可以对造成国内冲突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可以避免陷入政治冲突、经济冲突、社会冲突等难以分清的边界的追寻中去。因而这里我们泛泛地将这些冲突都归结为“政治暴力”，亦即使用暴力颠覆现存政治秩序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