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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50年前，西欧的知识分子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问题本身并不算坏：西方似乎主宰着世界，却不知道何以如此。18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解释千差万别，不过最流行的几种观点都认为：自远古时代起，西方就形成了一些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决定了西方终有一天要成为世界霸主。
直到21世纪初，这样的观点仍然有市场，只是形式得到了极大的改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与18世纪的如出一辙，是认为欧洲人继承了某种独特而先进的文化传统。这种西方文明的根源通常要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不过也有人认为，史前印欧人、古日耳曼人，或者说中世纪的欧洲人，才是西方文明的奠基者。
在18世纪，还有一股思潮认为，正是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人种精力更充沛、创造力更强。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大量支持者。一些学者将生态论和文化论结合起来，提出是两者的相互作用将现代化初期的欧洲推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甚至连欧洲人在生理上优于其他人种的观点，也在改头换面后仍为一些人所坚持：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自13世纪以来，自然选择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任何人种都更节俭、更勤劳；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古人类学家认为，自一万年前农业起源以来，遗传进化方面的差异使得欧洲人及其后代比其他人种更具活力、更善于发明创造。
这些理论全都成形于18世纪，当时欧洲的财富暴涨和实力激增的现象迫切需要得到解释。直到20世纪晚期，在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暴涨现象后，这些理论才遭遇严峻挑战。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跃居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用长期的文化、环境或种族因素来解释西方成功的理论，肯定是不正确的。他们开始认为，世界历史的重头戏并非西方长期而不可阻拦的崛起，而是多极世界的形成，西方只是在近代暂时甚至可能是偶然占据了优势。
这些新理论甚至比旧的长期注定论的争议还要大。其中一些最为极端的观点认为18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认识恰好是本末倒置的。按照这些新理论，实际上中国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全球占据领先优势，只是一系列怪异的偶然事件才使得天平短暂地向欧洲倾斜。然而，绝大多数理论观点完全反对进行长期分析，认为复杂的亚洲社会和欧洲社会是沿着平行的轨道发展的，直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由于双方在国家结构、先天条件、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或者思想潮流方面的细小差异，才使欧洲获得了统治地位。
关于西方崛起的原因和后果的争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不同理论的支持者似乎经常是在各说各话。他们常常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关键术语，使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并采用不同的举证标准。结果，观点不同者很难就他们试图说明什么达成一致，更不用提如何说明。
在我看来，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称之为“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是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智力等自然环境和知识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的能力。新版本的18世纪理论的捍卫者们倾向于认为，西方的社会发展在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就已经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了。他们的批评者则倾向于认为，西方只是在六七代人之前才脱颖而出的。如果真想解释西方称霸的原因，就需要衡量社会发展，对其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我们只有在建立了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模式后，才能着手分析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演进的。
定量分析并不一定使争论更加客观，但的确通常能使之更清晰，能促使争论各方讲清楚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阐明他们为什么要赋予这些差异不同的数值。任何不同意某位学者观点的人，都可以关注其证据和用于计算分值的方法，而不是交换含混不清、道理不足的概括总结。与社会发展概念类似的数值指数，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称，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和政策制定等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完善，而且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中，也有一个这样尺度鲜明的模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历史学家也开始将类似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统计数据来解决大问题。其经典的案例也许当属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合著的《十字架上的时间》（ Time on the Cross ）。该书汇集了数千份种植园档案中的数据，分析出19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究竟怎样有利可图，以及奴隶们又有怎样的亲身经历。
