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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1953年1月16日

蒋公约我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 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

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此届国大 ,召集是民卅七年三月廿九日。“总统”任期到明年(民四三年)五月廿日为满任,二月廿日必须选出“总统”与“副总统”,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

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

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1953年1月17日

昨夜料理行装,今早继续理完。

午后一点到飞机场,送行者有百人左右。王亮畴、陈辞修、张道藩、王雪艇、蒋经国……都来送。

杨秘书日旭竟至大哭。我也很有惜别之感。

我十一月十九到台北,共住了六十日。

两点起飞。

晚上到东京。董显光大使 来接。接的朋友很多,有张伯谨公使 等。

在台北送胡适

夏简

有一个播种的,出去播种,播的时候,种子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路加福音:第八章)

一月十七日,台北微雨,松山机场上从早到午,陆续挤满了一群人,他们是不期而遇地来,送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书生。这个书生,便是为民主自由奋斗了四十年,到处散播着“自由”种子的胡适之先生。

送行的场面,没有乐队、没有敬礼、没有铺张的场面,有的仅有亲切的握手,轻松的笑声,真诚的眼泪和无限依依之情。这种情形,不是一架摄影机和一支秃笔所能描绘它,须要一只名画家的笔来描摹当时的神情;或是借一支诗人的笔,来吐出送行者与被送者间的纯挚感情,因为这场面太生动,太耐人寻味。

机场上树起了两面大红条幅,“欢送适之先生赴美”的白字,激荡着每一个送行者的心,因为再过五十分、四十分、三十分、十分、五分,这一代学人,飞向遥遥的远方。

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在七八百人包围的人丛中挤来挤去,碰到一个不识姓名的大学生,亲密地握手;和教授们做同样的招呼,遇到钱校长公馆守门的工友,也同样地招呼;那种恢弘的风度和平易近人的举止,适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

他在机场的人丛中,大约往复地挤了十多次,当他看到挂有大红条幅的欢迎他的文句时,连连地喊道:“真是多余!真是多余!”傅斯年的太太俞大彩,在机场的一角上偷偷地掏出手绢擦眼泪。陪伴他整整两个月的秘书杨日旭,在他踏上机梯时,竟泣不成声。

“啊,两个月来您跟我太辛苦了,是的,您快结婚了,我告诉他们替我送一份礼物给您。”胡适告诉杨日旭。

“先生……”杨日旭只答出了两个字,接下去便没有声音,而是泪像泉水般的涌出来。(注:杨日旭系省教育厅督学,陈雪屏厅长特派赴钱公馆,任胡之临时秘书)

十多名新闻记者,挤在老人的身边,请他发表返国后的感想。他拱拱手后开始发言了:“我因为行色匆匆,未能向每一个人辞行,感到十分抱歉。”

……

“好了,让我借大家的笔,向祖国的友人告别。”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蒋经国先生从人丛中挤了出来,和适之先生亲切地握手。“我代表父亲给你送行。”蒋说。“我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胡答。

经国先生垂手立在胡先生身边,以父执辈礼敬胡。

“昨晚上在官邸谈得很痛快,我看到了你的孩子蛮聪明的。”

一群摄影记者围了上来,将这一段情趣摄入镜头。陈诚院长和张道藩院长,重又挤入人丛中,和胡握手。胡连连地喊道:“两位院长,不敢当,不敢当。”白了头的王世杰博士和王宠惠博士,还有民社党的主席徐传霖,这三位老人也在人群里打转转。……

1953年1月18日

与张伯谨、王信忠去走书店,仅走了“汤岛圣堂”(孔庙)的一处,买了一些书。

董大使中午约吃中国饭。

晚上大使为我约了一大桌客,有日本人。其中有最高法院长田中耕太郎、前田、松方、盐谷温诸人。

1953年1月19日

与王信忠走书店,仅到山东一家,买了一些书。

下午东方文化学会等三个团体欢迎的茶会。前田主席,仓石说话,我也说了半点钟的话,松方翻译。

1953年1月20日

上午见客。

中午到乡间赴马延喜先生的午餐。

席上有大陆问题研究所所长土居明夫(东京都新宿区,若松町102番)谈话很有见解。他这研究所里有许多旧军人,多系对中俄问题有研究的。

饭后,马家小姐与少奶奶,同一位客人蒋(?)小姐奏乐唱歌。唱的是赵元任谱的我的《上山》与《也是微明》。

下午去看国会图书馆,馆长金森先生带我去参观。馆中有五十万册书。

又去看东洋文库,即是以莫里森图书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东亚书库。没有受损失。

又去玉川,看静嘉堂文库,即是以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作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珍本书的书库。也没有受损失。馆长诸桥辙次,已老了,双目近于失明,还殷勤招待。

