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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幕府，实际上等于是一个不挂牌的人才培训基地。很多人都像李鸿章一样，在曾国藩这里得到历练，得到提高，然后走向全国承担军政重任。
李鸿章（1823—1901年），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曾国藩认识李鸿章是在京师做官时。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时考中进士，在那个时代叫做“同年”，同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的老同学一般。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功名心也非常强烈。
1843年，李鸿章入京参加乡试（考举人）。意气风发的李鸿章赋诗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第二年，他顺利考中了举人，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二十一岁。当时曾国藩的文章道德学问在京师已经小有名气，李鸿章进京不久，就以同年之子的身份拜访了曾国藩，并拜曾国藩为师。
曾国藩一见李鸿章，便判断他将来是个可成大器的人，再加上很喜欢李鸿章的诗文，因此，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悉心指点。指点的内容，除了作诗作文外，主要是义理、经世之学。师生二人气味相投。李鸿章在家信中，常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过从”。
1852年曾国藩离京后，李鸿章便与他的老师分别了。他回到安徽办团练对抗捻军，但几经辗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靠山，也没有多大成就，很不得志。曾国藩早知道他这位学生的才干，这时仍在曾国藩幕府的李瀚章又推荐其弟。于是曾国藩多次致函邀李鸿章来帮忙。
1859年1月，正当曾国藩为三河之败心情郁闷时，李鸿章来到建昌大营，专门来投靠曾国藩。
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傅相（李鸿章）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问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不料“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棉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méng chōng）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
薛福成还说，这是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才气不羁，所以故意这样做，目的是要稍挫李鸿章的傲气。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的作者李鼎芳还把此事作为曾国藩历练人才的办法。
薛福成记述的这件事为许多书籍多次引用，但此事的记载可能有相当的误差。据曾国藩致曾国潢等的家书，李鸿章系于阴历十二月初十日（1859年1月13日）抵达曾国藩大营。而据曾国藩的日记，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2月29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已过广信，即将来营会晤，正为曾国华和李续宾新丧悲伤的曾国藩“为之欣喜”。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的当天下午，曾国藩便与之“久谈”，晚上又与李鸿章、王闽运谈至三更。次日，又与李鸿章谈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及继江忠源任安徽巡抚的福济（时已调京）的情况。此后数日，曾国藩天天与李鸿章叙谈，并且不是一般的闲谈，如十三日（1859年1月16日）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他们的所谈内容为“论江南北各路军务”。
曾国藩因为他有清醒的头脑，能够洞察全局，又能随机应变，所以不断对他委以重用。李鸿章到曾国藩营刚好一个月，曾国藩便命他赴淮北招募训练骑兵，以便将来对付常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捻军。事情虽因淮北局势动荡而没有办成，但这充分显示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似乎没有故意冷落以折李鸿章傲气的举动。
曾国藩起初让李鸿章负责文书，稍后命其批稿、起草奏折，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不到半年，曾国藩便让他与曾国荃同去攻打景德镇。曾国藩不是叫他带兵打仗，也不是叫他一般地做参谋，而是交给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曾国藩在信中如此说：“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曾国藩让他做的，全是大政方针，是关乎全局的问题，是把他当作大才来历练的。信中还说：“阁下宏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一方面肯定李鸿章的才干，一方面又叫他不必急于马上出人头地，而是要耐心等待时机。
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能否成功，不仅仅要靠个人天分和才干，还要有相当的机会和客观环境。如果世上没有伯乐，纵然有千里良马，也只能埋没于乡间田野之中。何况千里马既需要人发现，也还需要有人加以训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千里马。李鸿章是幸运的，他是千里马，曾国藩是伯乐。曾国藩这个伯乐发现了李鸿章这匹千里马，并且，曾国藩还善于养马、驯马。李鸿章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如果他继续在安徽游荡而不是到曾国藩幕府，他可能一辈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而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他的生平事业也就从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