《十字架上的时间》为计量史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该书共有两卷，第一卷是较宽泛的概述，既针对专业学者，也面向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第二卷则详尽地展现了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统计技术和对统计资料的运用。
《文明的度量》将遵循这一模式。本书是我此前的书《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姊妹篇。在我写那本书时，编辑和我决定将其支撑材料放到一个网站上，而不是再出一本纸质书，但自那时起，情形就越来越明显，有些人希望得到这些材料的纸质版本，并希望材料更为广泛并得到修订。
我写《文明的度量》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我想给批评《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人提供些“炮弹”。他们需要这些“炮弹”来对我在该书中得出的结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尽管我当然希望我的论述能经得起这样的挑战，但如果我本人的分析能引发清晰的争论，最终得到更完善的社会发展指数，并对西方实力和财富的崛起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也是不错的结果。
第二个目的是想为比较史学变得更加清楚、更可量化做出贡献。由生物学家转为历史学家的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曾指出：“科学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适合一切尺度，能回答所有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想问的所有问题的数值指数，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能使比较史学成为这样一门成熟学科的最好办法之一，也许就是精心设计出多重指标，使每项指标都能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本书起首处，我要开宗明义地对我在提及“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时头脑所想的，做出正式定义。继而，我要对为做出这个定义所吸收的观点，以及最近50年来针对这些观点的异议，逐一综述。在第二章中，我试图从这些批评中提炼出社会发展指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然后解释我是如何努力应对这些挑战的。在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到第六章），我列举了我所取得的成果所依据的证据。这些成果主要是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这是社会发展指数的4大特性。在最后一章，我思考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争论，社会发展指数有可能做出贡献的一些方式。
我所说的“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我要给这一特性贴上“社会发展”的标签，是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曾提出，将这一概念称为“社会力量”也许更好，但不能令我信服，尤其是因为这个概念与以前曾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定义的那种——极其不同，这个用词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西方（这是又一个需要定义的重要概念，在第二章有详细的说明）在过去200年来主宰世界的主要原因是：（1）其社会发展达到了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高的水平；（2）这种水平之高，使得西方能够在全球施展其实力。
也许我们应当将“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称作社会发展的最小定义。这样很便利，但却不够精确，而且像所有最小定义一样，其外延抽象化程度很高，使之很难用于操作（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立刻将这样含糊的一种说法付诸使用）。
因此，社会科学家们通常会在最小定义后续之以一个“理想型”定义。这种理想型定义“旨在汇集众多最大属性，也就是囊括所有（非特有的）有助于以其最纯粹、最理想（或许也是其最极端）的形式定义该概念的特性”。
用更正式的说法来说：“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生计、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殖自身，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企图。”
从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是我们可以衡量并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比较的事物。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远古时代起就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答案一定深藏在历史中，正如西方生态和环境优越论的持有者们所主张的那样。然而，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是在公元前1000年后开始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我们也许就要断定：主张希腊、罗马重要性的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事实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越其他文明是发生在现代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些旧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必须另寻解释了。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社会发展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衡量，而不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解释。社会发展只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需要解释的模式。
