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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
奥勃朗斯基家里一片混乱。妻子知道丈夫同原先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暧昧关系，就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再同他生活在一起了。这种局面已持续了三天。面对这样的局面，不仅夫妻两人，而且一家老少，个个都感到很痛苦。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这样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就算是随便哪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客吧，他们的关系也要比奥勃朗斯基夫妻更融洽些。妻子一直关在自己房里，丈夫离家已有三天。孩子们像野小鬼一样在房子里到处乱跑；英籍家庭女教师跟女管家吵了嘴，写信请朋友替她另找工作；厨子昨天午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也都辞职不干了。
吵架后的第三天，斯吉邦·阿尔卡迪奇·奥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斯基华）照例在早晨八点钟醒来，但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书房的皮沙发上。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沙发上翻了个身，抱着个枕头使劲贴住面颊，仿佛还想睡一大觉。但他突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嗯，嗯，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回想着刚才的梦，“嗯，这是怎么一回事？对了，阿拉平在达姆斯塔特
请客；不，不是达姆斯塔特，是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达姆斯塔特就在美国。对了，阿拉平在玻璃做的桌子上请客，大家唱意大利歌儿《我的宝贝》
。不，不是唱《我的宝贝》，是唱更好听的曲子；还有些玲珑的水晶玻璃瓶，可这些酒瓶原来都是女人。”
奥勃朗斯基高兴得眼睛闪闪发亮。他想得出神，脸上浮着微笑。“对，真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还有许多妙事，可惜一醒来就忘记，连印象都模糊了。”他看到厚窗帘边上漏进来的一线阳光，就快乐地从沙发上挂下双腿，用脚去探找妻子亲手绣上花的那双金色皮拖鞋（去年的生日礼物），并且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伸手去摸挂在卧室老地方的那件晨衣。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并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以及怎么会睡在这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啊呀呀，啊呀呀！真糟糕！”他一想到家里出的事，就叹起气来。他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他同妻子吵架的详情细节，想到他那走投无路的处境，以及他一手造成、最使他苦恼的事端。
“唉！她不原谅我，她不肯原谅我。最糟的是什么事都怪我，都怪我，可我又没有错。全部悲剧就在这里，啊呀呀！”他回想着这场争吵中最使他痛苦的情景，颓丧地叹着气。
最不痛快的是他刚从剧场回来的那个情景。当时他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大梨子要给妻子吃，可是她不在客厅里。奇怪的是书房里也找不到她，最后他到了卧室，才发现她手里拿着那封使真相大白的该死的信。
她，这个永远忙忙碌碌、心事重重、被他认为头脑简单的陶丽，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带着惊讶、绝望和愤怒的神色瞧着他。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她指着信问道。
每次想到这个情景，奥勃朗斯基感到最难堪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时的那副蠢相。
他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在他的过错暴露以后，他站在妻子面前的那副模样，实在太别扭了。他既不感到委屈，也不否认，也不辩解，也不讨饶，甚至装得满不在乎——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脸上竟不由自主地（奥勃朗斯基爱好生理学，认为这是“延髓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那种他平时常有的敦厚而愚憨的微笑。
他因这样的憨笑不能饶恕自己。陶丽一看见他这种笑容，就像被针扎了一下，浑身打了个哆嗦。她按捺不住怒气，嘴里吐出一连串尖刻的话，奔出房间。从此她就不愿再见他了。
“都怪我笑得太傻了。”奥勃朗斯基想。
“但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他绝望地问自己，可是答不上来。
奥勃朗斯基对待自己是诚实的。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装作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他今年三十四岁，是个多情的美男子；他的妻子比他只小一岁，却已是五个活着、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现在他不再爱她了，这一层他并不后悔。他后悔的是没有把那件事瞒过妻子。不过，他感觉到自己处境的为难，也替妻子、孩子和自己难过。他要是早知道这件事会让妻子如此伤心，也许会竭力把这罪孽瞒住，不让她知道。这个问题他从没认真考虑过，只模模糊糊地感到妻子早已知道他对她不忠实，不过装作没看见罢了。他甚至认为，她已经年老色衰，失去风姿，毫无魅力，纯粹成了个贤妻良母，理应对他宽宏大量，不计较什么。谁知正好相反。
“唉，真糟糕！啊呀，真糟糕！”奥勃朗斯基一直唉声叹气，一筹莫展。“没出这件事以前，一切都多么如意，我们的日子过得多美！她有了几个孩子，感到心满意足，十分幸福。我也从不干涉她的事，让她随意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说真的，糟就糟在那个女人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真糟糕！勾搭自己家里的家庭教师的确有点儿庸俗，下流。可她是个多么迷人的家庭教师啊！（他清晰地想起了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笑靥。）不过她在我们家的时候，我还没有放肆过。现在最糟糕的是她已经……真像有意跟我过不去似的！啊呀呀！究竟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在生活中遇到各种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时，他通常解决的办法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抛弃烦恼忘记愁。他现在也别无他法。但此刻他可不能靠睡眠来忘掉烦恼，至少不到夜里办不到，因此也就不能重温有酒瓶女人唱歌的美梦，只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往后瞧着办吧！”奥勃朗斯基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拉起腰带打了个结。他挺起宽阔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照例迈开那双轻灵地支撑着他那肥胖身子的八字脚，精神抖擞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使劲摇了摇铃。他的贴身老仆马特维应声而来，手里拿着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理发师手拿理发用具也跟着马特维走进来。
“衙门里有没有来公文？”他接过电报，在镜子前坐下来，问。
“在桌上哪。”马特维回答道。他疑惑而又同情地瞅了老爷一眼，等了不多一会儿，又露出调皮的微笑补了一句，“马车行老板派人来过了。”
奥勃朗斯基什么也没回答，只在镜子里瞧了瞧马特维。从镜子里相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彼此是很了解的。奥勃朗斯基的眼神仿佛在问：“你何必说这话呢？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马特维双手插在上装口袋里，伸出一只脚，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忠心耿耿地对主人默默看了一眼。
“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这以前别再来打扰您，来也是白搭。”——这句话他显然是预先想好的。
奥勃朗斯基懂得，马特维想说说笑话，逗人家注意。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猜测着电报里常有的几个译错的字，顿时容光焕发。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明天就要到了。”他做了个手势，要理发师那只光润的胖手停一下，说道。理发师正在他那又长又鬈的络腮胡子中剃出一条粉红色的纹路来。
“赞美上帝！”马特维回答了一声，表示他像老爷一样懂得她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就是说，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奥勃朗斯基的爱妹来访，也许能使兄嫂言归于好。
“就她一个，还是同姑爷一起来？”马特维接着问。
奥勃朗斯基不好回答，因为理发师正在剃他的上唇，他就竖起一只手指。马特维对着镜子点点头。
“一个人。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吧？”
“你去报告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她会吩咐的。”
“报告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吗？”马特维疑惑不解地问。
“对，去向她报告。噢，你把电报拿去给她看，她会吩咐的。”
马特维心里明白：“您这是要我去试探一下。”但嘴里却说：“是，老爷。”
当马特维手里拿着电报，穿着咔嚓咔嚓响的长靴慢吞吞地回到房里时，奥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正要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要我向您回禀，她要走了。她说，‘他——就是说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马特维眼睛里含着笑意说，接着双手插进口袋里，歪着脑袋打量主人。
奥勃朗斯基不做声。随后他那漂亮的脸上浮起了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呃？马特维！”他摇摇头说。
“不要紧，老爷，会解决的。”马特维说。
“会解决吗？”
“会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谁来了？”奥勃朗斯基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的窸窣声，问道。
“是我，老爷。”回答的是一个女人坚定而愉快的声音。接着老保姆马特廖娜严厉的麻脸从门外探了进来。
“哦，什么事，马特廖娜？”奥勃朗斯基迎着她走到门口，问道。
尽管奥勃朗斯基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但家里几乎人人都站在他一边，就连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这个老保姆，也不例外。
“什么事啊？”他垂头丧气地问。
“您去一下吧，老爷，再去认个错。也许上帝会赐恩的。她太受罪了，人家瞧着她都觉得可怜。再说家里闹得颠三倒四的，也不是个办法。老爷，您得可怜可怜孩子他们哪。去认个错吧，老爷。有什么办法呢！玩出事情来了……”
“她不肯同我见面呢……”
“您只要尽心尽力就行。上帝是仁慈的，老爷，您一定得祷告上帝，祷告上帝。”
“好的，你去吧。”奥勃朗斯基突然涨红了脸说。“来，让我换衣服！”他对马特维说，随即利索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举着那件洗净熨挺的衬衫，好像举着一具马轭，吹吹上面看不见的灰尘，这才满意地把它套在老爷强壮的身体上。
奥勃朗斯基穿好衣服，身上洒了香水，拉齐衬衫袖口，照例把香烟、皮夹子、火柴、系着双重链子带表坠的怀表分别放到几个口袋里，然后又抖了抖手帕。尽管他在家庭生活中遭到了不幸，但觉得自己还是那么清洁健康，浑身芳香，精神抖擞。他微微抖动双腿，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经给他准备好咖啡，咖啡杯旁边摆着信件和公文。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是那个想买他妻子林产的商人写来的，他看了很不愉快。那座树林非卖不可，但现在同妻子还没有言归于好，这件事就根本谈不上。他感到最不愉快的是，这种金钱上的利害关系，竟会牵涉到当前他同妻子的和解问题。一想到他会受这种金钱关系的支配——为了出卖树林而非同妻子讲和不可，他就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奥勃朗斯基看完信，把公文挪到面前，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记号，又把公文推开，开始喝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翻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了起来。
奥勃朗斯基订阅的是一张自由主义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而是多数人赞成的那种自由主义。说实话，他对科学、艺术、政治都不感兴趣，但却始终支持大多数人和他们的报纸对各种问题的观点，而且只有当大多数人改变观点时，他才改变观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他改变了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头脑里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
奥勃朗斯基从不选择政治派别和观点，而是这些政治派别和观点自动找上门来，就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上装的式样，在穿着上总是随大流一样。由于进出上流社会，再加上成年人思想活跃，他需要有政治观点，就像需要帽子一样。至于他选中自由派，而不像他周围许多人那样信奉保守派，那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由主义比保守主义更有道理，而是因为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自由派说俄国什么事都很糟。不错，奥勃朗斯基负债累累，手头总是很拮据。自由派说，婚姻制度陈旧，必须加以改革。不错，家庭生活确实没有给奥勃朗斯基带来多少乐趣，还违反他的本性，强迫他说谎作假。自由派说——或者更确切些，暗示宗教只是对野蛮人的束缚。不错，奥勃朗斯基即使做一个短礼拜也觉得两腿酸痛。再说，他也无法理解，既然现实生活这样快乐，那又何必用恐怖而玄妙的语言来谈论来世呢？此外，奥勃朗斯基爱开玩笑，喜欢作弄作弄老实人。例如他说，若要夸耀祖宗的话，那就不应限于留利克
而把人类的老祖宗——猴子忘掉。就这样，自由主义倾向在奥勃朗斯基身上扎了根，他爱读他订的报纸，就像饭后爱抽一支雪茄，因为读报会使他头脑里腾起一片轻雾。他读了社论，社论里说，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叫嚣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什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镇压革命这一洪水猛兽，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凭空捏造的革命这一洪水猛兽，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因循守旧，”等等。他又读了一篇论述财政问题的文章，文中提到边沁和穆勒
，并且讽刺了政府某部。凭着天生的机灵，他能识破各种各样的讽刺文章是什么人策划的，针对什么人的，出于什么动机。他觉得这种分析是一种乐趣。可是今天他没有这样的心情，因为想到了马特廖娜的劝告和家里的风波。他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已赴维斯巴登，以及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某青年征婚等广告，不过这些新闻广告并没像往常那样使他觉得有点滑稽。
他看过报纸，喝了两杯咖啡，吃好黄油面包，站起身来，拂掉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接着挺起胸膛，快乐地微微一笑。这并不是因为心里有什么愉快的事，而纯粹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不过，这愉快的微笑立刻又勾起他的心事。他沉思起来。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奥勃朗斯基听出是他的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雅的声音）。他们在搬弄什么东西，把东西弄翻在地上。
“我说嘛，车顶上不能乘客人，”女儿用英语叫道，“捡起来！”
“怎么能让孩子们自己到处乱跑呢？”奥勃朗斯基想，“真是乱七八糟。”他走到门口召唤他们。孩子们丢下充当火车的匣子，向父亲跑来。
女孩是父亲的小宝贝，她大胆地跑进房间，抱住他，嘻嘻哈哈地笑着吊在他的脖子上。她像平时一样，闻到他络腮胡子里散发出来的熟识的香水味，就感到快乐。最后，女孩吻了吻他那焕发着慈爱的光辉、因为弯腰而涨得通红的脸，松开双手，正要跑开，却被父亲拦住了。
“妈妈怎么样？”他抚摩着女儿光滑娇嫩的脖子，问。“你好！”同时他转过脸笑眯眯地回答男孩子的问候。
他知道他不太喜欢男孩子，但总是竭力表示一视同仁；男孩子感觉到这一点，对父亲冷淡的笑容并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奥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她又是一个通宵没睡觉。”他想。
“那么她高兴吗？”
女孩知道父亲和母亲吵过嘴，母亲心里不高兴。这一点父亲应该知道，他这样若无其事地问，显然是装出来的。她为父亲脸红。做父亲的立刻察觉到这一点，脸也红了。
“我不知道，”女儿说，“她没叫我们上课，她叫古丽小姐带我们到外婆家去玩。”
“好的，去吧，我的小塔尼雅。哦，等一下。”他又拦住她，抚摩着她柔软的小手说。
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放在那里的一盒糖果，挑了两块她喜爱的糖：一块巧克力，一块软糖。
“这块给格里沙吗？”她指着巧克力问。
“对，对！”他又摸摸她的小肩膀，吻吻她的头发和脖子，这才放她走。
“马车准备好了。”马特维说。“来了一个请愿的女人。”他又补充说。
“来了好一阵了吗？”奥勃朗斯基问。
“大约有半个钟头了。”
“对你说过多少次了，有人来要立刻报告我！”
“总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哪！”马特维说。他的语气那么亲切朴实，叫你没法子发火。
“噢，那你叫她马上进来！”奥勃朗斯基烦恼地皱着眉头说。
来请愿的是加里宁上尉的妻子。她提出一个办不到的无理要求，但奥勃朗斯基还是照例请她坐下，仔细听她把话说完，中间也没有插嘴，还给她做了详细的指示，告诉她应该怎么办，应该去向谁要求；他甚至用他粗犷、奔放、漂亮而清晰的字体，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可能帮她忙的人。奥勃朗斯基把上尉的妻子打发走后，拿起帽子，站住，想了想他有没有忘记什么东西。看来没有忘记什么，除了他希望忘记的妻子。
“真糟糕！”他垂下头，漂亮的脸上现出苦恼的神情，“去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着，但内心却在说，不用去，除了虚情假意，不会有别的，他们的关系已无法补救，因为她不能再变得年轻美丽，富有魅力，而他也不能立刻成为对女人无动于衷的老人。现在除了虚情假意、说谎骗人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虚情假意、说谎骗人却是违反他的本性的。
“但早晚还是得去，总不能一直这样僵着。”他竭力给自己鼓气。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烟，点着，吸了两口，就丢进螺钿烟灰缸里，然后迈着大步穿过阴暗的客厅，打开另一扇门，走进妻子的卧室。
陶丽穿着短袄，站在打开的小衣柜前面找东西。她从前那头浓密的秀发，现在已变得稀疏难看，用发针盘在脑后。她面颊凹陷，那双惊惶不安的眼睛由于脸瘦而显得格外触目。房间里乱七八糟，到处摊着衣物。一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下来，眼睛盯住门，竭力装出严厉而轻蔑的神气，但是装不像。她怕他，怕此刻同他见面。她正在试着做三天来已经试了十次的那件事：把准备带到娘家去的孩子们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清理出来，可她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会儿，她又像前几次那样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因循下去了，得想出一些办法来惩罚惩罚他，羞辱羞辱他，哪怕只让他稍微尝尝他给她的痛苦滋味，也算是对他做了报复。她老是说要离开他，但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无法不把他看作自己的丈夫，无法不再爱他。此外，她觉得既然在家里都照管不好五个孩子，一旦离开家，到了外面，就更管不好了。事实上，这几天最小的孩子已经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肉汤病了，另外几个孩子昨天一天简直没有吃上饭。她知道离开家是不可能的，但她还是欺骗自己，继续整理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一看到丈夫，她伸手到衣柜抽屉里，仿佛在找寻东西。等他走到了身边，她才回头向他瞧了一眼。她原想摆出一副严肃果断的样子，结果却露出困惑痛苦的神色。
“陶丽！”他怯生生地低声说，把头缩在肩膀里，竭力装出驯顺的可怜相，但整个人还是显得容光焕发，精神饱满。
她迅速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焕发、精神饱满的模样。“哼，他倒得意！”她想，“可我呢？他那副和颜悦色的样子真叫人讨厌，可大家还因此喜欢他，称赞他；我就是恨他这副样子。”她抿紧嘴唇，苍白的神经质的脸上，右颊的肌肉抽搐起来。“您要干什么？”她急急地用不自然的胸音说。
“陶丽！”他颤声又叫了一下，“安娜今天就要来了。”
“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嚷道。
“这可是应该的呀，陶丽……”
“走开，走开，走开！”她眼睛不看他，嚷道。她这么叫嚷，仿佛是由于身体上什么地方疼痛得厉害。
当奥勃朗斯基想到妻子的时候，他还能保持镇定，还能像马特维说的那样希望一切都顺利解决，还能平静地看报，喝咖啡。但是当他一看到她痛苦憔悴的脸，一听见这种听天由命的绝望声音，他就喘不过气来，喉咙里就像有样东西哽住了，眼睛里也泪光闪闪。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啦！陶丽！你就看在上帝的分上吧！你要知道……”他说不下去，喉咙被泪水哽住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柜子，瞪了他一眼。
“陶丽，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有一句话：请你原谅我，原谅我……你想想，难道九年的共同生活不能让你原谅我一时的……一时的……”
她垂下眼睛听着，看他还要说些什么，仿佛求他否认有过那件事，好使她改变想法。
“一时的冲动……”他继续说。
一听到这句话，她又像身上给扎了一针似的，抿紧嘴唇，右颊的肌肉又抽搐起来。
“走开，走开！”她声音更尖锐地嚷道，“别来对我说您那种冲动和卑鄙的行为！”
她想出去，可是身子一晃，她连忙抓住椅背。他的脸变宽了，嘴唇撅起，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陶丽！”他说着哭起来，“看在上帝分上，想想孩子吧，他们是没有罪的。我有罪，你惩罚我好了，让我来赎罪吧。只要办得到，我什么都愿意干！我有罪，我确实罪孽深重！可是陶丽，你就原谅我吧！”
她坐下了。他听见她沉重的喘息声。他说不出有多么可怜她。她几次想说话，可是开不了口。他等待着。
“你想到孩子们，就是为了逗他们玩；可我想到他们，知道他们这下子都给毁了。”她这样说，显然这是她三天来反复叨念的话里的一句。
她照旧用“你”来称呼他，他感激地瞧了她一眼，挨近些想去拉她的手，却被她嫌恶地避开了。
“我一直想着孩子们，为了拯救他们我什么都愿意干。可是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拯救他们：带他们离开他们的父亲呢，还是把他们留给放荡好色的父亲——对，就是放荡好色的父亲……好，您倒说说，出了那件……那件事以后，难道我们还能生活在一起吗？难道还有可能吗？您倒说说，难道还有可能吗？”她提高声音反复说，“在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同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发生了关系以后……”
“可是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的头垂得越来越低。
“我讨厌你，我恨你！”她嚷道，火气越来越大，“您的眼泪像水一样不值钱！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没有良心，不知羞耻！您卑鄙，讨厌！您是个外人，是个十足的外人！”她又痛苦又憎恨地说出连她自己也觉得可怕的“外人”这两个字。
他对她瞧了瞧。她一脸的怨气使他又害怕又惊奇。他不懂得为什么他可怜她反而使她生气。她看出了他对她只有怜悯，没有爱情。“哦，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的。”他想。
“这太可怕啦！太可怕啦！”他说。
这时候，隔壁房间里有个孩子哭了起来，大概是摔跤了。陶丽留神倾听着，脸色顿时变得温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似乎弄不懂她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接着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可见她还是爱我的孩子的，”他注意到孩子哭时她脸色的变化，心里想，“她爱我的孩子，又怎么能恨我呢？”
“陶丽，你让我再说一句吧！”他跟在她后面说。
“您要是跟住我，我就叫仆人，叫孩子！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无赖！我今天就走，您同您那个姘头住在这儿好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奥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用手擦擦脸，悄悄地从房间里走出去。“马特维说事情会解决的，可是怎么解决呢？我看不出有丝毫的可能。唉，真糟糕！她叫起来多么粗野呀！”他想起她的叫嚷和“无赖”、“姘头”这些字眼，自言自语道：“说不定连女仆都听到了！太粗野了，真是太粗野了。”他独自站了几秒钟，擦擦眼睛，叹了一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师正在餐厅里给挂钟上发条。奥勃朗斯基想起他对这个认真的秃头钟表师开过的玩笑。他说这个德国人“为了给钟表上发条，自己一辈子都上足发条了”。他想到这个笑话，笑了。奥勃朗斯基喜欢说俏皮话。“说不定事情真的会解决的！会解决的，这话说得好！”他想，“应该这样说。”
