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的国籍;他用一个故事换了我两个故事
张三在第二句话上,才恢复了本色:
“我最喜欢的故事,是恐怖的,可怕的,最好里面多有鬼怪,能把人吓跌,或者吓得跳起来。您要是有这种故事,我是顶乐意听了。”
我也喜欢这类故事。但鉴于目前我们所处,这不会是好主意。
“聊天不一定要说故事。我们不妨闲谈,随便说些话,只要能让咱们撑开眼皮,免得睡着后冻死。”
“那我可要不同意呢。”张三说,“我承认有好多了不起的书籍,里边一点故事也没有,仍不失为伟大的著作,就像有些哲学书、科学书什么的,但在咱们普通人的谈话里,谁要是连说了十七八分钟,还没讲一个故事,那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他是个顶无聊的家伙;第二种,他是个高高在上的人,集合起下属,对他们讲话,反正人家不敢反对他,只好听他胡说八道。这两种情况,我希望咱们这里都是没有的,所以,故事是一定要讲的。而且,我明明看到您写了好多故事,您便没办法拿不会讲故事来推脱了。”
“我不是反对讲故事,只是觉得,咱们素昧平生,一张嘴就讲起故事来,未免突兀,连个话头都没有。”
“我刚才——”
“不,不,没有比恐怖故事更不适合眼下讲的了。不知您注意到没有,咱们是在一些石头片上,有点圆,还有点滑,您那边还宽敞些,我这边的左腿,要不是被裤子牵着,早就掉到悬崖下面好几次了。我相信您讲起故事来,一定十分生动,对听众有强烈影响,这就更让我觉得,不能讲那类故事。”
“那您随便讲一点吧。”
“我很愿意,但一时想不起什么。”
“那我先讲。”
张三清清嗓子,郑重其事地说:
“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又认识另一个人,据这另一个人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走到一个墓地——”
我打岔说:“您十分肯定您的故事里,没有鬼怪之类的东西吗?”
“后来也许有一点点……”
“一点点,对咱们今天来说,也是太多了。”
“好吧,我便换一个。”
以下便是张三说的故事。
在我们国家——
“等一等,”我说,“‘在我们国家?’您说这话的口气,好像你和我不是一个国家的人。”
“当然啦,难道您不知道么,我不是贵国的公民。”
“对不起,您的面相和我们这里的人,没什么区别,我国的话又说得这么好,我就误会了。那么,您是什么地方来的人呢?”
“我是希里花斯人啊。我是从希里花斯王国来的。”
我沉吟了一下。
“我的地理知识非常贫乏,这个您得原谅。一点也没有不尊重贵国的意思,只是……希里花斯……我猜是在太平洋上的什么地方吧?”
“一点也不错。我们和你们,说起来算是同文同种,所以外貌、语言,都差不多的。”
“那太好了。我要是由于不熟悉贵国的风俗,言语中有什么冒犯之处,您一定指出来,免得我再犯同样的错误。”
“不要紧,我在贵国游历,已逾十年,您就把我当同胞好了,没什么区别的。”
于是,张三接着说故事。
在我们国家,也就是说,希里花斯王国,过去的风俗是,人死之后,都要把棺材放在——不,不,先生,我向你保证,在我正讲的这个故事里,一个鬼也没有,全是些个活蹦乱跳的人——放在一座火山的脚底下。那是座极大极大的火山,时时流出些灰石,等于给棺木又加了一道石椁。围着火山,有一道高耸入云的围墙,由士兵把守着,怕的是会有不知趣的人死而复生,从棺材中逃出,未免给活人的幸福生活添些麻烦。我想在贵国,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把一个人的后事处理好了,他再活转来,该是多么可恼,什么财产咧,婚姻咧,户籍咧,还有那些误抛的眼泪,丧事的花费,总之,一个人要是打定主意死掉,最好就别反悔。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国通过了一项立法,把堕落的人,送到围墙里面,任他自生自灭。贵国此类人物似乎很少,希里花斯毕竟不如上国风俗淳厚,总是有些可恶之辈,你在大街上,也总能见到乞丐,下流子,小偷,懒汉,各种社会破坏者,还有就是穷到极点,又没有工作能力的。这些人,毫无疑问,是社会的负担——不,对老人和残疾人我们是很照顾的,每天三顿饭,那是不会少的;我说的是那些讨人厌,惹大家生气的家伙,那些专门破坏风景和大家心情的人。他们,按既有的法律,算不上犯罪,不能关到监狱里,可眼睁睁看着他们逍遥自在,高高兴兴地在街上闲逛,又败坏所有合格公民的心情,您想啊,大家都辛辛苦苦地工作,纳了税,修了公园,里面又摆上漂亮的椅子,现在,来了一个不知干什么的家伙,穿得破破烂烂,一点也不害臊地坐在椅子上,还把脚跷得老高,旁边经过的好公民,谁看着不生气?
