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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据信已经有了430万年的历史。而现行的婚配制度——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并挖空心思不许她和其他男人有染——满打满算不过6000年。而在此之前,是长长的母系氏族社会。那个时候,女人们用尽浑身解数,去吸引尽可能多的男人。如果把男人看作是约翰·凯恩斯的信徒的话,那么女人,就是亚当·斯密的狂热崇拜者了 。以下,我们试着勾勒出人类婚姻模式演变过程的一个大概——

自由竞争的母系社会:
女人将男人当作一种资源的时候

人类在蒙昧初期所采取的交配方式,是和黑猩猩一样毫无禁忌的群居杂交。这个起点远不如绝大多数的群居性哺乳动物,但却是无可如何的事实。

到了旧石器时期的早期,距今约250万年,也就是人类刚学会制造工具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开始设置了一些交配上的禁忌。先是禁止不同辈分之间的性交,然后,是不允许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性交。原始人类并不缺乏这样做的理由,在他们身边,有很多可供他们学习的动物的榜样。这样做的群体,得到了更好的遗传效果。而没有任何禁忌的、乱交的群体,便被淘汰了。

最先产生的婚配禁忌是婚级制,以禁止不同辈分间的交配。这样的实例——据摩尔根介绍——仅见于最为原始的澳大利亚土著。他们生而有标明自己婚级的名称。男女各分四级:在男子,分别为伊排、孔博、慕里和库比;在女子,分别为卡波塔、玛塔、布塔和伊帕塔。所有的伊排与所有的卡波塔互为婚配,与其他的则被禁止。以此类推。

婚级制进而发展为氏族,最初级的氏族必定是母系的,因为只有母亲的身份能够确认。这种例子见于美拉尼西亚群岛,即现在的所罗门群岛、萨摩亚和斐济群岛等地。由拥有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的亲戚们生活在一起,氏族内禁止通婚,男子成年后便到其他氏族找妻子。女人们则留在本氏族内,从其他氏族找来丈夫们一起共同生活。这种与绝大多数群居性哺乳动物近乎相同的模式,被称为普那路亚婚制。

这时期,还没有农业,弓箭也在稍晚些时候才发明出来。男子的地位不高,最多只是与女子平等。食物主要是女人们采集的野果和含有淀粉的植物根茎。男人们整天成群结队地外出,在居住地周围转悠,根本没有能力打到一只鹿或是一只羊,猛禽就更不用说了。与其说男人们是去打猎,不如说他们是互相壮着胆,去给出没于四周的野兽“张贴安民告示”。

20世纪80年代,对于非洲处在相同状态下的部落民饮食结构的调查,也颇能说明问题:女子采集的植物类食物,为全族人提供了83%的热量;男子只提供了17%。而且,当偶尔打到像样的猎物后,他们并不像狄更斯时代英国的理想丈夫那样——“把肉带回家”,而是马上举行烧烤聚餐,就地将猎物吃掉,以此来增进“男人们之间的友谊”。

这便是共产共妻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虽称共产,其实并无财产。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也在其死后用于殉葬,供主人在冥界继续使用。共妻使每个人都有充足的交配机会。加之人口稀少且资源充足,氏族间便没有发动战争的理由,更何况各氏族间多少还有姻亲的关系。

管教孩子及安排其终身大事的权力,在舅舅而不在父亲。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制度的遗迹。比如,在论及各亲属的亲疏时,我们汉族人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娘舅为大”。在江浙一带,舅舅见了外甥或是外甥女,一把抱在怀里,第一句亲热的话往往是:“爹亲娘亲,不如娘舅亲。”而这话,在以前应该改为“爹大娘大,不如娘舅大”才对。从许让神父所写的《甘肃土人的婚姻》 一书中,我们得知,时至今日,虽然土族人早已改为父系继承,但在他们举行婚礼的时候,不论是嫁女,还是娶妇,都会举办宴席。而这宴席上最尊贵的人,便是新人的舅舅。在女方,当新娘子离开家的时候,主婚人的告别语以这样的话开头:“你舅舅,你血肉的主人,站在你身旁……”到了新郎家,婚礼上最尊贵的人变成了新郎的舅舅。男方主婚人致迎新辞时要先对着他说话,开场白是:“你,新郎的舅父,你外甥的负责人……”可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位备受尊敬的土族舅舅和我们的汉族舅舅相比,一点儿也不更有用或更重要些。在16世纪法国人的婚礼上,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位“非常重要”的舅舅。

那时的孩子应该是很快活的。天天跟他们在一起的父亲,只是陪他们玩的大朋友。而对他们拥有权力的舅舅,则跑到另一个氏族结婚去了,难得见上一回。虽然男女同住一屋,但男人们的床比女人们的要小——这可能就是唯一让现代男子感到委屈的地方。

即使是到了新石器时期的中期,男人的狩猎所得,为氏族提供的能量也不超过20%。但他们是有用的,一是为氏族带来了不同的基因,二是使氏族可以在与别的氏族产生争斗时占据上风,三是为全氏族提供了不多但是极为宝贵的蛋白质来源。所以,女人们为了留住他们,还是极力地取悦于他们。此时男人们的地位,与其说像现代家庭中倒插门的女婿,不如说更像是还没过门的儿媳妇。

这样的日子,男人们过了几百万年。

人类学会将自己喜欢吃的植物种在地里,等到秋天的时候再收获,距今最多不超过一万年。有能力给自己种的东西浇水,还要再晚将近1000年。农业的产生并不是什么主动进步的结果,实在是因为气候变得干燥和寒冷,大片森林被草原取代,俯拾皆是的野果不见了,只好辛苦种地。分散在森林里的原始人现在不得不集中定居在河流的冲积平原上,靠种庄稼为生。这大概就是真实版的“逐出伊甸园”了。