“马特维！”他叫道。“你同玛丽雅还是把休息室收拾收拾给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住吧。”他对走进房里来的马特维说。
“是，老爷。”
奥勃朗斯基穿上皮大衣，走到台阶前。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送他到门口，问。
“不一定。拿去开销吧，”他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张十卢布钞票交给马特维，“够不够？”
“够也好，不够也好，总得凑合着过呀！”马特维说罢，砰的一声关上车门，退到台阶上。
这时候，陶丽哄好孩子，听见马车的辘辘声，知道他走了，就回到卧室。只要她一走出卧室，一大堆家务事就会把她包围起来，因此卧室就成了她唯一的避难所。刚才她一走进育儿室，英国保姆和马特廖娜就抓住机会，向她提了几个不容耽搁而且只有她才能回答的问题：孩子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服？让不让他们吃牛奶？要不要派人去找一个新厨子？
“嗳，别来打扰我，别来打扰我！”她说着回到卧室，在她刚才同丈夫谈话的地方坐下，紧握着瘦得戒指都要从手指上滑下来的双手，从头至尾重温那场谈活。“他走了。但他同她到底怎么断绝关系呢？”她想，“他是不是还在同她见面？我刚才怎么不问问他？不，不，和解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还住在一座房子里，我们彼此也是外人，永远是外人！”她特别感慨地重复着这个她觉得十分可怕的词儿，“我本来多么爱他，多么爱他呀！多么爱他呀！难道现在就不爱他了？我现在不是比以前更爱他吗？最可怕的是……”她刚想到这里，马特廖娜从门口探进头来，把她的思路打断了。
“太太，您把我的兄弟叫来吧，”她说，“他很会做饭，要不然孩子们又会像昨天那样，到六点钟还吃不上饭呢。”
“好吧，我这就去安排。新鲜牛奶叫人去拿了吗？”
就这样，陶丽又忙起日常的家务来，让家务把她的痛苦暂时淹没掉。
奥勃朗斯基凭着一点小聪明，在学校里书念得不坏，但他常常偷懒，又喜欢淘气，因此毕业时名次还是排在末尾。他生活放荡，年资不高，却在莫斯科官厅里担任一个体面而且俸金优厚的官职。这个位置他是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卡列宁在部里身居要职，奥勃朗斯基的官厅就隶属于他那个部。不过，即使卡列宁不给他的内兄谋得这个位置，奥勃朗斯基通过其他许多亲戚——兄弟、姐妹、从表兄弟、从表姐妹、叔伯、舅父、姑妈、姨妈等——的关系，也可以弄到这个或其他类似的位置，每年约莫有六千卢布俸金。他需要这笔进款，因为他的妻子虽说有大宗财产，他自己经营的事业却总是很不顺手。
奥勃朗斯基的亲戚朋友极多，莫斯科和彼得堡几乎有一半人认识他。他生于烜赫的官宦世家。官场里上了年纪的人，有三分之一是他父亲的朋友，从小就认识他；另外三分之一是他的知交；再有三分之一是他的老相识。这样，地位、租金、租赁权等尘世福利的支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们是不会把一个自己人忘记的。因此，奥勃朗斯基要弄到一个肥缺并不太费力。他只要不固执己见，不妒忌，不同人吵架，不发火就行，而他生性随和，素来没有这些毛病。要是人家说，他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肥缺，他会觉得可笑，再说他也没有什么非分的要求。他所要求的只是领取跟他的同年人一样的俸金，因为他任这类官职绝不比别人差。
凡是认识奥勃朗斯基的人都喜欢他，不仅因为他善良乐天，诚实可靠，还因为在他的身上，在他英俊健康的外貌上，在他闪闪发亮的眼睛，乌黑的眉毛、头发和白里透红的脸上，有一种招人喜爱的生理上的力量。“哦！斯基华！奥勃朗斯基！是他来了！”谁遇见他都会这样笑逐颜开地叫起来。即使有时同他谈话并不特别有趣，但到了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遇见他还是很高兴。
奥勃朗斯基主管莫斯科那个官厅已有三年，他不仅获得同僚、下属、上司和同他打过交道的一切人的好感，而且受到他们的尊敬。奥勃朗斯基赢得他的同事普遍尊敬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他由于知道自己的缺点，待人接物极其宽大；第二，他的自由主义不是从报上学来，而是天赋的，因此很彻底，本着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对人一视同仁，不问他们的身份和头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对职务总是很随便，从来不卖力，也从来不犯错误。
奥勃朗斯基到了官厅，在毕恭毕敬的看门人陪同下，挟着公事包走进他的小办公室，换上制服，这才走到办公大厅里。全体文书和公务员纷纷起立，快乐而恭敬地向他鞠躬。奥勃朗斯基照例走向自己的位子，一路上跟同事们一一握手，然后坐下来。他先讲几句笑话，讲得很有分寸，接着开始办公。办公时应保持多少自由、随便和礼节，才能使大家愉快地工作，这一层奥勃朗斯基比谁都懂得。秘书像其他官员那样，愉快而恭敬地拿着公文走过来，并且用奥勃朗斯基所提倡的没有拘束的亲昵语气说：“我们终于拿到奔萨省的报告了。这就是，你要不要……”
“终于拿到了？”奥勃朗斯基用一只手指按住公文说，“哦，各位……”办公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不知道，我这个长官半小时前还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呢！”他一面煞有介事地低下头听报告，一面想，但眼睛里含着笑意。办公要持续到两点钟，这以后才能休息和进餐。
不到两点钟的时候，办公厅的大玻璃门突然打开了，有一个人闯进来。坐在沙皇像和守法镜下办公的全体官员，看到有机会松散松散都很高兴，纷纷向门口回过头去。但看门人立刻把闯进来的人赶了出去，随手把玻璃门关上。
等秘书读完公文，奥勃朗斯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按照时髦的自由主义作风，就在办公厅里掏出一支烟，往他的小办公室走去。他的两个同僚——老资格的官员尼基丁和侍从官格里涅维奇跟着他走去。
“吃过饭还来得及办完。”奥勃朗斯基说。
“当然来得及！”尼基丁说。
“福明那家伙是个十足的骗子手。”格里涅维奇说到同他们正在办的案件有关的一个人。
奥勃朗斯基听了格里涅维奇的话皱皱眉头，表示不该过早地下判断，但一句话也没有说。
“刚才闯进来的是谁？”他问看门人。
“大人，有个人趁我一转身，问也不问就钻了进来。他要见您。我说，等官员都走了，再……”
“他在哪里？”
“大概在门厅吧，刚才还在这儿走来走去呢。哦，就是他。”看门人指着一个体格强壮、肩膀宽阔、蓄有拳曲大胡子的男人说。那人也不脱下羊皮帽，就沿着石级磨损的台阶矫捷地跑上来。一个瘦小的官员挟着公事包正好往下走，就站住了，不以为然地望望这个跑上来的人的两只脚，然后用询问的目光对奥勃朗斯基瞟了一眼。
奥勃朗斯基站在台阶顶上。他一认出跑上来的人是谁，他那张被制服的绣花领子托住的和颜悦色的脸就更加容光焕发了。
“哦，原来是你！列文
，你到底来啦！”他打量着迎面走来的列文，带着友好而嘲弄的微笑说。“你怎么屈驾到这鬼地方来找我呀？”奥勃朗斯基说。他不以握手为满足，又吻了吻他的朋友，“你来好久了吗？”
“我刚到，很想看看你。”列文一面回答，一面羞怯而愤怒地向周围望望。
“嗯，到我的办公室去吧。”奥勃朗斯基知道这位朋友自尊心很强，容易恼羞，就说。他挽住列文的胳膊，拉着他走，仿佛带着他经过什么危险的地方。
凡是相识的人，奥勃朗斯基差不多都“你我”相称；不论是六十岁的老人还是二十岁的青年，是演员还是大臣，是商人还是侍从武官，他都一视同仁，因此在社会最上层和最下层，他都有许多老朋友。这些处于社会两极的人，要是知道通过奥勃朗斯基的关系，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的东西，准会感到惊奇的。他会跟随便什么人一起喝香槟酒，凡是同他喝过香槟酒的人，他都同他们“你我”相称。因此，如果有下属在场，他遇见一些不体面的“你”——他就这样戏称他的许多朋友——他也会凭他的机灵冲淡下属不愉快的印象。列文并不是一个不体面的“你”，但奥勃朗斯基凭他的机灵感觉到，列文以为他也许不愿在下属面前暴露同他的亲密关系，因此连忙把他领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去。
列文跟奥勃朗斯基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彼此“你我”相称也并非只是因为香槟酒的缘故。列文从小就是他的同伴和朋友。他们尽管性格不同，志趣各异，却像一般从小就熟识的朋友那样感情深厚。不过他们也像一般行业不同的朋友那样，对对方的工作，口头上也会谈论并表示赞成，心底里却总是鄙薄的。他们各人都以为自己所过的是唯一正确的生活，而别人却在虚度年华。奥勃朗斯基一看见列文，就忍不住露出嘲弄的微笑。他看见列文从乡下来到莫斯科不知有多少次了。列文在乡下忙忙碌碌，但究竟在忙些什么，奥勃朗斯基从来不很清楚，而且也不感兴趣。列文每次来莫斯科，总是情绪激动，慌慌张张，手足无措，又因自己这种窘态而恼怒，而且对各种事物往往抱着人家意料不到的新观点。奥勃朗斯基对他的这种态度又是嘲笑，又是欣赏。同样，列文心里也瞧不起朋友这种城市生活方式和他的职务，认为他办的公事根本没有意思，因而经常加以嘲笑。所不同的只是，奥勃朗斯基做着一般人都在做的事，笑得很自在，很淳朴，而列文却笑得不自在，有时还有点气愤。
“我们盼了你好久了！”奥勃朗斯基说着走进了办公室，这才放下列文的胳膊，仿佛表示这里没有危险了。“看见你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他继续说，“你说说，你好吗？过得怎么样？几时到的？”
列文不做声，打量着奥勃朗斯基那两个同事陌生的脸，特别注意到文质彬彬的格里涅维奇的两只手。这两只手的手指那么白皙细长，尖端弯曲的指甲那么焦黄，还有袖口上的纽扣那么大，那么亮，仿佛把列文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住了，使他无法自由思想。奥勃朗斯基立刻发觉这一点，微微一笑。
“哦，对了，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菲里浦·伊凡诺维奇·尼基丁，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接着他又转身介绍列文说：“地方自治会会员，自治会里的新派人物，一手举得起五普特
的体育家、畜牧家、猎手，我的朋友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的老弟。”
“不胜荣幸。”那个小老头说。
“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格里涅维奇伸出他那指甲很长的瘦手，说。
列文皱起眉头，冷冷地握了握他的手，立刻又转身跟奥勃朗斯基说话。虽然他很尊敬他的异父同母的哥哥——那位全国闻名的作家，但遇到人家不是把他当作康斯坦京·列文，而是把他当作名作家柯兹尼雪夫的兄弟和他交往时，他就觉得不舒服。
“不，我已经不是地方自治会会员了。我同每个人都吵过架，不再参加会议了。”他转身对奥勃朗斯基说。
“这么快吗？”奥勃朗斯基微笑着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
“说来话长。我以后告诉你，”列文说，但接着就讲了起来，“好吧，简单地说，我确信地方自治会根本没有事干，也不可能有事干。”他气愤地说，仿佛刚才有人得罪了他，“一方面，它玩弄议会的一套，现在要我搞这玩意儿，既不够年轻，也不够年老；另一方面（他口吃了一下），这是县里某一帮人发财致富的手段。从前有监护机关，有法院，现在有地方自治会，只不过不是受贿而是支干薪罢了。”他说得十分激动，仿佛有人在反对他的意见。
“哈哈！我看你又变了，变成保守派了，”奥勃朗斯基说，“不过这事我们以后再谈吧。”
“好的，以后再谈。现在我有事要找你。”列文一面说，一面嫌恶地瞧着格里涅维奇的手。
奥勃朗斯基几乎看不出来地微微一笑。
“你不是说过你不再穿西装了吗？”他打量着列文身上那套显然是法国裁缝缝制的新衣服，说，“对了！我看这也是新的变化。”
列文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但不是像一般成年人那样微微有点红，而是像孩子那样满脸通红。他对自己的腼腆感到可笑，因此更加害臊，脸也就红得更厉害，简直要流出眼泪来。这张聪明的、男子汉的脸上竟现出如此孩子般天真的神情，看上去真是别扭，奥勃朗斯基就不再向他看了。
“我们到什么地方见面？我有话要同你谈谈呢。”列文说。
奥勃朗斯基仿佛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们到古林那里去吃午饭，到那边去谈谈。三点钟以前我有空。”
“不，”列文想了想回答，“我还得到别的地方去一下。”
“噢，那我们就一起吃晚饭吧。”
“吃晚饭？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只要问你两句话，我们以后谈吧。”
“那你现在先把这两句话告诉我，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谈。”
“唔，就是这么两句话，”列文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他竭力克制着腼腆，脸上现出尴尬的神情。
“谢尔巴茨基一家怎么样？没有什么新情况吧？”他说。
奥勃朗斯基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姨妹吉娣，脸上就微微一笑，眼睛里闪出愉快的光芒。
“你问的只有两句话，可我不能用两句话来回答你，因为……对不起，你等一下……”
秘书现出亲切而又恭敬的样子走进来，并且像每个做秘书的人那样，自信在办公事方面比上司高明。他拿着公文走到奥勃朗斯基跟前，嘴里说是请示，其实是向他说明困难所在。奥勃朗斯基没有听完他的话，就亲切地用手按住他的衣袖。
“不，您就照我说的那样去办吧！”他说，微微一笑来缓和语气。接着，他三言两语说明了自己对这桩公事的看法，然后推开公文说：“请您就这样去办吧，查哈尔·尼基奇。”
秘书尴尬地退了出去。列文趁奥勃朗斯基同秘书谈话的时候，克服了窘态。他双臂搁在椅背上，脸上露出嘲弄的神情。
“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他说。
“你不明白什么呀？”奥勃朗斯基依旧那么快乐地微笑着，掏出一支烟。他期待列文说出什么古怪的话来。
“我不明白你们在做些什么，”列文耸耸肩膀说，“你怎么会这样认真哪？”
“为什么不会呢？”
“为什么不会吗？因为没有意思。”
“这是你的想法，可我们还忙不过来呢！”
“忙于纸上谈兵。不过你干这种事是很有才能的。”列文补了一句。
“你是不是认为我有什么缺点？”
“也许是的，”列文说，“但我还是很欣赏你的魄力，并且因为有你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做朋友而感到荣幸。不过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补充说，竭力想正视奥勃朗斯基的眼睛。
“嗯，好的，好的。你等着吧，你将来也会弄到这个地步的。你现在在卡拉金县拥有三千亩
土地，你身上的肌肉这么发达，脸色又像十二岁的小姑娘那样红润，你当然很得意喽。但有朝一日你也会到我们这里来的。至于你所打听的事：没有什么变化，可惜你太久没到这儿来了。”
“哦，出什么事了？”列文恐惧地问。
“没什么，”奥勃朗斯基回答，“我们以后再谈吧。你这次来莫斯科到底有什么事？”
“嗯，这个我们也以后再谈吧。”列文回答，脸又红到耳根了。
“好的，我明白了！”奥勃朗斯基说，“老实说，我本来要请你到我家去的，可是我妻子身体不太好。对了，你要是想见他们，那么可以到动物园去，他们四五点钟大概在那里。吉娣在那里溜冰。你先坐车去吧，我回头去找你。我们再一起到什么地方去吃晚饭。”
“太好了。那就再见吧。”
“留神别忘了。你这个人，我知道，弄不好又会忘记的，或者一转身又回乡下去了！”奥勃朗斯基笑着大声说。
“不会的。”
列文走出办公室，直到门外才想起他忘记同奥勃朗斯基那两位同事告别了。
“这位先生看上去精力充沛得很。”列文走后，格里涅维奇说。
“可不是，朋友，”奥勃朗斯基摇摇头说，“他真是个幸运儿！在卡拉金县有三千亩土地，真是前途无量！身体又强壮！可不像我们这班人。”
“您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斯吉邦·阿尔卡迪奇？”
“唉，我的事情可糟啦！”奥勃朗斯基长叹了一声，说。
奥勃朗斯基问到列文这次来莫斯科的目的时，列文脸红了，并且因为脸红而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能回答说：“我是来向你姨妹求婚的。”虽然他正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贵族世家，彼此交谊深厚。他们的关系在列文读大学时更加深了。列文同陶丽和吉娣的哥哥，谢尔巴茨基公爵少爷，一起准备应考，一起进了大学。他经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并且爱上了他们一家人。看来似乎有点奇怪，但列文确实爱上了他们一家，特别是他们家的姑娘。列文已经记不起他的生母了，他唯一的姐姐又比他大好多岁，因此正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他初次看到了有教养的名门望族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他由于父母去世，早就丧失了。他们家的每个人，特别是姑娘，列文觉得仿佛都披着一重诗意盎然的神秘纱幕，他不仅看不到他们身上有什么缺点，而且隔着这一重充满诗意的纱幕，他还感觉到他们都赋有最崇高的感情和完美无瑕的品德。为什么这三位小姐必须今天说法语，明天讲英语呢？为什么她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轮流弹钢琴，却让琴声送到楼上她们哥哥那间有两个大学生在做功课的房间里呢？为什么要请教师上门来教她们法国文学、音乐、绘画和跳舞呢？为什么她们每天要在规定的时间穿上缎子外套——陶丽穿长外套，娜塔丽雅穿中外套，吉娣穿短外套——这外套短得连她那双紧裹在红袜子里的小腿都暴露无遗了——同林侬小姐一起坐马车在特维尔林阴大道上兜风呢？为什么她们还要让有金色帽徽的仆人保护着，在那里散步呢？这一切以及她们在她们的神秘世界里所做的其他许多事，列文都无法理解，但他知道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呢，就是喜爱这种神秘的生活。
在大学时代，他差点儿爱上了大小姐陶丽，但陶丽不久就嫁给了奥勃朗斯基。接着他爱起二小姐来。他觉得他一定要在她们姐妹中间爱上一个。至于究竟爱哪一个，他却拿不定主意。娜塔丽雅踏进社交界不久就嫁给了外交官李伏夫。列文大学毕业的时候，吉娣还是个孩子。谢尔巴茨基少爷进海军不久，在波罗的海淹死了。这样，列文同谢尔巴茨基一家人的关系，尽管有同奥勃朗斯基的交情，从此也就疏远了。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今年初冬又来到莫斯科，看见了谢尔巴茨基一家人。这时他才明白，在这三姐妹中他真正应该爱的是哪一个。
他这个出身望族、算得上富有的三十二岁男子，去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在别人看来真是太容易了。他可能立刻就会被看作是一个理想的夫婿。但列文正在热恋中，他觉得吉娣是个十全十美的姑娘，是下凡的仙女，他自己则是个庸夫俗子，因此他简直不敢想象，别人和她本人会认为他能高攀得上。
列文为了要看见吉娣，几乎天天出入交际场所。他就这样神魂颠倒地在莫斯科混了两个月。后来他忽然断定这件事没有希望，就回乡下去了。
列文认为这件事没有希望，理由是他在她亲戚的眼里根本配不上迷人的吉娣，而吉娣本人也不会爱他。在她亲戚的眼里，他这人已经三十二岁了，却还没有固定的事业和社会地位；他的同辈，有的已是上校和侍从武官，有的当上教授，有的做了银行行长和铁路经理，有的就像奥勃朗斯基那样当上政府机关的长官。可他呢（他很知道他在人家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个地主，只会养养牛，打打大鹬，盖盖仓库，也就是说，是个毫无出息的傻小子。他所干的，照社交界看来，正是蠢才干的事。
至于神秘而迷人的吉娣本人呢，她是不可能爱上像他这样相貌不好看而又才具平庸的人的。还有，他认为他一向对待吉娣的态度——他是她哥哥的朋友，因此待她就像大人对待孩子一样——也是他们恋爱上的一个障碍。他认为像他这样相貌不好看而心地善良的人，只能得到人家的友谊，而要获得像他对吉娣那样的爱情，就必须是个相貌英俊、才华出众的人才行。
据说，女人往往会爱上丑陋而平庸的人。但他不信，因为平心而论，他自己觉得，他也只能爱美丽、神秘而不同凡响的女人。
但是，在乡下独自待了两个月以后，他相信这次恋爱同他青年时期所经历的不——样。这次的爱情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她肯不肯做他的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他简直一天也活不下去。而他的绝望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推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将遭到拒绝。他终于下定决心到莫斯科来求婚。要是成功，就结婚；或者……要是遭到拒绝，他无法想象他将会怎么样。
列文乘早班车来到莫斯科，住在他异父同母的哥哥柯兹尼雪夫家里。他换好衣服，走进哥哥的书房，想立刻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但他发现书房里不止他哥哥一个人，还坐着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这位教授特地从哈尔科夫赶来，要和他解释他们之间由于一个重要哲学问题而发生的误会。教授那时正在同唯物论者展开激烈的辩论，而柯兹尼雪夫则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场辩论。他读了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就写信给他表示不同意见。他责备教授对唯物论者过分让步。教授立刻赶来同他辩论。他们辩论的是一个时髦问题：在人类活动中，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之间有没有界线？如果有，又在哪里？
柯兹尼雪夫迎接弟弟时，露出他那种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亲切而冷淡的微笑。他给弟弟和教授作过介绍后，又继续他们的讨论。
这位教授前额狭窄，脸色枯黄，身材矮小，戴着一副眼镜。他停住话头，同列文打了个招呼，又说下去，不再理他。列文坐下来，想等教授走，但很快就对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发生了兴趣。
列文在报刊上读到过他们正在讨论的那些文章。他在大学里读的是自然科学，因此对那些文章很感兴趣，认为它们发展了科学原理。不过，他从没把作为动物的人类的起源以及反射作用、生物学和社会学等科学论断同生和死的意义问题联系起来。这些问题近来越来越频繁地在他的头脑里盘旋。
他听着哥哥同教授的谈话，注意到他们把科学问题同精神问题联系起来，有几次甚至要专门探讨精神问题，但每次他们一接触到这个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总是立刻避开，又转入琐碎的分类、保留条件、引证论据、暗示和引用权威意见等方面，使他很难听懂他们的讨论。
“我不能容忍，”柯兹尼雪夫用他一贯明确的叙述和文雅的措词说，“我说什么也不能同意凯斯的话，他认为我对外部世界的全部概念都是从印象产生的。事实上，我关于存在这个最根本的概念就不是通过感觉获得的，因为没有传达这种概念的专门器官。”
“是的，但是他们，伍斯特也好，克瑙斯特也好，普利巴索夫也好，都会回答您说，存在这一意识是由全部感觉的总和产生的，存在这一意识是感觉的结果。伍斯特甚至直率地说，如果没有感觉，也就没有存在的概念。”
“我认为相反。”柯兹尼雪夫又开口了……
这时列文又觉得他们快要接触到最核心的问题，但他们又离开了这个题目。他决定向教授提一个问题。
“这样说来，如果我的感觉不存在了，如果我的肉体死亡了，就不可能有任何存在了吗？”他问。
教授恼怒地、仿佛因话头被打断而痛苦地打量了一下这位古怪的提问者（他与其说像个哲学家，不如说像个拉纤夫），然后把目光转向柯兹尼雪夫，仿佛在问：“叫我怎么说呢？”不过，柯兹尼雪夫说话远不像教授那样激动，那样偏激。他从容不迫，既能回答教授的话，又能理解列文提这问题的淳朴而自然的想法。他微微一笑说：“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权利解决……”
“我们没有资料……”教授应和着说，又继续阐述他的论点，“不，我要指出的是，如果确实像普利巴索夫所明白提出的那样，感觉是以印象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严格区别这两个概念。”
列文不再倾听他们的谈话了，他一心只等教授告辞。
等教授走了以后，柯兹尼雪夫对弟弟说：“你来了，我很高兴。要住一阵吧？农场搞得怎么样？”
列文知道哥哥对农业并不太感兴趣，他这样问只是客套一番，因此只告诉他出卖小麦和金钱上的一些事。
列文原想把结婚的打算告诉哥哥，并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确实下了决心，可是一看见哥哥，听了他同教授的谈话，又听到哥哥询问农业（他们母亲遗下的田产还没有分，列文同时管理着两房产业）时那种居高临下的语气，不知怎的，他感到不能把决心要结婚的事告诉哥哥。他觉得哥哥不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看待这件事。
“那么，你们那边的地方自治会弄得怎么样？”柯兹尼雪夫问。他对地方自治会很感兴趣，对它很重视。
“哦，说实在的，我可不知道……”
“怎么？你不是地方自治会的理事吗？”
“不，已经不是理事了，我辞职了，”列文回答，“我不再出席他们的会议了。”
“可惜！”柯兹尼雪夫皱起眉头低声说。
列文讲起县地方自治会的情况来替自己辩白。
“事情总是这样！”柯兹尼雪夫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俄国人总是这样。能看到自己的缺点，这也许是我们的长处，但我们往往夸大其词，随便讽刺挖苦，聊以自慰。我老实对你说，要是把我们地方自治会的权利交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譬如说德国人或者英国人，他们准会把这种权利变成自由，可是到了我们手里，只会变成一种嘲弄。”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列文负疚地说，“这是我最近的感受。我诚心诚意地试过了。我没有办法，无能为力。”
“不是无能为力，”柯兹尼雪夫说，“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不对。”
“也有可能。”列文颓丧地回答。
“告诉你，尼古拉弟弟又来这儿了。”
尼古拉是列文的亲哥哥，柯兹尼雪夫异父同母的弟弟。他自甘堕落，荡光了大部分家产，在最荒唐的下层社会里混日子，同兄弟们都闹翻了。
“真的吗？”列文恐惧地叫道，“你怎么知道的？”
“普罗科菲在街上看到他了。”
“他在这里，在莫斯科吗？他在哪里？你知道吗？”列文站起来，仿佛马上就要去找他。
“我悔不该把这事告诉你，”柯兹尼雪夫看到弟弟那副激动的样子，摇摇头说，“我派人打听到他的住处，替他还清了欠特鲁宾的债，把借据给他送去。可是你瞧，他是怎么回答我的！”
柯兹尼雪夫说着从吸墨纸底下抽出一张条子，交给弟弟。
列文看了看这张字迹古怪而熟识的条子：“我恳求你们别来打扰我。这是我要求我亲爱的兄弟们给我的唯一恩典。尼古拉·列文。”
列文看完这张条子，没有抬起头来，却拿着条子站在柯兹尼雪夫面前。
他想从此忘记这个不幸的哥哥，但又觉得这样做是卑鄙的。这两种思想在他心里斗争着。
“他显然是要侮辱我，”柯兹尼雪夫继续说，“但要侮辱我他又办不到。我原来倒确实是愿意帮助他的，可是现在我明白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是的，是的！”列文连声说，“我了解并且看重你对他的态度，但我还是要去看看他。”
“你要去就去吧，可我劝你别去！”柯兹尼雪夫说，“就我来说，我没有什么顾虑，他不会挑唆你来跟我闹的。至于你，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去。要帮助他也没有办法，不过，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也许是没办法帮助他，但我觉得于心不忍……特别是现在这种时候……不过那当然是另一回事……”
“噢，这一层我可不明白！”柯兹尼雪夫说，“我只明白了一件事，也就是学会了宽恕。自从看到尼古拉弟弟变成这个样子以后，我对所谓卑鄙行为的看法改变了，变得宽宏大量了……你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
“哦，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列文反复说。
列文从柯兹尼雪夫的仆人那里打听到尼古拉的地址，本想立刻去看他，但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改到下午去。要做到心情平静，首先要解决促使他这次来莫斯科的那件事。列文从他哥哥那里出来，先到了奥勃朗斯基的官厅里去。他打听到了谢尔巴茨基家的情况，就坐上马车到可能找到吉娣的地方去了。
四点钟光景，列文感到他的心怦怦直跳。他在动物园门口下车，沿着小径向山上溜冰场走去。他知道一定可以在那边找到吉娣，因为看见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停在入口处。