晚上赴改造社晚餐谈话,社长名原,发问者为上原博士,谈的是世界文化问题。

1953年1月21日

上午与董大使去拜客,拜了副相绪方竹虎与外相冈崎胜男。

中午在日本放送会社广播。题为《我们共同的敌人》,为时十分钟,昨夜费了我四点钟写成。

“中央”社 李嘉先生约我午饭,吃日本的“锄烧”,很好。

下午参观东京大学,见校长□□□先生。看了他们的图书馆。大学没有损失。校长说,学校南边的一条街,街以南被轰炸了,而街以北的学校毫无损坏。

我对他说,这都是丁斯摩尔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工作的效果。

到文学部,见部长辻□□先生、仓石武四郎、驹井和爱(考古学研究室)、长井真琴(佛教理事会会长)。吃了茶才告辞。晚上外相冈崎胜男家宴,有女客。日本女权最近颇发达。外相夫人此次为其夫竞选甚努力。

见着旧友谷正之。

1953年1月22日

上午见客。

中午董大使约了一些新闻记者午餐。

下午写了几张字,收拾行李。

晚上张子良与司徒德约了美国心理作战处处长C.汉森与处中主要人员,凡廿六人,及其眷属,在张家吃饭。他们要我说话,我说了半点钟的话,又答复问话,约半点钟。

上飞机,十点半起飞,有董大使夫妇及友人多人来送别。

1953年1月24日

在西雅图。上午见杨□□君、李方桂夫妇、胡敦复先生夫妇。

华盛顿的中华俱乐部午餐。到的有五六十人,我有演说。与乔治.泰勒,F.麦可诸人,稍谈救济香港的流亡知识分子事。

下午到方桂家中,吃茶。

晚上华侨领袖在香港酒家晚餐,我有演说。

晚十点到飞机场,始知飞机改晚二小时。一点多才起飞。

1953年1月25日

下午三点到纽约埃德怀特机场降落,冬秀与刘锴大使、游建文夫妇、缪云台夫妇、刘驭万、严文郁、童世纲、汪振寰一家……都在场接我。

此行共七十日(Nov.16,1952—Jan.25,1953),走了17486英里。其路程如下:

1953年3月23日

瑞士学者王克私来谈。他在燕京大学多年,与在君和我都很熟。

他最近想写一部书,专论基督教在中国,写三百多年的历史。

他的本来语言是法文,又通德文与意文,又通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故他曾研究这三百多年的各国教会保存的中国传教文件。他的书若写成,一定大有可观。

他的瑞士地址如下:

王克私,瑞士,洛桑,乾民楼28号。

1953年4月15日

这几天为缩照在台湾各地的善本的事,写了一个较详细的说帖。

这说帖是预备先送给国会图书馆的A.W.休默先生看过,再寄给福特基金会的雷蒙德.T.莫耶先生。

1953年4月17日

乘火车到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晚六点半到。约翰.A.莫温克先生来接,住他家。

1953年4月21日

早九点半从夏洛茨维尔起程。午后到华盛顿。宗武夫妇、萧信如夫妇都来接,同去吃饭。

饭后我去看休默博士,他对于我的说帖,没有改动。我就寄出给雷蒙德.T.莫耶先生了。与吴光清兄谈。

下午七点,我搭火车回来。七点是慢车,共停十三处!

1953年4月25日

李抱忱先生来接我同冬秀到纽黑文去玩。

1953年5月3日

我同此君 在迪金森学院同受博士学位(1941?),他的夫人开车,我们同回到纽约。以后我们偶通信,他们常送新种的荔枝给我。此君由会计师转成为税法专家,又曾为国家效力,晚年成为植物学者,可谓兴趣广博!

1953年5月6日

今天费了六七个钟头,把国会图书馆寄来的一大卷复印照片“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目(书名)”剪开来,每三目为一页,依笔画分装十五册。居然可用了!