社会发展也不是衡量不同社会的价值的标尺。例如，21世纪的日本，遍布着配有空调、实现了计算机化的工厂和繁华的城市，到处是汽车和飞机、图书馆和博物馆，拥有高科技的医疗条件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当今的日本人对自然环境和知识环境的利用远比他们1 000年前的祖先要充分。1 000年前的日本，上述事物一概没有。因此，要说现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水平比中世纪的日本要高，是完全成立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代的日本人比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更聪明、更富裕或者更幸运（更不用说“更幸福”了）。同样，社会发展得分高低与道德、环境及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毫无关系。社会发展是一种中性的分析范畴。
学者们对类似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一直饶有兴趣。对于这一历史观点，已有若干出色的评述，所以我不打算再做全面概括了。我将只关注看上去与本书中将构建的社会发展指数最为相关的观点，然后介绍一些对这些方法最为重要的批评。
最有助益的起点也许当属那位古怪的英国大学问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57年发表于《威斯敏斯特评论》（ Westminster Review ）上的《论进境之理》（ Progress: Its Laws and Cause ）了。像19世纪中叶的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一样，斯宾塞也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先前难以想象的进步时代，并想对此做出解释。他认为：“从科学所能探及的最遥远的过去，到新奇事物层出不穷的昨天，进步最本质的成分，是从相同性质转化为不同性质。”他提议将事物从起初简单到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机制称为“进化”：
事物经过持续分化的过程，从简单发展到复杂，可以看出在我们所能推论的宇宙的最早变化中，在我们能够通过归纳而确定的最早变化中，是相似的。这种发展可以从地球在地质和气候上的演变中看出；可以从地球表面每个单个的有机体的演变中，以及有机体的种类增长中看出；可以从人类的进化中看出，无论是关注文明的个体还是各种族整体；可以从社会的演变中看出，就其政治、宗教、经济组织的变化而言；可以从所有那些或具体或抽象的人类活动的产物的演变中看出，正是这些无穷无尽的人类活动的产物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
在接下去的40年内，斯宾塞将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归拢成一个涵盖一切事物的单一的进化理论，来解释宇宙是怎样从简单而无差别变得复杂而千差万别的。在其三卷本《社会学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中，斯宾塞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4个演变阶段，从简单阶段（没有领袖的游荡营居群），经过复合阶段（有政治领袖的稳定村落）和加倍复合阶段（有教会、国家、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学术活动的群体），到三倍复合阶段（像罗马，当然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样伟大的文明）。
斯宾塞的观点赢得了大量读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很多人都认可了他的理论，并以此来构筑自己的思维，我将使用“社会进化论”这个术语，作为我本章将要讨论的所有理论流派的广泛的标签。我也将把“社会进化”（英国喜用的术语）和“文化进化”（美国喜用的术语）视为同义词。
到1870年时，斯宾塞已然成了用英语写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当19世纪晚期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需要了解西方的成功经验时，斯宾塞的著作也是他们的首选之一。甚至在《物种起源》（ Origin of the Species ）的前五版中并未使用“进化”一词的达尔文，在1872年修订第六版时，也不得不向斯宾塞借用了这个词。
还有几位19世纪末的理论家（经常和斯宾塞一起被称为“古典进化论者”）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版本的斯宾塞类型学。例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其《原始文化》（ Primitive Culture ）一书中论述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变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他的《古代社会》（ Ancient Society ）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这本书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可供这些理论家们利用的考古资料少之又少，因此他们非常倚重于假设。他们假设19世纪定居于非洲、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其祖先就是在那里居住的，他们的理论阐释了这些已经处于三倍复合阶段（即文明的演变阶段）的民族，一定是自史前时代就在那里定居了。然而，甚至他们所依赖的极其有限的人种学信息都充满了问题。这些信息大多来自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他们所感兴趣的，通常都只是他们所接触的族群的一些非常特别的特征。结果，当20世纪初，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独立展开田野调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理论家们所假设的事实，很多完全是错误的。
进入20世纪最初10年时，一股强烈的反冲发生了，在整个20世纪，斯宾塞关于进化和分化应当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的观点，仅是昙花一现。其批评者中最重要的当属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一位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一位移居英国的波兰学者）。到20世纪20年代时，他们已说服了很多人类学家，使他们相信田野调查的内容包括大量独立的“文化”，每种文化都必须理解为一个独特的、无缝的凝聚系统。