这是一个严寒而晴朗的日子。入口处停着一排排私人马车、雪橇、出租马车，还可以看到许多宪兵。服装整洁的人群，帽子被灿烂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在入口处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甬道上，在俄国式雕花小木屋之间，熙来攘往。园里的老桦树，枝叶扶疏，被雪压得低垂下来，看上去仿佛穿着节日的新装。
他沿着小径向溜冰场走去，一路上自言自语：“不要激动，要镇定。你激动什么呀？你怎么啦？安静些，傻东西！”他在心里这样责备自己。可他越是想镇定，就越是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有个熟人看见他，喊他的名字，可是他连那人是谁都没有认出来。他向山上走去，那里传来滑下来和拖上去的雪橇链子的铿锵声、雪橇滑动的刷刷声和欢乐的人声。他又走了几步，看见溜冰场就在前面，并且立刻就在溜冰的人群中认出她来了。
他认出她就在这里，不禁惊喜交集。她站在溜冰场的那一头，正在同一位太太谈话。她的服装和姿势都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列文一下子就在人群中认出她来，就像从荨麻丛中找出玫瑰花一样。一切都因她而生辉。她是照亮周围一切的微笑。他想：“难道我真的可以走到她跟前去吗？”他觉得她所在的地方是不可接近的圣地。刹那间，他竟然害怕到这个地步：他差点儿逃走。他不得不竭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并且用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她周围运动、他也可以到那边去溜冰的想法来宽慰自己。他走了过去，像对着太阳似的不敢朝她多望，但也像对着太阳一般，即使不去望她，还是看得见她。
每星期的这一天，只要到了这个时刻，溜冰场上就都聚集着同一个圈子里的人，他们彼此认识。这里有大显身手的溜冰健儿，也有扶着椅背胆怯而笨拙地学步的新手，有小孩，还有为了增进健康而来溜冰的老人。列文觉得他们个个都是得天独厚的幸运儿，因为他们就在这里，就在她旁边。所有溜冰的人似乎都若无其事地赶上她，超过她，甚至同她攀谈，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纯粹因为冰场出色和天气晴朗而兴高采烈，纵情欢乐。
吉娣的堂弟尼古拉·谢尔巴茨基穿着短上装和紧身裤，脚上套着溜冰鞋，坐在长凳上。他一看见列文，就对他叫道：“喂，全俄溜冰冠军！您来了好久了吗？冰面挺不错，快穿上溜冰鞋吧！”
“我没有溜冰鞋。”列文回答。在她面前居然这样放肆，连他自己都感到惊奇。他虽然没向她那边望，却没有一秒钟不看见她。他觉得“太阳”在向他靠近。她在拐弯的地方，转动她那双裹在长靴里的窄小的脚，显然胆怯地向他溜过来。一个身穿俄式服装的少年，放肆地挥动双臂，身子低低地弯向地面，追上了她。她溜得不很稳；她的双手从带子吊着的小袖筒里伸出来，以防摔倒。她的眼睛望着列文。她认出他来了，向他微微笑着，同时因为自己的胆怯而露出羞涩的神情。她拐了个弯，一只脚富有弹性地往冰上一蹬直溜到她的堂弟跟前。她抓住他的手臂，微微笑着向列文点点头。她比他所想象的还要美。
他一想到她，她的整个形象就会生动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特别是在她那少女秀美的肩上灵活地转动着的淡黄色头发的玲珑脑袋，再加上她孩子气的开朗善良的面貌，使她显得格外妩媚动人。她脸上天真无邪的神情，配上她柔美苗条的身材，具有一种超凡的魅力，深深地留在他的心坎里。不过，使他感到惊奇的，往往是她那温柔、安详和真挚的眼神。而最使他难忘的是她的微笑，这笑容每次都把列文带到一个神奇的仙境，使他心驰神往，留连忘返，好像回到童年时代难得遇到的快乐日子里一般。
“您来这儿好久了吗？”她向他伸出一只手，说。列文捡起从她袖筒里掉下的手帕，她说了声：“谢谢。”
“我吗？没多久，我是昨天……我是说今天……才到的。”列文由于激动，没有立刻明白她问这话的意思，这样回答。“我要来看看您，”他说，但一想到他来找她的用意，顿时涨红了脸，窘态毕露，“我不知道您会溜冰，而且溜得这样漂亮。”
她留神地向他瞧瞧，仿佛想弄明白他发窘的原因。
“我得珍重您的夸奖。大家都说您是一位了不起的溜冰大师呢。”她一面说，一面用戴黑手套的小手拂去落在袖筒上的霜花。
“是的，我一度对溜冰入过迷，希望能达到尽善尽美的水平。”
“看来您干什么事都挺认真，”她笑眯眯地说，“我真想瞧瞧您溜冰。您就穿上溜冰鞋，让我们一起溜吧！”
“一起溜！真会有这样的事吗？”列文望着她想。
“我这就去穿。”他说。
说着他就去穿溜冰鞋。
“先生，您好久没到我们这儿来了。”溜冰场的侍者扶住他的脚，替他拧紧溜冰鞋，说。“您一走，这儿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溜冰大师了。这样行吗？”他拉紧皮带问。
“行，行，就是请快一点儿。”列文回答，好不容易才忍住脸上幸福的微笑。他想：“是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幸福！她说：‘一起，让我们一起溜吧。’我现在就对她说吗？可我很怕向她开口，因为我现在很幸福，至少充满幸福的希望……要是现在不说呢？……可我得说！一定得说，一定得说！不要胆怯！”
列文站起来，脱下大衣，沿着小屋旁边高低不平的冰面滑出去。一滑到光滑的冰场上，就毫不费力地溜起来，随心所欲地加快速度，不断弯来弯去，改变方向。他怯生生地接近她，但她的微笑使他放下心来。
她向他伸出一只手，他们就肩并肩地溜起来，不断加快速度。他们溜得越快，她把他的手握得越紧。
“同您一起溜，我会学得快一点。不知怎的，我就是相信您。”她对他说。
“您靠着我，我也就更加有信心了。”他说，但立刻因为说了这句话而感到害怕，脸都红了。果然，他一说出这句话，她脸上亲切的表情顿时消失，好像太阳躲进乌云里。列文熟悉她脸上这种变化，知道她在深思，她那光滑的前额上也出现了皱纹。
“您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不过我没有权利问您。”他慌忙说。
“为什么？……不，我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她冷冷地回答，立刻又补了一句，“您没有看见林侬小姐吗？”
“还没有。”
“您去看看她吧，她可喜欢您啦！”
“这是什么意思？我得罪她了。上帝啊，你帮助我吧！”列文想着，就向坐在长凳上的那个满头灰白鬈发的法国老妇人跑去。她笑眯眯地露出一口假牙，像老朋友一般迎接他。
“您瞧，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她看看吉娣，对他说，“可我们也老了。小熊
都变成大熊啦！”法国老妇人笑着继续说，提到他以前曾拿英国童话中的三只熊来戏称她们三姐妹。“您还记得您这样说过她们吗？”
这件事他完全不记得了，可是她十年来一直在笑这句话，并且很欣赏它。
“嗯，去吧，去吧，你们去溜吧！我们的吉娣现在溜得可好啦，是不是？”
列文跑回吉娣身边的时候，她已经不再绷着脸，眼神也显得诚恳亲切了，但列文觉得她的亲切中含有一种故作镇定的特殊味道。他感到不痛快。她谈了一下这位上了年纪的家庭女教师，谈到她的怪癖，然后问起他的生活情况来。
“冬天您在乡下不觉得寂寞吗？”她问道。
“不，不寂寞，我忙得很。”他一面说，一面感到她在用镇定的语气控制他，使他无法越出这样的话题，就同初冬那次一样。
“您要在这里住一阵儿吗？”吉娣问。
“我不知道。”他嘴里回答着，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心里想，如果他又被她那种平静友好的语气控制住，那他这次又会空手回去的。他决定打破这种局面。
“怎么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要看您了。”他说，但说过后又立刻感到恐惧。
是她没有听见他这句话呢，还是她不愿意听，她仿佛绊了一跤，顿了两次脚，就匆匆地从他身边溜走了。她溜到林侬小姐面前，对她说了些什么，又向妇女换鞋的那所小房子溜去。
“上帝呀，我做了什么啦！上帝呀，帮助我，引导我吧！”列文祷告着。他觉得需要剧烈地运动一下，就奔跑起来，在冰上兜着大大小小的圈子。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溜冰场上的新秀，嘴里衔着一支香烟，穿着溜冰鞋从咖啡室里出来。他起步滑了一下，沿着台阶一级级跳下来，发出嗒嗒的响声。接着，他飞跑下来，两臂的姿势都没有改变，就在冰场上溜了起来。
“嗬，这倒是一种新鲜玩意儿！”列文说着跑上去，也要试试这种新花样。
“当心别摔死了，这是要练过的！”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对他大声说。
列文走到台阶上，从上面一个劲儿直冲下来，伸开两臂在这种不熟练的溜法中保持着平衡。在最后一个台阶上他绊了一下，一只手几乎触到冰面，但他猛一使劲恢复了平衡，就笑着溜开去了。
“他这人真好，真可爱！”这会儿，吉娣同林侬小姐从小房子里出来，脸上露出亲切宁静的微笑，像瞧着心爱的哥哥那样瞧着他，心里想。“难道是我的过错吗？难道我做了什么坏事了吗？他们说我卖弄风情。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但我同他在一起总觉得很快活，他这人实在好。但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列文由于剧烈的运动而满脸通红。他看见吉娣要走，她母亲在台阶上接她，他就站住，想了想。他连忙脱下溜冰鞋，在动物园门口追上了她们母女俩。
“看见您很高兴，”公爵夫人说，“我们仍旧每逢星期四招待客人。”
“这么说，就是今天啰？”
“您要是能来，我们将感到很高兴。”公爵夫人冷冷地说。
母亲这种冷淡的态度使吉娣觉得难受。她忍不住想弥补一下，就回过头，笑盈盈地对他说了一声：“再见！”
这时候，奥勃朗斯基歪戴着帽子，容光焕发，眼睛发亮，以胜利者的快乐姿态走进动物园。但他一走到丈母娘跟前，就露出负疚的忧郁神色，回答她关于陶丽健康状况的询问。他沮丧地同丈母娘低声交谈了几句，就挺起胸膛，挽住列文的手臂。
“我们现在就走吗，呃？”他问。“我一直在惦记你。你来了，我真高兴。”他意味深长地盯住列文的眼睛，说。
“走吧，走吧！”列文兴高采烈地回答。他的耳朵里还一直响着“再见”这个声音，眼前还浮现着她说这句话时的那张笑脸。
“到英国饭店还是爱弥塔日饭店？”
“随便。”
“那就到英国饭店吧。”奥勃朗斯基说。他所以挑选英国饭店，是因为他欠英国饭店的账比欠爱弥塔日饭店的更多，他觉得避着不到那里去是不好的。“你有马车吗？那太好了，我把我那辆打发走了。”
两个朋友一路上沉默不语，列文在捉摸吉娣脸上表情变化的原因。他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又悲观失望，分明看出他的希望是不现实的，同时又觉得在看到她的笑容、听到她说“再见”之后，他仿佛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奥勃朗断基一路上考虑着菜单。
“你不是爱吃比目鱼吗？”当他们到达饭店时，他问列文。
“什么？”列文反问了一句，“比目鱼吗？是的，我太喜欢比目鱼了。”
列文同奥勃朗斯基一起走进饭店的时候，发现奥勃朗斯基脸上和身上显然有一种特殊的表情，仿佛是抑制着的欢乐。奥勃朗斯基脱下外套，歪戴着帽子，走进餐厅，对那些身穿燕尾服、手拿餐巾围拢过来的鞑靼侍者吩咐了一下。他向遇见的熟人一一点头致意。这里也像别处一样，凡是认识的人见到他都很高兴。他走到酒台旁边，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点鱼，对柜台后面那个浓妆艳抹、一身都是缎带、花边和满头鬈发的法国女人说了几句俏皮话，引得她格格格地笑起来。对这个全身仿佛都是用假发、花粉和香油做成的法国女人，列文极其厌恶，连一口酒都没有喝。他连忙从她身边走开，好像避开脏地方一样。他的整个心灵都沉浸在对吉娣的回忆里，他的眼睛闪耀着胜利和幸福的微笑。
“请到这边来，大人，这边没有人打扰，大人。”一个头发花白的鞑靼老头特别殷勤地说。他的臀部很宽，把燕尾服都撑得叉开了。“大人，您请。”他对列文说，表示由于尊敬奥勃朗斯基，对他的客人也格外殷勤。
他一转眼工夫就在青铜吊灯下面那张原来已铺有桌布的圆桌上再铺上一块干净桌布，挪了挪丝绒面椅子，手里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奥勃朗斯基面前，听候吩咐。
“大人，您要是喜欢单间，马上就有一间要空出来了，戈里曾公爵同一位夫人就要走了。今天有新鲜牡蛎。”
“啊，牡蛎！”
奥勃朗斯基考虑起来。
“原来的计划不变吧，列文？”他指着菜单，脸上露出迟疑不决的神色说。“牡蛎好不好？你得注意了！”
“是弗仑斯堡
货，大人，奥斯坦德
货没有。”
“弗仑斯堡货就弗仑斯堡货吧。新鲜不新鲜？”
“昨天刚到的。”
“那就先来个牡蛎，咱们再把整个计划改动一下，你看怎么样？”
“我反正都一样。我最喜欢蔬菜汤和麦片粥，不过这里当然不会有这种东西。”
“您要吃俄国麦片粥吗？”鞑靼人弯腰问列文，好像保姆问孩子一样。
“不，我相信你点的菜一定错不了。我刚溜过冰，肚子饿得很。”他发现奥勃朗斯基脸上有点不高兴，又补充说，“你别以为我不欣赏你的挑选。我吃起来一定满意。”
“那当然！不论怎么说，吃是人生一大乐事！”奥勃朗斯基说。“伙计，那么就给我来二十个，不，二十个太少，来三十个牡蛎，再有蔬菜汤……”
“青菜汤。”鞑靼人用法语应和说。不过，奥勃朗斯基显然不让他再卖弄法文菜名的知识。
“蔬菜汤，懂吗？再来个浓汁比目鱼，再来……煎牛排。注意了，要好的。或者再来个阉鸡，还有罐头水果。”
鞑靼人记起奥勃朗斯基一向不喜欢照法文菜单点菜，就不再用法文菜名重复一遍，但他还是自得其乐地把整张菜单用法语念了一遍。接着又像装了弹簧一样灵活，啪的一下把菜单放下，拿起酒单递给奥勃朗斯基。
“咱们喝什么酒呢？”
“随便，只是少一点儿，就喝香槟吧。”列文说。
“怎么？一开始就喝香槟？不过也行。你喜欢白封的吧？”
“白封的。”鞑靼人又用法语附和说。
“好，那就先来那种酒和牡蛎吧，后面的菜回头再说。”
“是，大人，来点什么下菜酒呢？”
“来纽意酒吧……不，还是来点老牌沙白立葡萄酒。”
“是，大人。要不要来一点您的干酪？”
“好，来点帕尔玛
干酪。你也许要来点别的什么吧？”
“不，我无所谓。”列文忍不住笑着说。
鞑靼人摆动着燕尾服后襟跑开了。过了五分钟，他端着一盘珍珠母色贝壳都打开了的牡蛎，手指间夹着一瓶酒，飞奔而来。
奥勃朗斯基揉了揉浆过的餐巾，把巾角塞到背心领口里，稳稳当当地摆开双臂，动手吃牡蛎。
“真不错！”他用银叉把滑腻腻的牡蛎从珍珠母色的贝壳里挑出来，一个又一个地吞下去。“真不错！”他连声说，那双湿润发亮的眼睛忽而望望列文，忽而望望鞑靼人。
列文也吃着牡蛎，虽然他更爱吃白面包夹干酪。他欣赏着奥勃朗斯基那种吃得津津有味的模样。就连那个鞑靼侍者也一面开瓶塞，把起泡的葡萄酒倒进精致的酒杯里，一面现出得意的笑容，整整他的白领带，不时望望奥勃朗斯基。
“你不太喜欢牡蛎，是吗？”奥勃朗斯基说着，把杯子里的酒喝干。“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呃？”
他想让列文高兴，可是列文不仅不高兴，还感到局促不安。他心事重重；在这个饭店里，在男人带着太太一起用餐的这些单独房间之间，在这种嘈杂的闹声中，他觉得难受，觉得不舒服。这里的青铜器、镜子、煤气灯、鞑靼侍者，这一切都使他感到讨厌。他唯恐充满心灵的美好感情遭到玷污。
“我？是的，我有心事；不过这一切都使我不舒服，”他说，“你不能想象，这一切对我这个乡下人来说有多么古怪，就像我在你们那里看见那位先生的长指甲一样……”
“是的，我也发觉你很注意可怜的格里涅维奇的指甲。”奥勃朗斯基笑着说。
“我真看不惯，”列文回答，“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用乡下人的眼光来看一看吧。我们在乡下总是竭力使自己的一双手便于干活，因此经常剪指甲，有时还把袖子卷起来。可是这里大家故意留指甲，留得越长越好，还有，袖口的纽子也大得像碟子，弄得两只手什么事也不能做。”
奥勃朗斯基快乐地微笑着。
“是的，这表示他不用干粗活。他只用脑力劳动……”
“也许是这样。可我总觉得别扭，就像在吃饭这件事上觉得别扭一样；我们乡下人吃饭，总是尽量吃得快一点，吃完了好干活，可咱们在这里却想尽量吃得慢一点，因此先弄点牡蛎来吃吃……”
“哦，这个当然！”奥勃朗斯基随和地说，“不过这也就是文明的目的：处处讲究享受。”
“嗯，如果这就是文明的目的，那我宁可做个野蛮人。”
“你本来就很野蛮。你们列文家的人都很野蛮。”
列文叹了一口气。他想起尼古拉哥哥，感到羞愧和痛苦，皱起了眉头，但奥勃朗斯基一谈到另一个题目，立刻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么，今天晚上你到我们那里，就是谢尔巴茨基家去吗？”奥勃朗斯基推开粗糙的空牡蛎壳，把干酪挪到面前，意味深长地闪亮眼睛说。
“去，一定去！”列文回答，“尽管我觉得公爵夫人的邀请并不热情。”
“你这算什么话！真是胡说八道！这是她的派头……喂，伙计，来汤……这是她的派头，贵夫人的派头嘛！”奥勃朗斯基说。“我也要去，不过我得先去参加一下巴宁娜伯爵夫人的音乐会。嗐，你这个人还不算野蛮吗？你忽然从莫斯科失踪了，这事该怎么解释呢？谢尔巴茨基一家人一再问我，你到哪里去了，仿佛我一定知道似的。其实我只知道一点：你常常做些人家不会做的事。”
“是的，”列文缓慢而激动地说，“你说得对，我这人是有点野蛮。不过我的野蛮不在于离开这儿，而在于现在又来了。我现在来……”
“嗬，你好幸福哇！”奥勃朗斯基盯住列文的眼睛，打断他的话说。
“何以见得？”
“‘我凭烙印识别骏马，从小伙子的眼睛看出他有了情人。’”奥勃朗斯基背诵着诗句，“你真是前途似锦啊！”
“难道你的一切都过去了吗？”
“虽不是一切都过去了，但你有前途，可我只有现实生活，而且是颠三倒四的。”
“怎么回事？”
“糟得很。唉，我不想谈我的事，其实也无从谈起。”奥勃朗斯基说，“那么你来莫斯科到底有什么事？……来，收掉！”他大声吩咐鞑靼人。
“你猜得着吗？”列文回答，他那双炯炯发亮的眼睛盯住奥勃朗斯基。
“猜得着，但这事我不好先开口。你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我猜得对不对。”奥勃朗斯基带着微妙的笑容瞧着列文，说。
“那么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列文声音哆嗦地说，觉得自己脸上的全部肌肉都在抽搐，“这问题你怎么看？”
奥勃朗斯基慢吞吞地喝干了那杯沙白立酒，眼睛一直盯住列文。
“我吗？”奥勃朗斯基说，“我所希望的，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没有了。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那么你没有搞错吧？你知道我们谈的是什么事吗？”列文眼睛盯住对方问，“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我想有希望。为什么没有呢？”
“不，你真的以为这事有希望吗？不，你把你的想法统统说出来！不过，万一，万一我遭到拒绝呢？我简直相信会遭到拒绝……”
“你究竟凭什么这样想呢？”奥勃朗斯基看到他这样激动，笑着说。
“我有时就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这事对我也好，对她也好，都是太可怕了。”
“嗳，这对一位姑娘来说绝没有什么好怕的。随便哪一位姑娘遇到人家来求婚，总是挺得意的。”
“对，随便哪一位姑娘都是这样，可她是个例外。”
奥勃朗斯基微微一笑。他很懂得列文的这种感情，懂得在他看来天下的姑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除了她以外的天下所有的姑娘，这些姑娘个个具有人类的各种缺点，都平凡得很；另一类就是她一个人，没有任何缺点，而且凌驾于全人类之上。
“等一下，你加点酱油。”他捉住列文那只正在推开酱油瓶的手说。
列文听话地加了点酱油，但他不让奥勃朗斯基吃。
“不，等一下，等一下！”列文说，“你要明白，对我来说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件事我同谁都没有谈过，我同谁都不能像同你这样坦率地谈。其实咱俩处处不一样：趣味不一样，观点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但我知道，你喜欢我，了解我，我也非常喜欢你。啊呀，看在上帝分上，你就把实话全说出来吧。”
“我怎么想，就怎么对你说，”奥勃朗斯基微笑着说，“不过我先要对你说，我妻子是个极其古怪的女人……”奥勃朗斯基想到同妻子的关系，叹了一口气。他沉默了一下，又说，“她有先见之明。她看人看得很透，可这还不算，她还能未卜先知，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譬如说，她曾预言沙霍夫斯卡雅小姐将嫁给勃仑登。当时谁也不相信，但后来果然如此。这会儿她是赞成你的。”
“你这话怎么说？”
“是这样的，她不仅喜欢你，她还说吉娣一定会做你的妻子。”
列文一听到这话，立即笑逐颜开，感动得几乎要掉眼泪。
“她说得太好了！”列文叫道。“我一向说她是个极好的人，你的夫人是个极好的人。好，这事谈得够了，够了。”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
“好的，可是你坐呀！”
但列文坐不住了。他迈着矫健的步伐在这小房间里来回踱了两次，眨眨眼睛，免得人家看见他的眼泪。然后又回到桌旁坐下。
“你要明白，”他说，“这不是一般的爱情。我谈过恋爱，但这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这不是出于自己的感情，而是受一种外界力量的支配。说实在的，我上次离开这儿，因为觉得那事没有希望，那是一种人间不可能有的幸福；但我经过一番内心斗争，觉得没有她我活不下去，我一定要解决……”
“那你究竟为什么要离开这儿呢？”
“啊，这个回头再说！啊呀，我心里有多少想法，有多少事要问问你呀！你准不能想象，你刚才的话对我起了多大的作用。我太幸福了，幸福得简直叫人家讨厌。我把什么都忘记了……我今天才知道尼古拉哥哥……才知道他也在这里……可我连他都给忘了。我仿佛觉得连他都是幸福的。我简直疯了。但有一件事太可怕……你已经结过婚，你一定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可怕的是，如今我们都有了年纪，以前我们都有过……不是爱情，而是罪孽……可如今我们忽然要同一个纯洁无瑕的姑娘接近。这太可憎了，因此不能不觉得自己高攀不上。”
“嗳，你并没有多少罪孽。”
“咳，还是有的，”列文说，“毕竟还是有的。‘我嫌恶地回顾我的生活，我战栗，我诅咒，我痛恨自己……’就是这样。”
“有什么办法呢？做人就是这样的。”奥勃朗斯基说。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想到我喜爱的那句祷告：‘不是我可以将功赎罪，而是凭你的慈爱饶恕我。’也只有这样，她才能饶恕我。”
列文把酒杯里的酒喝干了。他们沉默了一阵。
“我还有一句话要跟你说。你认识伏伦斯基吗？”奥勃朗斯基问列文。
“不，我不认识。你问这干什么？”
“再来一瓶酒。”奥勃朗斯基吩咐鞑靼侍者。那个侍者没有事也守在他们旁边，转来转去，替他们斟酒。
“为什么要我同伏伦斯基认识呢？”
“你应该同他认识一下，因为他是你的情敌之一。”
“伏伦斯基是个什么人？”列文问。他的脸色顿时变了，从奥勃朗斯基刚才还在欣赏的天真的喜悦变成凶狠和恼怒。
“伏伦斯基是基里尔·伊凡诺维奇·伏伦斯基伯爵的儿子，是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个活标本。我在特维尔服役时就同他认识了，他常常到那边去招募新兵。非常有钱，人又长得漂亮，交游又广。他在担任宫廷武官，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小子。不仅心地善良，我来到这儿以后还发现他很有教养，又很聪明，是个前程远大的人物。”
列文皱起眉头，不做声。
“对了，你走了没多久，他就来到这儿了。据我了解，他爱吉娣爱得入了迷，还有，她母亲……”
“对不起，这个我实在不明白。”列文忧郁地皱着眉头说。他立刻想到了尼古拉哥哥，痛恨自己竟把他给忘了。
“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奥勃朗斯基笑眯眯地摸摸他的手说，“我把我所知道的全告诉你了。我再说一遍，我认为在这件微妙的事上，从各方面看来，希望都在你这一边。”
列文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脸色发白。
“不过我劝你赶紧把这事解决掉。”奥勃朗斯基给他斟满酒，继续说。
“不，谢谢，我不能再喝了，”列文推开酒杯说，“我要醉了……那么，你近来怎么样？”他问，显然想改变话题。
“再说一遍：我劝你无论如何要赶紧解决。今晚不要谈了，”奥勃朗斯基说，“明天一早正式去求婚，愿上帝保佑你……”
“哦，你不是一直想到我们那边去打猎吗？你明年春天来吧。”列文说。
他心里十分悔恨，真不该同奥勃朗斯基谈这件事。奥勃朗斯基竟然跟他谈什么彼得堡的一个军官在跟他竞争，还做了猜测，提了劝告，这可亵渎了他的特殊的感情。
奥勃朗斯基微微一笑。他懂得列文内心的活动。
“我以后一定去。”他说，“是啊，老弟，女人好比螺旋桨，弄得你老是团团打转？我的情况也很糟，糟得很呢。都是女人的缘故。你坦率告诉我，”他掏出一支雪茄，一只手按住酒杯说下去，“你给我出出主意。”
“你究竟有什么事？”
“是这么一回事。假定你结过婚，你爱你的妻子，可是另外有个女人把你迷住了……”
“对不起，这种事我可一点也不理解，就好像……譬如说，我现在吃饱了饭，经过面包店，又溜进去偷面包。”
奥勃朗斯基的眼睛比平时更加闪闪发亮。
“为什么不？奶油面包有时香得会使你克制不住。
‘我若能克制尘世欲望，
那当然无比高尚；
我若忍耐不了这寂寞，
毕竟也享尽人间欢乐！’”
奥勃朗斯基一边说，一边微妙地笑着。列文也忍不住笑了一笑。
“好吧，言归正传！”奥勃朗斯基继续说。“你要知道，那女人温柔多情，真是可爱，而且孤苦伶仃，她牺牲了一切。如今木已成舟，我又怎么能把她抛弃呢？就算为了不破坏家庭生活，非得同她分手不可，难道就不能可怜可怜她，设法减轻点儿她的痛苦吗？”
“哟，对不起，你也知道，我认为天下女人可以分成两种……不……说得确切些，真正的女人只有一种……那种既堕落又可爱的女人，我没有见过，我看也不会有。至于那个坐在柜台后面、满头鬈发、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我觉得她不是女人，简直是个妖精。凡是堕落的女人都是这样的。”
“那么《福音书》中的那个女人
呢？”
“啊呀，别说了！基督要是知道人们会滥用他的话，就绝不会说了。一部《福音书》大家就只记得这样几句话。不过我所说的并不是我所想的，而是我所感觉的。我嫌恶堕落的女人。你害怕蜘蛛，我可害怕那些妖精。你一定没有研究过蜘蛛，所以不知道它们的特性；我对那些女人也是这样。”
“你说说倒轻巧，好像狄更斯小说中的那位先生，他遇到难题，就用左手一个个从右肩上往后扔。不过，抹煞事实并不解决问题。你倒说说，叫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妻子老了，可你还精力旺盛。你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觉得你再也无法爱你的妻子了，不管你怎样尊敬她。一旦遇到一位可爱的人儿，你就完了，完了！”奥勃朗斯基颓丧地说。
列文嗨地笑了一声。
“是啊，完了！”奥勃朗斯基继续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但总不能去偷奶油面包哇！”
奥勃朗斯基哈哈大笑起来。
“吓，真是一位道学先生！但你要明白，现在有两个女人：一个始终坚持她的权利，也就是坚持要你的爱情，但你却不能给她；另一个女人为你牺牲了一切，对你却毫无所求。你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才好呢？这是一大悲剧。”
“如果你想知道我对这种事情的看法，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相信这里有什么悲剧。理由是这样的：我认为恋爱……就是柏拉图在《酒宴》中所说的两种恋爱，这两种不同的恋爱就是对人们的试金石。有些人只懂得这种恋爱，有些人只懂得另一种。对那些只懂得非柏拉图式恋爱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悲剧不悲剧。那种恋爱是不会有什么悲剧的。‘多谢您使我得到了满足，再见！’……这就是全部悲剧。至于柏拉图式的恋爱是不会有什么悲剧的，因为这种恋爱始终是纯洁无瑕的，因为……”
这当儿，列文想起自己的罪孽和经历过的内心斗争，出其不意地补充说：“但你说的话也许是对的。很可能是对的……可我说不上来，实在说不上来。”
“但要知道，”奥勃朗斯基说，“你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这是你的美德，也是你的缺点。你自己具有一丝不苟的脾气，你就要求实际生活里一切都一丝不苟，但这是办不到的。譬如说，你瞧不起公益事业，因为你要求它都能符合你的目的，可这是办不到的。你要求人家的一举一动都具有目的性，要求恋爱和家庭生活永远统一，可这是办不到的。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和影组成的。”
列文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回答。他在想心事，没有听奥勃朗斯基说话。
两人忽然发觉，他们虽然是朋友，虽然在一起吃饭喝酒，关系似乎应该更加融洽，其实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彼此互不关心。奥勃朗斯基多次发觉，他们在饭后往往意见更加分歧，而不是更加融洽，但是他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开账！”他吩咐侍者，起身走到隔壁大厅，在那里遇见一个熟识的副官，就同他谈起某女演员和她的供养者来。奥勃朗斯基同那个副官一谈话，顿时感到轻松愉快，同列文谈话时产生的那种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极度紧张感也消除了。
鞑靼人送来账单，总共是二十六卢布零几个戈比，外加小账，其中列文吃的酒菜账是十四卢布。要是在别的时候，他这个乡下人准会大吃一惊，但今天他毫不在意，立刻付清了账，以便回家去换衣服，再坐车到决定他命运的谢尔巴茨基家去。