这项法律的起源,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生得极丑——希里花斯和贵国一样,也是什么相貌都有,俊丑不一,但这个人,实在是太难看了,据说,谁要是早晨见到他,连午饭都吃不下去,他家四周的房子都跌价,因为住在这一带的人,撞见他的机会自然多一些。最后他丢了工作,天天在街上闲逛,过往行人,没有不扭头的。他引起的愤怒越来越多,后来,这事给记者登在报纸上,引起一场全国辩论,多数人认为,这个人的相貌,对大家是一种冒犯,既然他不愿意整容,最好就离大家远一些。这场辩论,卷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纷纷倾倒苦水,说自己的心情,经常被这种或那种人破坏,等到一个老太太在电视上哭诉,说她一推开窗子,就看见对面楼房里的一个男人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丑陋、堕落的景象,每天骚扰她十来次,甚至一次长达几个小时,令她悲痛不已,全国人都被感动了,也都愤怒了。不久之后,就有了放逐法,大家认为,放逐算不上严厉的惩罚,请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去过自己的日子,是恰如其分的对待。
围绕火山的高墙里边,既然改成了放逐之地,自然就不能再做国家的公墓,人们另找了一个地方埋葬死者,也就是了。
这项放逐的立法,因为事关重大,每一个公民都是表达过意见,才通过的。不仅如此,每次执行之前,都慎而又慎,榜示全国,上面列着每个可恶的人的名字、照片,他们的事情,让人人知道,怕的是有人受冤屈。每年一次,大家来表决,决定他们的命运。自我记事,到我要讲的故事发生的时候,这样的表决,每一年进行一次,还没有一个人未获通过的,也就是说,名单上的人,全都获得多数人民的同意,给送到了围墙里面。
我们的表决,并不投票,因为希里花斯不很广大,投票未免有点装模作样。我们是用声音来决定的,在各个地点,表决官念出一个名字,请大家沉思一分钟,然后一齐叫出“同意”或“反对”,哪一边的声音大,哪一边就获胜。为了公平,事先要检查人群,防止有人偷偷带入使声音增大的设备;另外,所有的哑巴和大嗓门,也都甄别出来,单独咨询意见,免得影响表决的公平。
每一回表决,都是大日子,热闹得很。一清早,就有人来开会的地方布置,给重要的人物摆些椅凳之类,然后小贩就来了,大着嗓门吆喝,然后他们的主顾,陆陆续续地出现,最后附近的鸡鸭猫狗,也都赶来,分享主人的快乐。大家群情激愤,纷纷发表意见,要驱逐那些讨厌鬼。一些列在名单上的重要人物,或极其堕落的人,报纸上早讨论过,人们对他们的事已熟悉了,此刻议论最多的,是那些新的名字,新的面孔,那些以前不怎么为人所知的小人物。“你看他的脸,瞧着还不怎么坏哩。”“大嫂,可别上这种人的当,我前天晾在街边的床单,没准儿就是他偷的呢。”“这个人做了什么呀,让我瞧瞧——”“不用瞧,我早替您瞧过了,他呀,是个同性恋。”诸如此类。对各种做了错事,惹了众怒的人,大家大声谴责,以表示自己和那些坏事,打心眼里就没瓜葛;对那些被命运抛到如此境地的人,人们也不会同情,因为同情不但是软弱,还意味着对自己的生活没信心,担心哪一天也落到如此田地。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表决,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个教师,这个家伙,本来在王国里很有影响,跟着他学习,要排着队申请呢。但他经常发表些可疑的主张,有识之士早就担心,他对年轻人,有不良的影响。这是个狡猾的人,一直抓不到他的把柄,直到有一天,有人把他揭发了,原来他偷偷记有日记,还有秘密的手稿,在里边,有比他平时说的更为可怕的言论,清楚地表达对大众的蔑视。报纸上登出了他的言论选辑,每一个人都被激怒了。那天,表决官念出他的名字,接着读他的事迹,立刻被打断了,下面的人叫道:“不用念了,我们都知道那个傲慢的杂种!”“快点表决吧,让那个心怀叵测的人得到他的下场!”表决官还是把该读的读完了,这会儿,大家的愤怒积攒到高峰,许多人气得浑身打哆嗦,我那年十五岁,挤在人群中间,膝盖拼命地抖,那是感觉到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兴奋得不能自已,我对自己的表现有点惭愧,但一看旁边的几个成年人,也和我一样激动呢。最后主持人问道:“现在,我作为国王和法律的代表,来听你们的意见。有人提议驱逐这个人,你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他话音刚落,憋了半天的人们齐声大吼:“同意——”声音大得像打雷一样,混在人群里的鸡鸭猫狗,没见过这样的阵仗,立刻箭一般逃掉了。我把嗓子都喊破了,喊完之后,赶紧看看旁边的人,希望他们听清我喊的是“同意”,又希望他们嘉许我的音量,有一个人对我微笑了一下,我马上全身温暖。
也有几次,驱逐的对象不是一个人,是一小群人,比如希不花斯人。希不花斯人的历史,也很古老,据说老国王在当上国王时,得到过一个巫师的帮助,作为回报,许诺他的后代可以不受干扰地生活。一千年过去了,王国里的希不花斯人,还有几百人,占着挺大一块草场,还不许别人到那里游玩。希不花斯人不喝酒,不文身,不参加国家的一切公共活动,总的说来,对社会一点贡献也没有,但许多事情,他们也跟着大家一块享受,比如说电视信号,没办法不发射到他们那一小块地上,但他们一分钱也不出,这不是占了大家的便宜吗?对这样的事,希里花斯人虽不愉快,尚能忍受,但有些事,未免难以容忍,比如反敝服法颁行之后,他们上街,还是和过去一样破衣烂衫,有损市容;另外,他们的名字同国家的名字有冲突,说了多少次,也不肯改,他们的草场碍着一条公路,不肯让出,结果那公路只好绕一个大弯子,许多类似这样的事加在一起,终于把大家的耐性耗光了,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人勇敢地提议,“请那些自以为和大家不一样的人,到不一样的地方,自己去生活吧”,他在报纸上这么说,没提名字,但我们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人。讨论越来越热烈,国王也表态了,说此事全听人民的意见,第二年一表决,希不花斯人可就搬到围墙那边去了。
这个制度执行了二三十年,效果非常的好,各国的人士,都到我们的首都来参观,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地方,能像希里花斯一样,又整洁又富饶,在大街上,不论朝哪个方向望,都没有碍眼的东西,你能看到的人,都是社会的合格成员,衣着干净,头发梳理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但我要说的,是这个美好的景象,竟然未能持续永久,真是太令人痛心了,不仅我们那里的人痛心,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听说之后,也齐声叹气呢。
我等了一会儿,没见张三开口,便说:“怎么,您讲完了呢?”