1953年5月10日

方以智《通雅》(三二,7):

……王古心笔录:有老僧永光言,藏经接缝用楮汁,飞面白及糊,则坚如胶漆。造澄心纸,亦用及糊。

《辞源》:

白及,多年生草,多植于园圃,高一二尺,叶长,阔寸许,有平行脉。夏月开花,色红紫或白。根入药,并可为糊。

《字典》:楮,丑吕切,音褚。《说文》,穀也。陆玑《诗疏》:

幽州人谓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杨交广谓之穀,中州人谓之楮。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梼以为纸。

我看见的敦煌古卷子,纸接缝处,两纸相粘不过一二分,而千余年不脱落。其所用糨糊必有特效药力,大概即是白及糊。

粘叶谓之蝴蝶装。王原叔云,书册粘叶为上,缝绩岁久断绝。张子贤言宋宣献,令家录作粘法。予旧见三馆书,黄本白本皆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孙莘老钱穆父,亦如此。孟奇言秘阁宋版书,如试录谓之蝴蝶装。王古心笔录,有老僧永光,言藏经接缝用楮汁飞面白及糊,则坚如胶漆,造澄心纸亦用及糊。

录自方以智《通雅》(康熙二年本)卷三十二,页7

1953年5月19日

谢谢您指示《朱文公集》中的史料,“度牒”本想在讲交引铺时顺便提一下,后来不知怎么给忘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七卷一、二两期有袁震《两宋度牒考》一文,很详细(从唐讲起),主要根据《宋会要》,《朱文公集》他虽亦提到,未多引。(日本人亦有关于度牒文字。)《文集》十九按唐仲友第六状雕造会子一节,极重要,看来会子实与交子相似。(参考曹学佺《蜀中广记》)

我引的日本人推测恐不可靠,若宋无用铜板印纸币之事,则可能始于金了 。敬请

双安

学生联陞敬上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八日

1953年5月28日

请罗伯特.L.利维医生检查身体。血压134/80,体重141磅,他说我的健康很好。

1953年5月30日

德马丁先生邀铃木大拙先生与我同午饭。铃木先生自碾绿茶,煮了请我喝。这是中国喝茶古法。秦少游诗:

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

即是一例。

德马丁新得今关天彭译我的《支那禅学之变迁》,其中收我的《禅学史纲领》、《禅学古史考》、《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楞伽宗考》、《神会和尚传》诸篇。昭和十一年九月一日发行(1936?)。末页有我给今关的一封信,许他翻译。

杨联陞抄写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

《出卖僧道度牒》(学津讨原本,页9下至11下)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十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搨,渐增至百余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后又著为停搨之令,许客人增百千兴贩,又增作八百千。近岁给降转多,州郡至减价以求售矣。

联陞按:此记大体正确,惟陕西卖僧牒,在治平四年(1067),此云熙宁元年(1068),当是推广之年。

又南渡初为价六十千,建炎三年(1129)已增为百二千(皆连绫纸价),绍兴三十一年二月增为五百贯(连绫纸钱五百一十贯),是年十一月减为三百贯,以后复有增减。八百千之价始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停搨盖屯积居奇之意。

1953年6月2日

度牒之成为政府筹款方法起于杨国忠,裴冕继续试行。详见我的《神会传》。

王栐此条记得很翔实,最可见两宋时度牒竟成了一种巨额的通货了。

《朱子文集》十六有《乞借拨官会,给降度牒……状》,十七有《乞给降官会等事……状》、《救荒画一事件状》、《救荒事宜画一状》、《明州乞降官会及本司乞再给官会度牒状》,十八有《再乞给降钱物状》,等等,均可见当时的度牒的作用与价格。

朱《状》说:

度牒换米,……米数太多,度牒一道计当钱千五百缗,以此至今未闻有有应募者。(16)

度牒乞裁减半价,只作百五十石。(16)

又说:

度牒米数,已蒙减五十石……恐所减太少,未足多致米解。盖度牒本价止四百贯,适今之宜,更合少损,以济饥民。(17)

又说:

其度牒,欲气……依近降指挥,每道且卖五百贯文省,或依元价作四百贯文省,容臣约度分俵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置,变卖收籴。(17)

又说:

乞就拨绍兴府先蒙降到度牒一百道,所换米二万石……付本司均拨应副(17)

此皆可见度牒当时的市价。元价每道四百贯文省,近定为五百贯文省。(省是每百作七十。五百贯文省等于三百五十贯。)而救荒所降度牒,乃定为千五百缗。

1953年6月4日

是三倍于“近降指挥”所定价格了。朱子原请“裁减半价,只作百五十石”。可见千五百缗等于三百石米。然依朱子各《状》看来,当时米价等于四缗一石。(见十七《救荒事宜画一状》中说的“二百万贯可得米五十万石”,“三十万贯,则得米不过七万余石”。)大概每石四缗是足陌,而官定度牒每道作三百石米,是短陌,每百只七十,故实不过每石三缗半。

后来政府允减五十石,是每道作二百五十石米。

但绍兴府以一百道度牒换米二万石,则每道换米二百石,已是八百贯足陌钱了。这比“元价作四百贯文省”已大了不止一倍了。(绍兴府米价也许不到每石四缗?)

这个度牒每道换米二百石,约合八百贯之数,与王栐所记最高价相差不远。

1953年6月8日

今日《世界电讯报》有长文一篇——《哥伦比亚启动原子时代》,其中记一九三八年年底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底,一个月之中,柏林的两个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1939年年初发表),丹麦哥本哈根的两个犹太物理学家莉萨.迈特纳同她的侄儿奥托.弗里希(约在正月二十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物理学家E.费米与美国物理学家约翰.R.邓宁(一月廿五日),先后都做成了原子核裂变的大试验(用中子轰击铀)。

这也是独立的会聚的一个最新近的实例。

文溯阁藏书记

李符桐

文溯阁在沈阳清故宫内,其建筑形式,系模仿浙江范氏天一阁。阁为三层,外观若两层,盖其下层复分为二,所以名阁者此也。阁上下各六楹,阁梯两层,屋顶瓦作青绿色。阁后东西游廊二十五楹,再后为仰息斋七楹。阁东南碑亭一座,亭内刻乾隆御制文溯阁记,御制宋孝宗论,满汉文并列。阁前宫门三楹。再南为嘉荫堂共五楹,为乾隆皇帝东循驻跸读书处。附近建有配房尚多,不暇详记。文溯阁建筑年代已不可考,但其竣工确为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阁南檐悬有御书满汉文字“文溯阁”匾额一块。阁内向南悬御书“圣海浴泗”匾额一块(早不见)。有御笔对联一副,上联为“古今并入含茹,万象沧溟探大本”;下联为“礼乐仰承基绪,三江天汉导洪澜”。正北两楹亦悬御笔联曰:“由监古以垂模,敦化川流区脉络”;“本绍闻典为学,心传道法验权舆”。

文溯阁藏书之始,为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计藏《四库全书》:经部二十架,九百六十函;史部三十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子部二十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集部二十八架,二千零十六函,总计三万六千册。经部总目五函,三十册;考证三函,十八册。史部总目五函,三十册;考证三函,十八册。子部总目五函,三十册;考证三函,十八册。集部总目五函,三十册;考证三函,十八册。另藏圣祖御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计十二架,五百七十六函。

至于书籍之存储,大致如下:楼顶存贮子部集部,共三千六百函。中层存贮史部,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底楼存贮经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简明目录总目》、《考证》,共书一千五百六十六(八)函,外有《讲诗经解义》二空函。自《四库》书移贮以来,其检曝日期无明文规定,据大清会典载文渊阁书籍于乾隆四十一年,曾规定每年于三、六、九三月,由文渊阁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如期诣阁,会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曝过期归架。至五十三年以来曝书手续甚繁,旋即废止。文溯阁曝书情形恐亦与此相同。至书籍保管均由内务府负责,每年四月由盛京工部领取樟脑六十六斤、野鸡尾掸八把、短把鸡毛掸八把,以备应用。每隔一年,由工部派员携带纸张,糊饰窗户一次。