吉娣·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今年才十八岁。冬天里，她第一次进入社交界。她在交际场中获得的成功超过她的两位姐姐，甚至出乎公爵夫人的意料之外。不仅涉足莫斯科舞会的青年几乎个个拜倒在吉娣脚下，而且在这第一个冬天就出现了两位认真的求婚者：列文和在他走后立即出现的伏伦斯基伯爵。
列文在初冬时节的出现，他的频繁来访和对吉娣明显的爱慕之情，使做父母的第一次正式谈论吉娣的前途并发生了争吵。公爵中意列文，认为他配吉娣再合适也没有了。公爵夫人呢，她以女人家回避问题的惯用手法，说吉娣年纪还小，说看不出列文有诚意，说吉娣对他没有意思，用诸如此类的话加以推托；但她没有把主要的理由讲出来，那就是她希望替女儿选择个更好的对象，而列文不中她的意，她不了解他的为人。上次列文突然从莫斯科不辞而别，公爵夫人倒很高兴，她得意扬扬地对丈夫说：“你瞧，被我说中了吧！”后来伏伦斯基一出现，她就更加高兴了，确信吉娣准能找到一个不仅是好的而且是杰出的夫婿。
在吉娣母亲看来，列文同伏伦斯基是怎么也不能相比的。她不喜欢列文偏激而古怪的议论，不喜欢他在交际场所表现出来的笨拙行为——她认为这是由于他的傲慢而产生的——不喜欢他整天同牲口和农民打交道的这种她认为粗野的乡下生活。她特别不喜欢的是，他爱上她的女儿，出入她们家也有一个半月了，却还在等待，还在观察，唯恐开口求婚会使他有失面子，他不懂得，一个男子经常出入有年轻姑娘的人家是非表明来意不可的。后来他又突然不别而行。“幸好他一点也不招人喜欢，吉娣没有爱上他。”做母亲的这样想。
伏伦斯基能使吉娣母亲的愿望全部得到满足。他很有钱，又很聪明，家庭出身好，当上了宫廷武官，更是前程似锦，而且又是个招人喜欢的男人。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理想的女婿了。
伏伦斯基在舞会上露骨地向吉娣献媚，他同她跳舞，经常出入她们的家，因此他的一片心意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如此，整整一个冬天，母亲的心情却一直极其烦躁。
三十年前公爵夫人自己出嫁，那是姑妈做的媒。未婚夫——他的情况事先都已知道——上门来相亲，他也就露了脸。做媒的姑妈事后分头传达了双方的印象。印象都很好。然后约定日期，公爵向女方父母求婚，当场就被接受了。这件事的经过很简单、很顺利。至少公爵夫人有这样的感觉。但轮到给她的女儿择婿，她才体会到这件事看来平常，做起来却不简单，不容易。为了两个大女儿——陶丽和娜塔丽雅——出嫁，她担了多少忧，操了多少心，花了多少钱，同丈夫争吵了多少回呀！如今小女儿要出嫁，她还是那样恐惧，那样忧虑，同丈夫争吵得比前两次更厉害。老公爵也像天下一切做父亲的人那样，对女儿的名誉和贞操管得特别严。他狂热地守着女儿，特别是他的爱女吉娣，处处同公爵夫人吵嘴，说她败坏了女儿的名声。在两个大女儿的婚事上，公爵夫人对公爵这一套已经习惯了，如今她更觉得公爵的严格管教是有道理的。她看到近来世风日下，做母亲的责任更重了。她看到，像吉娣这样年纪轻轻的姑娘都在组织什么团体，听什么演讲，同男人自由交往，单独坐车上街，有许多人甚至不行屈膝礼，而最主要的是，她们都坚持选择丈夫是她们本人的事，与父母无关。“现在出嫁同以前不一样了。”年轻姑娘都这么想，这么说，就连上了年纪的人也一样。可是究竟该怎样出嫁，公爵夫人却怎么也打听不到。父母替儿女做主的法国规矩行不通，还遭到非难。女孩子完全自己做主的英国风俗也不能被接受，在俄国社会也行不通。通过别人做媒的俄国风俗被认为不开明，遭到大家的唾弃，包括公爵夫人在内。可是究竟女孩子该怎样出嫁，做父母的该怎样嫁女儿，谁也说不上来。公爵夫人不论同谁谈这件事，大家都说：“算了吧，那种老规矩如今该丢掉了。结婚的可是年轻人，不是他们的父母，还是让年轻人自己做主去吧。”没有女儿的人说说这种风凉话当然很容易，可是公爵夫人懂得，女孩子同男人接触就可能发生爱情，她可能爱上一个不想结婚的人，或者一个不配做她丈夫的人。不管人家怎样劝告公爵夫人，说如今应该让年轻人自己去安排生活，她却怎么也不能接受，就像她不能接受有朝一日实弹手枪将成为五岁孩子最好的玩具这种说法一样。因此，公爵夫人为吉娣比为两个大女儿操的心就更多了。
她唯恐伏伦斯基对待她的女儿只不过玩弄玩弄罢了。她看出女儿已经爱上了他，不过她认为他是个正派人，不至于做出那种事来，并以此自慰。但她也知道，如今社交自由，女孩子很容易丧失理智，而男人对那种罪孽又不当一回事。上星期吉娣把她同伏伦斯基跳玛祖卡舞时谈的话告诉了母亲。这番话使公爵夫人稍稍宽了心，但她还不能完全放心。伏伦斯基对吉娣说，他们弟兄俩都很听母亲的话，凡是重大的事，不同她商量是从来不做决定的。他说：“眼下我在等我妈从彼得堡来，也就是在等待一种特殊的幸福。”
吉娣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做母亲的对这事有做母亲的想法。她知道伏伦斯基天天都在等老夫人到来，老夫人对儿子的选择也一定会高兴的。使公爵夫人感到纳闷的是，他竟因唯恐违反母亲的心意而绝口不提婚事。但她渴望这件婚事成功，特别是要使自己定心，就更相信女儿的话了。公爵夫人看到大女儿陶丽遭到这样的不幸，竟至准备离开丈夫，心里虽然十分难过，但她的全部感情还是集中在这件决定小女儿命运的事上。今天，列文的出现更增添了她的焦虑。她觉得女儿曾一度钟情于列文，因此唯恐她过分单纯而拒绝伏伦斯基的求婚。总之，她唯恐列文的到来会使这桩眼看就要成功的好事受到影响，横生波折。
“什么，他来了好久了？”她们回到家里时，公爵夫人问到列文说。
“今天刚来，妈妈。”
“我有一句话要说。”公爵夫人开了头。从她严肃而激动的脸色上，吉娣猜到她要谈的是什么事。
“妈妈，”她涨红了脸，连忙向她回过头去说，“我请求您，我请求您不要说。我知道了，我全知道了。”
她的愿望同她母亲是一样的，但母亲的动机却使她感到委屈。
“我只想说，在给了一个人希望以后……”
“啊，妈妈，好妈妈，看在上帝分上，不要说吧。说那种事太可怕了。”
“不说，不说！”母亲看到女儿眼睛里的泪水，说，“但是有一件事，我的心肝，你曾经答应过我，说你不会对我隐瞒任何事情的。你这么说了，不会做不到吧？”
“永远不会的，妈妈，我对你什么事也不隐瞒！”吉娣涨红脸，眼睛盯住母亲回答，“可我现在没有什么话要说。我……我……就是想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说……”
“对，凭她这种眼神，她是不会说谎的。”母亲想，看见女儿激动和幸福的模样，微笑起来。公爵夫人笑的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定以为她自己此刻所想的事是多么重大，多么意义深远。
在吃过晚饭到晚会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吉娣的心情就像一个初临战场的新兵。她的心怦怦直跳，头脑里思潮翻腾。
她觉得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的这个晚会，将决定她的命运。她不停地想着他们两个，忽而分开想，忽而连起来想。回顾往事，她愉快而亲切地想起了她同列文的交往。她回忆起童年时代以及列文和她已故哥哥的友谊，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富有诗意。她相信列文是爱她的，列文对她的爱慕使她觉得荣幸和欣喜。她想到列文就觉得愉快。可是一想到伏伦斯基，却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尽管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和伏伦斯基在一起，仿佛有一点矫揉造作，但不在他那一边——他是很诚挚可爱的——而是在她这一边。她同列文在一起，却觉得十分自在。不过，她一想到将来同伏伦斯基在一起，她的面前就出现了一片光辉灿烂的前景；同列文在一起，却觉得面前是一片迷雾。
她上楼去穿上夜礼服，照了照镜子，快乐地想到今天是她的一个好日子，她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当前的局面；她觉得自己镇定自若，举止优雅。
七点半钟，她刚走进客厅，仆人就来通报说：“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列文到。”这时公爵夫人还在自己的房间里，公爵也还没有出来。“果然来了！”吉娣想，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心里。她照了照镜子，看到自己脸色苍白，吃了一惊。
现在她才断定，他之所以来得特别早，就是为了要与她单独见面，以便向她求婚。直到此刻，她才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自到此刻，她才明白问题不仅关系到她一个人——她同谁在一起生活才会幸福，她爱的又是哪一个——就在这一分钟里她将使一个她所爱的人感到屈辱，而且将残酷地使他感到屈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这个可爱的人爱上了她，对她发生了爱情。可是没有办法，她需要这样做，她应该这样做。
“天哪，难道真的要我亲口对他说吗？”她想，“叫我对他说什么好呢？难道真的要我对他说我不爱他吗？那分明是说谎。叫我对他说什么好呢？难道要对他说我爱上别人了？不，这可办不到。我要逃走，逃走。”
听到脚步声时，她已走到门口了。“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可我怕什么呢？我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要说实话。同他在一起是不会觉得局促不安的。瞧，他来了！”看见他那强壮而又拘谨的身影和那双紧盯着她的明亮的眼睛，她自言自语。她对着他的脸瞧了一眼，仿佛在请求他宽恕，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
“我没有按时来，看样子来得太早了。”他扫视了一下空荡荡的客厅，说。他看到他的愿望已经达到，没有谁会妨碍他向她开口，脸色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嗳，不！”吉娣说着在桌旁坐下。
“不过，我就是想同您单独见面。”他开口说，没有坐下来，也没有向她看，唯恐丧失勇气。
“妈妈马上就下来。她昨天太累了。昨天……”
她嘴里说着，但她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她那恳求和怜爱的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他望了她一眼，她脸红了，不再说下去。
“我告诉过您，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住好久……这要看您了……”
她的头垂得越来越低，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眼看就要出口的话。
“这要看您了。”他又说了一遍，“我想说……我想说……我来是为了……为了要您做我的妻子！”他嗫嚅地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不过他觉得最可怕的话已经说出来了，就住了口，对她望了望。
她眼睛避开他，重重地喘着气。她兴奋极了，心里洋溢着幸福感。她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爱情表白竟会对她发生这样强烈的作用。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她想起了伏伦斯基。她抬起她那双诚实明亮的眼睛望着列文，看见他那绝望的神色，慌忙回答：“这不可能……请您原谅……”
一分钟以前，她对他是那么亲近，对他的生命是那么重要！可此刻，她对他又是多么隔膜、多么疏远哪！
“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他眼睛避开她，说。
他鞠了一躬想走。
就在这当儿，公爵夫人进来了。她看见只有他们两人在场，又发觉他们那副尴尬的模样，脸上顿时现出焦虑的神色。列文向她鞠了个躬，一句话也没有说。吉娣不做声，也没有抬起眼睛来。“赞美上帝，她拒绝他了。”做母亲的想。她的脸上又浮起每星期四接待客人时惯常的微笑。她坐下来，问起列文乡下的生活。列文只得又坐下，等待别的客人到来，以便悄悄溜掉。
过了五分钟，吉娣的朋友，去年冬天才结婚的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来了。
这是一个消瘦、枯黄、病态的神经质女人，生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她像一般已婚女人爱姑娘那样爱吉娣，总是照她自己的幸福观来替吉娣择婿，因此希望她嫁给伏伦斯基。今年初冬，她在吉娣家里常常遇到列文，她一直不喜欢他。她一遇到他，总是爱拿他开玩笑。
“我就喜欢他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他不是认为我愚蠢而不愿在我面前高谈阔论，就是摆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他那副样子，我觉得怪好玩的！我就喜欢他看见我受不了。”她这样说到列文。
她说得对，列文看到她确实受不了，并且瞧不起她，因为她竟认为神经质是她的长处，值得自豪，又因为她对一切庸俗粗野的事物总是抱着满不在乎的冷漠态度。
在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和列文之间形成了一种社交界常见的关系，那就是表面上客客气气，心底里彼此却极其蔑视，不可能相互认真对待，甚至也不会生对方的气。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一见面就向列文进攻。
“嘿！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您又光临我们这个腐化堕落的巴比伦
了。”她伸出瘦黄的小手给他，想起初冬时他有一次把莫斯科说成巴比伦，说，“那么，是巴比伦改邪归正了呢，还是您堕落了？”她嘲弄地打量着吉娣，加上一句。
“呦，伯爵夫人，承您这样牢牢记住我的话，真是不胜荣幸！”列文答，他已经恢复了常态，立刻照老规矩对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反唇相讥。“我这话对您的作用真是太大了。”
“可不是！我总是把您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啊，吉娣，你又溜过冰了？”
然后她同吉娣谈起话来。列文觉得，不管现在退席有多么尴尬，总比整个晚上留在这里，面对着偶尔瞅他一眼又慌忙避开他的视线的吉娣要好过一些。他刚要起身，公爵夫人却发现他不做声，就对他说：“您这次来莫斯科，可以住一阵吗？您一定是忙于地方自治会的工作，不能耽搁得太久，是吗？”
“不，公爵夫人，地方自治会的事我已经不管了，”他说，“我要在这里住几天。”
“他出什么事了？”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注视着他那一本正经的脸色，思忖着，“今天他怎么不高兴辩论辩论呢？我要逗他一逗。我最爱在吉娣面前出出他的丑，我要逗他一下。”
“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她对他说，“请您给我讲讲，这是怎么一回事——您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卡卢加乡下的庄稼汉和婆娘把他们的东西统统喝酒喝光了，如今弄得没钱给我们付租子。这算什么呀？您一向总是很称赞庄稼汉的。”
这时候，客厅里又进来一位太太。列文就站起身来。
“对不起，伯爵夫人，这事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无可奉告。”他说着，回头望了望跟着那位太太进来的军官。
“这一定是伏伦斯基。”列文想，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对吉娣望了望。吉娣瞟了一眼伏伦斯基，又回头瞅了一下列文。单从她那情不自禁地闪出光芒的眼睛，列文就看出，她爱的正是这个人；他看得清清楚楚，就跟她亲口告诉他一样。但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如今不管是不是合适，列文都只好留下来，因为他需要知道吉娣所爱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有些人一遇到一个在某方面幸运的情敌，就立刻抹煞他的一切优点，只看到他身上的缺点；但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最希望在这幸运的情敌身上发现胜过自己的地方，并且忍住揪心的剧痛，一味找寻对方的长处。列文属于后一种人。不过，他要在伏伦斯基身上找出他的长处和迷人的地方并不困难，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伏伦斯基是个个儿不高、体格强壮的黑发男子，相貌端正英俊，性格沉着刚毅而又和蔼可亲。从他的面孔到身材，从他剪得短短的黑发、刮得光光的下巴到宽舒的崭新军服，一切都显得落落大方，雅致洒脱。伏伦斯基给进来的太太让了路，走到公爵夫人面前，然后又走到吉娣身边。
当他走近吉娣的时候，他那双漂亮的眼睛闪出特别温柔的光芒。他带着隐隐约约的幸福、谦逊而得意的微笑（列文有这样的感觉），彬彬有礼地向她鞠躬，又把他那短小而宽阔的手伸给她。
他同每个人点头致意，寒暄几句，这才坐下来，就是没有对列文望一眼，而列文却一直盯着他看个不停。
“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公爵夫人指着列文说，“这位是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列文。这位是阿历克赛·基利洛维奇·伏伦斯基伯爵。”
伏伦斯基站起来，友好地望着列文的眼睛，握了握他的手。
“今年冬天我本来有个机会同您一起吃顿饭，”他露出诚恳而开朗的微笑说，“可您忽然回乡下去了。”
“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瞧不起甚至憎恨城市和我们这些城里人。”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
“看来我的话对您的作用太大了，使您记得这样牢。”列文说。想到这话刚才已经说过，他脸红了。
伏伦斯基对列文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瞧了一眼，微微一笑。
“您一直住在乡下吗？”他问，“想来冬天一定很寂寞吧？”
“要是事情忙，就不寂寞，再说在自己家里是不会寂寞的。”列文生硬地回答。
“我喜欢乡下。”伏伦斯基说，听出列文那种生硬的语气，但假装没有注意。
“但我想，伯爵，您是不肯一辈子都住在乡下的吧！”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长期住过，但我有过一种奇怪的心情，”伏伦斯基回答，“我同我妈在尼斯
住过一个冬天，我从来没有那么怀念过乡村，那有树皮鞋和庄稼汉的俄国乡村。说实在的，尼斯这地方很枯燥乏味。还有，那不勒斯、索伦多，短期住住是不错的，可是待在那些地方就特别怀念俄国，怀念俄国乡村。那些地方就像……”
他对吉娣，也对列文说着。他那安详友好的目光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他说话显然毫不拘束。
他发觉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想说话，就住了口，留神地听她说。
谈话没有片刻停顿，弄得老公爵夫人随时备用的两门重炮——古今教育问题和普遍兵役制问题——没有机会搬出来，诺德斯顿伯爵夫人也没有机会向列文挑衅。
列文想加入大家的谈话，但是插不进嘴。他时刻都对自己说：“现在可以走了。”但他没有走，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谈话转到扶乩和灵魂的问题。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相信招魂术，就讲起一桩她亲眼目睹的奇迹来。
“啊，伯爵夫人，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务必带我去看看！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怪事，虽然我一直在到处找寻。”伏伦斯基笑眯眯地说。
“好的，下星期六陪您去。”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回答，“那么您，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相信不相信哪？”她问列文。
“您何必问我呢？您一定知道我会怎么说的。”
“不过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意见就是，”列文回答，“相信扶乩只能证明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不比庄稼汉高明。庄稼汉相信毒眼
，相信中邪，相信蛊术，而我们却……”
“怎么，您不相信吗？”
“我没有办法相信，伯爵夫人。”
“如果是我亲眼目睹的呢？”
“乡下女人也都说，她们亲眼目睹过妖魔鬼怪。”
“那您认为我是在撒谎吗？”
她不高兴地笑了。
“不是的，玛莎，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是说，他没有办法相信。”吉娣说，她为列文脸红了。列文察觉到了这一点，心里更加恼火。他正要对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进行反击，但这时伏伦斯基眼看再谈下去会弄得不愉快，就带着开朗快活的微笑来打圆场。
“您认为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吗？”他问，“为什么？我们承认电是存在的，虽然我们并不懂得电。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能有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存在呢……”
“人们最初发现电的时候，”列文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只是发现了它的现象，还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作用。一直过了多少世纪，才想到应用它。招魂术呢，正好相反，一开头就是什么茶几写字，灵魂降临，然后才说这是一种未知的力。”
伏伦斯基照例用心听着列文的话，对这些话显然很感兴趣。
“是的，不过招魂术家说：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力，但力是存在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会起作用。至于这种力是由什么组成的，那就让科学家去揭示吧。我不懂为什么这不可能是一种新的力，如果它……”
“那是因为，”列文打断他的话说，“你每次拿松香在皮毛上摩擦，就会产生电的现象，可是招魂术并不是每次都灵的，所以它不是自然现象。”
伏伦斯基大概觉得在客厅里谈这类事太严肃了，因此没有反驳列文的话，却竭力转变话题。他只快乐地微微一笑，向太太们转过身去。
“让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吧，伯爵夫人！”伏伦斯基说，但列文要把他想说的话说完。
“我想，”列文继续说，“招魂术家企图把自己的奇迹说成是一种新的力，这是完全徒劳的。他们直率地谈论灵魂力，想用物质的方式来检验它。”
大家都希望列文快点把话说完，他也感觉到了。
“我想您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降神家，”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您身上有一股灵气。”
列文涨红了脸，张开嘴想再说些什么，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公爵小姐，让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扶乩吧，”伏伦斯基说，“公爵夫人，您答应吗？”
伏伦斯基说着站起来，眼睛找寻着小桌子。
吉娣也站起来找小桌子。她经过列文身边时，目光同列文相遇了。她从心底里可怜他，特别是因为他的痛苦都是由她造成的。“要是你能原谅我，那就请原谅我吧，”她的眼神这样说，“我实在太幸福了。”
“我恨所有的人，包括您和我自己在内。”他的眼神这样回答。接着他拿起帽子，但他还是命定不能脱身。正当大家在小桌子旁坐下而列文想离开的时候，老公爵走了进来。他向太太们问了好，就招呼列文。
“啊！”他高兴地说，“来了好久了？我还不知道你来了。看见您真高兴。”
老公爵对列文说话，忽而用“你”，忽而用“您”。他拥抱了列文，同他说话时没有注意到伏伦斯基。伏伦斯基站起来，镇定地等待公爵同他说话。
吉娣发现，经过刚才那件事以后，父亲的亲热使列文觉得难堪。她也看到，她父亲终于回答了伏伦斯基的鞠躬，但态度十分冷淡。伏伦斯基带着亲切的怀疑神情望了望她的父亲，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老公爵对他这样不友好，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吉娣看到这情景，脸红了。
“公爵，您让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过来吧，”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我们要做试验了。”
“什么试验？扶乩吗？嗳，各位太太，各位先生，请原谅我，依我看，投铁圈都要比这有趣多了。”老公爵望着伏伦斯基说，猜想这玩意儿一定是他想出来的，“投铁圈要比这有意思些。”
伏伦斯基用他那双刚毅的眼睛惊奇地望望公爵，接着微微一笑，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谈起下星期将要举行的一次盛大舞会来。
“我想您也会参加吧？”他对吉娣说。
列文等老公爵一离开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这天晚上给他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象，就是吉娣回答伏伦斯基问她参加舞会一事时那张幸福的笑脸。
晚会结束后，吉娣把同列文的那场谈话都讲给母亲听了。她虽然很怜悯列文，但是想到有人向她求过婚，心里觉得乐滋滋的。她绝不怀疑她这样做是不是对。但她上床以后好久都睡不着觉。她的头脑里一直萦绕着一个景象，那就是列文皱紧眉头、善良的眼睛忧郁地凝望着的脸，当时他在客厅里一面听她父亲说话，一面打量着她和伏伦斯基。她真替他难过，眼泪忍不住簌簌地落下来。但她立刻想到，她是拿谁来替换他的。她历历在目地回想着他那张刚毅俊俏的脸庞，他那高贵大方的仪态和他待人接物的和蔼风度；她想起她所爱的这个人对她的爱情，心里又一次觉得甜滋滋的。她带着幸福的微笑靠在枕头上。“他真可怜，真可怜，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又不是我的错。”她这样对自己说，内心却发出不同的声音。她不知道，她后悔的是她当初引起了列文的爱情，还是现在拒绝了他的求婚。但是她的幸福却被心里的这种疑虑破坏了。“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她这样自言自语着直到睡去。
这时候，在楼下公爵书房里，父母之间像往常一样，又为爱女发生了一场争吵。
“什么？让我来告诉你！”公爵挥动双臂嚷道，又把身上的灰鼠皮晨衣裹裹紧，“你没有自尊心，不要面子，用这种恶劣愚蠢的攀亲手段来侮辱女儿，把女儿毁掉！”
“看在上帝的分上，公爵，你别这样，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啦？”公爵夫人说着差点儿哭出来。
她同女儿谈过话以后满心欢喜，像平时一样走来向公爵道晚安、她虽然不想告诉丈夫列文求婚和吉娣拒绝的事，但向他暗示，她认为女儿同伏伦斯基的事已成定局，只等他母亲一到，就可以宣布。公爵一听到这话，勃然大怒，嘴里吐出难听的话来。
“你做了什么吗？我来告诉你：第一，你勾引求婚的小伙子，结果一定会弄得莫斯科满城风雨，这是不可避免的。你既然举行晚会，就应该把大家都请来，不要单请你挑出来的那几个小伙子。你把所有的花花公子（公爵这样称呼莫斯科的年轻人）统统叫来，再请一位钢琴师来，让大家都来跳舞，不要像今天这样光找求婚的小伙子。我看见这些小伙子就讨厌，讨厌，你把女儿弄得昏头昏脑的。列文要比他们好一千倍。至于彼得堡的那个花花公子，这种人都是机器造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子，都是坏蛋。尽管他有皇族的血统，我的女儿可用不着这种人！”
“我到底做了什么啦？”
“做了……”公爵怒吼道。
“我知道，要是听你的话，”公爵夫人打断他的话说，“我们永远也别想把女儿嫁出去。要是这样，我们还不如到乡下去的好。”
“到乡下去，再好也没有了。”
“你听我说。难道是我在巴结他吗？我一点也没有巴结他。人家小伙子，很好的小伙子，爱上了她，她好像也……”
“哼，好像！要是她真的爱上了，可他却像我这老头子一样，根本不想结婚，那又怎么办？咳，我真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啊，招魂术！啊，尼斯！啊，舞会……’”公爵想象着妻子的样子，每说一句话，行一下屈膝礼。“瞧着吧，我们会害苦吉娣的，真的会把她弄得昏头昏脑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我不是想，我是知道；对这种事我们有眼光，女人家就没有。我看有一个人倒是有诚意的，那就是列文；我还看到一只鹌鹑，就是那个花言巧语的花花公子。”
“哼，你自己倒是真的昏了头……”