张三说:“没完,我得喘口气,歇上一歇。您该讲点什么了,等你讲完之后,我再把后面的故事,讲给你听。”
我说:“我当然愿意为咱们的聊天,贡献点什么,可我实在讲不出如此曲折的故事,我经历过的,都是些平凡的事,认识的也都是平常的人。”
“您不是在写一本故事书吗?从里边挑一点吧,只要是故事,没有我不爱听的。”
“我正在写的那个吗?我还以为您已经看全了。”
“没有,”张三大大方方地说,“你那台电脑的屏幕,不太适合我的眼睛。说到您的大作,我得先说一句,您写得挺好,您这本书如果出版,我准第一个冲上去买,哦,对了,还得请您不吝笔墨,给我签上您的大名呢——我说的是真名,不是您现在用的这个。”
我说:“这就是我的真名字。”
“真的吗?”张三似乎觉得意外,不相信地斜眼看我,“真是奇怪……会有人……您别误会,我倒挺喜欢您的名字,我认识好多名字古怪的人,通常,有古怪名字的人,性格也别致些,比如我认识的——”
我的名字,在我看来,一点也没什么古怪,而他絮絮叨叨述说了一大堆他知道的怪名字,一个比一个离奇,说得我很不痛快。
然后他说:“你给自己的书起的名字,‘字母表’,一定有深刻的含义吧?”
“恰恰相反。我写的都是我认识的人物,事迹略作改变,而人家的名字,自然不宜原样使用。我不长于给人起名字,就干脆用西文字母来代替,所谓字母表,就是想写二十六位人士,其实是凑个整数而已。”
“原来是这样。我很喜欢您的大作,一个个的小故事,很有意思呢。您知道,我看得很辛苦的,这也证明我对您作品的喜爱。唯一有疑问的,是您使用的副标题,‘普通人的合理生活’,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写些与众不同的人,又想说明,其中的每一个,他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有合理的地方。”
“合理?这可是个很大的词。您真的有把握,您笔下的每个角色,都过着合理的生活吗?”
“我想,每一种性格,有各自的需要,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满足了他的大部分需要,说是合理的,也不算很过分。”
我想了想,又补充一句:
“当然,是在不妨碍别人的合理生活的前提下。”
“我没有看全——你写的那些人物,和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往往不同;为什么不写写最普遍的生活方式,难道大多数人的日子,在你看来,就不合理吗?比如说,一个人,规规矩矩地工作,结婚生子,有份不错的收入,一点点地购置家当;大家关心的,他也关心,众人议论的,他也议论,然而绝不过分;到了周末,就到郊区游玩,攒下假期,就去旅行,拍回好看的照片;有一点小小的嗜好,再加上几个朋友,构成趣味的圈子,到了中年,把生活整理一番,也没什么不满意。这样的生活,不才是最合理的?波澜不惊,难道不该是生活的应有之义?除了个别疯狂的性格,绝大多数人,不做过分的事,也不奢求分外的益处,平安度日,方是生活的真谛。”
“你说的我完全赞同,这确实是顶合理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合理的社会中。实际上,我自己的生活,也差不多是如此。但我是个讲故事的人,要从平淡中提出戏剧性来,我的手艺,还嫌不足。认识的人中间,往往是有点怪异的,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些日常的,尽管发生得最频繁,也还是最容易被视而不见,从这一点说,人都是轻浮的,喜欢那些新奇的玩意儿,不管那有什么意义。我几次想过,要写一两种你刚才说起的性格,无奈下笔后,总觉得不能吸引读者,看来毛病出在我自己身上,喜新猎奇,而对身边的不言不语的老朋友,容易忽视。”
“你刚才说,‘特别是在合理的社会中’,这句话,可不是平白说的。您是否拿它当个前提,或竟以为在不合理的社会里,就找不到合理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只有本来不合理的才是合理的?”
