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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雨斋词话》共8卷，690余则，是近代词话中篇幅较大的一部重要著作。
作者自称撰述的宗旨是“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词话自序》），是有意识的针对词坛风尚提出和阐述自成体系的论词主张。
《白雨斋词话》基本上持常州派主张，但在一些具体论断上并不拘泥于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周济等的意见。其论词强调“感兴”、“寄托”，认为“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同前），“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词话》卷六）；突出阐发情意忠厚和风格沉郁，主张“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沉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卷一）。所谓“忠厚”，即词“以温厚和平为本”（卷八）；所谓“沉郁”，即措语“以沉郁顿挫为正”（卷八），使之“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卷一）。而比兴寄托、忠厚、沉郁三者是贯串为一的，“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卷二）。同时，强调“入门之始，先辨雅俗”（卷七），力避“俚俗”（卷六）。全书通过具体评论历代词人和词论，较详尽地阐述了上述基本观点。
《白雨斋词话》虽然不反对豪放派词，对苏（轼）辛（弃疾）亦有推崇，但过于强调风格沉郁，所以仍以温（庭筠）韦（庄）为宗，称赞温庭筠的〔菩萨蛮〕14章为“古今之极轨”（卷一）；韦庄词“最为词中胜境”（卷一）；尤其推崇王沂孙，认为“词有碧山（王沂孙），而词乃尊”（卷二）。所以不能认识苏辛词中较直接反映现实的词作的价值。而对民间文学也表现了鄙夷态度，认为“山歌樵唱”，“难登大雅之堂”（卷六）。
陈氏所持的观点主要是常州词派的说法，主张作词贵在“有所感”，“有所寄托”，反对无病呻吟，也反对“一直说去，不留余地”，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对词的评判标准，即“沉郁”和“雅正”。后者易于理解，关于前者，陈廷焯自己解释：“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似乎与老杜之“沉郁”有所不同）
在这样观点指导下，与以往正统词评家不同的是，陈氏给予苏辛以及之后数百年的陈维松等“豪放”词人极高的评价：“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迦陵（陈维崧）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如此评价可谓难得。
《蕙风词话》5卷，325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
《蕙风词话》，本于常州词派而又有所发挥。他强调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蕙风词话》卷四），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风词话》卷一），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又吸收王鹏运之说，标明“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废学力，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有其自具特色的词论体系。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词律、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朱孝臧曾称誉这部词话、认为它是“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龙榆生《词学讲义附记》引）。
《碧鸡漫志》，南宋王灼所著的词曲评论笔记。共五卷。为王灼晚年之作。内容首述古初至唐宋声歌递变之由，次列凉州、伊州等28曲，追述其得名之由来，与渐变宋词之沿革过程。论词推崇豪放，认为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但也不排斥婉约派词作，但特别批评李清照和柳永，体现了儒家礼教的偏见。总的来说此书搜罗丰富，见解精辟，有其独到之妙。
《词论》是李清照所著的一篇关于词的专论文章，创作的年代推断为南渡之前所作。
李清照在《词论》一文中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强调了词与诗的分野。二者不仅体性、形式上有别，更重要的是各自负载的文化内容不同。词的兴起与发展伴随着市民文化的发生与繁衍。同时指出本质上“诗庄词媚”，词为“小道”，更多的与市井文化中的弹唱有关，同时被认为是“艳科”。也许正因为如此，诗表现的是士大夫文化，而词则以写女性生活为中心。
李清照在《词论》中对词在音律、形式上的种种特点作出了较为系统归纳和总结。在书中她未能进一步阐明词的内在特质，相反还对此持否弃的态度，对柳永的词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词语尘下”即是李清照对柳永词的评价。虽然李清照在词论中没有对如何写词进行系统的说明，但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她的词作看到她对她的《词论》的有力例证。
《词品》六卷，拾遗一卷，“拾遗”卷后附有陈秋帆据《函海》本所补四则。《词品》内容丰富庞杂，涉及面广。书中尽可能搜罗考证历代词人词作本事以及前人品评之语。六卷基本按照时代顺序布局：卷一多记六朝乐府曲词，考证词调来源，论述词调与内容的关系，六朝乐府与词体的用韵等，甚至认为填词用语“非自选诗乐府来，亦不能入妙”，试图从各方面论述六朝乐府与词的同源关系。杨慎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乐府，因此他的记述从六朝乐府歌词始。卷二以记述唐五代词人词作和闺阁、方外之作及故实为主，并解释考证词体中的生僻字词。卷三至卷六记述两宋、元代及本朝词人词作及故实。拾遗一卷多记歌妓、侍妾等女生之词作及故实。《词品》除了摘录、引述他人的词话外，共评论唐五代、宋、元词人八十馀人，涉及到词体的特性、风格、用韵、创作等诸多方面，在词学史上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理论价值。
南宋杨湜撰，一卷。杨湜，字曼倩（据陶宗仪《说郛》），里籍仕履不详。此书在宋以来公私书目中未见著录。大概成于绍兴间，《苕溪渔隐丛话》中已见称引。明以后亡佚，今本为近人赵万里所辑，共67则。书中所采五代以下词林逸事，大都出于传闻，且侧重于艳史故实。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批曰：“《古今词话》，以古人好词人所共知者，易甲为乙，称其所作，仍随其词，牵会为说，殊无根蒂，皆不足信也。”
通行有《校辑宋金元人词》本、1986年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沈雄的《古今词话》是清初一部辑录类词话，虽有流传，但不受重视，其价值没有得到发掘。实际上《古今词话》划分的词学四大门类，影响了后世词学研究体系的形成；其对词学特定专题、范畴的揭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颇多创新，启发了后世词学的理论研究；《古今词话》中辑录了许多失传的词论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古今词话》中还引录许多沈雄自己的词论，不乏精彩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