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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们就会朝觐塔拉皮尤特大街，朝觐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小别墅。我们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离塔拉皮尤特有六七公里远，那是一个遥远而有些危险的希伯来人郊区。热哈维亚和克里亚特·施穆埃尔南方，蒙蒂菲奥里风车之南，延伸出一个陌生的耶路撒冷：塔里比耶、阿布托尔和卡特蒙、德国人居住区、希腊人居住区和巴卡阿。（我们老师阿韦沙厄曾解释说，阿布托尔以一名老武士的名字命名，意为“公牛之父”，塔里比耶曾经是一位叫塔里比的人的庄园，巴卡阿的意思是平原或者山谷，《圣经》时期的巨人谷，而卡特蒙的名字是希腊文“卡塔蒙尼斯”的阿拉伯文讹误，意为“修道院旁”。）再往南，在所有这些异国世界之外，在黑黝黝群山的那边，在世界的尽头，孤寂的犹太居民区星星点点，若隐若现，梅库尔哈伊姆、塔拉皮尤特、阿诺纳，以及快要与伯利恒接壤的拉玛特拉海尔基布兹。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看上去只像挂在远方山巅布满尘埃的树木上的一个灰团。有天夜里，邻居弗里德曼工程师从我们的屋顶指着远方地平线，天地之间悬浮着一簇簇摇曳的微光，说那边是阿伦比兵营，再那边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是阿诺纳的灯光。要是再有暴力事件发生，他说，那里的日子会很不好过。更不用说爆发真正的战争了。

我们午饭后出发，那时城市把自己关在紧闭的百叶窗后，沉浸在安息日午后的小憩中。瓦楞铁单坡顶石屋间的街道和院落陷于一片沉寂，仿佛整个耶路撒冷笼罩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球里。

我们穿过盖乌拉大街，走进阿哈瓦一条破败不堪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居住区那拥挤的小巷，经过拴在年久失修的阳台和外面楼梯护栏上，挂满黑、黄、白色衣服的洗衣绳，沿兹克龙摩西街而上，那里总是散发着贫穷的阿什肯纳茨犹太人做饭时飘出的味道，像霍伦特安息日炖品、罗宋汤、大蒜、洋葱和泡菜。然后我们继续穿过先知街。安息日下午两点，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不到一个活人。我们从先知街走向斯特劳斯街，这条街总是掩映在古松阴影里，两面高墙为古松遮荫护挡，一面是女执事开的新教徒医院那长满苔藓的灰墙，另一面则是犹太人医院比库尔霍里姆那阴森森的墙壁，庄严的铜门上雕饰着以色列十二部落的象征。两所医院里飘出药香，还有刺鼻的陈年来苏尔气味。接着，我们穿过名服装店玛阿延施图伯旁边的雅法街，在阿西亚萨夫兄弟开的书店前面逗留片刻，允许爸爸对橱窗里大量的希伯来文新书一饱眼福。从那里，我们走过整条乔治王第五大道，经过琳琅满目的店铺、高高悬挂着枝形吊灯的咖啡馆，以及价格昂贵的商店，这些都在安息日空空荡荡上了锁，但是通过橱窗上一道道铁护栏朝我们示意，用另一个世界富有诱惑的魅力朝我们眨眼，散发着遥远大陆的财富气息，以及无忧无虑坐落在宽广河岸边的灯火通明的喧闹城市的芬芳。那里有仪态优雅的女士和前程远大的绅士，他们没有生活在一次次的袭击或政令中，不知何为艰辛，用不着一个一个数硬币，用不着遭受拓荒者和自我牺牲条条框框的压制，用不着承担社区基金、医疗资金和配给券义务，悠然自得地在漂亮的住房房顶或具有现代色彩的宽敞单元楼安装上多烟道烟囱，地板上铺有地毯，身穿蓝色制服的门卫守护门口，身穿红制服的待童开电梯，仆人、厨子、男管家、杂工唯命是从。女士们先生们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不像我们。

这里，乔治王街，还有在德国犹太人的热哈维亚，在希腊和阿拉伯富人的塔里比耶，现为另一种寂静所笼罩。它有别于贫穷而无人问津的东欧犹太人小巷在安息日里的虔诚寂静——迥然不同、激动人心的秘密寂静在乔治王大街上徘徊不去。眼下安息日下午两点半，大街上空空荡荡，那是一种带有异国风情、实际上尤为英国风情的寂静，因为乔治王街——不仅是因为名字——在我一个孩子的眼里，永远像电影中看到的奇妙伦敦城的延伸。乔治王街拥有一排排高大正规的建筑，以清一色的外观顺着道路两旁延伸开去，不像我们住区，住户和住户之间隔着可怜的无人照管的院落，垃圾和碎铁愈加损坏了其外观。在乔治王街这里没有破旧失修的阳台，不会看到窗户上有断裂的百叶窗像张着没牙的瘪嘴，不会看到把可怜家当暴露无遗的穷人窗口，不会看到补丁摞补丁的床垫、花里胡哨的地毯、一堆堆挤在一起的家具、黑糊糊的炒锅、发霉的水壶、奇形怪状的搪瓷炖锅，以及一排五颜六色锈迹斑斑的罐头盒。这里，街道两旁是不间断的建筑物那自豪的外观，一扇扇屋门，一张张饰有窗纱的窗子，都谨慎地讲述着财富和尊贵，声音轻柔，织品考究，地毯柔软，玻璃雕花，举止优雅。