农业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对于人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早先的采集时期,所有的愿望都是即时达成的——饿了就吃,果子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劳动,不过是从这棵树上跳过另一棵树上罢了。而现在,人类不得不在春天就开始播种,并在炎热的夏天去完成灌溉和除草的工作。到了冬天,就是饿着肚子也要预留出明年的种子。所有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秋天一点可怜的收获。

从这张简单的表格可以看出采集时期与农业时期人类的差别:

从采集到农业——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即为从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的转变。这一转变得以实现的前提,则是压抑——不仅是对人的社会存在的压抑,同时也是对人的生物存在的压抑。而压抑,正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基础。一句话: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欲望被压抑的历史。

随着农业的产生,人口密集起来,数量也比以往有了很大的增长。

弓箭发明之后,男人开始了像样的打猎,这提高了男人的地位,同时营养的增加有助于人口的繁衍。日渐庞大的氏族开始分化。这样分化出来的氏族之间,可想而知都是姨表亲。这样的几个氏族联合起来,便形成部落。虽然一个部落分布的地域比较广,但一个部落内仍操同一种方言,并崇拜同一个图腾。“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阿尔贡钦人的方言,意即“他有兄弟姐妹等亲属”。由此便知,崇拜同一个图腾的人之间,是禁止通婚的。

交流的增加极大地加快了文化发展的进程。秋天里一季的收获要供一年所用,家里于是有了装粮食的坛坛罐罐。其制作的方法,在东方,是用黏土制成陶坯后放到火窑里烧;在美洲,工艺水准没那么高,只是先用柳条编出个形状来,然后抹上黏土,放在火堆上烤干。另外,要对全年粮食的消耗有所计划,还要预留明年开春时的种子。这一切,促使了文字的产生。

农业的产生,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人口的增长使得土地资源紧张起来,部落间的关系也随之紧张。遇到荒年粮食产量不足,则更是部落间发生战争的理由。男人们的地位空前提高。毫无疑问,有能力留住更多男人的母系氏族,才能在新的条件下生存下来。

经常有战争的需要,部落或氏族就得有一个勇敢的男性做首领。从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的情形看,这个首领的权力,也只是限于战时。战争结束后,氏族的结构便会回到从前。到了后来,部落中平时虽然也会有一个男性做首领,但是他的权力并没有专政手段作为保障。也就是说,他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氏族中其他成员的头上。他对于氏族的影响力,更多的只是取决于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富于民主精神的女人们依然是氏族的主人——只是,比以往更加起劲儿地取悦男人。

总的说来,在母系社会中,性关系只是单纯的性关系,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与经济动机联系在了一起。理安·艾斯勒 把母系社会时期的男女关系定义为“伙伴关系”,以与父系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关系”相区别。在性关系尚未被财产玷污的漫长年代里,生物本能驱使男人和女人选择多对多的群交。对此,男人和女人同样热衷,并乐此不疲。

农业的产生使得氏族内有了剩余财产,这必然造成氏族内的贫富分化。但是,剩余财产和阶级分化,却并不是父系取代母系的充分条件。

时至今日,云南永宁的纳西人依然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但在经济层面上,纳西人社会已经根据贫富情况分化为“司沛”、“责卡”和“俄”三个等级,分别相当于贵族、平民和依附农。他们怎么没有“自然而然”地进入父权制呢?在剩余财产存在很久的纳西社会中,母系社会的婚配制度仍然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并和贫富严重分化的经济现状并行不悖。

其婚配规则可以概述如下:

(A)实行严格的“斯日”外婚制。“斯日”一词,意即“有同一根骨的人”,属同一“斯日”的男女不得有性关系;

(B)自主、自愿的原则。男人若中意某个女子,便直截了当地问一声“阿夏做不做”,得到女方首肯后,晚上即可去女子家与之共宿;

(C)性与经济、社会地位无关,子女归女方所有。男人的经济关系只在自己的“衣社”,而性关系却在自己的“衣社”之外。所以不论男方女方,性配偶的经济状况对自己都毫无意义。一对男女建立起长期阿夏关系之后,男方顶多有义务每年送女方一条裙子、一双鞋和一顶斗笠,就连这种馈赠也是双向的——女方也得送男方一条麻布裤子。摆脱了经济因素的性关系,使得女方在选择“阿注”的时候,只在意男方的身体条件。因此相比于当地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纳西人普遍更加高大、漂亮和健康;

(D)不论男女,都可同时拥有多个性伴侣。相比于临时阿注,长期阿注拥有性的优先权,他或许会在女方卧室内存放自己的一套卧具。但是,这种所谓的长期关系并没有任何约束力。一旦女方将其长期阿注的卧具搬出卧房,或男方自行将卧具搬出,双方关系即告结束。

可见,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取代的过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剩余财产的产生,只是为这种社会变革提供了一种内驱的动力。而真正引发这场变革,还同时需要来自外部的一个全新的概念。这情形,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是极为相似的。在较近的这次我们正身受其惠的改革中,从外部输入的新概念,叫做“市场经济”;而在较远的那次母系被父系取代的“改革”中,从农业社会外部输入的新概念,叫做“父亲”。 GUwqA1bqQySFJ4KbpGsH6OHbhLhSgALpPkXTnsY8Mnbwo6x7X/gbZZX9g0IhRq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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