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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处境不出我所料。刚当选时，他是美国人民——不，世界人民——的奥特曼，大家都期待着他能从怪兽布什手中拯救美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当时我说了一句扫兴的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果然。近70%的支持率，两年之后，滑到了43%。当年他对着如痴如醉的民众高呼：Yes，we can！今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反恐战争久拖不决，民众无精打采地看着他：No，you can’t。
当然遭遇支持率危机的不仅仅是奥巴马。如果奥巴马想给自己打气，我建议他向东看看日本，向西看看法国。日本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据说在2010年11月初再创新低，只剩27%，而法国萨科奇的支持率最近就一直停留在25%，现在他每天早上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抗议者叫他去死。在这场角逐“最不受欢迎领袖”的激烈竞赛中，没有最衰，只有更衰。
其他民主国家或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意大利总理的支持率最近“螺旋式下降”到了34%。德国默克尔的支持率一度由于预算方案等原因，跌至34%。10月底左右，马英九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他的支持率喜人回升，竟“高达”38%。英国——我在英国生活时，简直不忍心看时政节目，因为怕看见早已鼻青脸肿的首相布朗或者卡梅伦又被作为沙袋拉出来，被各类时评人胖揍。
相比之下，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则过得惬意得多。比如，全国只剩一家反对派报纸的俄罗斯，普京同志的支持率就高达77%。又比如，公共权力已被逐渐个人化的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支持率长期稳定在60%左右。至于朝鲜，据恶搞报纸《洋葱》报道，其政府支持率最近已经从120%急剧上升到了180%。
这是不是说明，西式民主制度已经日落西山，而俄罗斯模式或者朝鲜模式在蒸蒸日上呢？如果西方政府动辄陷入合法性危机、连他们的民众自己都不“尿它那一泡”，我们有什么必要紧赶慢赶地去跳火坑呢？事实上，据一项调查，在美国表示“非常信任政府”的民众已从1966年的42%降至2000年的14%，“非常信任国会”的民众从42%降至13%——同一趋势也出现在了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如此缺乏信任的制度，一年四季都在民怨沸腾，没有掉入这个政治陷阱，我们简直应该弹冠相庆。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刘嘉玲不够美，是因为他们把李嘉欣作为了衡量标准，而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凤姐很美，因为他们把小月月作为了衡量标准？就是说，是衡量标准的不同而不是客观美丑的标准导致人们形成错觉：“凤姐要美过刘嘉玲”。至于为什么有些地方用李嘉欣作为衡量标准，有些地方用小月月做标准，据说有一种东西叫做“意识形态”。某些意识形态告诉民众“政府仅仅是民众的雇员”，而另一些意识形态则教导我们，“你都有裤子穿了，还不赶紧感谢政府”。
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批判性。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升到62？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当政治家，简直就是活雷锋。忘恩负义的批判性民众看到的永远是你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奥巴马为刺激经济，辛辛苦苦减了一千多亿的税，结果调查显示，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被减了税。相比之下，他要给5%的高收入者加税，火星人都赶来抗议。好莱坞明星朝三暮四那叫风流倜傥，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不要脸。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出经济危机那叫谨言慎行，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蠢货。CEO们用股东的钱吃香喝辣那叫商业拓展，政治家哪怕旅行借住富豪朋友的别墅都可以是惊人丑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不幸的当然是奥巴马们。他们每天被群众雪亮的目光翻来覆去地烧烤，做错一件事就随时可能把做对的九十九件事给一笔勾销。但“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如果权力的本意是责任，那么用他们的战战兢兢来换取制度的健康，这买卖其实还是划算。当然，如果权力的本意是当官，是吃住可以报销，出门前呼后拥，那么批判型公民确实招人讨厌。我不知道与“批判性公民”相对的叫什么，也许可以叫做“给力型公民”。他们永远心怀感恩面带微笑，有人喊“狼来了”，他们心怀感恩面带微笑。面对一地的羊骨头，他们还是心怀感恩面带微笑。也是，他们说，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其实都只是“心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