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668年，八十岁高龄的托马斯·霍布斯在其最后一本重要著作中写道：“如果时间也像陆地一样有高低起伏的话，我真的认为，1640至1660年就是这样一个高峰。那段时间里，像从魔鬼山顶上俯瞰，可以观察到人类的种种行为，特别是在英国，也许可以见识这世上所有的不义以及所有的愚蠢。” 这段话所指即为英国内战，被称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这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开启了世界近代史。从那时起，或者在此前的一个多世纪，市场作为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结构，并激起了巨大的变革。

霍布斯特地将这本著作命名为《比希莫斯》，与利维坦一样，比希莫斯同为《圣经·约伯记》中上帝创造的怪兽。在霍布斯的语义里，利维坦象征着强大的国家，而比希莫斯象征着有着动乱倾向的社会。将两个怪兽分别作为其两部著作的书名，霍布斯的寓意在于，用利维坦这个怪物不断遏制着另一个怪物——比希莫斯。用国家的力量克服社会的动荡。

作为先发展国家的智者，霍布斯的忧思是有着深沉的历史洞见的。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内战、叛乱与革命几乎难以计数，至今没有一个大国是未经流血而达致现代的门径的。此中的原因值得人们探究与思考。

现代化本质上是工业化，而工业化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参与世界分工，参与世界市场的过程。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现代工业是外在的，国家必须从外部获取资源，并将资源转化为自身之所需。而在国家参与世界市场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内部不同群体的力量消长，群体之间的利益重新调整，同时，国家将被纳入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权力结构之中。因而，市场进程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国家的经济，还将是国内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罗伯特·考克斯指出：“国家的国际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其间国家政策和惯例得到调整，以适应以国际性生产为特点的世界经济的要求。通过这一过程，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政治结构的一部分，这一政治结构与国际性生产形成对应。由于这一过程，世界经济中地位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与自己地位相适应的国家形式。外部压力（这里外部是相对国家而言，其实还是在总的国际政治结构范围之内的），加上国内社会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重组，造成了各国的国家结构顺应总的国际政治结构的改变。” 世界市场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体系直接影响了国内的权力分布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秩序的变迁。

在后发展国家中，国内冲突大多根植于不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之中，这种组合关系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正如苏长和指出的：“国际政治权力分配与全球生产/贸易格局结合在一起所构造的政治经济结构，或者我们一般所说的国际体系，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调整的压力。有三种打通国内-国际界限的传导机制，它们分别代表着国家、市场与社会层面的作用机制，一是政治权力，二是价格运动，三是人口及与其相关的跨国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传播。” 我们在本书中会将上述三种机制简化为一种，那就是作为权力分配的变动机制。上述三种机制中，政治权力、价格运动以及知识生产传播机制从根本意义上说都是权力的分配机制造成的。

使用权力、租、权力链这组简单的概念，可以分析得出，国内冲突如南联盟民族分裂、伊朗革命等实际都是在世界权力结构的背景下国内权力关系变更而导致的。后发展国家一定居于特定的依附的地位，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度也是如此，如美国在发展过程中曾经也依附于英国，英国在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联省共和国。这里使用的后发展国家的概念，就其主要范围来说与世界体系论中的半边缘国家大致重合，现在亚洲的韩国、新加坡，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南斯拉夫这些都是后发展国家。

因而，后发展国家主要并不是指边缘国家，而是指新兴工业化的东亚以及南美国家。这里之所以不使用世界体系论意义上的“半边缘国家”的概念是因为这里并不完全同意世界体系论的部分逻辑，并不同意世界体系是相对静止的、结构性的圈层，而是认为世界体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权力体系，其中心区、半边缘、外围的范围不断改变。这里虽然有时会采用依附论中的“依附”的概念，这只是为了形象地说明半边缘国家所处权力地位的不同，并非是完全接受依附论的观点。因而，本书考察的对象是国家处于特定发展位阶时的内部冲突。

市场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转变以及大规模的冲突可能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市场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效应还没有完全显现，其中所展示出来的诱人的或者恐怖的前景都还没有被充分的认知。与最为边缘的国家一样，后发展国家也是国内冲突的多发地界。最近几十年，世界权力结构的变迁，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深入，这三股潮流相互渗透，相互推进，这对一些国家原有政治秩序的容纳性提出了新的挑战。1991年，戴维·弗洛姆科因在《世界政治》撰文指出，国内冲突将替代国际战争成为人类的挑战，“现代国家体制经历一个考验的阶段，……21世纪最为突出的问题，不会是一种理想对抗另一种理想，也不会是一个大国对抗另一个大国，而是秩序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 。詹姆斯·多尔蒂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指出：“国内冲突正在增长和蔓延，……关于这些冲突发生的潜在原因及其本质，还有待更多的研究。” 这一趋势在冷战结束前后才在学术研究中明显反映出来。冷战结束之后，主权国家衰落的趋势更加明显。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层面的因素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了，这些因素尽管不能取代安全领域的高级政治，但是也占有研究议题的一席之地。在国家硬壳逐渐软化的过程中，国际、国内的互动加强，社会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愈加显现出来。在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国际与国内的互动研究成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与成长性的领域。

图1：全球冲突类型（1946年至2003年）

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建立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道格拉斯·诺思等指出：“在动态变化背景下建立和维护政治秩序一直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难题，并继续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中心问题。在社会中建立秩序是一回事，而在经济和政治变动中维护秩序则是另一回事。这是理解政治经济变化特征的核心。” 像许多新工业国家一样，中国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也带来了国内阶层结构的改变以及国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改变。近年来在西藏、新疆发生的骚乱以及一些城市中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向我们表明，在中国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将要经历多方关系的深刻调整以及多种因素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深入研究各国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治理，将会深化我们对发展政策与策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