“瞧您说得像绕口令似的……我那只是随便一说。不管在什么社会里边,人总要尽量使自己舒服;完全合理的社会是没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则在任何时候都该有的。社会不合理,原因也很多,每个成员,若因此自厌自愧,甚至自暴自弃,那是一点必要也没有。”
“姑且当这就是您的真实想法——”
“当然是真实的。”
“那么,那些有权势的,难道不比多数人过得好?似乎没出现在您的笔下呢。”
“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当然要比普通人幸福,之所以没有写,一个原因,是我所认识的类似人物,只有寥寥几位;第二个原因,是我认识的这几位,碰巧让我想到,写一个这样的幸福人士,就得写十来个不幸福的人。我总不能以偏概全,把我这种印象,写在书里,那未免引人误会,以为我有所诋毁。”
“您的解释,听着很像那么回事。这就让我更想结识一下您笔下的合理生活了。”
我怀疑张三话中有讽刺的意味,正色说:
“并非笔下的每个角色,都代表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实际上,如何活得幸福,没有固定的答案,每个人都在探讨,每个人都在琢磨,每个人都在实验,我记录的这些人物,只是在我知道的人当中,照我看来,有自己的一些体会的人,我并非说他们的生活是完美的,但难道您不同意,这些人都想办法让自己快乐,而且不无成功吗?我写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二十多个,这本身就说明,尽管作为一个作者,我所知有限,但在这有限的范围里,合理的生活方式,因着个性和经历不同,仍然是多种多样,再说,如果不对生活的诸个方面,做一点考察,又怎么知道什么是合理呢?所以我虽然号称描述合理的生活方式,其实,往往想起谁便写到谁,至于以后是删是改,只好等最后再说。要是您觉得我对合理的生活有什么僵硬的框框,要打破它,那不劳您动手,我并没有那种东西。”
“听您这么说,我真是欣慰,没有比同头脑清楚的人谈话,更愉快的了。”张三说。而我完全拿不准他是不是在赞扬。“顺便说一句,您真的不想吃东西吗?”
“一点也不,”我说,“我刚才是有些饿来着,现在只觉得冷了。”
这会儿大约是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之间,上下左右依然是漆黑一团。坐在石头上,我的腿麻木了好几次,不由得心中佩服张三,他比我年长,但从他的话音中一点疲倦也听不出来。
我开始说故事。
“你刚才说了个放逐的故事,令我想起来我认识的一个自我放逐者。但我得事先提醒你,他的事情,很枯燥的,若论曲折动听,完全比不上您刚才讲的故事。”
“您只管讲,我一定喜欢听。万一我觉得不尽兴,那也无妨,你再多讲一个,就两抵了。”
“这倒是好算盘。且说我这位朋友,K,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懒,同时,他又是极其聪明的一个家伙,所以发明了无数小伎俩,使自己可以少走一步,或者少抬一下胳臂。他要是从床上起来,去一趟厕所,一定事先想好,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在这一次出行中完成,如果想不出还有别的事务,他宁可忍着。”
“我结识K非常早,在中学里,我们是同学。他的成绩曾经很好,但高考前复习时,却再也不肯用功,因为复习是重复,对他是个折磨。实际上,对任何人都是折磨,但我们,或任何正常人,都能忍受生活中的不便,以获得应有的利益。他却忍受不下去。他不是没有努力过,一连几小时坐在书本前发呆,有时在书包里装满教材,早早赶到课堂,把书本子展开,铺满桌子,好像在说,这一天我要把它们狠干一下。不到半小时,他就走神,又过了一小时,他已经偷偷玩耍了十来种游戏,等到中午的时候,他第一个冲出教室,一溜烟地逃掉。”
“在课堂上,我坐在K前面,经常听到身后的唉声叹气。有时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后颈上,用各种东西折磨我,或者把一支钢笔,笔尖朝前,贴近我的耳朵,然后弄出声响,等我一回头,自然要被刺中。”
“我已经喜欢上这个人了。”张三评论说。
“K就是这样胡闹,功课是一点也不肯学了。毕业后,他做过几种零工,没有一种能做到一年。有时我暑假回来,和他谈话,一边羡慕他的随便,一边为他发愁。不过那时候少年意气,所以羡慕的成分多,发愁的成分却很少。他自己大概也如此,另外,那个年代,胡闹的人很多,都活得高高兴兴,不比如今,这样的人,在社会中一点地位也不会有。”
“不知用了什么手段,他结了婚,并突然做起生意来。我这位朋友,可以说是个天才,他发明了许多奇奇怪怪的小东西,只是摆在家里,或者在他的非常小的朋友圈里流传。这一年,不知受了什么事情的影响,他从那些小玩意儿里,选出一种,自己来生产。”
“是什么玩意儿呢?”
