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就像在日本土地上固有的樱花一样。它不是已经干枯而存放在我们历史标本集里的道德标本，它现在仍然是生机勃勃地承载日本民族力量与美的载体。武士道仍然散发着道德芳香，虽然我们无法用手去触摸它，但今天，它仍然以其强有力的精神支配着我们的生活。

孕育并帮助武士道成长的社会制度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不过没有了封建制度这个母体的武士道就像天空中那些往昔存在而现在消失的遥远星辰一样，仍然在我们的头顶上发出光芒。

武士道仍然还活着！

武士道的光辉还在为我们的道德之路照耀着！

当欧洲历史把与武士道相当的骑士道抛弃而无人在意时，伯克 为处在棺椁旁的骑士道写下了很多至今让人熟悉的感人颂辞。如今，能用伯克的国语——英语来阐述对武士道问题的思考，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因为十分可悲地缺乏对远东的有关知识，导致了像乔治·米勒博士 这样渊博的学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东方，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不曾存在过骑士道或类似于骑士道的制度。这样的判断是能够理解的。

在米勒博士著作第三版发行的同一年，佩里舰队司令正在进行叩开日本“闭关锁国主义”大门的军事行动。这之后的十余年里，日本的封建制度便进入逐渐走向奄奄一息的弥留状态。

卡尔·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封建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当时只有在日本还能看到它们“活”的形态，从而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同马克思研究封建制度一样，此刻我也愿意向西方历史和伦理研究者指出，对武士道的研究可以从现代日本的角度来进行。

把欧洲和日本共有的封建制度与“骑士道”进行对比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不过，本书的目的并非详细讨论这一方面。我试图阐明的毋宁是：

第一，武士道的起源和渊源；

第二，武士道的特性和它的训条；

第三，武士道对于日本普通民众的影响；

第四，武士道影响的持续性和永久性。

在这四方面内容中，对于第一方面我将仅作一些简单的阐述，不然读者将会被我引入“历史”这条迂回曲折的小巷中。对于第二方面，本书将作一些稍为详细的探讨，因为这有益于国际伦理学和比较性格学的研究者对日本国民的思想和行事方法进行研究。其余部分将作为本书的余论。

被我译作“chivalry” 的这个日本词（武士道），它所包含的意义要比骑士道更加含蓄。从字面上解释武士道那就意味着这是武士在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准则。一言以蔽之，即“武士的训条”——武士阶层所必须承担的义务。

在了解“武士道”的词义之后，请允许我用“武士道”这个原词。这样做会在后文的论述中比较方便。

像武士道这样特别的、有着特殊思考方法和性格的地域性训条，应该具有外表上区别其他制度的标记。正是因为这样，几个带有明显民族特性的词，因为包含了其民族语言的特性，而很难被翻译家准确、精练地翻译出来。有时，勉强的翻译甚至可能造成了不妥当和错误的含义。试问，有谁能够完美地翻译出德语的“Gemüth”要表达的意思？而在语言上非常接近的英语的“gentleman”和法语的“gentilhomme”，不是同样让所有人都明白这两个词的差异吗？

如上所述，武士道是要求武士阶层遵从的，也是武士所应遵守的道德规章。武士道不是成文法典，它最多只是一些格言，它是通过口头传授或由若干著名武士、学者的著作留传下来的。应该说武士道是一部没有文字的法典，是一部在人内心深处必须遵从的律法。正是因为它只看实际行动而不立文字，所以才更具强有力的效果。

它不是由某个人的聪明（不论其如何多才多艺）创造出来的，更不是遵从某个人物的行事准则（不论其如何显赫有名）而产生的，它是经过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武士生活一点一点积累而发展起来的。武士道对道德发展中的影响，恐怕就像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的地位一样。但是，我们无法把武士道中的具体内容与《大宪章》（ Magna Carta ）或《人身保障法》（ Habeas Corpus Act ）相比较。