“等你将来想到我的话，就晚了，就像陶丽的事那样。”
“唉，好吧，好吧，我们不谈了！”公爵夫人想起不幸的陶丽，便不让他再讲下去。
“那么好，明天见！”
于是夫妇俩相互画了十字，接了吻分手，但感到各人还是坚持各人的意见。
公爵夫人起初坚信吉娣的命运今天晚上已经决定，对伏伦斯基的诚意无须怀疑，可是丈夫的话弄得她心烦意乱。她回到自己房里，也像吉娣一样对茫茫的前途感到恐惧，心里不断祷告：“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伏伦斯基从来没有过过真正的家庭生活。他母亲年轻时是个社交界红极一时的人物，婚后，特别是在丈夫去世后的孀居生活中，有过许多风流韵事，在社交界闹得沸沸扬扬。至于他的父亲，他几乎记不起来了。他自己是在贵胄军官学校受教育成长的。
毕业的时候，他是个风头十足的青年军官，很快就加入了彼得堡富有军官的圈子。他虽然有时也涉足彼得堡的社交界，但他的风流韵事却都发生在社交界之外。
在经历了彼得堡奢侈放荡的生活之后，他在莫斯科初次尝到了同一位纯洁可爱而又倾心于他的上流社会姑娘接近的乐趣。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同吉娣接近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在舞会上，他多半同她一起跳舞；他经常出入她的家。他同她谈的，无非就是交际场中流行的那套废话，但他说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加上些使她觉得别有用意的东西。尽管他没有对她说过什么当着别人的面不能说的话，他却感到她对他越来越依恋。他越是感觉到这一点，心里就越高兴，对她也越发温柔体贴了。他不知道他对待吉娣的这种行为有一个特殊的叫法，叫作“不想结婚而勾引姑娘”，而这种行为正是像他那样的翩翩少年所常犯的罪孽。他觉得他这是第一次尝到这样的乐趣，就尽情加以享受。
要是他听见这天晚上吉娣父母的谈话，要是他能设身处地替她的家庭想一想，并且知道他不同吉娣结婚她将会很不幸，那他一定会感到惊奇而无法相信。他无法相信，这件给了他，尤其是给了她这么大乐趣的事，会有什么不好。他更无法相信他应当结婚。
结婚这件事在他永远是无法想象的。他不仅不喜欢家庭生活，而且从他们这批单身汉的观点看来，成立家庭，特别是做一个丈夫，是很别扭，很不习惯，简直是十分可笑的。不过，伏伦斯基虽然根本没有想到她父母所说的话，这天晚上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时候，却觉得他同吉娣精神上的秘密联系大大加强了，非采取一些措施不可。但是可以而且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他却想不出来。
“妙的是，”当他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时想，每次他从他们那儿出来，总带着那种由于整晚没抽烟而产生的神清气爽的感觉，以及被她的爱情所打动的新的醉意，“妙的是我们彼此都默默无言，然而我们通过眉目和举动的微妙交谈，彼此是多么了解呀！今晚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露骨地向我表示她对我的爱情，而且表示得多么可爱，多么淳朴，多么信任哪！我自己也觉得我变好了，变纯洁了。我觉得我有了热情，有了许多优点。她那双脉脉含情的眼睛多么使人心醉呀！当她说：‘我实在……’”
“那又怎么样？那也没什么。我很快乐，她也很快乐。”接着他就开始考虑再到什么地方去消磨这个残余的夜晚。
他考虑着他可以去的地方。“俱乐部吗？去打牌，同伊格拿托夫一起喝香槟酒吗？不，不去。到‘花市’去，在那边准可以找到奥勃朗斯基，有唱歌，有康康舞
。不，都玩腻了。我爱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因为自从去他们家以后我就变得好了。回家去吧。”于是他一直走回杜索旅馆，吃了晚饭，脱掉衣服，他的头一放到枕头上，照例立刻就安宁地睡熟了。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伏伦斯基坐车到彼得堡车站去接他母亲。他在车站大台阶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勃朗斯基。奥勃朗斯基在等候坐同一班车来的妹妹。
“啊，阁下！”奥勃朗斯基高声喊道，“你来接谁呀？”
“我来接妈妈。”伏伦斯基像别的遇见奥勃朗斯基的人那样，笑逐颜开地回答。他握了握他的手，同他一起走上台阶。“她今天从彼得堡来。”
“我昨夜等你等到两点钟。你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又上哪儿去啦？”
“回家了，”伏伦斯基回答，“老实说，我昨天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心里太高兴了，哪儿也不想去。”
“‘我凭烙印识别骏马，从小伙子的眼睛看出他有了情人。’”奥勃朗斯基像上次对列文一样朗诵了这两句诗。
伏伦斯基摆出并不否认的样子笑了笑，但立刻把话岔开去。
“那么你来接谁呀？”他问。
“我吗？我来接一位漂亮的女人。”奥勃朗斯基说。
“原来如此！”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来接我的亲妹妹安娜的。”
“哦，是卡列宁夫人吗？”伏伦斯基问。
“你大概认识她吧？”
“好像见过。也许没见过……说真的，我记不得了。”伏伦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一提到卡列宁这个名字，他就模模糊糊地联想到一种古板乏味的东西。
“那你一定知道我那位赫赫有名的妹夫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吧。他是个举世闻名的人物。”
“我只知道他的名声和相貌。我听说他这人聪明，有学问，很虔诚……不过说实在的，这些个……我都不感兴趣
。”伏伦斯基说。
“是的，他是个杰出的人物，稍微有点保守，但人挺不错，”奥勃朗斯基说，“人挺不错。”
“啊，那太好了！”伏伦斯基微笑着说。“嗬，你也来了，”他对站在门口的母亲的那个高个子老当差说，“到这儿来吧。”
伏伦斯基近来同奥勃朗斯基特别热乎，除了因为奥勃朗斯基为人和蔼可亲外，还因为伏伦斯基知道他同吉娣平时常有来往。
“我们礼拜天请那位女歌星吃晚饭，你说好吗？”他笑嘻嘻地挽着奥勃朗斯基的手臂对他说。
“好极了。我来约人参加公请。哦，你昨天同我的朋友列文认识了吗？”奥勃朗斯基问。
“那还用说。但他不知怎的很快就走了。”
“他是个好小子，是不是？”奥勃朗斯基继续说。
“我不知道，”伏伦斯基回答，“莫斯科人怎么个个都很凶——当然现在同我说话的这一位不在其内——他们总是摆出一副架势，怒气冲冲的，仿佛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瞧瞧……”
“是的，确实是这样……”奥勃朗斯基快活地笑着说。
“车快到了吗？”伏伦斯基问车站上的一个职工。
“信号已经发出了。”那个职工回答。
车站上紧张的准备工作，搬运工的往来奔走，宪兵和铁路职工的出动，以及来接客的人们的集中，都越来越明显地表示火车已经驶近了。透过寒冷的雾气，可以看见那些身穿羊皮袄、脚蹬软毡靴的工人穿过弯弯曲曲的铁轨，奔走忙碌。从远处的铁轨那里传来机车的汽笛声和沉重的隆隆声。
“不！”奥勃朗斯基说，急于想把列文向吉娣求婚的事讲给伏伦斯基听。“不，你对我们列文的评价不恰当。他这人很神经质，确实常常不讨人喜欢，但因此有时倒很可爱。他天性忠厚，生有一颗像金子一样的心，不过昨天有特殊原因。”奥勃朗斯基别有含意地笑着说下去，完全忘记他昨天是那么真心实意地同情列文。今天他虽然又产生同样的感情，但那是对伏伦斯基的。“是的，他昨天忽而特别高兴，忽而特别痛苦，那是有原因的。”
伏伦斯基站住了，单刀直入地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他昨天向你姨妹求婚了？”
“可能！”奥勃朗斯基说，“我看昨天有过这类事。他走得很早，而且情绪很坏，那准是……他爱上她好久了。我真替他难过。”
“原来如此……不过我想她可以指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对象。”伏伦斯基说，又挺起胸膛，来回地踱起步来。“但我不了解他。”他补充说。“是的，一个人遇到这种事确实很痛苦！就因为这个道理许多人情愿去找窑姐儿。在那种地方，除非你没有钱，没有谁弄不到手；可是在这儿人家总要掂掂你的分量。啊，火车来了。”
真的，机车已在远处鸣笛了。不多一会儿，站台震动起来，火车喷出的蒸汽在严寒的空气中低低地散开，中轮的杠杆缓慢而有节奏地一上一下移动着。从头到脚穿得很暖和的司机，身上盖满霜花，弯着腰把机车开过来。接着是煤水车，煤水车之后是行李车，行李车里有一条狗在汪汪乱叫。火车开得越来越慢，站台震动得越来越厉害。最后，客车进站了，车厢抖动了一下，停了下来。
身子矫捷的列车员不等车停就吹着哨子跳了下来。性急的乘客也一个个跟着往下跳，其中有腰骨笔挺、威严地向周围眺望的近卫军军官，有满脸笑容、手拿提包的轻浮小商人，有掮着袋子的农民。
伏伦斯基站在奥勃朗斯基旁边，环顾着车厢和下车的旅客，把母亲完全给忘了。刚才听到的有关吉娣的事使他兴高采烈。他不由得挺起胸膛，眼睛闪闪发亮，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
“伏伦斯基伯爵夫人在这节车厢里。”身子矫捷的列车员走到伏伦斯基面前说。
列车员的话提醒了他，使他想到了母亲，以及很快就要同她见面这件事。他内心并不尊敬母亲，也不爱她，只是口头上没有承认这一点罢了。就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教育来说，他对待母亲除了极端顺从和尊重之外，不能有别的态度。而表面上对她越顺从和尊重，心里对她却越不敬爱。
伏伦斯基跟着列车员登上车厢，在入口处站住了，给一位下车的太太让路。伏伦斯基凭他丰富的社交经验，一眼就从这位太太的外表上看出，她是上流社会的妇女。他道歉了一声，正要走进车厢，忽然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那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妩媚，而是因为经过他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他转过身去看她，她也向他回过头来。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他的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接着又立刻转向走近来的人群，仿佛在找寻什么人。在这短促的一瞥中，伏伦斯基发现她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她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辉，但它违反她的意志，又在她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
伏伦斯基走进车厢。伏伦斯基的母亲是个黑眼睛、鬈发的干瘪老太太。她眯缝着眼睛打量儿子，薄薄的嘴唇露出一丝笑意。她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把手提包递给侍女，伸出一只皮包骨头的小手给儿子亲吻，接着又托起儿子的脑袋，在他的脸上吻了吻。
“电报收到了？你身体好吗？赞美上帝！”
“您一路平安吧？”儿子说，在她旁边坐下来，不由自主地倾听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他知道这就是刚才门口遇见的那位太太在说话。
“我还是不同意您的话。”那位太太说。
“这是彼得堡的观点，夫人。”
“不是彼得堡的观点，纯粹是女人家的观点。”她回答。
“那么让我吻吻您的手。”
“再见，伊凡·彼得罗维奇。请您去看看我哥哥来了没有，要是来了，叫他到我这儿来。”那位太太在门口说，说完又回到车厢里。
“怎么样，找到哥哥了吗？”伏伦斯基伯爵夫人问那位太太。
伏伦斯基这才想起，她就是卡列宁夫人。
“您哥哥就在这儿，”他站起来说，“对不起，我刚才没认出您来。说实在的，我们过去见面的时间太短促，您一定不会记得我了。”伏伦斯基一面鞠躬，一面说。
“哦，不！”她说，“我可以说已经认识您了，因为您妈妈一路上尽是跟我谈您的事情，”她说，终于让那股按捺不住的生气从微笑中流露出来，“哥哥我可还没见到呢。”
“你去把他找来，阿历克赛。”老伯爵夫人说。
伏伦斯基走到站台上，叫道：“奥勃朗斯基！这儿来！”
但安娜不等哥哥走过来，一看到他，就迈着矫健而又轻盈的步子下了车。等哥哥一走到她面前，她就用一种使伏伦斯基吃惊的果断而优美的动作，左手搂住哥哥的脖子，迅速地把他拉到面前，紧紧地吻了吻他的面颊。伏伦斯基目不转睛地瞧着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微笑着。但是一想到母亲在等他，就又回到车厢里。
“她挺可爱，是不是？”伯爵夫人说到卡列宁夫人，“她丈夫让她同我坐在一起，我很高兴。我同她一路上尽是谈天。噢，我听说你……你一直还在追求理想的爱情。这太好了，我的宝贝，太好了。”
“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妈妈！”儿子冷冷地回答，“那么妈妈，我们走吧。”
安娜又走进车厢，来同伯爵夫人告别。
“您瞧，伯爵夫人，您见到了儿子，我见到了哥哥，”她快活地说，“我的故事全讲完了，再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哦，不！”伯爵夫人拉住她的手说，“我同您在一起，就是走遍天涯也不会觉得寂寞的。有些女人就是那么可爱，你同她谈话觉得愉快，不谈话同她一起坐坐也觉得愉快。您就是这样一位女人。您不必为您的儿子担心，总不能一辈子不离开呀！”
安娜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眼睛含着笑意。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有个八岁的儿子，”伯爵夫人向儿子解释说，“她从没离开过儿子，这回把儿子留在家里，她总是不放心。”
“是啊，伯爵夫人同我一路上谈个没完，我谈我的儿子，她谈她的儿子。”安娜说。她的脸上又浮起了微笑，一个对他而发的亲切的微笑。
“这一定使您感到很厌烦吧。”伏伦斯基立刻接住她抛给他的献媚之球，应声说。不过，安娜显然不愿继续用这种腔调谈下去，就转身对伯爵夫人说：“我真感谢您。我简直没留意昨天一天是怎么过去的。再见，伯爵夫人。”
“再见，我的朋友，”伯爵夫人回答，“让我吻吻您漂亮的脸。不瞒您说，我这老太婆可真的爱上您了。”
这句话尽管是老一套，安娜却显然信以为真，并且感到很高兴。她涨红了脸，微微弯下腰，把面颊凑近伯爵夫人的嘴唇，接着又挺直身子，带着荡漾在嘴唇和眼睛之间的微笑，把右手伸给伏伦斯基。伏伦斯基握了握她伸给他的手，安娜也大胆地紧紧握了握他的手。她这样使劲握手使伏伦斯基觉得高兴。安娜迅速地迈开步子走出车厢。她的身段那么丰满，步态却那么轻盈，真使人感到惊奇。
“她真可爱！”老太婆说。
她的儿子也这样想。伏伦斯基目送着她，直到她那婀娜的身姿看不见为止。伏伦斯基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他从窗口看着她走到哥哥面前，拉住他的手，热烈地对他说话，说的显然是同他伏伦斯基不相干的事。这使他感到不快。
“哦，妈妈，您身体好吗？”他又一次对母亲说。
“很好，一切都很好。阿历山大长得很可爱，玛丽雅长得挺漂亮。她真好玩。”
伯爵夫人又说起她最得意的事——孙儿的洗礼。她就是为这事特地到彼得堡去了一次。她还谈到皇上赐给她大儿子的特殊恩典。
“啊，拉夫伦基来了，”伏伦斯基望着窗外说，“您要是愿意，现在可以走了。”
伯爵夫人的老当差走进车厢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伯爵夫人站起来准备动身了。
“走吧，现在人少了。”伏伦斯基说。
侍女拿着手提包，牵着狗；老当差和搬运工拿着其他行李。伏伦斯基挽着母亲的手臂。他们走出车厢的时候，忽然有几个人神色慌张地从他们身边跑过。戴着颜色与众不同的制帽的站长也跑过去了。显然是出了什么事。已经下车的旅客也纷纷跑回来。
“什么？……什么？……自己扑上去的！……轧死了！……”过路人中传出这一类呼声。
奥勃朗斯基挽住妹妹的手臂，也神色慌张地走回来。他们在车厢门口站住，避开拥挤的人群。
太太们走到车厢里，伏伦斯基同奥勃朗斯基跟着人群去打听这场车祸的详情。
一个看道工，不知是喝醉了酒，还是由于严寒蒙住耳朵，没有听见火车倒车，竟被轧死了。
不等伏伦斯基和奥勃朗斯基回来，太太们已从老当差那儿打听到了详细经过。
奥勃朗斯基和伏伦斯基都看到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奥勃朗斯基显然很难过。他皱着眉头，眼看就要哭出来了。
“哎呀，真可怕！哎呀，安娜，还好你没看见！哎呀，真可怕！”他喃喃地说。
伏伦斯基不做声。他那张俊美的脸很严肃，但十分平静。
“哎呀，伯爵夫人，您还好没看见，”奥勃朗斯基说，“他老婆也来了……看见她真难受……她一头扑在尸体上。据说，家里有一大帮子人全靠他一个人养活。真可怜！”
“不能替她想点办法吗？”安娜激动地低声说。
伏伦斯基瞅了她一眼，立刻走下车去。
“我马上回来，妈。”他从门口回过头来说。
几分钟以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奥勃朗斯基已经在同伯爵夫人谈论那个新来的歌星了，但伯爵夫人却不耐烦地望着门口，等儿子回来。
“现在我们走吧。”伏伦斯基走进来说。
他们一起下了车。伏伦斯基同母亲走在前面。安娜同她哥哥走在后面。在车站出口处，站长追上了伏伦斯基。
“您给了我的助手两百卢布。请问您这是赏给谁的？”
“给那个寡妇，”伏伦斯基耸耸肩膀说，“这还用问吗？”
“是您给的吗？”奥勃朗斯基在后面大声问。他握住妹妹的手说：“真漂亮！真漂亮！他这人挺可爱，是吗？再见，伯爵夫人。”
他同妹妹站住了，找寻她的侍女。
他们出站的时候，伏伦斯基家的马车已经走了。从站里出来的人们还纷纷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
“死得真惨哪！”一位先生在旁边走过说，“听说被轧成两段了。”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这是最好过的死法，一眨眼就完了。”另一个人说。
“怎么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啊！”第三个人说。
安娜坐上马车。奥勃朗斯基惊奇地看到她的嘴唇在哆嗦，她好容易才忍住眼泪。
“你怎么啦，安娜？”他们走了有几百码路，他问道。
“这可是个凶兆。”她说。
“胡说八道！”奥勃朗斯基说，“最要紧的是你来了。你真不能想象，我对你抱有多大的希望啊！”
“你早就认识伏伦斯基了？”她问。
“是的。不瞒你说，我们都希望他同吉娣结婚呢。”
“是吗？”安娜悄声说。“哦，现在来谈谈你的事吧！”她接着说，抖了抖脑袋，仿佛要从身上抖掉什么妨碍她的累赘似的。“让我们来谈谈你的事。我接到你的信就来了。”
“是啊，如今全部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奥勃朗斯基说。
“那么，你把事情经过都给我讲讲吧。”
奥勃朗斯基就讲了起来。
到了家门口，奥勃朗斯基扶妹妹下了车，叹了一口气，握了握她的手，自己就到官厅办公去了。
安娜走进房里的时候，陶丽正同如今已长得很像他父亲的留着浅色头发的胖男孩坐在小会客室里，听他念法文。那孩子一面读书，一面转动上装上一颗勉强挂住的纽扣，竭力想把它拽下来。母亲几次把他的手拉开，可是胖鼓鼓的小手还是不停地玩弄那个纽扣。母亲索性把那个纽扣扯下来，放到口袋里。
“手放安分些，格里沙！”她说着又拿起她编织了好久的毛毯。每逢她心里烦恼的时候，她总是做这个活儿。这会儿她又心神不宁地织起来，手指哆哆嗦嗦地数着针数。尽管她昨天就吩咐仆人告诉丈夫，他的妹妹来不来不关她的事，她还是一直在做招待她的准备工作，并且急切地等待着小姑到来。
陶丽受尽悲痛的折磨，心力交瘁。不过，她没有忘记，她的小姑安娜是彼得堡一位大人物的太太，是彼得堡的贵夫人。因为这个缘故，她没有按照恫吓丈夫的话行事，也就是说没有忘记小姑要来做客这件事。“是的，安娜说什么也是没有过错的，”陶丽想，“我觉得她这人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她待我一向都挺亲热。”的确，从她在彼得堡卡列宁家获得的印象而言，她不喜欢他们的家庭，觉得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有一种虚伪的气氛。“但是我有什么理由不接待她呢？只要她不来规劝我就行！”陶丽想，“什么安慰啦，劝解啦，基督式的宽恕啦，这一切我都想过一千遍了，全没有用。”
这几天，陶丽一直单独同孩子们在一起。她不愿意诉说心头的伤心事；而心情这样悲痛去谈别的事，她又办不到。陶丽知道，不管怎么说，她总会把这事向安娜和盘托出的。一会儿，她因为想到可以痛痛快快地诉说一下而高兴；一会儿，她又因为必须把自己的屈辱告诉她——他的妹妹，并且听她那老一套的劝慰而生气。
陶丽不住地看表，时刻都在等待安娜的到来，但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等到客人当真到了，却偏偏没有听见铃声。
直到听见门口衣服的窸窣声和轻轻的脚步声，她才回过头去。从她那憔悴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的神色，不是快乐，而是惊奇。她站起来，一下子把小姑抱住。
“怎么，你已经到啦？！”陶丽吻着安娜说。
“陶丽，我看见你真高兴！”
“我也很高兴！”陶丽勉强微笑着说，竭力想从安娜的脸色上看出，她知道不知道那件事。“多半知道了。”她察觉安娜脸上的同情，想。“哦，来吧，我带你到你的房里去。”她继续说，竭力想把说明那件事的时间往后推。
“这是格里沙吗？我的天哪，他长得多大了！”安娜说着，吻了吻他，眼睛却一直盯着陶丽。她站住不走，脸涨得通红。“不，哪儿也不用去了，就在这里好了。”
她取下头巾和帽子。她那拳曲的乌黑头发有一绺被帽子缠住。她摆摆头，把那绺头发抖落下来。
“你可真是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哪！”陶丽几乎带着妒意说。
“我吗？……是啊！”安娜说。“哎哟，塔尼雅！你跟我的谢辽查一样大，”她对跑进来的女孩子说，并把她抱起来，吻了吻，“真是个好姑娘，真可爱！把几个孩子都让我看看。”
安娜提到每一个孩子，不仅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且记得他们的出生年月、性格以及害过什么病。这使陶丽十分感动。
“好吧，那么我们就去看看他们，”陶丽说，“可惜华夏这会儿睡着了。”
看过孩子以后，她们俩就在客厅里坐下来喝咖啡。安娜拿起托盘，然后又把它推开。
“陶丽，”她说，“哥哥都告诉我了。”
陶丽冷冷地望了望安娜。她等待着故作同情的客套，可是安娜没有说那一类话。
“陶丽，亲爱的！”她说，“我不想在你面前替他说话，也不想安慰你；这可不是办法。不过，好嫂子，我真替你难过，打从心底里替你难过！”
从安娜那双覆盖着浓密睫毛的亮晶晶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泪水。她坐得更靠近嫂嫂一点，用她那双有力的小手握住嫂嫂的手。陶丽没有把手缩回去，不过她面部的冷淡表情并没有改变。她说：“安慰我是没有用的。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完了！”
她一说出这句话，脸上的神情顿时变得温和了。
安娜提起陶丽干瘪的小手，吻了吻，说：“不过，陶丽，这可怎么办，可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糟的事，怎么办比较好——你得想一想啊。”
“一切都完了，再没有什么好想的了！”陶丽说，“你要知道，最糟糕的是我没法摆脱他，我离不开孩子们。可是同他生活在一起，我又办不到，我看见他就受不了。”
“陶丽，我的好朋友，他已经告诉我了，可是我想从你嘴里听听，你把前后经过都给我讲讲吧。”
陶丽用询问的目光对她望了望。
安娜脸上现出真挚的同情和友爱。
“好吧，”她突然开口说，“不过我要从头说起。我怎样结婚你是知道的。我受了我妈的教育，不仅天真无知，简直是愚蠢得很。我什么也不懂。人家说，做丈夫的都把自己过去的事情讲给妻子听，可是斯基华……”她改口说，“斯吉邦·阿尔卡迪奇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我一向认为我是他亲近过的唯一女人。我就这样生活了八年。说实话，我不仅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不忠实，而且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你想想，我一向是这样想的，可是现在突然知道了这全部可怕的丑事……你替我想想。我满以为自己很幸福，可是忽然……”陶丽忍住呜咽说下去，“忽然看到一封信……一封他写给他的情妇，写给我们以前的家庭女教师的信。真的，这真是太可怕了！”她慌忙掏出手帕捂住脸。“如果是一时感情冲动，那还可以谅解，”她停了停继续说，“没想到他竟是这样处心积虑，狡猾地欺骗我……而且是跟哪一个呀……一面继续做我的丈夫，一面却同她……这太可怕了！你是不会理解的……”
“不，我能理解！我能理解的，我的好陶丽，能理解的！”安娜握住她的手说。
“你以为他会理解我的全部痛苦吗？”陶丽继续说，“丝毫也不！他可称心得很呢。”
“嗳，不！”安娜连忙打断她的话说，“他挺可怜，他悔恨得要命……”
“他会悔恨吗？”陶丽凝视着小姑的脸，插了一句。
“是的，我了解他。我看着他不能不替他难过。我们俩都是了解他的。他这人心地很好，就是有点儿骄傲，可现在他抬不起头来。使我感动的主要是（安娜猜到最能打动陶丽心弦的事）……有两件事在折磨他：一件是他没脸见孩子们，另外一件是他爱你……是的，世界上他最爱的就是你，”她急忙打断想反驳她的陶丽，“但他却弄得你很痛苦，弄得你伤透了心。他总是说：‘不，不，她不会饶恕我的。’”
陶丽一面听着小姑的话，一面若有所思地望着旁的地方。
“是的，我懂得他的处境很痛苦。有罪的人总是比无罪的人更痛苦，要是他明白全部不幸都是由他的罪孽造成的。”她说，“可是我怎么能饶恕他呢？他有了那个女人，我怎么能再做他的妻子呢？如今再叫我同他生活在一起，那是活受罪，因为我珍惜过去对他的爱情……”
她又痛哭起来，说不下去了。
但她像故意似的，每次心一软下来，就又说些话来激怒自己。
“是的，那个女人年轻，漂亮，”她继续说，“你知道，安娜，我的青春和美丽都被谁糟蹋了？被他和他的孩子们。我为他操劳，我的一切都在这上面消耗掉了；如今他遇到一个新鲜的贱货，自然就被迷住了。他们一定在背后议论我，或者更恶劣，就是根本不提到我。你明白吗？”她的眼睛里又燃起怒火来，“以后他还会对我说……可是我能相信他吗？再也不能了。不，一切都完了，包括安慰、劳动的快乐、受罪……你能相信吗？我刚才教格里沙念书，这本来是我的一种乐趣，如今却成了痛苦。我何必辛辛苦苦干个没完呢？要孩子干什么呢？可怕的是，如今我已横下了一条心，我对他没有爱，没有情，我对他只有恨。我恨不得把他杀了……”
“陶丽，好人儿，我全明白，但你不要折磨自己。你太委屈、太气愤了，因此许多事情就看不清楚了。”
陶丽安静下来。她们沉默了有两分钟光景。
“怎么办呢？你替我想想，安娜，帮助帮助我吧。我反复考虑，可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安娜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但她心里对嫂嫂的每句话和脸上的每个表情都发生了共鸣。
“我只说一点，”安娜开口了，“我是他的妹妹，我知道他的脾气。他这人什么事都容易忘记（她在脑门前做了个手势），容易极度着迷，但也容易极度后悔。现在他无法相信，也无法明白，他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来。”
“不，他明白，一向都明白！”陶丽打断她的话说。“可是我……你把我给忘了……难道我好过吗？”
“你听我说：当他把这事告诉我的时候，老实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处境有那么痛苦。我只看到他那一方面，只看到家庭给搞得乱糟糟的，我为他难受；可是同你谈了话以后，我作为一个女人，看法就变了。我看到你的痛苦，心里真说不出多么替你难受！不过，陶丽，我的好人儿，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只有一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心里对他还有多少爱。你是不是还有足够的爱来原谅他，这一点只有你自己知道。要是有，那你就原谅他吧！”
“不！”陶丽开口说，可是安娜再次吻吻她的手，把她的话打断了。
“我比你了解上流社会的男人，”安娜说，“我知道像斯基华那样的男人怎样看待这一类事。你说斯基华同她在一起议论你。没有这回事。这些男人尽管干着这种不老实的事，但他们还是把家庭和妻子看得很神圣的。他们瞧不起被他们玩弄的女人，那些女人也破坏不了他们的家庭。他们在家庭和那些女人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但情况确实是这样。”
“是的，可是他同她亲过嘴了……”
“陶丽，听我说，好人儿。当年斯基华爱上你的时候，我是看见的。我记得他当时跑到我那儿，流着眼泪谈到你，你在他心目中是多么崇高和富有诗意呀！我知道，他同你一起生活得越长久，就把你看得越崇高。我们还常常取笑他每说一句话总要加上一句‘陶丽真是个少见的好女人’。你在他心目中一向是个天仙，现在也没有变。他这次感情冲动并不是真心爱上她……”
“但要是下次再冲动呢？”
“我想不会再有了……”
“好吧，那么要是换了你，你能原谅他吗？”
“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不，我能原谅。”安娜想了想说。她想象了一下这样的处境，在心里衡量了一番，补充说：“不，我能，我能，我能。是的，我会原谅的。可能我同原来有点不一样，但我会原谅的，我会完全原谅他，就像根本没有过那件事一样。”
“哦，这个当然！”陶丽很快地插嘴说，仿佛经过多次考虑，“否则就说不上原谅了。要原谅就得完完全全地原谅。哦，我们走吧，我带你到你房间里去。”她说着站起来，一路上搂住安娜，“我亲爱的朋友，你来了我真高兴！我现在好过些了，好过多了。”