这里，楼房门口饰有黑色玻璃门牌，写着律师、经纪人、医生、法律文书起草人以及被著名外国公司正式认可的代理人等字样。

当我们途经塔里塔库米楼时，爸爸喜欢解释名字的来由，好像他在两星期前或是一个月前没这么做过似的。妈妈喜欢说，够了，阿里耶，我们听过了，你又来解释塔里塔库米了。我们经过施伊拜尔大坑，一个从未建起建筑的地基，经过后来成为议会临时栖居地的甫鲁民楼，经过哈马阿洛特大厦那半圆形的包豪斯派建筑，它保证所有进来的人都能领略到迂腐的德国犹太人美学那苛刻的快感。我们停了一下，仔细看看老城城墙，与马米拉穆斯林墓地相交，互相催促快点赶路（已经两点四十五分了！路还很长呢！），继续走过耶舒龙犹太会堂，来到犹太代办处粗笨的圆弧形建筑前。（爸爸会压低声音，仿佛在向我透露国家机密：“那里是我们的政府所在地，魏茨曼博士、卡普兰、施尔托克，有时甚至是大卫·本—古里安本人。这里跳动着希伯来人政府的心。很遗憾这不是比较威严的民族内阁！”）接下来他会给我解释何为“影子内阁”，倘若英国人终于离开，我们这里会发生什么，他们离去究竟是好还是坏。

我们从那里下行，向塔拉桑塔学院走去。（爸爸在那里工作有十年之久，独立战争后，或说耶路撒冷遭到围困后，通往守望山校园的道路遭到封锁，国家图书馆期刊部在这里三楼的一个角落找到了临时避难所。）

从塔拉桑塔走上十来分钟便是弧线形的大卫楼，城市在那里戛然而止，展现在面前的是空旷的田野，位于埃麦克来法伊姆的火车站就在近旁。左边可见耶民摩西的风车翼板，右上方斜坡上，是塔里比耶区的最后几座住宅。当我们走出希伯来城市的疆界时，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紧张，仿佛我们正在跨越一条看不见的国境线，走进异国他乡。

三点钟过一点，我们会沿一条大路行走，这条路将古代奥斯曼朝觐者客栈废墟（其上方是一座苏格兰教堂）与废弃了的火车站分隔开来。这里的风光大不一样，比较浑浊，古旧陈腐。这地方突然令我想起乌克兰西部小城边上一条穆斯林小街上的妈妈，小城是她的故乡。爸爸呢，则不可避免地开始谈论土耳其时期的耶路撒冷，谈论杰玛尔·帕夏的政令，谈论刚好在火车站前铺就的广场上当着聚拢的人群发生的斩首与鞭刑。火车站，正如我们所知，是一个名叫约瑟夫·拜伊·纳翁的耶路撒冷犹太人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得到特许后，于19世纪末期修建的。

我们从火车站前面的广场沿希伯伦路而下，从英国军事防御设施前面经过，还经过圈起来的一串硕大的燃料容器，上面用三种语言标着“真空油料”字样。希伯来文标记有些奇怪，滑稽，缺乏元音。爸爸哈哈大笑着说，这又一次证明，引进单独的元音字母，实现希伯来文书写现代化，势在必行。他说元音字母是阅读时的交通指挥。

我们左侧，有几条岔路通往山下阿布托尔阿拉伯人居住区，而我们右侧则是德国人居住区一条条迷人的小巷，一个静谧祥和的巴伐利亚人村庄，处处鸟儿欢歌，鸡鸣犬吠，苍松翠柏之间时不时点缀着鸽房和红瓦屋顶，枝繁叶茂的树木遮蔽了小石墙内的一座座花园。这里的每一座房屋都建有地窖和顶楼，其特有含义让像我这样的孩子——生在脚下没有黑漆漆的地下室，头上没有幽冥的顶楼，没有衣柜，没有五斗橱，没有落地式大摆钟，院子里没有辘轳水井的地方——心生感伤的痛苦。