民国三年 ,段芝贵督奉时,将本阁全书移往北平故宫 保和殿 保存。民十四年由奉天教育会长冯广民倡议运回,于同年八月始达到目的。是书还沈以后,地方人士甚为重视,于是设保管委员会以司保管之责。并于文溯阁院内,凿井消防,以防火患。至每年六七月间,逐本装入樟脑,时启门窗,以通空气,保护甚为周详。后以全书旧多遗失,时有缺册, 盛京典制备考 谓为俄寇偷去。民国三年迁往北京时更多遗失,乃于 民十五年夏 ,仿交澜阁抄补之例,请于北京博物院,依文渊阁本,佣二十人补抄, 计补抄十六种共七十二卷 ,而本阁藏书,始复成完璧。

先是民国十一年,逊清以经济困难,欲将本阁藏书,盗售于日人,价已议定为一百二十万元,幸已故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致书教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将此书收归伪“国立”图书馆保存。〔民国〕 二十一年九月间,彻底检查 ,费时六月,始克竣事。计上层子部二十架(现改为卅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九千零七十一册,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九页。集部二十八架(现改为四十二架),二千零十六函,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五册,六十七万零四百九十四页。中层(现改下层)史部三十三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九千四百零八册,七十万三千二百七十页。下层经部二十架,九百六十函(内有《简明目录》三函,以及《讲诗经解义》二空函),五千五百零九册,三十六万五千八百七十五页。殿本《图书集成》十二架,五百七十六函,五千零二十册。此外还有殿本《四库总目》二十函,一百二十七册。内府写本《四库全书考证》十二函,七十二册不归架。《四库》书封面子部用青绢,集部用灰绢,史部用红绢,经部用绿绢,《图书集成》、《总目》、《考证》等用黄绢。

民国二十四年 ,伪满以文溯阁书库建筑已百五十余年,不无腐朽倾欹之处,乃筹款五万元,重建二层楼房之新书库于院之西南,外观与旧阁形式相同,惟内部结构,皆依照现代之藏书库,不仅无渗漏之虞,而对防患设备尤为注意,书架皆为钢制,内部墙壁铺石棉一层,门窗悉包以铁叶以期万全。〔民国〕 二十六年夏 ,始将全书移入新库,仍依文溯阁旧制排列。

东北光复后,大难之余,阁内藏书幸完整无恙,可谓幸事。当我政府接收东北时,将伪满沈阳博物图书两馆,合并为国立沈阳博物院,记者幸获供职该院的机会,并负责管理文溯阁《四库全书》。每于晨风夕月中,展卷默读,其心中之快乐,当非笔墨所能形容。……

1953年6月16日

得朱文长信,附文一篇,题为《窄门》。

我劝他不要发表,有长信十二页给他。

大致说:孔子的存疑主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中国思想传统上一点最有价值的怀疑精神。

我是一个存疑论者,也确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总觉得这个社会能容忍我的无神论,我应以容忍态度报答社会。

我从来不“讥嘲”能有“直觉”可同上帝发生直接交涉的人,也不“讥嘲”对于宇宙谜“有答案的人”。

但你的长文使我颇担忧。你似乎不曾研究过《新约》成书的历史,也不曾研究过基督教学人近百年来已很有成绩的“三福音”的问题。你受过史学训练,如何可说“耶稣将这些话载入了记录”!这是全无根据的话。

你相信耶稣用唾沫和泥能使瞎者复明,这是你自己不能不信,但我忧虑的是你的史学训练太不严格,对于材料毫无鉴别的能力。

我更虑的是你心地太窄,不能明白世界上自有一种人确不能相信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更不能明白达尔文、赫胥黎一流人确是好人,确是圣贤。这是很不忠厚的心理。

1953年6月28日

晚十时,得吴国桢先生电话,知道他今天到了,住在大使旅馆,他们夫妇要来看我。我说,我的地方太小,太热,还是我来看你们。

我去同他们谈了三个钟头。

他们谈的话,使我十分诧怪。吴太太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深信上帝保佑我们,胡先生是无神论者,他也许不相信。”

我所谓“使我十分诧怪”,当然是指他们的话的一部分。

1953年8月5日

今天读《纽约美国杂志》的富尔顿.小刘易斯专栏,有这一句:难以置信的是,今日美国军队分驻在四十九国。

1953年8月28日

《庄子》内篇《逍遥游》: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李云,合也)一乡,德合一君而征(司马云,信也。崔支云,成也)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是而已矣。

而宋荣子犹然笑之。

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竟,斯已矣。

“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两句,似始见于此。

我记得此二句,似常见于他书,当寻求之。

1953年8月29日

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荣辱之理。

虽有炎火洪水弥靡于天下,神无亏缺于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视天下(地?)之间犹飞羽浮芥也。

