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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遗传利益，在于与尽可能多的女人交配，以期生育出更多的后代。他的好色，是喜新不厌旧的。拿贾琏来说，凤姐和平儿，容貌、肌肤、身材、教养，哪方面拿出来都要比鲍二媳妇强出许多。但那也没有用，贾琏还是要去“偷腥”的。因为唯有与多个女人保持性关系的这一种行为模式，才符合贾琏的遗传利益。这一行为模式，早已被数字化编码储存在他的基因里了。贾琏之好色，正如小鸭子生下来就会游泳一样，是在贾琏动脑筋思考之前，甚至在他有一个会思考的大脑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正如贾母所言：“……整日价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屋里去……”凤姐和平儿再好，他也还是只喜欢和不同的女人睡觉。
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妻子，而又不许他辗转反侧对其他女人寤寐思服，这确实十分不近情理。毕竟，男人的好色，是由其最根本的遗传利益所驱动的。这既不是什么道德问题，更不是所谓的“思想品质”问题。无论是对女人数目的不知餍足，还是在性上的不理智态度，这些所谓好色的表现，源于天性，而不是源于思考。
晋灭吴后，晋武帝将吴国皇帝孙皓的嫔妃、宫女悉数收纳，致后宫逾万人。而南北朝时后赵的皇帝石虎，后宫居然有3万多人。假设石虎每晚都有兴致临幸一个，那么排在后面的女人们，要等“普施雨露”到自己头上，都已经100多岁了！对女人们来说，100年都足够让她们绝经两次啦。
不过，对普通男人来说，即便只有48个妻子，也是一件辛苦而困难的事情。首先，他就面对来自其他47个男人的竞争，要冒被那47个男人联合起来“谋色害命”的危险，以及众多子女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等诸多烦恼。所以自古以来，只有在权力和财富上达到很高的成就，男人才有能力拥有众多的妻子。当然，一旦男人有能力这样做，他们从不肯浪费机会！我有个朋友，无意中说过一句至理名言：能够随心所欲地消费东西，不算发达；能够随心所欲地消费女人，才算是有一点发达；能够随心所欲地消费男人，那就是非常发达了！能够随心所欲消费人的代表，无非是国王和皇帝：他们无一例外拥有众多的嫔妃，修深宫高墙，墙外布置禁卫军，将在宫内的男性仆人尽数阉割，以确保自己对众嫔妃的独享；而规模很小的原始部落的酋长，虽然没有能力采取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却可以利用原始迷信与巫术，来实现独占多个女人的愿望。据达尔文对新西兰原住民部落情况的描述：在部落中，几乎每一个长得好看些或有希望长得好看些的女子，都会被酋长宣布为他的“塔铺”，意即禁脔。
假如某个男人能避开诸如养孩子之类的烦心事而有幸当一个“大鼻子情圣”，就像钱钟书在《围城》里所说的那样，“只享受做丈夫的权力，而不必尽做丈夫的义务”，那么这个男人好色的天性便会暴露无遗——对女人的需求数将达到荒唐可笑的地步，远远超过48个这一“合理”的限度。在这方面，国王们和中世纪的教皇、主教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据爱尔兰史学家W.莱基《欧洲道德史》中记载：1171年在圣奥古斯丁，一个男修道院院长仅在一个村子里就有17个私生子；在西班牙的圣彼拉奥，另一位男修道院院长于1130年被证实至少有70个姘妇；列日的主教亨利三世被免职，原因是被查出有65个私生子。小小的主教当然无法与教皇相比——被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所承认的私生子，数目达到创纪录的117个。这个惊人的数字当然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在他还只是布伦红衣主教的时候，就与辖区内超过200个的有夫之妇、寡妇、姑娘和修女有染。
在好色大业上，中国的男人比起外国的男人来，不说有过之无不及，至少是不遑多让。清朝采蘅子《虫鸣漫录》中记载，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三日不御女，皮裂血出，军中携妓自随，明太祖不之禁”。更有甚者是纪晓岚，每天必须行房5次，分别是入朝前、入朝后回来、午间、傍晚和临睡前各一次。据他自己说，如果不这样，就会生病。这5次中尤其是“入朝后回来”还要行一次房，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在今天北京珠市口西大街。虽说以前上朝比现在上班要早很多，天不亮就要进宫，可参完朝议完政，还得和同僚们聊几句天气，然后才能打道回府。坐轿子从天安门一直到珠市口西大街，一路上也得花不少时间。这么算下来，到了家里怎么也得是11点钟左右、快吃中午饭的光景。看来他午饭前后要各行一次房这饭才吃得香，和女人睡个觉简直如同今人之饭前便后要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