我们继续沿着希伯伦路前行，经过粉红色的石砌官邸，那里住着富有的上流社会人士、笃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专业人士、政府管理部门的高级职员和阿拉伯高等委员会成员，马德姆·贝·阿里—马特纳维、哈吉·拉什迪·阿里—阿非非、埃米利·阿德万·阿里—布斯塔尼博士、亨利·塔维尔·图塔赫律师，以及巴卡阿郊区的富有居民。这里所有的商店都是敞开的，咖啡馆里欢声笑语，乐声洋溢，仿佛我们把安息日抛到身后，使其在也门莫西和苏格兰救济院间一堵挡住去路的想象中的墙壁前止步。

在宽大的人行道上，在咖啡屋前两棵古松的阴影下，三四个已不年轻的男子围坐在一张低矮木桌旁的几条柳条凳上，一律身着棕色制服，配有金链，金链从扣眼中露出，绕过腹部，消失在一个衣兜里。这些先生们喝着玻璃杯里的茶，或啜饮小雕花茶杯里的咖啡，在十五子棋板上掷骰子。爸爸乐颠颠地用阿拉伯语和他们打着招呼，那语言从他嘴里说出像是俄语。先生们半响没说话，略微吃惊地看着他，其中一人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什么，或许只有一个词，或许真的在回应我们的问候。

三点半，我们经过阿伦比军营的带电铁丝网，那是英国在南耶路撒冷的军事基地。我在地毯上做游戏时经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这座军营，攻克、慑服、清洗，让希伯来人的旗帜飘扬在它的上空。从这里我将直捣外国入侵者的心脏，派遣一队队突击队员冲到恶意山庄最高司令长官的围墙，我的希伯来人武装在壮观的钳形运动中一次次攻克恶意山庄，一支全副武装的纵队从西面，从军营里闯入住宅，而另一支部队从东部，从通往朱迪亚沙漠的东部斜坡出其不意地切断后路。

我八岁多一点时，是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年，两个同谋和我一道在屋后院子里造了一枚火箭。我们的目的是将其对准白金汉宫发射（我在爸爸的地图集里，找到一张大幅的伦敦中心地图）。

我用爸爸的打字机打了一封彬彬有礼的书信，向温莎王朝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陛下发出最后通牒（我用希伯来语写作，那里一定会有人给他翻译的）：你要是不在六个月内离开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的赎罪日就会成为大不列颠帝国的审判日。但是我们的工程从来没有结果，因为我们无法展开精密的导航设计（我们计划袭击白金汉宫，而不是无辜的英国路人），因为我们难以设计出一种燃料，可以把我们的火箭从凯里姆亚伯拉罕区的阿摩司和俄巴底亚大街射向伦敦中心。正当我们投身于技术研究和发展之际，英国人改变了主意，匆匆忙忙离开了这里，伦敦就这样从我的民族热情和致命的火箭中幸存下来。火箭是用被人扔掉的一台冰箱和破自行车零件制作而成的。

快四点钟时，我们终于离开了希伯伦路，来到塔拉皮尤特外围。两考长满黑漆漆柏树的林荫道上，从西向东吹起一阵微风，飒飒作响，在我心中掀起了奇妙、屈辱和肃然起敬之感。那年月的塔拉皮尤特静谧安宁，花团锦簇，位于沙漠边缘，远离城市中心和商业喧扰。塔拉皮尤特计划以精心照管的中欧住房规划模式为榜样，为追求宁静的学者、医生、作家和思想家而建。道路两旁，令人惬意的单层小型住房坐落在美丽的花丛之中，正如我们所料想的那样，每座住房里，居住着杰出的学者，或者是像我们的约瑟夫伯伯那样著名的教授，尽管他没有子嗣，但在整个国家闻名遐迩，甚至通过著作翻译将声名播向遥远的异国。

我们向右拐进考拉哈多洛特大街，一直走到松林边，而后左拐，来到了伯伯家门外。妈妈会说，离四点还差十分呢，他们还在休息吧？我们干吗不安安静静地在花园长椅上坐等几分钟呢？或者，我们今天有点晚了，已经四点一刻了，俄式茶炊一定弄好了，琪波拉伯母一定摆上水果了。

两棵华盛顿蒲葵如同哨兵立于大门两侧，再过去是一条铺平的小路，小路两侧的金钟柏树篱从大门通向宽阔的台阶，我们从台阶走向前面的门廊，门上方精美的铜盘上镌刻着约瑟夫伯伯的箴言：

犹太教和人文主义。

门上有个更小更亮的铜盘，上面用希伯来文和罗马字母写着：

教授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

再下面，是一张用图钉钉上去的小卡片，琪波拉伯母用浑圆的笔迹写着：

两点至四点请勿打电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