在17世纪初期，日本的确制定过“武家诸法度” ，不过这个“十三条法令”只有少数内容涉及了关于武士的训导和行为准则，其余更多的是关于婚姻、城池和党派的规定。所以，在追究武士道缘起的问题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有具体时间或明确地点的答案。虽然如此，武士道毕竟是在封建制度的长河里日益完善的，在追究武士道的起源时间方面，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与日本封建制度一起发展起来的。

问题是，日本封建制度本身也是由很多因素交错而成的，因此这就决定了武士道的起源因素也错综复杂。

人们认为英国封建制度开始于诺曼人征服不列颠岛的时代。在日本，封建制度的兴起可以说是12世纪末源赖朝 称霸的时代。然而，就像英国人把封建制度上溯到征服者威廉 以前很远的时代一样，日本的封建制度萌芽也早就存在于源赖朝称霸时代之前了。

同欧洲一样，当封建制度在日本正式确立时，职业武士阶层迅速得势。当时武士被称做“侍”（samurai）。这与古英语的“cniht”（knecht，knight，骑士）相近，意思是卫士或随从。“侍”的性质与恺撒在《阿奎塔尼亚》 中提到的勇士“soldurii”，或与塔西佗 说的日耳曼首领身边跟着的卫士“comitati”，或与更后来的欧洲中古史上的斗士“milites medii”相类似。这个词也用汉字“武家”或“武士”来表示。

“侍”是特权阶级，最初都是一些禀性粗野靠战争为生的人。在历史长河洗礼中，无数次战争让这个阶级不断发展演进，而那些留在这个阶级中的人当然是最勇敢、最有冒险精神的人，胆小怯懦的柔弱之辈逐渐被武士阶层抛弃，就像爱默生 说的那样，只有“真正的男人，具有野兽一样的力量和粗野的种族”才会生存下来，这些人就组成了“侍”的宗族和阶级。

当武士们获得了崇高荣誉和巨大特权，并必须承担荣誉和特权下的重大责任时，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阶层要有一套统一的准则。这种需要在他们以不同氏族而处在经常敌对的地位上显得尤其必要。就像互相竞争需要职业准则去约束，律师在违反行规时必须出席质询会一样，武士集团的不端行为也得靠一些规矩来约束和审判。

战斗中要全心全意！

这种类似野蛮人的原始思想中有着内容丰富的道德萌芽。所有的文武功德不都是以此为根本吗？我们嘲笑（好像我们比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更加高明似的！）汤姆·布朗 那个幼稚的“做一个不吓唬小孩子也不对抗大孩子的留名将来的人”的愿望，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愿望才是建立规模宏伟道德大厦所必须具备的基石。要是我说最温和、最爱好和平的宗教也有这种愿望，难道是夸张吗？英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她拥有像汤姆一样的愿望。而我们也能理解武士道屹立的基础同样是出于类似这样纯粹的愿望。

教友派的教徒证明，无论是进攻性的战争还是防御性的战争，它本身就是野蛮的和错误的。但是莱辛说：

美德产生于缺点。不论缺点如何巨大。

对于有着纯真性格的人来说，“卑劣”、“怯懦”就是对他们最恶劣的侮辱词。

像成长中的少年一样，每一个武士就是从这种纯真观念开始他们生命历程的。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武士的信念随着更加丰富的生活而将内容进一步丰富。在战斗中，正直的信念需要更高层次的精神承认才能继续发展，这需要更高的权威和更合理的渊源来代替。若是没有道德支持，武士们在战斗中必须遵循的价值观也会受到质疑，而武士的理想也就不会升华成后来的“武士道”。这就如同骑士精神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基督教的认可，并在教义解释上承认了骑士精神一样，被注入了神圣灵魂的骑士精神最终完成了更高层次的升华。就像拉马丁 所说：

宗教、战争、光荣，就是基督教圣骑士的灵魂！

我们的武士道与此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精神渊源。 KrhrDB7dApbG5JF5DONir065dqHd3ggHjmgCgl7rds/LVL3c3UN+BwfOsTrspx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