功能主义——认为观点、体系和价值会在所有这些独立的文化中达到平衡的理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经常会打动人类学家们，使他们认为这是比那些古典进化论者们跳跃式的推测好得多的建设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的基础。采用功能主义方法的代价之一，无疑是使得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解释变得困难多了，但社会学家们通常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而作为科学思维的一项组织原则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很快崩溃了。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仍执着于用进化论来论事，但在自由民主国家（以及在法西斯国家，尽管相当困难），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将人类群体按照从简单到三倍复合或从野蛮到文明的序列排列，就相当于编造既虚假又无意义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也许是博厄斯单一主义的高潮期，但钟摆已开始向回摆动了。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又一位移民的学者（这回是从澳大利亚移民到了英国），其学术生涯便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地层挖掘（即在一个考古遗址将沉积物分层，排列出可相互对照以确定时期的序列）成为考古学的规范，积累得足够多的资料使得广泛的综合分析成为可能。
柴尔德的第一部真正成功的著作《欧洲文明的开端》（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简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该书专注于某一特定地区，而不是像斯宾塞那样以全球为单位进行思考；以迁移和传播而不是进化和分化来解释文化的变化。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柴尔德像自由民主国家的很多社会学家一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探讨一些非常不同的问题。在《人类创造自己》（ Man Makes Himself ）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两本书中，他意识到考古学日益扩大的资料库已经理所当然、不容置疑地展现出，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农村和城市是独立发展的。到1951年时，他甚至打算写一本叫作“社会进化”（ Social Evolution ）的书。
就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许多社会学家也回到了进化论的框架之内。其中一些人像柴尔德一样，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例如，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以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左翼政论文章。不过也有一些人强烈反对这种倾向，例如，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给他的经典著作《经济成长阶段》（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起了个副书名“非共产主义宣言”（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然而无论政治动机如何，美国人多倾向于像斯宾塞那样强调分化，而不是选择柴尔德的更人本主义的进化论。
这些思想者中影响最大的也许当属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了。在一系列研究论文中，帕森斯不仅提出了一种社会阶段的新类型学[原始阶段、中间阶段（又可再细分为古代时期和晚近时期）和现代阶段]，而且提出了用以解释从原始到现代的发展的一种复杂的框架体系。帕森斯认为社会进化是由累进的6种“进化的共性”构成的，每种共性包括“各种结构形成的一种综合体，其相关发展过程会使特定种类的生命系统的长期适应能力获得极大发展，以致只有发展出这种综合体的系统，才能获得更高水平的一般适应能力”。首先产生的是社会阶层和文化正统性（即社会内的等级制度和差别，以及社会之间的群体认同性和差别），其次产生官僚机构和市场，最后是普遍性的规范准则（特别是在法律和宗教方面）和民主。
帕森斯的思想在于意图将从人类进化到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一切，都囊括进一个单一的框架内，比柴尔德更雄心勃勃，但也因为其循环性，即认为分化既是进化的原因又是结果，而受到广泛批评。因此，尽管有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帕森斯的理论所带来的冲击力是有趣的，但仍然转向其他方向去寻找对社会进化的解释。帕森斯之后，这些年来作品得到最广泛传诵的进化论者，似乎当属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了。他强调能量获取是推动进化的动力。像其他进化论者一样，怀特也将历史按阶段划分（他的划分法是：原始社会、文明社会和复合社会），然而与他的大部分前辈不同的是，他提出，“当每年人均利用的能量增长了，或者技术手段使能量发挥作用的效率增长了，或者上述两个因素同时增长了，文明就进步了。”怀特的结论是，历史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C= E×T，即文明（Culture）=能量（Energy）×技术（Technology）。当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后，便从原始社会进步到文明社会；实现工业化后便从文明社会进步到复合社会。
这是对斯宾塞–帕森斯路线的重大背离，但是当怀特关注起能量利用提高的结果后，他的理念被认为更接近于社会进化论的正统了。他认为，从原始社会通过文明社会到达复合社会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分化的增长。正如他所解释的：
农业……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供给，反过来又导致了人口的增长。随着人力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率越来越高，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力可以从获取食物这一任务中分离出来，转向其他职业。于是社会中出现了很多职业群体，如泥瓦匠、金属工、玉匠、织工、文书、牧师等。其结果是加速了艺术、手工艺和科学（如天文学、数学等）的进步，因为这些行业已掌握在专家，而不是“万金油”手里了。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增加了更多的职业群体，生产的目的变成了交换和销售（而不再像部落社会那样主要是为了使用），于是出现了交换的媒介：货币、商人、银行、典当行、放贷者、奴隶等。财富的积累和对有利之地的争夺引发了征服战争，促成了职业军人和统治阶级、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产生。于是，存在于人力发展阶段的农业，使人类的生活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美国思考社会进化问题的学者通常聚拢在“新进化论”的标签下，以便与（主要流行于欧洲的）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相区别。新进化论的讨论大多贯穿着两大观点：一种是回归于分化是进化的最重要的结果（按照帕森斯的观点，也是进化的原因）；另一种观点希望对进化进行量化，以便做出更明确的对比。