“只是种玩具,没什么用的东西。这么个没用的东西,居然被他卖掉几万件,挣了一笔钱。那个数目,在今天和鸡肋一样,但在十多年前,还算是个数目。后面几年里,他又试着做别的事,就不再成功了。做这些事,总是要开销一些,一两次之后,K看到只出不进,心里害怕,从此把钱袋捂紧,又详细计算,每年有定额,多一分也不敢花。看来他不无预感,也不无准备,要同那一小堆钱,厮混一生了。不久他离了婚,一个人计算着度日,很少出门。”
“我离开那个城市已久,中间有许多年不见他。前年因为一些事务,回去住了一个多月,少不了要在他家里盘桓。我听说过他的情形,但第一次去,还是暗暗吃惊。”
“我使用他家的厕所,用后冲水,却不见水流出来。我本想隔墙唤他,注意到洗手的池子有些古怪,凑近去看,原来洗过手的水,通过下面的一根管子,流到一只桶中,那桶又通向水箱,中间又有一件踏板模样的东西,我心里恍然,便用力去踏那板,踏了几下,就有水流出来冲刷了。”
“用水尚且俭省如此,其余的,就不用说了。那天我说——”
“‘老朋友,看你快四十岁的人了,孤身一个,总不是个长法。不如趁还做得动,寻一件事做。你是喜欢看书的人,这里面的勾当,你多少是知道的,依我的意思,盘下个小小书店,雇一两个人,白天愿意,就在那里守一守,也不费什么精神,晚上依旧回家睡觉,过你的舒服日子。我看你架上的书,没几本是新的,要是有了店,看书也不用花什么钱了,岂不两全其美?至于本钱,也不要你用手里的,我们几个人凑起来,那是无妨的。’”
“K叹了口气,说——”
“‘我哪里是不想做事来着?咱们不见,总有八九年了吧?那几年,我确是不想做事;近三四年,几次想谋个事,无奈总是不成。不瞒你说,我一个人在家里待得太久了,再到外面,看什么都陌生,和人说话,也不知从何说起。除了几个老同学,我再也不认得什么人,你问我邻居的名字,我一个也说不上来。每两三天,我去旁边的市场,买些菜米回来,放在家里,慢慢地吃,街上熙熙攘攘,但在我看来,竟同走在野外一样,因为那些人事,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的。街口有个卖杂货的小亭子,他那里卖剩的报纸,我有时讨几张回来,看看上面的广告,有用人的,我也去试过两次,一看等着喊名字的,都比我年轻几十岁,我还凑什么热闹?如此便困在家中,时间一长,怎么和人打交道,是一点也不会了。书店虽好,毕竟人来人往,我纵然壮着胆子去经营,又哪里能成?我知道在街上的人眼里,我无非是个废物,我既不和他们混在一起,也就不用理这些短短长长。”
“‘外面的事情,我不是不知道。我家里有电视,每天都看的。去年我又连上了网络——起初的心思,是听别人说得热闹,便去看看网上有没有什么机会。用了两个月,虽然无事可做,但看着好玩,拼着一个月多花几十元钱,也舍不得断掉它。如今我每天无事,便上网看看,看到高兴的事,自己就笑,看到不平的事,也跟着生气,世界虽大,在我只是一个屏幕,人家科学家,曾有想像实验,如果你不动弹,屏幕和真实世界,原也不好分别;我比通常的人,多出许多时间看各种地方的事情,知道的比他们还要多呢。’”
张三说:“你这位朋友,也可感可叹,不过,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他的生活,也合理吧?”
我说:“那我倒不曾想过,只是你讲了一个放逐的故事,我便想起另一个。”
张三评论说:“你这位老同学,虽然在城市里,但和社会的联结,非常有限,假如社会是可以计算的话,那无数的参数,便有通天的计算机,无穷的时间,也计算不出结果,那些给你我的生活作计划的大人物,他们做的,好比是要给这第一复杂的问题,找一个通解,或是假装如此,掩盖别的目的,后者先不管它,就说前者,根本也没有可能,至少我绝不相信,除非人人如你这位朋友——但若有一半的人按他那样生活,社会就瓦解了。”
“我有点不明白——”
“是的,是的,我说远了,想起来些别的事情。请你接着说下去。”
“那一个月里,我去他家里三五次,又强拉他出来玩,冷眼旁观,觉得他和外人说话,正正常常的,便知他畏惧外界,而并非没有能力打交道。于是我向他重提原先的建议。他说:”
“‘我知道你们的好意,怜悯我,不过,我这样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不好。我那笔钱,还剩一半老本,按目前的花销,尽可维持些年,如果物价再涨,我就再节省些,也没什么了不起。你看外面的穷人,比我穷的,许多许多,有他们垫底,我也不用着急。我的日子虽然局促,比起那些真正的穷人,还是有所不同;因为贫穷虽然也令人伤心,但不像绝望那样伤得厉害,我有旧日的一些个朋友,就像有救生圈,心里也不怎么怕。’”
“我知他高傲,也就不再说什么。我快离开时,恰好另一个同学——他不在我的‘字母表’里,不过为了叙述方便,这里姑称他为E吧——从外地回来,便有同学张罗,大家聚了一次。商量的时候,我说我可以把K请来,E说:‘真的吗?我可是很想他呀,那可是个顶聪明的家伙。’张罗的同学私下对我说:‘你觉得把K叫来,合适吗?’我说:‘有什么不合适?’他便不说话,只是笑一笑。我去找K,K说,算了吧,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我去了,给大家扫兴,再说,E那个人,和我一向彼此看不上。我说你太见外,而且E格外想见你。他拗我不过,只好同意去那个聚会。”
“那天到了十来个人。E一见到K,果然很高兴的样子,搂着他的肩膀说:‘你还是那个样子。’K勉强笑一笑,说:‘可不是嘛,你可变多了。’大家喝酒,聊天,十分热闹,K却不怎么说话,确实,他也没什么可说的。我看他坐在那里难受,便建议说,咱们多聊些过去的事情吧。听我这么说,E转过头,看着K说:‘听说你想开个书店,我下边恰好有一块业务是出版,你要是开了,我帮你忙。’K说:‘别听他们说,我一直不想开书店的,现在就更不想开了。’E脸色微变,笑着说:‘那你总得干点什么呀。’K说:‘我是想干点什么,可老是碰见让我不愿意打交道的人,结果什么也没干。’E说:‘这可不行,不管什么,要想一开始就一点气都不受,顺风顺水,那样的事可没有,我刚创业的时候——’他如此这般,讲了一大套,听得大家连连点头,一个女同学说:‘可不是嘛,男人不干点事,总是不成。我老公当年——’如何如何,说了许多,我知道K过去喜欢过这个女同学的,便赶紧看他脸色,K只是坐着听,并无异样的神色。”
“E说:‘K,听说你现在单身。怎么回事,莫非又是没碰见愿意打交道的女人?’K叹口气,说:‘我当然愿意结婚,不过,一结婚,就得养家,一养家,就得去做不干不净的事,想一想还是算了。’一个同学说:‘那还是你的问题。外面那么多事,总有干净的,照你的说法,我们这些做事的人,就都不干不净了?’K摇摇头说:‘你不懂的。’E的座位和K只隔两个人,这时便把酒杯举到K面前,说:‘我刚离婚,也是单身,咱们两个单身汉干一杯吧。’K是不大能喝酒的,便说:‘这么一大杯,我可喝不了,我沾沾唇吧。’E不同意,大家也起哄,叫K把酒喝掉。K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应该帮他说句话,可不知为了什么,话到嘴边,却成了:‘你要是能喝掉,就尽量吧。’K不说话,把酒喝光,起身就走了。”
“我应该追上他,至少和他说说话的,却坐着没动。大家议论起来,都说K的不是。E冷笑说:‘他呀,在学校里成绩不错,现在混成这样,自然心里不舒服。算了算了,咱们接着聊咱们的,别被他扫了兴。’那天的事大致如此,我这里只是说个大概。”
“第二天我去K家,想向他道歉,又不知从何说起。K也觉得有点尴尬,我们随便聊了几句,我便向他告别,两天后回家,到现在,又是两年多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张三等了一会儿,说:“完了?”