这一天，安娜整天都待在家里，就是说，待在奥勃朗斯基家里。她没有接见任何人，虽然有几个熟人知道她到了莫斯科，当天就来拜访她。安娜一早晨都同陶丽和孩子们在一起。她只送了一个条子给哥哥，叫他务必回家来吃午饭。“来吧，上帝是仁慈的！”她写道。
奥勃朗斯基真的回家来吃午饭了。吃饭时谈的话很一般。妻子同他谈话，又随便地用“你”称呼他，这是好久没有的事。夫妻之间还有隔阂，但已经不再讲什么分离之类的话了。奥勃朗斯基看到有解释与和解的可能。
午饭刚吃完，吉娣就来了。她认识安娜，但不熟。她现在到姐姐家里来，不免有点紧张，不知道那位人人称赞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贵夫人将怎样接待她。但安娜很喜欢她。这一层吉娣立刻看出来了。安娜显然很欣赏她这样美丽和年轻。吉娣还没有定下神来，就感到自己不仅被安娜所左右，而且爱慕安娜，就像一般年轻的姑娘往往爱慕年长的已婚妇女那样。安娜不像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也不像是有个八岁孩子的母亲。要不是她眼睛里有一种使吉娣吃惊和倾倒的既严肃又时而显得忧郁的神情，凭她动作的轻灵，模样的妩媚，以及忽而通过微笑，忽而通过目光流露出来的勃勃生气，她看上去很像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吉娣觉得安娜十分淳朴，她什么也不掩饰，但在她的内心里另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盎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那是吉娣所无法捉摸的。
饭后，等陶丽一回自己的房里，安娜就连忙站起来，走到正在吸雪茄的哥哥面前。
“斯基华，”她快乐地使着眼色，替他画着十字，用眼睛指指门，对他说，“去吧，上帝保佑你。”
奥勃朗斯基领会她的意思，丢下雪茄，走了出去。
等奥勃朗斯基走了以后，她又回到沙发上。她在沙发上坐着，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不知是因为孩子们看出妈妈喜欢这位姑妈呢，还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先是两个大的，然后是两个小的照例学他们的样，在饭前就一直缠住新来的姑妈，一刻也不肯离开她。他们仿佛在玩一种游戏，都想尽量挨近姑妈坐，并且抚摩抚摩她，拉住她那玲珑的手，吻吻她，抚弄她的戒指，或者至少摸摸她衣服上的褶裥。
“来，来，我们像刚才一样坐法。”安娜坐到原位上说。
于是格里沙又把头钻到她的胳膊底下，贴住她身上的衣服，现出得意而幸福的神气。
“那么，什么时候举行舞会呀？”她问吉娣。
“下个星期。将是一次盛大的舞会，这样的舞会总是挺快活的。”
“哦，总是挺快活，原来还有那么一种舞会吗？”安娜带着亲切的嘲弄口吻说。
“看起来奇怪，其实倒是有的。在鲍勃利歇夫家开总是快活的，在尼基京家开也是这样，可是在梅日科夫家开却总是很沉闷。您难道没有发觉吗？”
“不，我的宝贝，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快活的舞会了。”安娜说。吉娣又在她的眼睛里看到那个没有对她开放的特殊世界，“对我来说，只是有些舞会不那么叫人难受和沉闷罢了……”
“您在舞会上怎么会感到沉闷呢？”
“我又怎么不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安娜问。
吉娣发觉安娜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
“因为您总是比谁都美。”
安娜容易脸红。这会儿她飞红了脸说：“第一，从来没有这回事；第二，就算是这样，对我又有什么用？”
“这次舞会您来参加吗？”吉娣问。
“我想不能不参加吧。你拿去吧。”她对塔尼雅说。她正从姑妈尖端纤细的雪白手指上拉下宽松的戒指来。
“您来，我太高兴了。我真想在舞会上见到您呢！”
“如果您一定要我来，我只要想到，至少可以使您高兴，我也就心甘情愿了……格里沙，不要拉我的头发，已经够乱的了。”她一面说，一面整理着格里沙正在玩弄的那绺散乱的头发。
“我猜想您参加舞会，会穿紫色的衣服。”
“为什么一定要穿紫色的呢？”安娜笑笑问。“喂，孩子们，去吧，去吧。听见没有？古丽小姐在叫你们去喝茶呢。”她说着把那些孩子打发到餐室里去，摆脱了他们。
“我可知道您为什么叫我去参加舞会。您对这次舞会抱着很大的希望。您要人人都在场，人人都参加。”
“您怎么知道？您说。”
“嘿！您现在的年华真太宝贵了，”安娜继续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好比弥漫在瑞士群山中的蔚蓝色雾霭。这种蔚蓝色雾霭笼罩着童年即将结束时那个幸福年代的一切，过了这快乐幸福的阶段，路就越来越窄了，踏上这段道路真叫人又惊又喜，尽管它看来还是光明美好的……谁不是这条路上的过来人哪！”
吉娣默默地微笑着。“可她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我真想知道她的全部恋爱史。”吉娣想，同时想起安娜的丈夫卡列宁那副俗不可耐的相貌。
“您的事我知道一些了。斯基华告诉了我，我向您祝贺，我很喜欢他，”安娜继续说，“我在火车站遇见伏伦斯基了。”
“啊，他上车站去了？”吉娣涨红了脸问，“斯基华对您说了些什么？”
“斯基华全讲给我听了。我真高兴啊！我昨天是同伏伦斯基的母亲同车来的，”她继续说，“他母亲一直同我谈着他的事。他是她的宝贝。我知道做母亲的都有偏心，但是……”
“那么他母亲对您说了些什么？”
“嚯，说了许多！我知道他是她的宝贝，但他这人显然很讲义气……譬如她讲到他要把全部财产都让给他哥哥，他小时候就做过不寻常的事：从水里救起过一个女人。一句话，是个英雄。”安娜一面说，一面微笑着回想他在车站上送给人家两百卢布的事。
不过，她没有讲到那两百卢布。不知怎的，她想到这件事有点不愉快。她觉得这事同她有点关系，而那个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
“老太太再三请我到她家里去，”安娜继续说，“我也很愿意看到这位老太太，我明天就去看看她。啊，赞美上帝，斯基华在陶丽房里待了这么久！”安娜改变话题，补了一句，接着站起身来。吉娣觉得她仿佛有什么事不高兴。
“不，是我第一！不，是我！”孩子们喝完茶，吵吵闹闹地跑回到安娜姑妈身边来了。
“大家一齐到！”安娜说。她笑着跑过去迎接这群高兴得尖声大叫的活泼的孩子，把他们都抱住，并且一起摔倒在地上。
陶丽在大人们吃茶的时候才走出房门。奥勃朗斯基没有出来。他大概从后门走出了妻子的房间。
“我怕你住楼上会冷，”陶丽对安娜说，“我想让你搬到楼下来。这样我们也就靠得更近了。”
“嗳，你可不用再为我操心了。”安娜回答，打量着陶丽的脸，竭力想看出有没有和解。
“你住这儿亮一点。”嫂嫂回答。
“我同你说实话，我不论在哪儿都睡得像土拨鼠一样熟。”
“你们在谈什么呀？”奥勃朗斯基从书房里走出来，问妻子。
一听他的语气，吉娣和安娜都立刻知道他们夫妻俩已经和解了。
“我要让安娜搬到楼下来，可是得换个窗帘。谁也不会换，只好我自己动手了。”陶丽回答他说。
“天知道他们是不是完全和解了？”安娜听见她那冷淡而平静的语气，心里想。
“嗳，行了，陶丽，你老是自找麻烦，”丈夫说，“要是你同意，这一切都让我来办吧……”
“是的，他们一定和解了。”安娜想。
“我知道这些事你会怎么做，”陶丽回答，“你会叫马特维去做他不会做的事，你自己就跑掉，结果准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陶丽说着，嘴角上浮起了惯常的嘲讽笑意。
“完完全全和解了，完完全全！”安娜想，“感谢上帝！”因为和解是她一手促成的，她从心里感到高兴，就走到陶丽面前，吻了吻她。
“保证不会，你怎么这样瞧不起我和马特维呢？”奥勃朗斯基露出隐约的微笑对妻子说。
整个晚上，陶丽对丈夫说话照例稍微带点讽刺，而奥勃朗斯基则心满意足，但他注意分寸，不让人家觉得他得到了宽恕就忘了自己的过错。
到九点半钟的时候，奥勃朗斯基家愉快欢乐的谈笑，被一件看来似乎很平凡，但不知怎的大家都认为突兀的事破坏了。在谈到彼得堡共同的熟人时，安娜忽然站起身来。
“我的照相簿里有她的照片，”她说，“顺便也让你们看看我的谢辽查。”她带着母性的傲然微笑加了一句。
都快十点钟了——她平日总是在这个时候同儿子分手，并且在自己去赴舞会之前往往亲自安置儿子睡觉——她感到惆怅。因为离开儿子这么远。不论他们在谈什么事，她总会不知不觉地想到她那个头发拳曲的谢辽查。她很想看看他的照片，谈谈他。她抓住第一个机会，就站起来，迈着她那轻盈而有力的步子去取照相簿。通往她房间的楼梯正对着大门的台阶。
当她离开客厅的时候，门廊里传来了铃声。
“这会是谁呢？”陶丽说。
“来接我还不到时候，也许是谁这么晚才来。”吉娣说。
“一定是来送公文的。”奥勃朗斯基插嘴说。当安娜走到楼梯口，仆人跑上来正要通报有客的时候，来客已经站在灯光下。安娜往下一望，立刻认出是伏伦斯基，一种惊喜交集的奇怪感觉一下子袭上她的心头。他站着，没有脱外套，却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来。在她走到楼梯一半的当儿，他抬起眼睛，看见了她。他的脸上现出一种羞愧和惊惶的神色。她微微点了点头，上楼去了，接着就听见奥勃朗斯基叫他进去的洪亮声音，以及伏伦斯基谢绝他的温和、平静的低声回答。
当安娜拿着照相簿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奥勃朗斯基说，他是来打听他们明天请一位外来的名流吃饭的事的。
“他说什么也不肯进来。真是个怪人！”奥勃朗斯基又说。
吉娣脸红了。她以为只有她一个人明白他为什么跑来，又为什么不进来。“他到我们家去过了，”她想，“没有找到我，猜想我在这里，可他又不进来；因为想到时间晚了，而且安娜在这里。”
大家彼此瞧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接着翻阅起安娜的照相簿来。
一个人在晚上九点半到朋友家打听一次预定宴会的细节，没有进去，这事本没有什么特别和奇怪。可是此刻，大家却觉得奇怪。而在所有的人当中，最感到奇怪和别扭的却是安娜。
当吉娣同母亲踏上灯火辉煌，摆满鲜花，两边站着脸上搽粉、身穿红色长袍的仆人的大楼梯时，舞会刚刚开始。大厅里传来窸窣声，像蜂房里发出来的蜂鸣一样均匀。当她们站在楼梯口，在两旁摆有盆花的镜子前整理头发和服饰时，听到乐队开始演奏第一支华尔兹的准确而清晰的提琴声。一个穿便服的小老头，在另一面镜子前整理了一下斑白的鬓发，身上散发出香水的气味，在楼梯上碰到她们，让了路，显然在欣赏他不认识的吉娣。一个没有胡子的青年——被谢尔巴茨基老公爵称为“花花公子”的上流社会青年——穿着一件领口特别大的背心，一路上整理着雪白的领带，向她们鞠躬，走过去之后，又回来请吉娣跳卡德里尔舞。第一圈卡德里尔舞她已经答应了伏伦斯基，所以她只能答应同那位青年跳第二圈。一个军官正在扣手套纽子，在门口让了路，摸摸小胡子，欣赏着像玫瑰花一般娇艳的吉娣。
在服饰、发式和参加舞会前的全部准备工作上，吉娣煞费苦心，很花了一番功夫，不过她现在穿着一身玫瑰红衬裙打底、上面饰有花纹复杂的网纱衣裳，那么轻盈洒脱地走进舞厅，仿佛这一切都没有费过她和她的家里人什么心思，仿佛她生下来就带着网纱、花边和高高的头发，头上还戴着一朵有两片叶子的玫瑰花。
走进舞厅之前，老公爵夫人想替她拉拉好卷起来的腰带，吉娣稍稍避开了。她觉得身上的一切已很雅致完美，用不着再整理什么了。
今天是吉娣一生中幸福的日子。她的衣服没有一处不合身，花边披肩没有滑下，玫瑰花结没有压皱，也没有脱落，粉红色高跟鞋没有夹脚，穿着觉得舒服。浅黄色假髻服帖地覆在她的小脑袋上，就像她自己的头发一样。她的长手套上的三颗纽扣都扣上了，一个也没有松开，手套紧裹住她的手，把她小手的轮廓显露得清清楚楚。系着肖像颈饰的黑丝绒带子，特别雅致地绕着她的脖子。这条带子实在美，吉娣在家里对着镜子照照脖子，觉得它十分逗人喜爱。别的东西也许还有美中不足之处，但这条丝绒带子真是完美无缺。吉娣在舞厅里对镜子瞧了一眼，也忍不住微微一笑。吉娣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使人产生一种大理石般凉快的感觉，她自己特别欣赏。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的樱唇因为意识到自己的魅力而忍不住浮起笑意。吉娣还没有走进舞厅，走近那群满身都是网纱、丝带、花边和鲜花，正在等待人家来邀舞的妇女，就有人来请她跳华尔兹。来请的不是别人，而是最杰出的舞伴、舞蹈明星、著名舞蹈教练、舞会司仪、身材匀称的已婚美男子科尔松斯基。他同巴宁伯爵夫人跳了第一圈华尔兹，刚刚把她放下，就环顾了一下他的学生，也就是几对开始跳舞的男女。他一看见吉娣进来，就以那种舞蹈教练特有的洒脱步伐飞奔到她面前，鞠了一躬，也不问她是不是愿意，就伸出手去搂住她的细腰。她向周围望了一下，想把扇子交给什么人。女主人就笑眯眯地把扇子接了过去。
“太好了，您来得很准时，”他揽住她的腰，对她说，“迟到可是一种坏作风。”
她把左手搭在他的肩上。她那双穿着粉红皮鞋的小脚，就按照音乐的节拍，敏捷、轻盈而整齐地在光滑的镶花地板上转动起来。
“同您跳华尔兹简直是一种享受！”他在跳华尔兹开头的慢步舞时对她说。“好极了，多么轻快，多么合拍！”他对她说。他对所有的好舞伴几乎都是这样说的。
她听了他的恭维话，嫣然一笑，接着打他的肩膀上面望出去，继续环顾整个舞厅。她不是一个初次参加跳舞的姑娘，在她的眼里，舞池里的脸不会汇成光怪陆离的一片。她也不是一个经常出入舞会的老手，对所有的脸都熟识得有点腻烦。她介于两者之间：她很兴奋，但还能冷静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她看见舞厅的左角聚集着社交界的精华。那边有放肆地大袒胸的美人丽蒂，她是科尔松斯基的妻子；有女主人；有秃头亮光光的克利文，凡是社交界精华荟萃的地方总有他的分；小伙子们都往那边望，但不敢走拢去；吉娣还看见斯基华在那边，接着她又看到了穿黑丝绒衣裳的安娜的优美身材和头部。还有他也在那边。吉娣自从拒绝列文求婚的那天晚上起，就没有再见过他。吉娣锐利的眼睛立刻认出他来，甚至发觉他在看她。
“怎么样，再跳一圈吗？您累不累？”科尔松斯基稍微有点气喘，说。
“不了，谢谢您。”
“把您送到哪儿去呀？”
“卡列宁夫人好像在这儿……您把我送到她那儿去吧。”
“遵命。”
于是科尔松斯基就放慢步子跳着华尔兹，一直向舞厅左角人群那边跳去，嘴里说着法语：“对不起，太太们！对不起，对不起，太太们！”他在花边、网纱、丝带的海洋中转来转去，没有触动谁的帽饰上的一根羽毛。最后他把他的舞伴急剧地旋转了一圈，转得她那双穿着绣花长统丝袜的纤长腿子露了出来，她的裙子展开得像一把大扇子，遮住了克利文的膝盖。科尔松斯基鞠了个躬，整了整敞开的衣服的胸襟，伸出手想把她领到安娜跟前去。吉娣飞红了脸，把裙裾从克利文膝盖上拉开。她稍微有点晕眩，向周围环顾了一下，找寻着安娜。安娜并没有像吉娣所渴望的那样穿紫色衣裳，却穿了一件黑丝绒的敞胸连衫裙，露出她那像老象牙雕成的丰满的肩膀和胸脯，以及圆圆的胳膊和短小的手。她整件衣裳都镶满威尼斯花边。她的头上，在她天然的乌黑头发中间插着一束小小的紫罗兰，而在钉有白色花边的黑腰带上也插着同样的花束。她的发式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老从后颈和鬓脚里露出来的一圈圈倔强的鬈发，这使她更加妩媚动人。在她那仿佛象牙雕成的健美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
吉娣每次看见安娜，都爱慕她，想象她总是穿着紫色衣裳。可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衣裳，才发觉以前并没有真正领会她的全部魅力。吉娣现在看到了她这副意料不到的全新模样，才懂得安娜不能穿紫色衣裳，她的魅力在于她这个人总是比服装更引人注目，装饰在她身上从来不引人注意。她身上那件钉着华丽花边的黑衣裳是不显眼的。这只是一个镜框，引人注目的是她这个人：单纯、自然、雅致、快乐而充满生气。
她像平时一样挺直身子站着。当吉娣走近他们这一伙时，安娜正微微侧着头同主人谈话。
“不，我不会过分责备的，”她正在回答他什么问题，“虽然我不明白。”她耸耸肩膀继续说。然后像老大姐对待小妹妹那样和蔼地微笑着，转身招呼吉娣。她用女性的急促目光扫了一眼吉娣的服装，轻微到难以察觉，却能为吉娣所领会地点了点头，对她的服饰和美丽表示赞赏。“你们跳舞跳到这个大厅里来了！”她添了一句。
“这位是我最忠实的舞伴之一。”科尔松斯基对他初次见面的安娜说。“公爵小姐使这次舞会增光不少。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您跳一个华尔兹吧！”他弯了弯腰说。
“你们认识吗？”主人问。
“我们什么人不认识啊？我们两口子就像一对白狼，人人都认识我们，”科尔松斯基回答，“跳一个华尔兹吧，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
“要能不跳，我就不跳。”她说。
“今天您非跳不可！”科尔松斯基回答。
这时伏伦斯基走了过来。
“啊，既然今天非跳不可，那就来吧。”她没有理睬伏伦斯基的鞠躬，说。接着她就敏捷地把手搭在科尔松斯基的肩上。
“她为什么看见他有点不高兴啊？”吉娣察觉安娜故意不理伏伦斯基的鞠躬，心里想。伏伦斯基走到吉娣面前，向她提起第一圈卡德里尔舞，并且因为这一阵没有机会去看她而表示歉意。吉娣一面欣赏安娜跳华尔兹的翩翩舞姿，一面听伏伦斯基说话。她等着他邀请她跳华尔兹，可是他没有邀请。她纳闷地瞧了他一眼。他脸红了，慌忙请她跳华尔兹，可是他刚搂住她的细腰，迈出第一步，音乐就突然停止了。吉娣瞧了瞧他那同她挨得很近的脸。她这含情脉脉却没有得到反应的一瞥，到好久以后，甚至过了好几年，还使她感到难堪的羞辱，一直刺痛着她的心。
“对不起，对不起！跳华尔兹，跳华尔兹了！”科尔松斯基在大厅的另一头叫道。他抓住最先遇见的一位小姐，就同她跳了起来。
伏伦斯基同吉娣跳了几个华尔兹。跳完华尔兹，吉娣走到母亲跟前，刚刚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了几句话，伏伦斯基就又来邀请她跳第一圈卡德里尔舞。在跳卡德里尔舞时，他们没有说过什么重要的话，只断断续续地谈到科尔松斯基夫妇，他戏称他们是一对可爱的四十岁孩子，还谈到未来的公共剧场。只有一次，当他问起列文是不是还在这里，并且说他很喜欢他时，才真正触动了她的心。不过，吉娣在跳卡德里尔舞时并没抱多大希望。她心情激动地等待着跳玛祖卡舞。她认为到跳玛祖卡舞时情况就清楚了。在跳卡德里尔舞时，他没有约请她跳玛祖卡舞，这一点倒没有使她不安。她相信，他准会像在过去几次舞会上那样同她跳玛祖卡舞的，因此她谢绝了五个约舞的男人，说她已经答应别人了。整个舞会，直到最后一圈卡德里尔舞，对吉娣来说，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色彩、音响和动作的美妙梦境。她只有在过度疲劳、要求休息的时候，才停止跳舞。但当她同一个推脱不掉的讨厌青年跳最后一圈卡德里尔舞时，她碰巧做了伏伦斯基和安娜的对舞者。自从舞会开始以来，她没有同安娜在一起过，这会儿忽然看见安娜又换了一种意料不到的崭新模样。吉娣看见她脸上现出那种她自己常常出现的由于成功而兴奋的神色。她看出安娜因为人家对她倾倒而陶醉。她懂得这种感情，知道它的特征，并且在安娜身上看到了。她看到了安娜眼睛里闪烁的光辉，看到了不由自主地洋溢在她嘴唇上的幸福和兴奋的微笑，以及她那优雅、准确和轻盈的动作。
“是谁使她这样陶醉呀？”她问自己，“是大家还是一个人呢？”同她跳舞的青年话说到一半中断了，却怎么也接不上来。她没有去帮那个青年摆脱窘态，表面上服从科尔松斯基得意扬扬的洪亮口令。科尔松斯基一会儿叫大家围成一个大圈子，一会儿叫大家排成一排。她仔细观察，她的心越来越揪紧了。“不，使她陶醉的不是众人的欣赏，而是一个人的拜倒。这个人是谁呢？难道就是他吗？”每次他同安娜说话，安娜的眼睛里就闪出快乐的光辉，她的樱唇上也泛出幸福的微笑。她仿佛在竭力克制，不露出快乐的迹象，可是这些迹象却自然地表现在她的脸上。“那么他怎么样呢？”吉娣对他望了望，心里感到一阵恐惧。吉娣在安娜脸上看得那么清楚的东西，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他那一向坚定沉着的风度和泰然自若的神情到哪里去了？不，现在他每次对她说话，总是稍稍低下头，仿佛要在她面前跪下来，而在他的眼神里却只有顺从和惶恐。“我不愿亵渎您，”他的眼神仿佛每次都这样说，“但我要拯救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脸上的表情是吉娣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们谈到共同的熟人，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但吉娣却觉得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决定他们两人和吉娣的命运。奇怪的是，尽管他们确实是在谈什么伊凡·伊凡诺维奇的法国话讲得多么可笑，什么叶列茨卡雅应该能找到更好的对象，这些话对他们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吉娣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吉娣的心目中，整个舞会，整个世界，都笼罩着一片迷雾。只有她所受的严格的教养在支持她的精神，使她还能照规矩行动，也就是跳舞，回答，说话，甚至微笑。不过，在玛祖卡舞开始之前，当他们拉开椅子，有几对舞伴从小房间走到大厅里来的时候，吉娣刹那间感到绝望和恐惧。她回绝了五个人的邀舞，此刻就没有人同她跳玛祖卡舞了。就连人家再邀请她跳舞的希望也没有了，因为她在社交界的风头太健，谁也不会想到至今还没有人邀请她跳舞。应当对母亲说她身体不舒服，要回家去，可是她又没有勇气这样做。她觉得自己彻底给毁了。
她走到小会客室的尽头，颓然倒在安乐椅上。轻飘飘的裙子像云雾一般环绕着她那苗条的身材；她的一条瘦小娇嫩的少女胳膊无力地垂下来，沉没在粉红色宽裙的褶裥里；她的另一只手拿着扇子，急促地使劲扇着她那火辣辣的脸。虽然她的模样好像一只蝴蝶在草丛中被缠住，正准备展开彩虹般的翅膀飞走，她的心却被可怕的绝望刺痛了。
“也许是我误会了，也许根本没有这回事。”
她又回想着刚才看到的种种情景。
“吉娣，你怎么了？”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在地毯上悄没声儿地走到她跟前，说，“我不明白。”
吉娣的下唇哆嗦了一下，她慌忙站起身来。
“吉娣，你不跳玛祖卡舞吗？”
“不，不！”吉娣含着眼泪颤声说。
“他当着我的面请她跳玛祖卡舞，”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她知道吉娣明白，“他”和“她”指的是谁。“她说：‘您怎么不同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跳哇？’”
“哼，我什么都无所谓！”吉娣回答。
除了她自己，谁也不了解她的处境，谁也不知道她昨天拒绝了一个她也许心里爱着的男人的求婚，而她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她信任另一个人。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找到了同她跳玛祖卡舞的科尔松斯基，叫他去请吉娣跳舞。
吉娣跳了第一圈，算她走运的是她不用说话，因为科尔松斯基一直在奔走忙碌，指挥他所负责的舞会。伏伦斯基同安娜几乎就坐在她对面。吉娣用她锐利的眼睛望着他们；当大家跳到一处的时候，她又就近看他们。她越看越相信她的不幸是确定无疑的了。她看到他们在人头济济的大厅里旁若无人。而在伏伦斯基一向都很泰然自若的脸上，她看到了那种使她惊奇的困惑和顺从的表情，就像一条伶俐的狗做了错事一样。
安娜微笑着，而她的微笑也传染给了他。她若有所思，他也变得严肃起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吉娣的目光引到安娜脸上。安娜穿着朴素的黑衣裳是迷人的，她那双戴着手镯的丰满胳膊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脖子是迷人的，她那蓬松的鬈发是迷人的，她那小巧的手脚的轻盈优美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是迷人的，但在她的迷人之中却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
吉娣对她比以前更加叹赏，同时心里也越发痛苦。吉娣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垮了，这从她的脸色上也看得出来。当伏伦斯基在跳玛祖卡舞碰见她时，他竟没有立刻认出她来——她变得太厉害了。
“这个舞会真热闹哇！”伏伦斯基对吉娣说，纯粹是为了应酬一下。
“是啊。”吉娣回答。
玛祖卡舞跳到一半，大家重复着科尔松斯基想出来的复杂花样。这时，安娜走到圆圈中央，挑了两个男人，又把一位太太和吉娣叫到跟前。吉娣走到她身边，恐惧地望着她。安娜眯缝着眼睛对她瞧瞧，握了握她的手，微微一笑，就转过身去，同另一位太太快乐地谈起话来。
“是的，她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像魔鬼般媚人的东西。”吉娣自言自语。
安娜不愿留下来吃晚饭，主人来挽留她。
“好了，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科尔松斯基用燕尾服袖子挽住她裸露的胳膊说，“我还想来一场科奇里翁舞呢！那才美啦！”
科尔松斯基慢慢移动脚步，竭力想把安娜拉过去。主人赞许地微笑着。
“不，我不能留下来。”安娜笑盈盈地回答。尽管她脸上浮着笑意，科尔松斯基和主人从她坚定的语气中还是听得出没法子把她留住。
“不了，说实在的，我到了莫斯科，在你们这个舞会上跳的舞，比在彼得堡整整一个冬天跳的还要多呢！”安娜回头望望站在她旁边的伏伦斯基，说，“动身以前我要休息一下。”
“您明天一定要走吗？”伏伦斯基问。
“是的，我想走。”安娜回答，仿佛对他大胆的询问感到惊奇。不过，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神和微笑中闪动的难以克制的光辉，像火一样燃烧着他的全身。
安娜没有留下来吃饭就走了。
“是的，我这人有些地方惹人讨厌，”列文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徒步向他哥哥家走去，心里想。“我同人家老是合不来。人家说我骄傲。不，我这人并不骄傲。我要是骄傲，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于是他想起了伏伦斯基：伏伦斯基幸福、善良、聪明而又沉着，绝不会落到像他今晚所遭遇的可悲境地。“是的，她应该挑选他。这是对的，我不能埋怨谁，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都得怪我自己不好。我有什么权利要求她同我结成终身伴侣呢？我是个什么人？我算得了什么？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对谁也没有用，谁也不需要我。”接着他想起了尼古拉哥哥，快乐地回想着他。“他说世界上一切都是卑鄙龌龊的，这话不是很对吗？我们对尼古拉哥哥的评价未必公平吧？普罗科斐看见他一身破烂，酒喝得烂醉，当然把他看成一个堕落的人，但我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了解他的心，知道我们俩很相像。而我没有去找他，却去吃饭，又到这儿来。”列文走到路灯底下，看了看笔记本里哥哥的地址，就雇了一辆马车。在到尼古拉住所去的长途中，列文生动地回想着他所知道的哥哥一生中的各种事情。他想到哥哥在大学和毕业后的一年里，怎样不顾同学们的嘲笑，过着修士一般的生活，严格遵守一切宗教仪式、礼拜、斋戒，放弃各种享乐，特别是女色；后来忽然变了，结交了一批坏蛋，从此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又想到了他虐待一个男孩子的事。尼古拉从乡下领了一个小孩来抚养，有一次在盛怒之下竟把他打成残废，弄得被送上了法庭。他又想到尼古拉同一个骗子的纠纷。他输给那骗子一笔钱，付了一张支票，后来又告发这骗子骗了他的钱。（这就是柯兹尼雪夫替他付的那笔钱。）接着又想到他怎样因打架闹事在拘留所里被关了一夜。他回想到他怎样无耻地控告柯兹尼雪夫，说他没有把母亲遗产中应该给他的一份分给他，还想到不久前他到西部边区任职，因为殴打乡长而受到审判……这一切都很可恶，但列文并不像那些不了解尼古拉，不了解他的全部经历，不了解他的心地的人那样，把他看得十分可恶。
列文想起，当尼古拉笃信上帝，坚持斋戒，常做礼拜，过修士生活的时候，当他求助于宗教来抑制他的情欲的时候，谁也没有鼓励他，大家还要嘲笑他，包括他列文在内。大家取笑他，叫他挪亚
，叫他修士，可是后来他变得放荡了，谁也不帮助他，大家都怀着恐惧和嫌恶的心情回避他。
列文觉得不管尼古拉哥哥生活多么堕落，他的灵魂，他的灵魂深处，并不比那些蔑视他的人更坏。他生活放荡，智力不足，这可不能怪他。其实他总是想做个好人。“我要把心里话全告诉他，要他也把话都讲出来，我还要让他明白我是爱他的，也是了解他的。”十点多钟，列文来到尼古拉所住的那家旅馆时，心里做着决定。
“楼上十二号和十三号房间。”看门人回答列文。
“在家吗？”
“应当在家。”
十二号房间的门半开半掩，在一道灯光中飘浮出一股劣等烟草的浓烟，还传来列文所不熟悉的声音。但列文立刻知道哥哥在里面，因为听见了他的咳嗽声。
当他进门的时候，听见那个陌生的声音说：“一切都要看事情是不是办得合理、卖力。”
康斯坦京·列文朝门里张望了一下，看见说话的是个头发浓密、穿着紧身短袄的青年，沙发上还坐着一个年轻的麻脸女人，穿一身没有袖子和领子的毛料连衫裙。没有看见哥哥。列文想到哥哥同这样一些陌生人混在一起，感到痛心。没有人听见他的脚步声。他就一面脱套鞋，一面倾听那个穿短袄的人在谈些什么。他在谈一个企业。
“哼，真该死，那些特权阶级！”哥哥一面咳嗽，一面说。“玛丽雅！你给我们拿饭来，要是还有酒，也弄点来。没有就去买。”
那女人站起来，走到隔壁房间，就看见了列文。
“有一位老爷来了，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她说。
“找谁呀？”传出尼古拉生气的声音。
“是我。”列文走到有亮光的地方，回答。
“我是谁呀？”尼古拉声音更加生气地问。只听见他急急忙忙站起来，在什么东西上绊了一下。接着列文就在对面门口看见哥哥高大消瘦、背有点驼的身子和他那双神情恐惧的大眼睛。他的模样是这样熟识，而他的粗野和病态却又如此使人吃惊。
