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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牡丹，看到它的胖样子，就觉得有股俗气扑面而来；我也不喜欢梅花，看到它的瘦样子，就觉得有股酸气冲鼻欲入。——为什么说这个，而且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因为以后可能说不成了。
不出今年，或者牡丹，或者梅花，或者两个一起，就要被定为“国花”。我现在这般挖苦，至多是口齿轻薄；以后再这么说，没准儿罪在亵渎。现在胡说八道一番，拥戴牡丹或梅花的人听了，心里虽不高兴，也奈何我不得；以后呢，人家眼里寒光一现，我就要吓得闭嘴——国花呀！大概不会有相关法律禁止侮辱国花，不过就算如此，我也自会小心：瞧，世界上不能批评、不能拿来开玩笑、惹不起之物，又添两种了。
其实，我并不是真的不喜欢牡丹和梅花。之所以要挖苦它们，主要是我实在不喜欢有些人的一种脾气，那就是，他喜欢的，不许别人冒犯；他敬重的，不许别人轻视。
自结成社会以来，在意见纷殊的众人之间，只有一种真实的状态，那就是妥协。
我种了一园芍药，邻人种了半亩牡丹，如果要相安无事，第一，彼此管管自己的嘴巴，不要把对方挖苦过甚；第二，对对方一般性质的异议，要能忍受，不要摆出惹不起的架势。两条缺一，都得打起来。
所以，不要对一切异己都是一通批评，而要将这种批评的权利保留起来，以图和睦。
说到这，我要再次恭维中国社会的世俗性质。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对释道二氏都没有毕恭毕敬，开玩笑的话很是说了几句，但没听说斯人斯书受过什么打击，这样一种宽容的姿态，使释道这两种信仰，同主流社会以及彼此之间，经历千年仍能和平共处。
但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刚播完，却就有了一片批评之声，指责有节目“拿农民开玩笑”。这真是让人没办法。为什么就不能拿农民开玩笑呢？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呢？谁能讲明其中的道理吗？
举而反之，推而广之，能拿工人开玩笑吗？能拿学生开玩笑吗？能拿……能拿任何群体开玩笑吗？能拿任何个人开玩笑吗？最后，还能开玩笑吗？
我拿我的道理同一位前辈争论，他一时无话，半闭了一会儿眼睛，说：“那就不能什么玩笑也不开吗？”我说不能，否则便成严峻的社会，遍地禁忌，动辄得咎，我不知道有谁喜欢这样的日子。
其实，“随便说说”的阀门一旦被关，真正的恶意反而要在心里酝酿。
据我接触，农民在各阶层中是最豁达的，他们的玩笑，对什么都开，时常会让外人吓一跳。我也不曾发现，他们认为自己因其劳作而变得神圣不可冒犯，享有“不被开玩笑权”。
“春晚”的一位批评者质问：“为什么农民会在城里人眼里显得可笑？”——有谁听得懂他在问什么吗？我是听不懂的，或者说，这么上纲上线地问问题，我宁可装听不懂。在重农的古代，或在“工农兵学商”的时代，农民的“精神地位”是非常高的，不妨问一问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因此而怀念彼时吗？
通常，拿富人开玩笑都无妨，拿穷人开玩笑往往招非议，因为人的境遇好了，就不用再那么敏感了。我这么说，可能要被批评为贬低穷人，但是，哪里又有规定，说人穷了就批评不得呢？
再回到“国花”上，“国花”有也罢没也罢，本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不要一日被选为国花，便俨然正房。少看一眼是不敬，多看一眼是亵渎，那样，大家只好去看芍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