“完了呀。我前面说过,我讲的故事,都是平平常常的。”
“铺垫很多,故事很短,有点虎头蛇尾呢。”
我承认说:“确是如此。现在,您可以把刚才的故事讲完了。”
张三说:“我要是不讲完,自己也憋得难受。”
我前面说,放逐法竟然未能持续永久,现在我就说一说原因。
先是事情起了些微妙的变化。我们国家和贵国一样,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难免有竞争,为了避免失败——因为那意味着最终要给送到围墙后面——大家开始使用各种卑鄙手段,当然,见面时还是客客气气的。曾有道德家怀疑,这种迅速漫延的道德下降状态,是否和那项法律,有一点点关系,现在看起来,这种担心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道德下降有许多因素,恐惧应该列入其中之一,但在当时,对这种评论,大家一致嗤之以鼻,等到为首的那个道德家,给送到围墙后面,这种意见也就平息了。但事情也没就此好转,我们发现,平时得特别小心,别让自己成为少数派,这可是挺累人的呀,一旦出点什么事,你就别指望会有人同情你,因为大家的想法都一样,无论如何,不能和倒霉蛋混在一起,就算你委曲,也别指望有人为你出头。这也罢了,顶多大家过得单调枯燥一些,要紧的是,本来大家想,驱逐掉那些包袱和讨厌鬼,社会就纯洁了,结果发现,这纯洁的社会,也不好过呢,一口气也松不得,因为脚底下就是深渊,无论如何不能掉下去。
慢慢地就有了暗中的议论,慢慢地,甚至报纸上也出现了暗示,当然,是出自一些非官方的评论家之口。使事情急转直下的,是十五年前的那些表决。本来,那一次名单的挑选,慎之又慎,一些可能引发怀疑的人物,都没列在上面。一开始,表决还是顺利的,尽管人们的赞同之声,不像过去那么响亮,多多少少,有一点无精打采,然后,表决官念出下一个名字,按规定的沉思一分钟还没完毕,人群里就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
“这个人就是咱们呀。”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一出,居然引起了一阵轰轰的议论声,一直到沉思时间已逾,也没平息下来。表决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挠挠脑袋,想出一个主意,让警察找到那个喊话的人,把他从人群中赶掉,理由是他嗓门太大,应是接受单独问询的,本就不该混在人群中。
不过,从这一天开始,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到了第二年,表决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人未获通过,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那个家伙,实实在在是个醉鬼加无赖,幸运地逃过一劫之后,到处演讲,还有人买票听他的鼓吹呢。到了下一年,有七八个人未获通过,这时事态已经很严重了,国王一向是很倾听民意的,便颁下命令,请大家重新讨论此事。
不过,要说真正给这法律至命一击的,是我说的第二个原因。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一种流言,流传在王国里。这流言,在有头脑的人看来,实在是荒唐可笑,但你知道,越是荒唐的东西,就越有人相信,因为人的智力,有穷而极,而人的愚蠢,据我的观察,实在是无止境啊。
这个流言说的是,在围墙里面,那些人不但没有死光,还过得不错哩。一开始,只是模糊地有此一说,后来,传得越来越有鼻子有眼:有的说,那些坏蛋,非但没有饿死或自相残杀得精光,竟然每天吃得饱饱的,笑容满面,不用喝酒和文身(关于这些风俗,我以后会讲给您听),到处闲逛;有的说,这是因为老天爷可怜这些“墙里人”,从山中喷出面粉,流出蜂蜜来;有的说,不是这样的,墙内的土壤极其肥沃,随便把什么东西往地上一插,三两天就长出果实。
有一年,墙外(当然,这是传播流言的人造出的荒唐词汇)的人对新的告诉法感到不便,就纷然传说,墙里人,才不用告诉呢。另一年,人们不满意一种新的食品配方,就说,墙里的人,才不吃这种东西。是的,每当墙外,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国家,有什么不完美的事,就立刻有流言出来,说墙里是没有这种事情的。你到街上随便转一转,就能听到人们交头接耳,表情神秘,一见到有生人来,就把话题转开,你去理发,理发师会小声对你说,“你听说了吗,墙那边……”云云,你去买菜,小贩会假装偷偷地说,他的种子是墙里来的,所以蔬菜特别肥壮。这些谎言对风俗和政治的损害,可想而知。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些流言,确实毫无依据,因为墙里的情况,压根儿就没一个人知道。自从放逐法执行以来,就没有一点消息,从里面传出过,连一个石块,一片纸,也没有抛出过,连一点声音,一缕烟尘,也没飘出过,就连鸟儿,也不见从里边飞出一只。卫兵在墙外把守,从来就没听到过里边的动静,当流言传播到高峰的时候,政府为了安抚人心,组织考察团,把耳朵贴在墙上细听,什么也没听到呢。
早先的时候,政府逮捕了几个制造流言的人和传播得最起劲的家伙,经过表决,把他们送到了围墙后面。大家幸灾乐祸地想,你们不是说墙里如何如何吗,那好,请你去吧。渐渐地,大家的这种信心,有点动摇,到最后,谁要是给送到墙里边,甚至有人偷偷嫉妒呢。后来,政府改变了对策,再捉到流言制造者,不再放逐,而是关到监狱里边,和重罪犯在一起。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来,大家竟以为连政府也相信流言,不然,怎么会改变惩罚的方式呢?