他比三年前列文最后一次看见他时更瘦了。他穿着一件短上衣。他的手和粗大的骨骼似乎更大了。头发变得稀疏了，嘴唇上留着同样稀疏的小胡子，那双同原来一样的眼睛诧异而天真地望着来客。
“哎呀，柯斯嘉！”他认出了弟弟，突然叫道，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辉。但就在这一刹那，他回头对那个青年望了望，他的头和脖子立刻起了一阵列文所十分熟悉的痉挛，仿佛被领带勒痛似的。接着在他那消瘦的脸上又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粗野、痛苦和冷酷的表情。
“我给您和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写过信，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想同你们认识。你有什么事？您有什么事？”
他完全不像列文所想象的那样。列文原来想到他的时候，把他性格中最坏、最难弄的方面，也就是使人很难同他相处的地方忘记了。而现在，当他看见他的脸，特别是看见他头部痉挛地牵动时，他又想起了这一切。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怯生生地回答，“我只是来看看你。”
弟弟的胆怯显然使尼古拉软化了。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哦，是这样？”他说。“那么，进来，坐下。你要吃晚饭吗？玛丽雅，拿三客饭来。不，等一下。你知道这位是谁吗？”他指着穿短袄的人对弟弟说，“这位是克里茨基先生，还在基辅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朋友了，是位杰出的人物。他当然受到警察的迫害，因为他不是个坏蛋。”
于是他习惯成自然地向房间里每个人扫视了一下。他看见站在门口的女人要走，就对她喝道：“等一下，我对你说！”他又向所有的人环顾着，用列文极其熟悉的那种颠三倒四的方式，开始给弟弟讲克里茨基的经历：他怎样因创办穷学生救济会和星期日学校而被大学开除，后来怎样进民众学校当教师，又怎样从那里被赶出来，后来又为什么事吃过官司。
“您是基辅大学的吗？”列文为了打破随后出现的那种难堪的沉默，问克里茨基说。
“对，原来是基辅大学的。”克里茨基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说。
“这个女人嘛，”尼古拉打断他的话，指着她说，“是我生活上的伴儿，叫玛丽雅。我把她从窑子里领了出来，”他说这话的时候脖子牵动了一下。“但是我爱她而且尊重她。我希望凡是想同我来往的人，”他提高嗓子，皱起眉头，补充说，“也爱她，尊重她。她可以说是我的妻子，是的，可以说是我的妻子。好了，现在你知道你是在同谁打交道了。如果你觉得这样会有损你的身份，那么请便，这里是门。”
于是他的眼睛又询问似的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
“怎么会有损我的身份呢，我不明白。”
“那么，玛丽雅，叫他们拿三客饭来，还有伏特加和葡萄酒……不，等一下……不，不用了……你去吧。”
“你瞧！”尼古拉皱紧眉头，抽搐着身子，继续说。他显然吃力地在考虑应该说什么，做什么。“你瞧……”他指指房间角落里一束用绳子捆着的铁条，“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着手经营的事业的开端。我们要搞一个生产合作社……”
列文简直没有在听他说话。他凝视着他那张肺痨病人的脸，越来越替他难过。他无法强制自己去听哥哥讲合作社的事。他看出来，这个合作社只是一个避免自己蔑视自己的救生圈。尼古拉继续说：“你知道，资本家压迫工人，我们这里的工人和农民承受着全部劳动的重负，可是不管怎样卖力干，他们都不能摆脱牛马一般的处境。劳动的全部利润原可以用来改善他们的境况，使他们获得空闲的时间，并因此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可是现在，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剥夺了。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他们活儿做得越多，商人和地主的利润就越多，他们也就只好永远做牛马。这种制度非改进不可！”他说完话，用询问的眼光对弟弟望了望。
“是的，这个当然。”列文注视着哥哥瘦骨嶙峋的脸上泛起的红晕，说。
“所以我们在搞一个钳工合作社，社里的全部生产，包括利润，主要是生产工具，都是共同的。”
“合作社将办在哪里？”列文问。
“办在喀山省伏兹德列姆乡。”
“为什么要办在乡里？我看乡里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为什么钳工合作社要办在乡里呢？”
“因为农民像以前一样还是奴隶。人家要把他们从奴隶地位解救出来，你和谢尔盖因此就不高兴了。”尼古拉听到反问大为恼火，说。
列文这时环顾着这个阴暗肮脏的房间，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息似乎更加激怒了尼古拉。
“我知道你和谢尔盖的贵族观点。我知道他把全部智慧都用来为现存的罪恶辩护。”
“嗳，你何必扯到谢尔盖身上去呢？”列文微笑着说。
“谢尔盖吗？我来告诉你！”尼古拉一提到谢尔盖的名字，忽然嚷起来，“我来告诉你……谈他干什么？但是……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瞧不起我们这个……那好，去你的吧，滚！”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喝道：“滚！滚！”
“我丝毫也没有瞧不起你们，”列文怯生生地说，“我甚至不想同你们争论。”
这当儿，玛丽雅回来了。尼古拉生气地对她瞧了一眼。她连忙走到他跟前，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我身体不好，容易发脾气。”尼古拉稍微安静了一点，吃力地喘着气说。“再说，你还谈到谢尔盖和他的文章。那种文章完全是胡说，完全是撒谎，完全是自我欺骗。一个不懂得正义的人怎么能写文章谈论正义？您读过他的文章吗？”他问克里茨基，又坐到桌子旁边，推开撒满半桌子的纸烟，以便腾出地方来。
“我没有读过。”克里茨基显然不愿参加谈话，闷闷不乐地说。
“为什么？”这会儿尼古拉对克里茨基发脾气了。
“因为我觉得犯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请问，您怎么知道会浪费时间呢？许多人都看不懂那篇文章，因为太深奥了。我可另当别论，我看透了他的心思，并且知道文章的毛病在哪里。”
大家都不做声。克里茨基慢吞吞地站起来，拿起帽子。
“您不吃晚饭吗？好吧，再见。明天把钳工带来。”
克里茨基一走，尼古拉便微微一笑，使了个眼色。
“他这人也不好，”他说，“我看得出来……”
这时候，克里茨基在门外叫他。
“您还有什么事？”尼古拉说着到走廊里去找他，剩下列文和玛丽雅两人，他就同她攀谈起来。
“您同我哥哥在一起有好久了？”列文问她。
“已经有一年多了。他的身体很不好。酒喝得太多了。”玛丽雅说。
“他喝什么酒？”
“他喝伏特加。这对他很有害。”
“他喝得很多吗？”列文低声问。
“是的。”她怯生生地望着门说。这时尼古拉正好走进门来。
“你们在谈什么呀？”他皱着眉头问，恐惧的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在谈什么呀？”
“没谈什么。”列文尴尬地回答。
“你们不愿说，那随你们的便。不过你同她没什么可说的。她是个窑姐儿，你是个老爷，”他抽动一下脖子说。“你呀，我看得出来，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掂过了分量，你为我的迷误感到惋惜。”他又提高声音说。
“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雅走到他身边，又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
“噢，好的，好的！晚饭怎么样了？啊，来了。”他看见茶房端着盘子进来，说。“这儿，摆在这儿！”他怒气冲冲地说，立刻拿起伏特加，倒了一杯，一口气喝干了。“喝吧，你要吗？”他马上高兴起来，对弟弟说。“嗯，谈谢尔盖谈得够了。我看见你还是很高兴的。不论怎么说，我们到底不是外人。嗨，喝吧。你倒讲讲，你眼下在做些什么？”他津津有味地嚼着一块面包，又倒了一杯酒，继续说，“你过得怎么样？”
“我照旧一个人住在乡下，搞搞农业。”列文回答，惊奇地注视着哥哥那副狼吞虎咽的馋相，却竭力装作不在注意他。
“你为什么不结婚？”
“没有机会。”列文涨红了脸回答。
“怎么会？我是完了！我把自己的生活给糟蹋了。我以前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说：要是当年我需要的时候把我名下的那份产业给了我，我的整个生活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
列文赶快把话岔开去。
“你的凡尼亚在我的波克罗夫斯克管理处办事，你知道吗？”他说。
尼古拉抽动了一下脖子，沉思起来。
“你给我讲讲，波克罗夫斯克的情况怎么样？房子还在吗？还有那些桦树？还有我们的教室？园丁菲利浦还活着吗？那亭子和沙发我可记得清清楚楚！留心房子里的东西，不要去动它，早一点结婚，一切都要恢复原来的样子。我过一阵去看你，要是你妻子好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到我那里去，”列文说，“我们一定会给你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要是不会碰到谢尔盖，我会到你们那边去的。”
“你不会碰到他。我完全不靠他生活。”
“好，但不管怎么说，你得在我和他两人中间挑一个。”他怯生生地瞧瞧弟弟的眼睛说。他这种胆怯的样子把列文感动了。
“你要是想知道我对这件事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在你们的争吵中我不偏袒哪一方。你们两个都不对。你不对的地方比较外露，他不对的地方比较隐蔽。”
“啊哈！这一点你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你已经明白了，啊？”尼古拉快乐地叫起来。
“不过，不瞒你说，我更看重同你的感情，因为……”
“为什么？为什么？”
列文看重同尼古拉的感情，因为尼古拉的遭遇很不幸，需要温暖，但这话他说不出口。不过，尼古拉懂得他的意思，就又皱起眉头，拿起酒瓶来。
“够了，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雅伸出胖胖的光胳膊去拿酒瓶。
“放手！别来管我！我要揍你了！”他叫道。
玛丽雅露出和善的微笑，使尼古拉也感动了。她拿走了酒瓶。
“你以为她什么都不懂吗？”尼古拉说，“她比我们谁都懂事。她有些地方很善良可爱，是不是？”
“您以前来过莫斯科吗？”列文问她，纯粹是为了找点话说说。
“你对她说话不必用‘您’，这样会使她害怕的。除了她脱离窑子时那位审问她的法官以外，谁也没有对她用过‘您’字。天哪，这世道多么荒谬哇！”他忽然叫了起来，“那些新机关，那些调解法官，自治会，哼，真是岂有此理！”
于是他讲起他同那些新机关的冲突来。
列文听着他说。在否定一切公共机关这一点上，他和尼古拉是有同感的，而且自己也常常这样说，但现在从哥哥嘴里听到这话，他却觉得不高兴。
“到了阴间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切了。”列文开玩笑说。
“到阴间吗？哎，我可不喜欢阴间！不喜欢！”他说，他那双恐惧的疯狂眼睛盯住弟弟的脸。“能摆脱一切卑鄙龌龊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当然很好，可是我害怕死，害怕得要命！”他浑身打了个哆嗦。“你喝一点吧。要不要来点香槟？或者我们到哪儿去走走？我们到吉卜赛人那儿去！老实说，我可爱上了吉卜赛和俄罗斯的歌曲。”
他说话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列文靠了玛丽雅的帮助，好容易才劝住他不出去，并且让他躺下来。他喝得烂醉了。
玛丽雅答应有事写信给列文，并劝说尼古拉到他弟弟那里去住。
列文早晨离开莫斯科，傍晚回到家里。他一路上在火车里同邻座旅客谈论政治，谈论新造的铁路，并且也像在莫斯科时一样，被满脑子的混乱思想、自怨自艾的情绪，以及一种莫名其妙的羞耻感折磨着。直到他在家乡车站下了车，认出外套领子竖起的独眼车夫伊格拿特，看见车站朦胧灯光下他那辆垫着毛毯的雪橇，他那几匹系住尾巴、套着饰有铃铛和璎珞的马具的马，车夫伊格拿特一面安放行李，一面告诉他村里的消息，告诉他包工头来过了，巴瓦生了小牛——直到这时，他才觉得头脑清醒了一些，羞耻感和自怨自艾的情绪也逐渐消失了。他一看见伊格拿特和那几匹马，就有这样的感觉。他穿上伊格拿特带来的羊皮外套，裹紧身子坐上雪橇回家去，一路上考虑着村里当前的事务，眼睛望着那匹原来人骑，现在却拉着边套的虽然衰老但仍不失剽悍本色的顿河骏马，这时，他对他这次不幸遭遇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他感到悠然自得，不再有什么非分之想。首先，他决定从此以后不再幻想结婚会给他带来什么特殊幸福，因此也就不再蔑视现在的生活。其次，他绝不再耽于肮脏的色欲，因为这次他去求婚，一想到过去自己在这方面的罪孽，就深感悔恨。然后，他想到尼古拉哥哥，下定决心不再忘记他，他要关心他，注意他的情况，万一有三长两短，一定去帮助他。他觉得，离开这一天不会太远了。接着他又想到哥哥谈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番话。当时他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现在却使他思考起来。他认为改造经济条件是荒谬的，但拿自己的富裕同人民的贫困一对照，总觉得不合理。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他决心今后要劳动得更多，生活得更俭朴，尽管他以前也劳动得很多，生活也并不奢侈。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一路上都沉浸在最愉快的幻想里。就这样，他怀着对新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在晚上八点多钟回到了家里。
从原来的保姆，现在的女管家阿加菲雅的房间窗子里漏出来一道灯光，照在屋前积雪的场地上。阿加菲雅还没有睡。顾士玛被她叫醒，睡眼惺忪地赤脚跑到台阶上。猎狗拉斯卡也跳了出来，汪汪乱叫，差一点把顾士玛绊倒：它的身子擦着列文的膝盖，跳跃着，前爪想搭到他的胸膛上，但又不敢。
“老爷，你这么快就回来了。”阿加菲雅说。
“我想家了，阿加菲雅。做客虽好，总不如家里呀！”他回答着，走进了书房。
书房被端进来的蜡烛照亮了。一件件熟识的东西都呈现在眼前：鹿角，书架，烟囱早就需要修理的壁炉，壁炉上面的镜子，父亲坐惯的那张沙发，大桌子，桌子上摆着的那本打开的书，破烟灰碟，一本有他的字迹的本子。他看到这一切，对刚才路上所构思的新生活是否能实现，刹那间产生了怀疑。这一切生活陈迹仿佛抓住了他，对他说：“不行，你躲不开我们，你也不可能变成另一种样子，你将同以前一样：老是怀疑，永远对自己不满，徒劳无功地试图改革，堕落，永远期待不可能到手的幸福。”
但这些都是他的东西对他说的话，他的内心却有另一种呼声：不要因循守旧，事在人为。他听从这个呼声，走到那个放着一对三十六磅重的铁哑铃的角落，举起哑铃做体操，竭力使自己振作起来。这当儿，门外传来了脚步声。他连忙放下哑铃。
管家走进来说，感谢上帝，家里平安无事，但是告诉他，荞麦在新的烘谷器上烘焦了。这个消息使列文很生气。新的烘谷器是列文设计的，一部分还是他的创造发明。管家一向反对这种烘谷器，现在他就暗自得意地宣告荞麦被烘焦了。列文却坚持，荞麦被烘焦是因为没有按照他吩咐过无数次的办法去烘。他大为恼火，就把管家训斥了一顿。但是有一个重大的喜讯：他从展览会上高价买来的良种母牛巴瓦生了小牛。
“顾士玛，拿皮外套来。你去给我弄一盏马灯，我要去看看。”他对管家说。
饲养良种牛的牛棚就在房子后面。列文经过丁香树下的雪堆，穿过院子，来到牛棚。冰冻的门一打开，就冲出一股热烘烘的牛粪味。那些牛看到不习惯的马灯光，都吃了一惊，在新鲜干草上骚动起来。那头荷兰牛黑白相间的强壮宽阔的脊背闪闪发亮。公牛金雕戴着鼻环躺在里面。听见有人走过，想站起来，但又改变主意，只打了两个响鼻。红毛美人巴瓦胖得像头河马，转过身子，不让人看见小牛，并且把它浑身上下嗅个不停。
列文走进隔开的牛栏，把红白相间的小花牛扶起来，让它用颤巍巍的细腿站着。巴瓦焦急得哞哞直叫，但等列文把小牛推到它的身边，它便放下心来，沉重地喘了一口气，开始用粗糙的舌头舔小花牛。小花牛摸索着，鼻子伸到母亲的乳房下，摇摆着尾巴。
“把灯拿过来，费多尔，拿到这儿来！”列文察看着小牛说。“像它娘！虽然毛色像它爹。太美了。身子又长又宽。华西里，它长得很好，是不是？”他对管家说，由于看到小牛而高兴，不再为荞麦烘焦的事生他的气了。
“怎么会不好呢？不过，包工头谢苗在您走后第二天就来过了。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您要同他讲好价钱！”管家说。“机器的事我已经向您报告过了。”
这个问题就把列文引到庞大而烦杂的农务上去了。他从牛棚走到账房，同管家和包工头谢苗谈了一阵之后就回家，一直走到楼上客厅里。
房子很大，式样很老。列文虽然一个人独住，但占用了整座房子，而且整座房子都生了火。他知道这样做是很傻的，太说不过去，也违反他的新计划，但这座房子对他来说就是整个天地。他的父母以前生活在这个天地里，后来又死在这里。列文认为他们所过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理想生活，他曾梦想同他的妻子、同他的一家重新建立这样的生活。
列文几乎不记得他的母亲了。她留给他的印象成了神圣的回忆。在他的想象中，他未来的妻子应该是个像他母亲一样又贤慧又美丽的理想女人。
他不仅无法想象不经过结婚可以对女人发生爱情，而且他首先想到的是家庭，然后才是同他建立家庭的那个女人。因此，他对结婚的看法同他大多数朋友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认为结婚是社会生活中许多事情之一；但对列文来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关系到终身幸福。可现在他却不得不放弃这样的终身大事！
他走进平时喝茶的小客厅，拿起一本书，在他的安乐椅上坐下来。阿加菲雅给他端来了茶，并且照例说了一句，“老爷，我坐了。”然后，才在窗口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时，说也奇怪，他觉得他还是没有抛弃他的梦想，而且没有这些梦想就不能生活。不论是同她还是同别的女人一起，他的梦想一定要实现。他看着书，想着书里的事，有时停下来听听喋喋不休的阿加菲雅说话，同时头脑里断断续续地浮现着农务和未来家庭生活的种种景象。他觉得，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在确立，调整，固定下来。
他听着阿加菲雅谈到普罗霍尔怎样忘记上帝，把列文给他买马的钱拿去喝酒，喝得烂醉，把老婆打得死去活来。他一面听她唠叨，一面看书，回味着由看书而引起的一系列思想。这是丁铎尔
的《热学》。他想起他曾批评丁铎尔对实验的本领太自负，并且缺乏哲学观点。忽然，他的头脑里浮起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思想：“两年以后我就有两头荷兰牛了，巴瓦可能还活着，金雕将有一打女儿，再加上这三头宝贝，多美呀！”他又拿起书来。
“不错，电和热是同一个东西。但在解方程式时能不能用一种数代替另一种数呢？不行。那怎么办呢？一切自然力之间的联系凭本能也可以感觉到……特别有趣的是巴瓦的女儿将成为一头红白相间的花牛，牛群里再加上这三头牛……太好了！我将同妻子和客人们一起观看牛群……妻子会说：‘我同康斯坦京照顾这头小牛就像照顾孩子一样。’有个客人会说：‘您对这事怎么那样感兴趣呀？’她回答说：‘凡是他感兴趣的事，我也都感兴趣。’但她究竟是谁呢？”于是他又想起在莫斯科发生的事……“究竟怎么办呢？我并没有错。但现在一切都得从头来过了。说什么生活不允许，情况不允许，这都是胡说。一定要努力生活得更好，比原来的好得多……”他抬起头来沉思。老狗拉斯卡还没有充分享受主人归来的欢乐，跑到院子里叫了几声，又摇摇尾巴，带着户外的新鲜空气回到房子里，跑到他面前，把头伸到他的手底下，哀怨地尖叫着，要求他的抚摩。
“它就是不会说话，”阿加菲雅说，“它是条狗……可它也懂得主人回来了，主人心里不高兴呢。”
“为什么说我不高兴啊？”
“难道我看不出来吗，老爷？像我这把年纪还会不知道？我从小就是在老太爷他们身边长大的。不要紧，老爷。做人只要身体健康、良心清白就好了。”
列文凝神地望着她，觉得很奇怪：她怎么这样了解他的心事？
“那么，再给您沏杯茶吧。”她说着拿起茶杯，走了出去。
拉斯卡拼命把头伸到他的手底下。他摸摸它，它立刻蜷伏在他的脚边，把头搁在伸出的后脚上。它微微张开嘴，啧着嘴唇，用湿润的嘴唇更舒服地盖住它那衰老的牙齿，怡然自得地安静下来，表示一切都称心如意了。列文留神地瞧着它最后的动作。
“我也是这样！”他心里想，“我也是这样！没什么……一切都很称心。”
舞会后的第二天清早，安娜打电报给丈夫，说她当天离开莫斯科。
“不，我得走了，得走了！”她向嫂子解释她为什么要改变计划，那种语气就像想起了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似的。“不，还是今天走好！”
奥勃朗斯基没有在家里吃饭，但答应七点钟回来送妹妹。
吉娣也没有来，只送来一张条子说她头痛。陶丽和安娜就同孩子们和英国女教师一起吃饭，不知是孩子们容易变呢，还是特别敏感，他们觉得今天安娜同平时完全不一样，她不再关心他们——总之，他们不再同姑妈玩，也不再爱她，对她走不走毫不在意。安娜一早上都在忙于准备回家。她写信给莫斯科的熟人，记下账目，收拾行李。陶丽总觉得安娜心神不宁，情绪烦躁。这种心情陶丽是体验过的，不是无缘无故，多半是由于对自己不满。饭后安娜走到自己房里去换衣服，陶丽跟着她进去。
“你今天好怪！”陶丽对她说。
“我吗？你发现了？我并不怪，我只是有点难过。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老是想哭。这很傻，但会过去的。”安娜急急地说，涨得通红的脸俯向一个玲珑的手提包。她正在把睡帽和麻纱手帕放到手提包里去。她的眼睛格外明亮，眼眶里泪光闪闪。“我当时舍不得离开彼得堡，就像现在舍不得离开这儿一样。”
“你这次来做了一件好事。”陶丽凝视着她的脸说。
安娜用泪汪汪的眼睛对她瞧了瞧。
“别这样说，陶丽。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会做。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来宠我，把我宠坏了。我做了什么？我又能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有那么多的爱，你能饶恕人……”
“要是没有你，天知道会出什么事！你真幸福，安娜！”陶丽说，“你心里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
“英国人说，人人心里都有秘密
。”
“你有什么秘密？你的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
“有的！”安娜忽然说。在流过眼泪之后，她的嘴唇上出乎意外地浮起一种狡猾而嘲弄的微笑。
“那么，你的秘密一定是可笑的，而不是痛苦的。”陶丽笑眯眯地说。
“不，是痛苦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今天走而不是明天走吗？我的心事很难说出口，但我愿意向你坦白。”安娜说，身子断然地往安乐椅上一靠，眼睛盯着陶丽的眼睛。
陶丽看到安娜的脸一直红到耳根，红到脖子上乌黑鬈发的发根，不禁吃了一惊。
“是的，”安娜继续说，“你可知道吉娣今天为什么不来吃饭吗？她在吃我的醋。我破坏了……这次舞会使她痛苦而不是快乐，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不过，说实在的，说实在的，我并没有错，或者只有一点儿错。”她说，尖细的声音强调“只有一点儿”几个字。
“哈，你说这话多么像斯基华！”陶丽笑着说。
这话使安娜感到委屈。
“哎，不不不！我可不是斯基华，”她皱着眉头说，“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一点儿怀疑，所以我才对你这样说。”
但就在她说这话的一刹那，她觉得她说的不是真话。她不仅怀疑自己，而且一想到伏伦斯基就心慌意乱。她之所以要提前走，就是为了避免再同他见面。
“是的，斯基华对我说了，你同他跳过玛祖卡舞，还有他……”
“真想不到事情会弄得这么可笑。我原来只想给他们撮合撮合，结果却完全出乎意外，也许我是情不自禁……”
她涨红了脸，停住了。
“哦，这一点他们立刻就感觉到了！”陶丽说。
“但要是他在这件事上认真的话，我是会感到失望的，”安娜打断她的话说，“我相信这件事会被忘记的，吉娣也不会再恨我了。”
“不过，安娜，我对你说句实话，我不太赞成吉娣这门婚事。要是他伏伦斯基一天里就会对你发生爱情，这门婚事还是吹掉的好。”
“哎呀，我的天，这未免太愚蠢了！”安娜说。她听见陶丽把她的心事说出来，脸上又浓浓地泛起了得意的红晕。“这么说来，这回我离开这儿，却成了我心爱的吉娣的仇人了！啊，她是多么可爱呀！不过，陶丽，这事你会设法补救的吧？是吗？”
陶丽好容易才忍住笑。她爱安娜，但看到她也有弱点，觉得挺好玩。
“成为仇人吗？那是不会的。”
“我真希望大家都爱我，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现在更加爱你们了，”她含着眼泪说，“哎，我今天多傻呀！”
她拿手帕抹了抹脸，开始换衣服。
直到安娜就要动身的时候，奥勃朗斯基才赶回来，他满脸红光，喜气洋洋，一身都是酒气和雪茄味儿。
安娜的情绪也感染了陶丽，当她最后一次拥抱小姑时，喃喃地说：“记住，安娜，你帮了我的忙，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要记住，我爱你，并且将永远爱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真不明白你说这话做什么！”安娜忍住眼泪吻着陶丽，说。
“你过去了解我，现在也是了解我的。再见，我的好朋友！”
“啊，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当安娜同直到第三次铃响还站在车厢过道的哥哥最后告别时，头脑里首先这样想。她坐在软席上，同安奴施卡一起。她在卧车的昏暗灯光中向周围环顾着。“感谢上帝，明天就可以看到谢辽查和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又可以照老样子太太平平过日子了。”
安娜虽然还没有消除一天来的激动，但已经有条不紊地安排了旅途生活。她用灵巧的小手打开和关上红色手提包，拿出一只小靠枕，放在膝盖上，整齐地盖住两腿，舒舒服服地坐下来。那个有病的太太已经躺下睡觉了。另外两位太太同她攀谈起来。那个胖老太婆包好脚，抱怨起车厢里的暖气来。安娜同太太们敷衍了几句，看到谈话不会有什么趣味，就叫安奴施卡拿出一盏马灯，挂在座位的扶手上，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把裁纸刀和一本英国小说。开头她读不进去。先是嘈杂的声音和旅客的来往打扰她；后来火车开动了，她又不能不被开车的响声所吸引；然后是雪片打着左边的车窗，粘在玻璃上；接着是衣服裹得很紧、半边身子撒满雪花的列车员走了过去；然后又是对今天大风雪的议论，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这种种响动不断地重复出现，又是火车的震动和响声，又是打在车窗上的雪片，又是那忽冷忽热的暖气，又是在昏暗的车厢里闪过的人影，又是那些说话声，但安娜已开始在读小说，并且读进去了。安奴施卡已经在打瞌睡，她那双宽阔的手戴着其中一只已经破了的手套，抓住放在膝盖上的红色手提包。安娜在读小说，并且读进去了，但她不高兴读，或者说不高兴跟踪别人的生活。她自己对生活的兴趣太浓了。她读到小说中女主人公看护病人，她就渴望自己在病房里悄悄地走动；她读到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她就渴望自己去做这样的演说；她读到玛丽小姐骑马打猎，戏弄嫂子，并且以她的勇敢使大家吃惊，她就渴望自己也这样做。但她又无事可做，于是只好用她的小手玩弄光滑的小刀，勉强读下去。
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已达到他英国式幸福的境界，获得了男爵爵位和领地。安娜很想同他一起到那个领地去，可是忽然觉得他应该害臊，她自己也应该为此感到害臊。“但他究竟有什么可害臊的？我又有什么可害臊的？”安娜又生气又惊奇地问自己。她双手紧紧握住裁纸刀，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放下了书。没有什么可害臊的。她反复重温着在莫斯科的往事。一切都是美好的，愉快的。她想起舞会，想起了伏伦斯基和他那张多情的恭顺的脸，想起了她同他的全部关系，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但就在回忆过程中，她的羞耻感增强了。她一想起伏伦斯基，内心就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温暖，真温暖，简直有点热呢！”她在座位上换了一个姿势，断然地对自己说：“哎，那有什么呢？那又有什么道理？难道我害怕正视这件事吗？哎，那有什么呢？难道我同这个小伙子军官有了或者可能有超过一般朋友关系的关系吗？”她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又拿起书来，可是怎么也读不进去。她拿裁纸刀在窗玻璃上刮了一下，又把光滑冰凉的刀面贴在面颊上，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突然涌上心头，她差一点笑出声来。她觉得她的神经像琴弦一样在弦轴上越绷越紧。她觉得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手指和脚趾都在痉挛，喉咙里有样东西哽住，喘不过气来；而在这摇曳的昏暗灯光里，一切形象却异乎寻常地鲜明，使她感到惊奇。她不断地感到疑惑，不能确定火车究竟是在前进，还是后退，还是根本没有开动。坐在她旁边的是安奴施卡还是别的什么人？“那边座位扶手上是什么东西？是皮大衣还是野兽？在这儿的是不是我自己？是我自己还是别的女人？”对这样的精神恍惚，她感到恐惧。它有一种吸引力，但她可以凭意志听从它或者摆脱它。她站起身来清醒清醒，推开羊毛毯，脱下短披肩。她清醒了一刹那，知道那个穿着掉了纽扣的粗布长外套的瘦瘦的乡下佬是个生炉子的，他进来看看温度表，风雪就随着他从门口刮进来；但随后一切又都模糊了……这个腰身很长的乡下佬仿佛在啃墙上的什么东西，那个老太婆把腿伸得有一车厢长，弄得车厢里一片阴暗；接着听到一阵恐怖的尖叫和轰隆声，仿佛有人被撕裂了；然后是一片耀眼的通红的火光，最后一切又全被一堵墙遮住了。安娜觉得她在往下沉，但这一切并不可怕，而是怪有趣的。一个衣服裹得很紧、身上落满雪花的人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她站起身来，清醒了。她明白火车进站了，那个人是列车员。她叫安奴施卡把她的披肩和头巾拿给她，她穿戴好了，向门口走去。
