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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冬天的傍晚，我独自一人待在家中。时间大概是晚上五点或者五点半，外面又冷又黑，狂风夹杂着雨水抽打着紧闭的百叶窗。爸爸妈妈去了钱塞勒大街和玛拉、斯塔施克·鲁德尼基一起喝茶，是在先知街的拐角。他们向我保证在八点钟之前回到家中，最晚不超过八点一刻或者八点二十。即使他们晚回来一会儿，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毕竟他们只是和鲁德尼基一家在一起，离家不过十五分钟路程。

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没养孩子，却养了两只波斯猫，名叫肖邦和叔本华。客厅一角还有个笼子，里面装着只老鸟儿，都快要瞎了。为免鸟儿感到孤独，他们又往笼子里放了一只鸟，那只鸟是玛拉·鲁德尼基做的，在上了油彩的松果上插两根木棍当作鸟腿，再加上彩纸翅膀，并点缀着真正的羽毛。妈妈说，孤独酷似沉重的铁锤，打碎着玻璃，锻造着钢铁。爸爸则循循善诱，给我们从词源学角度讲述“铁锤”一词，以及它在不同语言中的衍生品。

爸爸喜欢对我讲述语词之间的各种联系。出处、关联，仿佛语词来自东欧一个错综复杂的家庭，有许多二堂弟三表兄之类，婶子大娘姑姑姨妈们，姑表姐妹们，姻亲们，孙儿重孙儿们。就连姑姑、表兄弟也有自己的家史，自己的裙带关系网。比如说，“姑姑”指爸爸的姐妹，“舅舅”指妈妈的兄弟。希伯来语舅舅“多德”一词，也指情人，尽管我并不确定它们最初是否为同一个词。爸爸说，你必须提醒我查一下大词典，准确地查出这些词的出处，其用法怎样一代代发生变化。或者，不要提醒，现在就去把词典拿来，我们一起学，请顺便把杯子拿到厨房。

在院子里和大街上，黑沉沉一片岑寂，无边无垠，你可听见流云在屋顶间低飞，轻抚着柏树梢头。可听见浴室里水龙头的滴水声，沙沙声，或是抓挠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只能凭脖颈后的毛发稍感觉，那声音来自衣柜和墙壁之间。

我打开父母房间里的灯，从爸爸的书桌上拿起八九枚回形针、一把削笔刀、两本小笔记本、一个装满黑墨汁的长颈墨水瓶、一块橡皮、一包图钉，用这些建造一个位于边境上的基布兹。在小地毯上砌起沙漠深处的一堵墙和一座高塔，把回形针摆成半圆形，把铅笔刀和橡皮分立在高大墨水池的两侧，墨水池是我的水塔，在这些建筑周围是用铅笔、钢笔圈成的围墙，以及用图钉营造的堡垒。

不久就会来一场突然袭击：一伙嗜血成性的强盗（两打扣子）将从东南方向袭击定居点，但是我们要略施小计。我们把大门敞开，让他们长驱直入农场大院，那里将要发生血洗，大门将会关闭，他们插翅难逃，接着我将下令开火，就在那一刻，从所有建筑物顶上，还有用作水塔的墨水瓶顶上，我的白色象棋棋子代表的拓荒者将会开火，他们将用一阵激烈的炮火，消灭自投罗网的敌人兵力，唱起那荣誉的赞歌，高吟血腥惨烈的故事。而后，我会唱起赞美之歌，把草垫子提升为地中海，用书架代表欧洲海岸线，沙发代表非洲，直布罗陀海峡横穿椅脚，散落的纸牌表示塞浦路斯、西西里和马耳他，笔记本可以是航空母舰，橡皮和铅笔刀是驱逐舰，图钉是水雷，环形针将是潜水艇。

屋子里很冷。我没有像他们吩咐我的那样加一件毛衣，不浪费电，我会点十来分钟电炉。电炉有两组电阻丝，但是有个节电旋钮，总是使一组电阻丝，即电量低的那组电阻丝发光。我目不转睛，看线圈怎样变红。它逐渐发亮，开始你什么也看不到，只听见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像走在砂糖上，随后淡紫色的微光在电阻丝两端出现，随后淡红色的微光开始向中心散发，像羞答答面颊上的红晕，随后变成深红，随后迅速不顾任何体面地撒野，从赤裸裸的明黄到淫荡的酸橙绿，直至线圈中央发亮，不可阻挡地炽烈燃烧，通红滚烫的火光如同透过反光镜的亮晶晶的金属盘看到的野蛮太阳，让你不得不觑起眼睛。现在电阻丝炽热，炫目，无法控制自身，随时都会融化，朝我的地中海倾泻而来，像爆发了的火山喷涌出滔滔熔岩，把我的驱逐舰队和潜水舰队一并摧毁。

此时，它的伙伴，上面的电阻丝，冷冰冰地静止不动，无动于衷。另一组电阻丝越亮，这组电阻丝越是无动于衷。它耸耸肩膀，坐在台边区将一切尽收眼底，但纹丝不动。我突然一震，仿佛自己的皮肤感受到线圈之间那被禁锢的张力，意识到我有个简单而迅速的办法来确保那组无动于衷的电阻丝别无选择，只能燃烧，于是它也颤抖着迸发出热情洋溢的红光——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禁止点燃第二组电阻丝，不单是因为那是可耻的浪费，还因为会造成电路超负荷的危险，烧断保险丝，使整座房子陷于一片黑暗，谁能在半夜把“金手指巴鲁赫”给我找来呢？

第二组电阻丝只有当我丧失理智，完全丧失理智，完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才会点燃。但要是我还没把它关上父母就回来了怎么办？或者我及时把它关掉，但线圈没有时间冷却下来，躺在那里装死，我该怎么为自己辩护呢？所以我必须抵住诱惑，不把它点燃。我也得收拾一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