在我去国的四五年前,事态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竟有人主动要求放逐,本来围墙外的卫兵,责任是不让里边的人逃出来,那时则反了过来,阻拦要冲进去的人,因为每天都有大批惹是生非的闲人,来到墙边闹事。有一个家伙,偷了东西,给列上名单,轮到上电视辩护的时候,他使劲憋着笑,最后憋不住了,迸出一句:“哈哈,我就是想进去看看呀。”有了这个坏榜样,事情急转直下,那几个月,到处都在丢东西,弄得你简直没办法,什么都有人偷,而且明目张胆,偷完东西还不走,等着你捉他,据说有一个小偷,半夜闯进一个人家,把家中好吃的东西吃了个精光,然后叫醒这家人——男主人愤怒极了,便把小偷身上唯一的几块钱顺手偷了过来,然后两人撕扯着去了警察局,都声称对方是受害者,自己才是小偷。政府赶紧把盗窃的条目,从放逐法中去除,才遏止了这种可怕的风气,不然,谁的家当也保不住了。但此例一开,不到两年,有七八条罪目都只好去除,为了减少某种犯罪,只好不去惩罚,您说,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但没有办法呀,你要是继续把犯有猥亵罪的人送到墙里,半个国家的男人都要变成色狼了。
越来越显而易见,放逐法不能再执行下去了。于是全国大表决,可气的是,有许多不怀好意的人怀念这项法律,不要它被废止呢。最后,国王出面干涉,才把它废止掉,废止生效的当天,在几千人的眼皮底下,卫兵打开墙门。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等着要看里边的人,是什么样子,等啊等啊,一点动静也见不到,胆大的人率先冲了进去,胆小的人犹豫一会儿,也跟在后面,进去一看,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荒地,别说人影,连个鬼影也没有,你说奇怪不奇怪?
“很是奇怪,”我想了想,说,“贵国的风俗制度,果然奇特。”
“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张三说,“我国对此有许多议论,我很想知道,您有什么猜测。”
我说:“我知道许多专门用来吓唬人的故事,都有类似的让人想入非非的结局。对此,我还是刚才的态度——至少在今天晚上,咱们还是不要乱猜了吧。”
“也好,不过我说得口干舌燥,不知算不算一种资格,可不可以要求您再讲一个故事呢?”
我觉得他的要求很公平,便说:“那也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我和一个朋友,拜访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个朋友,对方说:‘我们这里,也没什么好玩的所在,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吧。’”
“他领着我们,七拐八拐,拐进一个胡同,走到顶里头,推开一道门,进到一个小院子里。一眼见到的,至少有十来个男男女女,站在院子里,脸上不是愁容,就是晦气,又都是心怀鬼胎的模样,这些人伸长脖子,朝院中正面的那个房子探望,好像里边有什么大人物,他们自己,倒像在等候传唤。那位当地的朋友,进到房子里边,过了一会儿,掀开门帘,向我们招招手。”
“我们俩假装看不见旁边嫉妒的眼光,跟着他进屋,这时有一个男人从里面冲出来,嘴里嚷着:‘我就知道!哈!我就知道!’”