“您要出去吗？”安奴施卡问。
“是啊，我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儿太热了。”
她打开门。暴风雪向她迎面扑来，同她争夺着车门。她觉得很有趣。她拉开门，走了出去。风仿佛就在等着她，快乐地呼啸着，想把她擒住带走，但她抓住冰冷的门柱，按住衣服，走到站台上，离开那节车厢。风在踏级上很猛烈，但在站台上被车厢挡住，变得轻微些了。她舒畅地深深吸着雪花飞舞的凛冽的空气，站在车厢旁边，环顾着站台和灯光辉煌的车站。
暴风雪从车站角落里，经过一排柱子，在火车车轮之间冲击着，咆哮着。车厢、柱子、人，凡是看得见的东西全都半边盖满了雪，而且越盖越厚。暴风雪平静了片刻，接着又更加猛烈地刮来，简直使人无法抵挡。然而，人们还是快乐地交谈着，奔来跑去，把月台上的铺板踩得格格直响；大门不断地打开又关上。一个人的弯曲影子在她的脚边滑过，接着就听见锤子敲在钢铁上的声音，“把电报拿来！”从暴风雪怒号的黑暗中传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请到这里来！二十八号！”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叫嚷。有几个穿戴得很暖和、身上落满雪花的人跑过。有两个嘴里衔香烟的人在她旁边走过。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从手筒里伸出一只手，正要去抓门柱，回到车厢里，突然发现她的旁边站着一个穿军服的人，挡住了摇曳的灯光。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伏伦斯基的脸。他举起一只手放在帽檐旁，又向她鞠了一躬，问她有没有什么事，他能不能为她效劳。她好一阵什么也没回答，凝神地望着他。尽管他站在阴影里，她却看见，或者说她自以为看见他脸部和眼睛的表情。这就是昨天那么打动她心弦的那种又恭敬又狂喜的表情。这几天，甚至刚才，她还在反复对自己说，对于她，伏伦斯基只不过是随处可以遇见的无数普通青年中的一个罢了，她绝不让自己再去想他；可是这会儿，刚同他见面，她就被一种快乐的骄傲情绪所控制。她不必问他怎么会来到这里。这一点她知道得那么确切，就像他对她说：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她在这里。
“我不知道您也来了。您来做什么呀？”她垂下正要去抓门柱的手，说。她的脸上焕发出一种掩饰不住的欢乐和生气。
“我来做什么吗？”他盯住她的眼睛，反问说。“说实话，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您在这里，”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风仿佛冲破了重重障碍，把车厢顶上的雪吹落下来，把什么地方的破铁皮吹得铿锵发响。前面，机车发出哀怨而凄凉的尖锐汽笛声。暴风雪的恐怖景象在她看来显得格外壮丽。他对她说的话，正是她内心所渴望而她的理智所害怕的。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但他从她的脸上看出了内心的斗争。
“要是我说的话使您不高兴，那就请您原谅。”他恭顺地说。
他说得那么彬彬有礼，又那么斩钉截铁，使她好一阵都答不上来。
“您的话很傻。我请求您，如果您是个好人，那就把您说的话忘掉，我也会把它忘掉的。”她最后说。
“您的每一句话，您的每一个动作，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也无法忘记……”
“够了，够了！”她叫道，竭力想使自己被他贪婪地凝视着的脸装出很严厉的样子，但是装不成。于是她一手抓住冷冰冰的门柱，跨上踏级，急急地走到车厢的平台里。她在这小小的平台上站住，头脑里重温着刚才发生的事。她想不起自己说过的话，也想不起他说过的话，但她明白，这片刻的谈话使他们可怕地接近了。这使她感到害怕，也使她觉得幸福。她站了几秒钟，走进车厢，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原来折磨过她的精神紧张，不仅恢复了，而且变本加厉，使她担心身上会有什么东西因过度紧张而断裂。她通宵没有入睡。不过，在这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中，在那充满她头脑的幻想中，并没有什么阴暗和不愉快的东西；相反，只有一种快乐的、使人陶醉的热辣辣的感觉。天快亮时，安娜在座位上打起瞌睡来。她醒来时，天色已经大亮，火车驶近了彼得堡。有关家庭、丈夫、儿子和今天以及往后的种种琐事的思想，立刻涌上她的心头。
火车在彼得堡车站停下来，她下了车，首先引起她注意的就是丈夫的脸。“哎呀，我的天！他的耳朵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她望着他那冷冰冰的、一本正经的脸，特别是他那对现在使她感到惊奇的、撑住圆礼帽边缘的大耳朵，心里想。他一看见她，就向她走过来，嘴唇上浮起他那惯常的嘲笑，他那双疲倦的大眼睛直瞪着她，当她遇见他那执拗而疲倦的目光时，一阵不愉快的感觉揪住她的心，仿佛她原来希望看见的他不是这个样子的。特别使她吃惊的，是当她遇见他时所产生的那种对自己不满的感觉。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熟悉的感觉，也就是在对待丈夫关系上的虚情假意。她以前没有注意到这种感情，现在却十分明白而痛苦地意识到了。
“是啊，你看，你多情的丈夫像新婚头一年那样多情，望你连眼睛都快要望穿了。”他用尖细的声音和对她惯用的腔调慢慢地说。谁要是真的用这种腔调说话，那准会被人嘲笑的。
“谢辽查身体好吗？”她问。
“这就是对我的热情的全部报答吗？”他说。“他身体很好，很好……”
这一夜，伏伦斯基通宵不想睡觉。他坐在他的座位上，一会儿直瞪着前方，一会儿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他一向以镇定沉着使不熟悉他的人感到惊奇和不安，而此刻似乎变得更加傲慢自负了。他看人好像在看一样东西。一个在区法院任职、有点神经质的青年坐在他对面，很恼恨他这副样子。那青年向他借火抽烟，还同他攀谈，甚至于推推他，想让他感觉到自己不是物件，而是一个人。但是伏伦斯基望着他还是像望着一盏灯那样。那青年实在受不了他这种冷漠的态度，就扮了个鬼脸。
伏伦斯基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也没有看见。他觉得自己像个皇帝，倒不是因为他相信他给安娜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象——这一点他还没有自信——而是因为她给他留下的印象使他觉得幸福和自豪。
这一切将产生什么后果，他不知道，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他觉得他以前所浪费和分散的精力现在都集中在一点，并且精神抖擞地去追求一个崇高的目的。他因此感到幸福。他只知道他对她说了实话，她到哪里，他也到哪里；他现在发现生活的全部幸福，生活的唯一意义，就是看到她，听见她的声音。当他在波洛果伏下车去喝矿泉水，看见安娜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原来所想的。他感到很高兴，因为对她说了这话，现在她知道了他的情意，一定正在想着他的话。伏伦斯基通夜没有合眼。他回到车厢里，不断地回忆着看见她的各种情景，回味着她说过的每一句话，并且在头脑里幻想着未来生活的种种情景，而这可使他兴奋得简直连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
伏伦斯基在彼得堡下了火车，觉得自己在通宵失眠之后却神清气爽，好像洗过冷水澡一样。他站在她那节车厢旁边，等她出来。“我可以再看见她一眼。”他情不自禁地微笑着，对自己说。“我要看看她走路的姿势，看看她的脸。说不定她会说些什么，会回过头来，瞟我一眼，笑一笑。”但是，他还没有看见她，却先看到了她的丈夫由站长恭恭敬敬地陪着穿过人群。“哦，是啊，是她丈夫！”直到现在伏伦斯基才清楚地懂得，那丈夫是同她一辈子结合在一起的人。他本来知道她有丈夫，但几乎不相信他的存在，直到看见他，看见他的脑袋、肩膀和穿黑裤子的腿，特别是当他看见他露出所有主的神气，泰然自若地挽起她的胳膊时，他才确信这一点。
他看见卡列宁，看见他那彼得堡式刮得光光的脸和严厉而充满自信的神态，以及他的圆礼帽和微驼的背，才相信他的存在，并且产生了一种不快的感觉，就像一个口渴得要命的人走到泉水旁边，却发现那里有一条狗、一只羊或者一头猪在饮水，并且把水搅浑了。卡列宁走起路来蹒蹒跚跚，摆动屁股，这副样子使伏伦斯基特别厌恶。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有爱她的绝对权利。但她还是那样，她的神态还是那样使他觉得精神振奋，心里充满幸福，受到鼓舞。他吩咐那个从二等车厢来的德国跟班拿着行李先走，自己则向她跟前走去。他看见他们夫妻见面，而且以他情人的明察秋毫的眼力看见她同丈夫说话有点拘谨。“不，她不爱他，她不会爱他！”他心里这样断定。
他从后面走近安娜的时候，高兴地发现她感觉到他的接近；她回头瞧了一眼，一认出是他，又继续同丈夫说话。
“您昨儿晚上睡得好吗？”他同时向她和她丈夫鞠躬，使卡列宁认为他是在向他鞠躬。至于卡列宁是不是认得他，那倒是无所谓的。
“谢谢您，很好！”她回答。
她的脸显得有点疲倦，也没有那股忽而从微笑中、忽而从眼神里焕发出来的生气；但是在她对他的一瞥中，她的眼睛里却有一样东西闪了闪。虽然这火花一闪就熄灭了，他却因这一瞥而感到幸福。她向丈夫瞟了一眼，想知道他是不是认识伏伦斯基。卡列宁不高兴地望望伏伦斯基，茫然地回想着他是谁。伏伦斯基的镇定自若，碰到卡列宁那种冷冰冰的自信，就像镰刀碰在石头上一样。
“伏伦斯基伯爵。”安娜介绍说。
“噢！我们好像认识？”卡列宁伸出手，冷冷地说。接着卡列宁又对安娜说：“你同母亲一起去莫斯科，却同儿子一起回来。”他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说，好像说一个字就是抛出一个卢布来。“您一定是来休假的吧？”他不等伏伦斯基回答，又用戏谑的口吻对妻子说，“嘿，离开莫斯科恐怕流了不少眼泪吧？”
他这样对妻子说，是要使伏伦斯基感觉到他要同她单独在一起，接着向伏伦斯基转过身去，举手碰了碰帽檐；但伏伦斯基却对安娜说：“希望有荣幸去拜访你们。”
卡列宁用疲倦的眼睛对伏伦斯基瞟了瞟。
“欢迎！”他冷冷地说，“我们每逢星期一招待客人。”然后他把伏伦斯基抛在一边，对妻子说：“真巧，我正好有半小时空来接你，可以向你表示表示我的热情。”他继续用戏谑的口吻说。
“你太夸大你的热情了，我可不敢领教哇！”她同样用戏谑的口吻说，同时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跟在他们后面的伏伦斯基的脚步声。“这关我什么事？”她心里想，接着就问丈夫，她不在家的时候谢辽查怎么样。
“啊，好得很！玛丽埃特说他很听话……不过我要说句使你扫兴的话……他并没有想念过你，可不像你的丈夫哇！但我要向你再说一声‘谢谢’，我的朋友，你给了我面子，提早一天回来。我们那只‘茶炉子’可要大大高兴了。（他把那位赫赫有名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叫作茶炉子，因为她不论遇到什么事总是兴奋激动得要命。）她几次问起你。说实话，要是允许我冒昧奉劝，你今天应该去看看她。她这人不论什么事都是挺热心的。现在除了她自己操心的种种事情以外，还忙着给奥勃朗斯基夫妇调解呢。”
李迪雅伯爵夫人是她丈夫的朋友，是彼得堡上流社会里一个圈子的中心人物。而安娜通过丈夫的关系，同这个圈子里的人很接近。
“我给她写过信了。”
“不过她总是希望知道得更详细些。去一次吧，我的朋友，要是你不太疲劳的话。哦，康德拉基会给你马车的，我可要到会里去了。现在我又可以不用单独一个人吃饭了！”卡列宁继续说，但已经不再用戏谑的口吻，“你真不会相信我已经习惯同你……”
于是他好一阵握着她的手，带着一种异样的微笑扶她上了马车。
家里第一个出来迎接安娜的是她的儿子。他不顾家庭女教师的呼喊，冲下楼梯来迎接她，欢天喜地地叫着：“妈妈，妈妈！”他跑到她面前，就吊在她的脖子上。
“我对您说是妈妈！”他对家庭教师大声说，“我知道的！”
儿子也像丈夫一样，在安娜心里引起一种近乎扫兴的感觉。她在想象中把他看得比实际上更好。但她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欣赏他的本来面目。不过，他的本来面目也是可爱的：他生着一头浅黄的鬈发、一双天蓝色的眼睛和两条穿着紧身长统袜的细长结实的腿。安娜在亲近和抚爱他时，体会到一种近乎肉体的快感；而在遇见他那单纯、信任和亲爱的目光，听见他那些天真的问话时，就又感到精神上的安慰。安娜取出陶丽送给孩子的礼物，对儿子说莫斯科有一个叫塔尼雅的小姑娘，这个塔尼雅不但会自己读书，她还在教别的孩子呢。
“哦，那我不如她吗？”谢辽查问。
“在我看来，你是天下最好的孩子。”
“这我知道。”谢辽查微笑着说。
安娜还没有喝完咖啡，仆人就进来通报说，李迪雅伯爵夫人到。李迪雅伯爵夫人又高又胖，脸色憔悴枯黄，但生有一双美丽的若有所思的黑眼睛。安娜爱她，但今天她仿佛第一次发现她身上的各种缺点。
“嘿，我的朋友，您拿到橄榄枝了吗？
”李迪雅一走进房间就问。
“是的，事情全结束了，但这一切也并不像我们原先想的那么严重，”安娜回答，“总之，我嫂子也太死心眼了。”
不过，李迪雅伯爵夫人虽然关心各种闲事，但人家对她讲她所关心的事却从来不好好听，这会儿就打断安娜的话说：“是啊，天下烦恼和邪恶真多，我今天可吃尽苦头啦。”
“怎么回事？”安娜竭力忍住笑问她。
“为真理而奋斗，费力不讨好，我有点厌倦了，有时简直有点泄气了。姐妹会（这是一个博爱的、爱国的宗教组织）的事搞得很好，可是你拿这些先生简直毫无办法，”李迪雅伯爵夫人带着无可奈何的嘲弄口吻说，“他们抓住一个思想，把它歪曲，然后又卑鄙无耻地谈论它。只有两三个人，包括你丈夫在内，了解这个事业的全部意义，可其他人呢，他们只会把事情弄糟。普拉夫京昨天写信给我……”
普拉夫京是一位侨居国外的著名泛斯拉夫主义者。李迪雅伯爵夫人讲了他来信的内容。
接着伯爵夫人又讲了一些反对教会联合运动的阴谋和不快的事情，就匆匆地走了，因为她还要去参加一个团体的会议和斯拉夫委员会的活动。
“这种事情向来如此，可是我以前怎么没有发觉呢？”安娜自言自语，“是不是她今天特别生气呀？但说来也实在可笑，她的目的是行善，而且又是个基督徒，可她总是愤愤不平。她总是碰到冤家对头，而且是基督教和慈善事业方面的冤家对头。”
李迪雅伯爵夫人走后又来了一个朋友，那是位长官夫人。她讲了城里的种种见闻。到三点钟她也走了，但答应来吃晚饭。卡列宁还在部里。只剩下一个人，安娜就利用这段时间去照料儿子吃饭（他一向单独吃饭），收拾收拾东西，看了桌上堆着的信件和便条，又写了些回信。
她在旅途中所感到的莫名其妙的羞愧和兴奋完全消失了。在习惯的生活环境中，她又觉得心安理得，无可非难。
她诧异地回想着她昨天的经历。“到底出了什么事？什么也没有。伏伦斯基说了些蠢话，但那是说过就算了，而且我也回答得很得体。这事可不必对丈夫讲，也不能讲。把这种事告诉他倒是小题大做了。”她想起她曾经告诉丈夫，在彼得堡，她丈夫手下有个青年，差点儿向她求爱，但卡列宁却回答说，这类事情凡是参加社交活动的女人都会碰到，他完全相信她的稳重，绝不会让猜疑来贬低她和贬低自己。“看来没有必要讲出来吧？是的，感谢上帝，没有什么可讲的。”她自言自语着。
卡列宁四点钟从部里回家，照例没有时间到房里去看安娜。他走到书房里去接见等着他的来访者，在秘书拿来的一些公文上签了字。吃饭的时候来了几个客人（平日总有几个客人到卡列宁家来吃饭）：卡列宁的老表姐，一位司长和他的太太，一个被推荐到卡列宁部下任职的青年。安娜走到客厅里来招待他们。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第五下，卡列宁就穿着燕尾服，佩着两枚勋章，系着白领带，走了进来，因为一吃完饭他就要出去。卡列宁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预先排定，都有活动。为了完成每天摆在他面前的事，他总是严格遵守时间。“不紧张，不休息。”——这是他的信条。他走进客厅，向每个人点头致意，一面向妻子微笑，一面匆匆坐下来。
“是啊，我的孤独生活这下子算结束了。你真不知道一个人吃饭有多别扭（他特别强调‘多别扭’三个字）。”
吃饭时他同妻子谈了些莫斯科的事，带着嘲讽的微笑问到奥勃朗斯基的情况。不过，谈话都是一般性的，都是些彼得堡官场和社会上的事情。饭后，他陪了半小时客人，就又笑嘻嘻地握了握妻子的手，乘车去参加会议。这天晚上，安娜既没有到培特西公爵夫人家去——虽然公爵夫人一知道安娜回来，就请她晚上去玩——也没有到她订有包厢的剧院里去看戏。她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她预备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在客人走后，安娜理理服装，感到很懊恼。她在衣着上一向善于精打细算，在去莫斯科之前就请女裁缝替她改制三件衣服。她要求衣服改得认不出是改制的，而且三天前就应当改好。结果两件衣服根本没有改，还有一个也改得不称安娜的心。女裁缝走来解释，硬说这样改更合适，因此惹得安娜大发脾气，过后她想起来都觉得害臊。为了要使心情平静下来，她走到孩子房里，整个黄昏都同儿子在一起过，最后又安顿他睡觉，为他画了十字，盖好被子。她哪儿也没有去，一晚上在家里过得那么愉快，觉得很高兴。她感到那么心安理得，那么清楚地看出，她在火车上认为不平凡的遭遇，其实只是社交界一件平凡的小事，她没有理由要在人家面前和自己面前感到害臊。安娜坐在壁炉旁边读一本英国小说，等着丈夫。九点半整，她听见他的铃声，接着他就走进房里来。
“你到底来了！”她说着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旁边坐下。
“我从各方面看出来，你这次出门很顺利。”他对她说。
“是的，很顺利。”她回答。于是她一五一十把各种事情讲给他听：她同伏伦斯基伯爵夫人同车去莫斯科，她到达莫斯科的情况，铁路上发生的意外事故。接下来又讲到她怎样开头同情哥哥，后来又同情陶丽。
“我不认为这样的人可以原谅，虽然他是你的哥哥。”卡列宁严厉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懂得他说这话就是为了表示，亲属关系并不妨碍他说出公正的意见。她知道丈夫的这种性格，并且很欣赏。
“一切都圆满解决了，你也回来了，我很高兴！”他继续说。“那么，对议会里通过我的那个新法案，那里有什么议论吗？”
关于那个法案，安娜什么也没有听说。这件对他如此重要的事，她竟没放在心上，她感到内疚。
“这里正好相反，反响很大。”他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她看出来，卡列宁想把这件事当中他觉得有趣的地方告诉她，因此故意提些问题引他讲。他就得意扬扬地笑着讲给她听，由于这个法案获得通过，他博得了不少喝彩声。
“我非常非常高兴。这证明，对这件事的合理而坚定的看法，在我们中间开始确立。”
卡列宁喝完第二杯奶油红茶，吃好面包，站起身来，向书房走去。
“你哪儿也不去，一定很寂寞吧？”他说。
“嗯，不！”她回答着，也跟着他站起来，送他穿过客厅到书房里去。“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哇？”她问。
“我最近在读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他回答，“是一本很出色的书。”
安娜微微一笑，那神情就像人们看见心爱的人的弱点一般。她挽住他的手臂，把他送到书房门口。她知道晚上读书是他必不可少的习惯。她知道，虽然公务几乎占去他的全部时间，他还是认为有责任关心知识界的一切大事。她也知道，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著作，艺术对他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虽然如此，或者说就因为这个缘故吧，卡列宁从不放过艺术界发生的任何重大问题，并且认为博览群书是他的责任。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方面，卡列宁常常产生各种疑问，进行探索，但在艺术和诗歌方面，尤其在音乐方面，尽管他一窍不通，却总有他明确而坚定的见解。他爱谈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爱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而他对各种文艺流派都做了十分明确的分类。
“好了，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看见书房里的安乐椅旁已摆了一支有罩的蜡烛和一只水瓶，“我要写信到莫斯科去。”
他又握住她的手，吻了吻。
“他毕竟是个好人，正直，善良，事业上有成就，”安娜回到房里，自言自语，仿佛在一个指责他、说他这人不讨人喜爱的人面前替他辩护着，“可是他的耳朵怎么显得这么怪呀！是不是因为他刚理过发了？”
十二点整，安娜还坐在写字台旁给陶丽写信，就听见穿着拖鞋的稳重的脚步声。卡列宁梳洗完毕，腋下夹着一本书，走到她跟前。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他异样地微笑着，向卧室走去。
“他凭什么权利那样看他呀？”安娜记起伏伦斯基看卡列宁的目光，想。
她脱了衣服，走进卧室，可是她的脸上不仅没有她在莫斯科生活时从眼神和微笑中焕发出来的那股生气；相反，她心中的火花似乎熄灭了，或者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伏伦斯基离开彼得堡的时候，把他滨海街那组大公寓交给他的朋友和要好同事彼特利茨基照管。
彼特利茨基是个青年中尉，出身并不显要，不仅不富裕，而且负债累累，天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还常常因为种种荒唐可笑的丑事而被关禁闭，但同事和长官都很喜欢他。伏伦斯基在十一点多钟从火车站搭车回到寓所，看见门口停着一辆他熟识的马车。当他还在门外打铃的时候，就听见男人的哈哈笑声、女人喃喃的说话声和彼特利茨基的喊叫声：“如果是个坏蛋，就不让他进来！”伏伦斯基关照勤务兵不要通报，自己就悄悄地走进第一个房间。彼特利茨基的女朋友、希尔顿男爵夫人，穿着闪闪发亮的紫缎衣裳，头发浅黄，脸色鲜红，说着一口巴黎话，像金丝雀一般使整个屋子都充满她的声音。她正坐在圆桌旁煮咖啡。彼特利茨基穿着大衣，卡梅罗夫斯基骑兵大尉一身军装，大概刚下班。他们分别坐在她的两边。
“好哇！伏伦斯基！”彼特利茨基叫着跳起来，嘎的一声推开椅子。“主人来了！男爵夫人，给他用新咖啡壶煮点咖啡。嘿，真是没想到！我希望你书房里的这个装饰品能使你满意，”他指指男爵夫人说，“你们是认识的吧？”
“那还用说！”伏伦斯基说，快乐地微笑着，紧紧握住男爵夫人的小手，“当然！我们是老朋友了。”
“您出门刚回来，那我走了。”男爵夫人说。“嗯，我这就走，要是妨碍你们的话。”
“您可不用客气，男爵夫人，处处都是您的家。”伏伦斯基说。“您好，卡梅罗夫斯基。”他冷冷地握了握卡梅罗夫斯基的手，说了一句。
“您就从来不会讲这样漂亮的话。”男爵夫人对彼特利茨基说。
“不，怎么不会？等吃过饭我也来讲些同样漂亮的话。”
“吃过饭讲就不稀奇了！好吧，我来给您煮咖啡。您去洗个脸收拾一下吧。”男爵夫人说着又坐下来，小心地转动新咖啡壶上的螺旋。“彼尔，拿咖啡给我，”她对彼特利茨基说，亲昵地唤他彼尔，并不掩饰她同他的特殊关系，“我来加一点。”
“您会把它弄糟的。”
“不，我不会把它弄糟！那么您的太太呢？”男爵夫人突然打断伏伦斯基跟他同事的谈话，插嘴说。“我们已经把您从这儿送出去让人家招女婿了。您把太太带来了吗？”
“没有，男爵夫人。我生来是个吉卜赛人，死后还是个吉卜赛人。”
“这样更好，这样更好。让我们来握握手吧。”
男爵夫人没有放掉伏伦斯基的手，就用戏谑的口吻告诉他她最近生活上的打算，征求他的意见。
“他总是不肯同我离婚！唉，叫我怎么办呢？（他是指她丈夫。）我想去对他起诉。您能不能给我出出主意？卡梅罗夫斯基，当心咖啡，已经烧开了。您瞧，我有多少事情啊！我要起诉，因为我要我的那一份财产。您知道他这人实在岂有此理，居然说我对他不忠实，”她轻蔑地说，“竟想侵占我的财产。”
伏伦斯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位俏丽女人的快乐闲谈，随声附和着，半真半假地给她出着各种点子。总之，立刻采用他对这类女人谈话时惯用的腔调。在他的彼得堡世界里，所有的人被分成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庸俗、愚蠢、可笑，他们认为一个丈夫只应同一个合法妻子共同生活，姑娘必须贞洁无瑕，女人必须有羞耻心，男人要有丈夫气概，要刚强持重，要教育孩子，要自食其力，要偿清债务，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想法。这都是些可笑的老派人。另一类是堂堂正正的人，他伏伦斯基和他的朋友们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特点是：风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沉溺于各种情欲而不会脸红，对什么事都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
伏伦斯基怀着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另一个世界的种种印象，只在最初一刹那感到有点突兀，但很快就像两脚伸进一双旧拖鞋那样，又回到原来那个轻松愉快的世界里了。
咖啡结果还是没有煮好，却溅了大家一身，烧干了，并且起了它必然的作用，就是说引得哄堂大笑，溅污了贵重的地毯和男爵夫人的衣服。
“嗯，那么再见吧，要不然您就永远不去洗脸，而在我的心上留下一个正派人所能犯的主要罪行——不爱清洁。那么，您是不是要我对准他的喉咙捅上一刀子啊？”
“不错，但您的小手离开他的嘴唇要近一点，这样他就会来吻您的手，事情也就会圆满解决了。”伏伦斯基回答。
“那么回头在法兰西剧院见！”接着是一阵衣服的窸窣声。她走了。
卡梅罗夫斯基也站起身来，伏伦斯基不等他走，就同他握了握手，走到盥洗室去。当伏伦斯基梳洗的时候，彼特利茨基把他走后自己的情况简单地向他讲了讲。钱一点都没有了。他父亲说不再给他钱，也不肯替他还债。裁缝要控告他，另外有个人也威胁要叫他坐牢。团长宣布，他要是再干这种丑事，就得离开军队。男爵夫人已经像辣萝卜一样叫他讨厌，她总是想给他钱花。但另外有个女人，他要把她带来给伏伦斯基看看，美得叫人销魂，纯粹是个东方美人，“说实在的，活像女奴利百加
。”他昨天同别尔科歇夫也吵过架，还想同他决斗，但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总之，一切都很精彩，都非常有趣。彼特利茨基不想让朋友详细了解他的处境，就给他讲种种有趣的新闻。伏伦斯基在这居住了三年的熟悉透顶的寓所里，听着彼特利茨基讲着熟悉透顶的故事，体会到一种回到他过惯了的无忧无虑的彼得堡生活的快乐。
“不可能！”他正在洗脸盆里洗他那健康红润的脖子，这会儿就放下洗脸盆的踏脚板，叫起来。“不可能！”他听到罗拉抛弃费丁果夫而同米列耶夫同居时，叫起来，“他还是那样愚蠢和自得吗？啊，那么布祖鲁科夫怎样了？”
“哈，布祖鲁科夫又闹了一个笑话，有趣极了！”彼特利茨基大声说。“你知道，他是个舞迷，皇家舞会他一次也不肯放过。有一天，他戴着新式的盔形帽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舞会。你看见过新式盔形帽吗？很漂亮，很轻。他刚站在那里……不，你听我说。”
“我是在听啊！”伏伦斯基用毛巾擦着身子，回答。
“正好亲王夫人同一位大使之类的人物走了过来，算他倒霉，他们正在谈新式盔形帽。亲王夫人想让那大使看看这种新式盔形帽……他们看见我们的宝贝正好站在那里（彼特利茨基模仿他戴着盔形帽站在那里的姿势）。亲王夫人向他借盔形帽来看看，他不肯。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嗐，大家都向他眨眼，点头，皱眉，意思就是叫他把帽子给她，可他还是不给，光站在那儿发愣。你可以想象得出他那副神情……可是那一个……他叫什么呀……已经要拉他的帽子了……他还是不给！那人就一把从他头上抢过来，交给亲王夫人。‘这可是顶新式帽子啊！’亲王夫人说。她把帽子翻过来，你真想不到，里面哗啦一声倒出东西来了！一个梨子，一大把糖果，足足有两磅重！他竟把这些东西都藏了起来，这宝贝！”
伏伦斯基哈哈大笑。后来，过了好一阵，当他们已经在谈别的事情时，他一想到盔形帽，就又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爆发出一串健康的笑声。
伏伦斯基听了这些消息，在跟班的帮助下穿好制服，就去报到。他打算报到后到哥哥家和培特西家去，再访问几户人家，希望在那种交际场所遇见卡列宁夫人。照他在彼得堡生活的老规矩，他这一出去，要到深夜才会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