用数值尺度来为社会进化分级的主张，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古典进化论的鼎盛时期。在可靠的、跨文化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分级，最早的尝试也许当属泽巴尔德·施泰因梅茨（Sebald Steinmetz）的长篇大论《社会类型的分级》（ Classification des Types Sociaux ），是一篇主要关注生存技术的文章。汉斯·涅波尔（Hans Nieboer）在其经典的论文《作为产业制度的奴隶制》（ Slavery as an Industrial System ）中更详尽地阐述了这种主张，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及其合作者则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框架。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社会学家又发现大量的新证据，统计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使得那些早期的尝试显得毫无立足之地。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Carleton Coon）在一本大众教科书中所发的一番简短议论中，散布了这样的观点：通过统计一个社会中专家的数量、贸易量、企业集团的数量，以及机构的复杂程度，建立更加完善的数值指标应当是可能的，然而第一个真正可用的指标却是拉乌尔·纳罗尔（Raoul Naroll）提出的。
纳罗尔是“人类关系地区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简称HRAF）的一名研究人员。“人类关系地区档案”是耶鲁大学于1949年建立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旨在为人类行为、社会和文化进行全球性比较创建一个数据库。纳罗尔从全球范围内随意挑选了30个工业化前的社会（既有当前的，也有历史上的），然后遍搜“人类关系地区档案”以探究它们的分化情况。
鉴于分化可能存在几乎无限的维度，纳罗尔为这一概念的运用设立了两个原则。首先，他认为必须将研究限制于部分特性，这些特性能以最小的数目涵盖斯宾塞关于“分化的大部分想法”；其次，选定的特性必须符合一些基本的准则。它们必须有文化自由性（不能有种族优越的偏见）、逻辑独立性（不能充斥着伪相关）、充分的文献资料和可靠性（专家们不能对事实有太大的分歧），以及便利性（如果数据太难获得，则评分系统是不切实际的）。
纳罗尔将目光落在3个特性上：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其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该社会子群的数量。在调查了各种各样的定义问题和方法问题后，他对这3个特点进行了量化，将结果转换为标准格式，生成了一种“社会发展指数”，以63分为最高分数。在他的分数表上，以12分垫底的是火地岛的雅甘人（Yahgan），就是在1832年令来访的达尔文惊叹为“生存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低的进化状态”的那群人；高居榜首的是15世纪的阿兹特克人（Aztecs），为58分。
几年后，当时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的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提出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建立指数的方法。卡内罗像帕森斯一样，也对下面这个问题感兴趣：所有社会在从一级复杂/分化水平提高到另一级时，是否都必须具备“进化的共性”（卡内罗称之为“功能性先决条件”）？他从社会心理学家们那里借来了量表分析技术，继而寻找起“具备下列特点的特性：（1）这些特性的出现标志着复杂性程度比它们未出现时提高；（2）这些特性一旦形成，就很可能保留下来，即使不是无限期地保留下来，至少也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留下来”。
卡内罗挑选了8个这样的特性（石建筑、政治状况、金属矿石冶炼、社会分级、织布机纺织、酿酒、陶器、农业），根据其有/无而打分，而不是像纳罗尔那样赋予数值。随后，他挑选了9个南美洲社会，将它们排列在一张他称之为“量表”的表中（见表1.1）。
卡内罗称，量表使他不仅能给这9个社会的复杂性评分，从0分（又是19世纪的雅甘人）到9分（15世纪的印加人），也使他可以证明这8个特性全部都是功能性先决条件，即“x必然优先于y，也就是说，如果没有x的预先存在，y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卡内罗根据史实，检验了他的关于古代近东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英国出现上述特性的顺序的指数，声称自己的方法可以自夸为高于0.90的“复制系数”。
| 石建筑 | － | － | － | － | － | － | － | － | + |
| 政治状况 | － | － | － | － | － | － | － | + | + |
| 金属矿石冶炼 | － | － | － | － | － | － | + | + | + |
| 社会分级 | － | － | － | － | － | + | + | + | + |
| 织布机纺织 | － | － | － | － | + | + | + | + | + |
| 酿酒 | － | － | － | + | + | + | + | + | + |
| 陶器 | － | － | + | + | + | + | + | + | + |
| 农业 | － | + | + | + | + | + | + | + | + |
| 雅甘人 |
舍伦
特人 |
桂库
鲁人 |
图皮南巴人 |
希瓦
罗人 |
库马
纳人 |
安萨
马人 |
奇布
查人 |
印加人 |
以会导致结果不同的不同统计技巧而进行的实验和得到的指数，在此后10年内大量涌现。其中大多遵循纳罗尔和卡内罗的模式，将反映大量不同的人类活动的特性聚拢在一起，试图得出对整个社会的概括印象，但也有一些人选择仅仅关注某种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分化情况的特殊史料，比如丧葬情况或定居模式。然而，尽管有种种不同，各式各样的数据指数大多产生了近似的结果：根据卡内罗的统计，当时结论比较相近的分析家达到了87%~94%。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进化论变成了非常热门的研究项目，部分要归因于两本书对基于分化的理论进行了非常清楚的阐释，分别是埃尔曼·瑟维斯（Elman Service）的《原始社会组织》（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和莫顿·弗里德（Morton Fried）的《政治社会的进化》（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前者将社会划分为营居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后者则将社会分类为平等主义阶段、等级阶段、阶层化阶段和国家阶段。这些分类法（尤其是瑟维斯的分类法）多多少少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替换了帕森斯和怀特的术语。