“他知道了什么,我们外人,自然是毫无头绪,但看他兴奋欲狂的样子,也着实替他高兴。”
屋子中间的人,蓄着一把白胡须,咧着嘴,很开心的样子。看他的衣着打扮,再看房间中的摆设,我猜出这是个算命的人。其实不用猜,墙上挂着许多别人送他的牌子,都赞美他是活神仙,前若干年后若干年,没有不知道的事情。那位当地的朋友,显然和他相熟,到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他点一点头,说:
“‘先看哪一位。’”
“和我同去的朋友,抢着坐到他前面。这一坐下,便矮了一个头,因为那张给来人坐的椅子,四条腿都是截短过的。老神仙笑嘻嘻地说,既然都是朋友,就随便看看手相吧。看什么呢?我的这位朋友,刚刚结束第三次婚姻,自己也挠头,便请他算一算婚姻爱情方面的勾当。”
算命的老先生把他的手,抻开瞧了瞧,说:
“‘像您这样的人,如今可是不多了。’”
“接下来,他口若悬河,说我这位朋友,手上主掌婚姻的一条线,又是平,又是直,如何美观,如何大方,可见他对爱情忠贞不贰,当世少见,自古也难寻,又说他将来必定婚姻美满,一家子幸幸福福,受人尊重。我的这位朋友,我前面说过,什么都好,就是用情不专,还不到四十岁,光离婚就有三次,每一次都是因为他到外面偷腥,因为他的毛病,是不但见到每一位单身女子,都要搭讪,便是见到有家有室的女性,也异想天开,觉得人家婚姻不幸福,自告奋勇,要用自己的方式,把人家从那不幸的婚姻中解救出来。奇怪的是,那个老头子如此一番胡说八道,我的朋友,不指责他虚诳,反倒笑得合不上嘴,连声称是,说他掐算得十分精准,自己果然就是他形容的那一种人。”
“轮到我的时候,我定住心神,且听他又要如何胡说。我心里是有预备的,但是,听到他对我大肆诽谤,还是火冒三丈。他把我的手,翻过来掉过去,扭得几乎脱臼,然后信口开河,说我手上的什么线,又是弯,又是扭,弯里套弯,扭了又扭,又有几十个分岔,每个分岔,又如何细分下去,听得我头晕,觉得我手掌上的那条纹线,少说也有几里路长。”
“我连第一次婚还没结上呢,但按他的形容,我用过的婚书,叠起来总得有一尺厚,天下婚姻中所有事故一一发生在我家里,嫁给我的女人,已经或将要遭遇的种种不幸,五花八门,有的骇人听闻,也不知他是从哪里收罗来的。他说了这些,看我不动声色,以为被他说中了,得意扬扬,继续大放厥词,把我说成专门勾引女性的人。若照他的形容,我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而全国的野孩子,少说也得有一半,和我有些关系。说到我未来的结局,他最后大发慈悲地说,倒也美满,因为我会娶一位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一进门就子孙满堂,不过其中最小的那个孙子,也比我大三个月哩。”
“我那位当地的朋友,看我的脸色越来越不对劲儿,憋不住哈哈大笑。原来,这老头儿是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一解释,我便释怀了,倒对这位老人家如此年岁,却如此顽皮,有了几分佩服。”
“访问回来,当地的朋友讲了这老人的一些事情,我听着,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老骗子,姓Y,早先竟是个有名的工程师。大约二十年前,他经历了一件小事,和人赌起气来,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事业。”
“那件事,我那位朋友,也没细讲,好像是Y的一本什么书,被一个做官的人借去,几个月也没有还给他。他是爱书如命的人,便想索回来,而此时那人早已升迁,当地的官员,哪里敢上门去讨,便劝他说,一本书也不值什么,何必计较。本来他也未必十分看重此书,但来和他说的人,轻率了些,居高临下地说了三言两语,Y越听越生气,说那书再不好,也是我的,非得还我不可。两下言语冲突,本来极小的事,抬上了杠。后来地方上来同他和解,给他补偿,他气性却大,死不松口,定要那书不可,而且得是他自己的那本原书,这就是难为人家了。他自以为是重要的人,但在地方上看来,总归是可有可无,这一来他更激动了,那时他正有项重要的研究,眼看要成功,他大声嚷嚷,说宁可烂在肚里,也不愿示人了。他把计算的手稿,全都烧掉,辞掉了差事,坐到家里生气。”
“Y的朋友,没一个不觉得奇怪的,前来劝他,有拿前途说话的,有拿性格说话的,有拿大局说话的。他却说,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一点东西都保卫不了,还管什么大局。他把来劝的朋友,一一骂走,自己在家生了一年的气。后来钱不够花,才去做些营生,换了几种,竟然算起命来,没想到,十分成功,每天门庭若市,不论是官员、商人、孕妇、学子,恭恭敬敬地排着队见他。他十分得意,每天信口开河,以胡说八道为乐。”
“……您不会又讲完了吧?”张三怀疑地说。
“正是如此。”
“您也是个骗子,”张三说,“这根本就不能算一个故事。”
“我承认,这个故事,又是很短的。”
“它比前面那个好听些。”
“我也这么觉得。”
“接下来,您准备讲什么呢?”
“我准备歇歇嘴巴呢,我说了这一会儿,从牙根酸到耳朵了。您不想讲点什么吗?”
“除非您肯听惊险一点的故事。”
“惊险就惊险吧,眼看要半夜了,我也没办法那么挑剔——”
就在这时候,有人从不远处,叫我和张三的名字。
“那是老何的声音吗?”我说。
“听起来像。但我知道好几个故事,里边都说,如果深夜里,有人叫你的名字,还是不要答应为好,因为——”
趁他说神道鬼的工夫,我已经应答了一声。对面的人果然是老何,喊道:
“深更半夜的,你们在那里做什么呀?好多人找你们呢。”
接着,有几道光朝我们这里射过来。
“我们下不去了。你在什么地方呀?”
“我在河这边。你们跳下来呀!”
我对张三说:“我得确认我没听错。他是说让咱们跳下去,是吧?”
张三说:“听起来就是这样。”
我们商量了一下,便跳向那深不可测的下方。下落不到四尺,脚就着了地。原来,我们一直在半间孤零零的房子顶上,这个房子离村子只有一里路远,早已废弃。它本来低矮,又被土埋掉半截,所以我们一跳,便跳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