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也!(《俶真训》)

《要略篇》总括《原道训》的主旨:

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

欲参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

《俶真训》所说,即“贱物而贵身”也。

今天偶欲寻“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两句,乃得之于《俶真训》,故抄其上下文于此。

更早于此,则〔为〕《庄子》外篇《天地》“子贡遇汉阴丈人”一章: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之,得其所谓,謷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傥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

“得其所谓”,“得”字亦应作“失”。

1953年9月9日

一九一〇年我们七十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旧金山登岸,正是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美国)的五十年纪念,有连日的庆祝会。

今天偶见此日,回头已是四十三年了!

此举甚可注意 。我很盼大都会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能利用此款,多收各国的象棋与象棋史料。当做一书与两机关主持者。

1953年9月20日

前引富尔顿.小刘易斯的,美国军队分驻在四十九国,(Aug.5)。

今天《纽约时报》有一图表,分析如下:

美国兵力 3,500,000

驻国内 2,400,000

国外 1,100,000

其重要地域如下:

刘易斯所说四十九国当是包括一切的基地及军事代表团的国家。

1953年10月7日

陆贾《新语》有“贤者不虚生”一句话,我曾想集成一对,给我作为人写对联之用。但始终没有“对”成!

若用作挽联,则可用:

自古皆有死,(论语)贤者不虚生。

《晏子春秋》有: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此语也很好。

我不能写字,但常常被人强迫写对子,故常想利用这机会介绍一些好的格言。我常用的有:

①慈故能勇,俭故能广。(老子)

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墨子)

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跟好学好,跟衰学衰。

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佐饔得尝,佐斗得伤。

④圆不中规,方不中矩。柔而能刚,弱而能强。

1953年10月8日

一个女人净收入2,104,000美元——创美国完税后工资之最

1953年10月29日

仔细想来,古代政治思想并不算发达。所谓百家之言,其实只有两个大趋势:

1“无为”的喊声,代表自由思想。

A“太上,下知有之,或下不知有之。”此是无为的最初义。

B“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此是无为之第二义,可以“居敬而行简”一句为总纲。“修己以安人”,也可作此义说。

C.孟子一面要“省刑罚,薄税敛”,一面又要“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已不完全是“无为”之治了。

D.四世纪以后,“无为”变成了“君道”、“主术”,目的在限制那世袭君主的“有为”。

“君道无知无为。”“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吕氏春秋》)

“君人之道……俨然玄默,而吉祥受福。……重为惠,若重为暴。”(《淮南.主术训》)此是一种“虚君”的理想,但此种人皆不说丞相以下也须无为。

1953年10月30日

其实孔子已有此意,如他说卫灵公无道而不失国,因为他有“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

E“名正治备,则圣人无事”,也是“主术”。

2.集权的“有为”政治。政府本来总是专制的、干涉的,故自由思想家总不屑谈这种“教猱升木”的政论。但五世纪以后,有两派人作集权说:

A.墨家的《尚同》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一同天下之义”,都是集权论,但墨家还要“上同于天”,“以巨子为圣人”,是一种神权政治。

B.商君至韩非,一百年中,始有集权独裁的理论。

“故求有上也,将以为治也……治莫广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商君书》)

“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同)此种政制之下,有:

(一)尚战

(二)提倡生产(耕织)

(三)告奸之令

(四)严刑

皆似今日之集权主义国家。

1953年12月18日

与立武兄长谈。他明天回台北去了。

我的问题是:二月份是否回台北出席国民大会,是出席会使政府更尴尬还是缺席会使政府更尴尬?

1953年12月22日

德马丁借得哥伦比亚藏的黎锦熙印的《佛教十宗概要》,其中附录有胡适的《中国禅学的发展》(四讲)。

1953年12月30日

纪五给我看一封信,是一个朋友写的,其中说:

对他(纪五)来说,向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请教一下是个好主意,然而,他一定被人提醒不要发表任何评论。这很重要的,正如您所知……

这两句话使我很感兴趣。 pyTocZ1RLarrc9jS1uEoFVqJ8GHTc7BuYp6MBNHRu3/O6NBnTcRqjBTed4SCzP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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