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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个心地善良的司法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诗人。
李文安时的李家，还是“家风寒素”、半耕半读的境况。李文安曾做塾师，一边谋生，一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谋求仕途。道光十四年，他在江南乡试中举，为第96名，接着又在四年后进京参加会试，中了第112名进士。报子到家中来报喜，她的夫人一点儿也不相信，仍旧耕着田地。文安高中进士，使他的家庭由“力田习武”转变为当地“望族”。李文安当上户部主事，已俨然一个朝廷大员，成为许氏改为李姓之后做官的首人。
李文安在刑部为官多年，尽忠职守，非常认真。据说每逢断案，他都会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查出案情的真相绝不罢休。为此，常要与人“庭诤面折”，被人称为“包公再世”，但他也因为刚毅的脾气，常常得罪上司。后来，他管理牢狱时，同样严守规章，禁止狱卒虐待囚犯，为在押的囚徒准备衣被、药饵，冬天给粥，夏间给席，还不时亲自检查督促。
要不是后来太平天国兴起，他们父子必须放下公文簿去打仗，这个职位他恐怕可以一直坐下去的。这个职位得来实属不易，完全是他二十年辛苦寒窗，拼命读书的结果。
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即李鸿章的祖父）是个“五十年不进城”的乡下读书人，家有几十亩地。他总不进城，但总想从黄土地上走出去，于是对科场功夫甚为在心。但是他考试总不顺利，科场屡次失意，后来就在家设馆教学生和孩子读书，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
李文安即是这个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场、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谱记载的前七代人中，唯一的一个进士。
别人家聪明的孩子4岁就开始启蒙了，而李文安到8岁才读书。他早年读书读得很苦。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从小身体很弱。到了13岁，别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而他才读完“四书”和“毛诗”。李文安的这些表现在父亲李殿华看来就是贪玩不用功，根本就没看出这是个大器晚成型的人才，后来，李殿华就叫大儿子李文煜来督阵，专门管着他读书。
李文煜科场也不顺心，考中秀才后就再无长进，也学父亲的样子，在家开馆收徒教书。这个大哥对付小弟也真厉害，每年正月初三就开学，一直要念到大年夜为止，毫不放松。毕竟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结果李文安中了举而大哥未中，几年后李文安又中了进士，而他几个哥哥都名落孙山。
不过李文安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苦读到35岁那年（1834年）才江南乡试中举。在这之前，他已经历了十数年的寒灯煎熬，期间也当教书先生，或收徒，或馆于人家，但自己的功课绝不放松。中举后又过了四年，终于考中了进士。这时，他已快40了，度过了他人生的大半截。
但最要紧的，还是他的“命”好。他这个进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与数年后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的意义上说，远远超过了同乡、同学、同族，甚至超过同胞的关系，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有着共同的联系和参照。初做京官的他们无形中就是一个整体，除了他们的考官，他们之间往往比官场上的其他人更亲近，更能够理所当然地相互帮忙，相互利用。
李文安虽然性格比较内向，“资性中下”，但他万事心中有数，眼力不差，同年中与他关系最紧密的便是曾国藩。当时的曾国藩还没有发达，只是个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不过是个编编史书的闲官，后来才当上礼部、兵部、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虽然李文安直到中年才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但是他对儿子的安排是有超前意识的，也许这也是李鸿章日后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原因之一。李文安在和曾国藩的关系得到确认之后，便早早地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去拜曾为师，跟其学“经世之学”，一旦到了他们要奋发进身的时候，就派上大用场了。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他的家族的最高智慧。
李文安作为司法官清廉正直，方刚厚重，坚持依法断案，每到秋审最后断案的时候，披览案卷总到深夜，力求准确地量刑，不冤枉一个好人，“庭诤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但他“以倔强不苟合，不获于上官”。其实，历来官场上都是如此，做事既要认真，又不能太认真，要看是什么事。你什么事都太认真了做官就不讨巧了。问题是李文安凡事都太认真了，就必然不讨上司的喜欢，所以他始终没能当上“部级干部”。他们同年中别人都升得挺快，他弄来弄去还在看监狱。
尽管如此，一些正直的同僚们看得清楚，用诗的形式记下了他做的好事，尤其是善待狱囚的举动，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极其难得的。那年头连无辜的老百姓都没人关心，谁还去关心那些狱囚呢？
有《咏李玉泉先生为提牢诗》数首为证。其一曰：
一汤一饭浅深量，是否堪餐每自尝。
甘苦可推军十万，狱中留得姓名香。
晚饭散过号腹来，双眸炯炯不胜哀。
狱中幸有推恩米，例自先生到此开。
棘墙深闭见天遥，溽暑熏蒸未易消。
赖有仁风吹隔座，蒲葵五万共招摇。
托钵沿门醵俸钱，秋深检点补黄棉。
先生更给病囚被，寒到圜（huán）扉不耸肩。
是说他管提牢厅时，下属两个监狱，他每天都要巡视一遍。到底是刑部的大狱，竟然关押了五万囚犯！每个监狱从南到北往返一圈五里地，两个监狱每天走一遍就是十来里路，他总是坚持每天亲自到场巡视，仅仅这一点就很不容易。
他严禁狱吏虐待囚犯，规定囚饭每人要保证给足一满勺饭，为了防止狱吏克扣斤两，遇到开饭他就要亲自检查，并且亲自尝尝生熟。狱中开支有限，晚饭后伙房关门，而遇到那些晚饭后才押解到狱的囚犯，他不忍其饥肠辘辘，就自掏腰包，捐米煮粥，聊以慰藉。春夏季节狱中易发传染疾病，他早早派人熬好了药做好准备。甚至夏天买来扇子和席子，冬天捐献棉衣，还在每个“所”备置12条棉被，供生病的犯人发汗养病之用……可见他除了心地善良，还是个非常仔细的人。所以在他管事期间，狱中没发生过意外死亡之事。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挺满意的，在其诗中一再流露出得意之情：
每思工部千间厦，更爱香山万里裘。
我且按囚给大被，铺秥草刈（yì）野塘秋。
南北奔驰十里程，衣冠整肃踏沙行。
给筹鱼贯分餐际，堪念嗷嗷待哺情。
衣冠整肃待衙参，每日平安竹报谙。
常愿两监无病帖，论功不厌纪窗南。
他的《愚荃敝帚二种》付梓于同治年间（1866年），已在他去世十年之后。那时，他的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早已是清政府的命官，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湖南巡抚，为之写序和跋的人本可以大加恭维，大吹大捧，写序人本可以是当朝大吏，或皇亲国戚，然而不然，为之写序的不是亲戚就是同事，人们一再称颂他的仍是他的善良和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