20世纪70年代也许是美国新进化论的高潮。然而，就像是20世纪头10年——当时古典进化论眼看着就要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大综合——的离奇再现，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钟摆突然远离一切近似于斯宾塞的理论而去。经济史和政治学是鲜有的例外，也许是因为制度分析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动了接近于过去的阶段理论，以及定量进化论在苏联依然受到青睐。然而在西欧和美国，对于进化论所进行的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争论，也像20世纪头10年那样带着政治锋芒。关于派性偏见、招摇撞骗和劣质学术的指责，败坏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支持和反对进化论的著述的形象。
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从简单到复杂的元叙事是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组织了当今世界史前史的写作，使之有利于现代化精神和西方优越性”；另一些人则回应，评论家们应当“抛弃他们对‘他异性’和‘自反性’之类的执着，转向评价真正重要的客观问题，进行一些深刻的思考，在解答问题时采用严格的定量方法”。大学里的人类学系往往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一般分化为文化派和进化派两翼，有的各自招录教员和研究生（如哈佛大学），有的甚至索性分裂成两个系（如斯坦福大学）。
大约自2000年起，向社会进化论的又一次回摆似乎开始了。在20世纪70年代新进化论的鼎盛时期，自封为达尔文主义者的考古学家们是其最猛烈的批评者。按照主要的达尔文主义者之一罗伯特·邓内尔（Robert Dunnell）的说法，“如果说进化的意思是指其在科学中的作用的话，那么文化进化论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理论，更不是进化论。就其本身而言，在信守科学方法的考古学中，将其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是不适当的。”
然而，社会进化论的最新一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生物学和社会行为的共同进化的理论化推动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 s）一书，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贡献。该书非常得体地将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引人入胜地讲述了过去15 000年来植物、动物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化。
戴蒙德在其学术生涯开端时是生物学者，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任教多年。现在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系教授。除了曾短期在斯坦福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外，他从未在任何大学的人类学系、考古系或历史系担任过教职，尽管现在他已经成为这些领域最畅销读物的作者。
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进化论的学术争论中的火药味，戴蒙德的书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引了非学术界的读者，该书是已经在大学外销售了数百万册后，才在大学内产生影响的，这也许并非偶然。这对于新的社会进化论来说似乎很典型。尽管再没有人写出能像《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那样畅销的书，但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们都在为争取更广大的读者而写作。这一趋势使得大多数关于新进化论的著述摒弃了狭隘的专家腔调，又回归了斯宾塞和达尔文时代的风气，那时候严肃的学术著作都希望能为非专业读者直接阅读。
尽管学术界争论不断，我们还是有很好的理由相信，21世纪前10年有可能出现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新的综合，论述这种新综合的著述将同时针对大学内外的读者。我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为这种新综合做出贡献。我提出的“社会发展”概念，脱胎于可回溯至斯宾塞的社会演变思想，建立在可回溯至纳罗尔的指数建设传统之上，然而本书仍将努力对在20世纪曾频繁再现的上述思想做出严厉批判。
在下一节中，我概括了一些对社会进化论的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我主要关注于过去50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声音。这些批评可谓是这种方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本章结束之处，我从这些争论中提炼出了建立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须克服的最重要的难题。
我从“分化”这个词说起，是因为自斯宾塞以来的大多数理论家，都将这个词视为社会的维度，当社会进化得更为复杂时，其“分化”就会增长。然而，实际上，尽管“分化”现在已被普遍认为是核心概念，但经历了曲折的历史。
在分化问题上，考古学家们面临的困难也许比所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要大，因为他们发现分化实在是太难以度量了。20世纪70年代，考古界的一些社会进化论者被吸引去研究墓葬，希望丧葬礼俗能够清楚地表明社会分化出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们展示的是，埋葬者们通过他们对死者的不同待遇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对活人之间应保持的理想关系的看法，而不像信奉帕森斯理论的社会学家们所认为的是实际社会角色的表现。于是，尽管分化在正式定义时很被看重，但在考古学家们实际判断进化/复杂性时，分化起不上太大作用。例如，在纳罗尔1956年的社会发展指数中，只有一个特性（定居点规模）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代表着分化；而在卡内罗最终的特性列表上，只有1/6的维度与分化直接有关。
自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们普遍渐渐放弃了将分化作为分析工具，然而社会学家们却越来越倚重分化。他们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我们认为的最复杂的社会——伟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在分化程度上还不及一些现代化之前的古代国家。这些古代国家有着复杂的住宅区网络、秩序和等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分化是同质的市民社会兴起的标志。
这个过程对于现代性来说也不算独特：在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中，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这一同质的市民社会，合法的分化程度也远不及此前古代时期的城邦。尽管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的国家能力和繁荣程度有巨大增长，雅典墓葬所表现出来的状态结构的复杂程度却显著下降了，这点众所周知。
蒂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分化本身是一个连贯的、普遍的、像法律规定一样的社会过程。”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分化”一词便从社会学的讨论中消失了，甚至比从考古学讨论中消失得还要彻底。
如果说“分化”太不一致，无法作为社会进化理论的基础的话，“复杂性”一词也必须随之丢弃，因为在大多数社会学家的正式定义中，这个词是完全依赖于“分化”的。然而，在过去20年间，相当多的社会学家都提出，如果我们在斯宾塞的分化论基础上，以从自然科学领域汲取的复杂性理论来替代社会科学观念的话，“复杂性”可以保留为一个中心概念。
许多版本的复杂性理论都认为，如果我们将组织视为复杂的适应系统的话，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宏观的模式和结构，从作用者依照完全不同的观念或者根本不依照任何观念行动的微观行为中显现出来。斯宾塞也许会欣赏这样的观点：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出现和毁坏是自然过程——通常被称为自组织临界性（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简称SOC）——对137亿年前宇宙的形成和人类组织的形成同样有重大意义。相关的观点已为人类学、考古学、管理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所采用。
复杂性理论的支持者经常会吸收和利用新进化论者的分类法，特别是当他们想要描述现代化之前的人类社会时。然而，他们也往往认为新进化论不严密、陷于经验主义和缺乏清楚的解释。
虽然复杂性理论的支持者们复兴了斯宾塞的进化观，将其作为一个能涵盖从地质学到法律程序等一切的概念，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有一些社会学家逆向而行，拒绝再使用同样的标签，以生物有机体的改变和社会组织中发生的多样化类型的变化来描述达尔文学说的派生理论。
最尖刻的批评也许是来自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他提出任何自称为进化论的理论，“都必须至少与生物进化论有一些假定的概念上的连续性……（并且）社会进化论必须具体说明一些不只是一系列涉及某种特定条件的变化的东西，即某种能成为变化原理的东西”。他认为社会进化论与生物进化论的共性极少，特别是因为社会进化论依赖于将达尔文的变化原理——适应——不断扩展，直至其变得“无可救药地难以名状”。
许多生物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尤其直言不讳。他是一位将博弈论运用于生物进化论的先驱人物。他认为“进化理论的解释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三大假设：突变是非适应性的，后天属性是不可遗传的，遗传是符合孟德尔法则的——遗传是原子性的，我们平等地从我们的双亲那里继承原子，或者说基因，而不从任何其他人那里继承。而在文化类比中，所有这三大假设都是不成立的”。
一些考古学家对这类担忧的回答是，将人工制品视为人类表型的延伸，关注自然选择在它们古往今来的独特的持续状态中是如何运作的。罗伯特·伦纳德（Robert Leonard）总结了自称“信奉达尔文学说的考古学家们”的观点，解释说，“对社会进化论者来说，适应就是在环境中有功能的任何行为。对进化论者来说，适应是在很长时间内被自然选择所改变，以使其服务于某种重要的进化功能的一种表型特征。”信奉达尔文学说的考古学家们对于社会进化论往往比支持复杂性理论的学者们更为苛刻。他们普遍认为社会进化论在关于选择的单位方面呈现无可救药的混乱，在论及适应时更是如此。
今天已经很少有社会学家将“进步”这个词用作社会进化或分化的同义词了。但这是斯宾塞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需要做一短评。
斯宾塞一定会认为诸如帕森斯的“进化的共性”和卡内罗的“职能先决条件”等社会学概念，与他的“进步”概念所见略同，无论后韦伯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如何费力地试图将事实与价值分开，虽然许多社会进化论的批评者似乎也赞同。例如，考古学家迈克尔·尚克斯（Michael Shanks）和克里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提出，关于进化、分化及相关概念的讨论，“很容易滑入自认正当或主张西方优先等思想方式”。如果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进步的隐含假定就将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所有关于社会进化的讨论中。
实际上所有古典进化论者和新进化论者，从提出了从简单社会到三倍复合社会的类型学的斯宾塞，到提出了营居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交替论的瑟维斯，都创造了社会进化的阶段理论。这些理论有很多优点，尤其是它们具有能够预测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变量的可能性。比如说，假如所有营居群都的确是以小股、流动的群落生活，人口密度很低，只有最低限度的技术，等级观念很弱，性别秩序肤浅，那么对于对一个社会只略知一二，比如只了解其生存基础和聚落形态的考古学家们来说，也许就能设想出该社会一些无事实证明的特征，比如其法律或其亲属关系。
根据HRAF的数据，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奈特（Charles McNett）声称推测准确率可达50%，而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史前史学者都在辛勤地工作以阐明各阶段的考古关联，并在它们当中划分出具体的社会。然而，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种研究本身就会产生问题。个案研究发现一些社会并没有按照阶段理论所宣称的它们应该运行的方式运行；而对HRAF数据所进行的要素分析，又不能证明变量间存在明确的关联，因为不同的轮转会产生极其不同的负载。
20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更仔细的跨文化调查表明，统计问题反映了真正混乱的现实。对新大陆各社会的调查发现“每个检查过的属性……都有相当大的可变性。这些差异是连续性的，而非孤立个别的，没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模式或子类型。而且，不同的组织特征之间也发现了不同强度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由于阶段之间清晰的分界线在现实世界中非常模糊，很难知道经验数据什么时候会证伪任何具体的阶段理论。在一个事例中，同一会议文集的撰稿者们，就人口密度和定居地规模是否与政治制度有确定的关联，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一些考古学家为澄清问题，试图将瑟维斯提出的4个原始阶段划分出子类型，或者主张酋邦和国家代表着交替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连续的阶段。瑟维斯本人对混乱的回答是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大分水岭”，在分水岭之前的“原始社会被划分为亲族群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主义的”，在分水岭之后，“它们中的一些出现了等级制，由一股中央权威力量控制和指导——这股中央权威力量会创制成政府”。然而，大多数考古学家却持相反意见，越发认为阶段只是速记描述，或者为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上进行启发而叠加的理想类型。
伴随着对理论家们将社会聚拢在一起的阶段连贯性的挑战的，还有对“社会”本身的连贯性的挑战。
社会学家们很早就坚持认为“社会”是通过实践而非一元化制度组成的群体。人们也许会根据种族、政治、宗教、文化或其他条件来规定自己的社会。通常一个人会同时属于好几个社会，须根据具体情况以在它们当中做出选择（或者被选择）。迈克尔·曼将社会称为“同盟的、重叠的、交叉的网络”，吉登斯则谈及“像浅浮雕一样从它们嵌入的一系列其他系统性关系的背景中‘凸显’出来的社会系统。它们之所以凸显，是因为确定的结构原理足以创造出一种跨越时空的可具体指明的总体的‘制度的聚类’”。
人类学家也有这样的担忧。阿希尔·古塔（Akhil Gupta）和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为批判他们称之为“陈腐地‘在某某’模式”，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人种学的思想，提出：
无论地方和文化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都必须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问题，而不能被当作一个人为讨论的出发点而做的让步；文化的领域化（比如成为种族或民族的文化）必须理解为正在进行的历史和政治进程的复杂且因情况而异的结果。正是这些进程，而不是先给定的文化领域实体，需要进行人类学研究。
社会学家们分析的“社会”，通常与人类学家们研究的“文化”殊为不同，似乎与考古学家们通常称为“文化”的人工制品的群集也不大相同。（考古学家们对“文化”的经典定义是：“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以聚集物的形式持续而反复地出现的明确而广泛的人工制品种类的多元集合。”）
纳罗尔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创造了一个新术语“文化单位”作为回应。他将“文化单位”划分为4个类型，因两种地质年代计算尺度而有所不同，但这种复杂的想法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如果分析单位当真这样不稳定，那么社会进化论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长期大规模的比较，似乎注定要走向失败。
量化对于社会进化研究的大多数途径都极为重要。半个世纪前，纳罗尔和卡内罗就已经为如何将名词转化为区间数据这一基本问题绞尽了脑汁。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将独特的人类状况或历史情境转换为可供计算的序列数据这一愿望本身就受到了挑战。正如尚克斯和蒂利所看到的，将历史“数学化”是进化论者们把西方主宰合法化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部分。他们指出，数学化背后错误的假设，就是当我们量化时，“我们重新发现了我们本来的数学上的自我，并且在对直接性和事实性的痴迷中发现了当前存在的必然性；这变成了客观必然”。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其一篇经典的文章中提出，社会科学家们被拽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倾向于将社会科学的主题“过度社会化”，在所有问题中都嵌入了太多的背景，给相互矛盾的意义建设和颠覆留下了太大的余地，以致任何解决方案都变成了不可能；另一个倾向是“社会化不足”，从背景中曲解细节，强加意义，因此得到的只能是肤浅的答案。
在抽象性和直接性之间寻找最好的平衡点就成为挑战。不同学科往往青睐于天平上不同的点，人类学和历史学在过度社会化方向上走得最远，而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社会化不足方向上走得最远。如果（本章前面所引用的）彼得·图尔钦的说法“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是正确的，那么社会进化论就需要更多（也更精致）的量化；如果尚克斯和蒂利以及那些与他们持同样见解的人是正确的，那么数学化和社会进化论就不过是社会化不足的极端版本。
这是一组可怕的批评攻势。如果这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斯宾塞学派的社会进化论传统——以及通过一种社会发展指数来解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所有希望——似乎都存在致命缺陷。
准备与批评者辩论以捍卫进化论的人为数并不少。不过，在本书中，我打算改弦易辙。过去半个世纪来出现的很多批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值得认真对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完全摒弃社会进化论的倾向也是正确的。在第二章中，我试图证明，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批评，是有可能建立一种更集中、更具说服力的指数的。这个指数将能够避免新进化论的许多缺点，真正为我们提供一种工具，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我们需要解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