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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
胡适这个人，我在北京大学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个两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一方面却很能够低声下气，趋炎附势的。所以我从头起就没有像社会上一般人士那样地重视他。
他进北大，是由陈独秀推荐的，独秀和他本来没有见过面，因为办杂志拉稿子，才时常通信，知道他喜发议论、做文章。那时候蔡孑民先生立志要把北大文科革新一下，就把独秀请来做文科学长，因此，独秀就向蔡先生说，胡适年少有见识，教他来加入我们革新的工作是很好的。蔡先生马上打电报到美国去请胡适，他便来到北大做文科哲学门的教授，担任的是中国哲学史。当他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上编出版时，我也和一般人心理一样，要看看他的本领，到底怎么样了不起，会得轰动一时；但是使我很失望——这是我对他第一次的失望，我只翻读了开头十几页，便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他写的白话文，的确很漂亮，而他的引用来证明他的论断的古书中的文句，出注不甚确切，有时且不免近于武断，使人难以满意。后来又看见他为《申报》馆作的《五十年来的白话文学》（书名大致如此，记不甚清楚了），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好的都是白话的，白话的都是好的。”他一向标榜用科学方法的，而且他是讲逻辑的，我不懂这两句话，是用什么逻辑、什么科学方法得出来的结论。这第二次使我失望，比第一次还要大些。从此以后，我就很少看他的作品。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他写的文字，无论是散文，或者是诗，都很干净，但是过分的干净了，干净得同蒸馏水一样，尝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我记得在日本京都，有一回去看一位在旧学界享盛名的老教授，他向我这样说：“胡适的白话诗，诗的趣味很少，论他的才情，似乎还远不及刘半农。”
我再举出几件事实来说明他的为人。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许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们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轻，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又陈独秀到北大后，把《新青年》杂志移到北京来办，由北大几个同人分任编辑。有一期是归钱玄同主编的，登了一篇王敬轩和林琴南新旧斗争的文章，大部分是刘半农的手笔，而博士大为不满，认为这样不庄重的文字有失大学教授们的尊严体统，硬要把这个杂志编辑权归他，这一来，惹起了鲁迅弟兄的愤慨，他们这样说：“《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又是我多事，出头向胡适说，你不能包办，万不得已时，仍旧由独秀收回去办倒可以。他当时只好听从我的劝告，没有能够达到他想拿去包办的目的。不久，“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许多责难，一面说这是非常时期，“你们应该采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说这个时候学生不应该罢课，“我要劝他们立刻复课”。他要等学生开大会时去讲话，阻拦他不住，终于到会讲了话，但没有人理睬他，讨了个没趣。以上所说的三件事情，都是他常常引以为恨的事。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头等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学问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过是借来作为出风头的工具而已。刚才听到颉刚说他的考证方法是从胡博士那里得来的，起初胡博士对颉刚疑古的精神还嫌不够，但后来又反对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再就这一点深入研究一下，这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们的伎俩，完全一样，平日喊出许多好听的口号来，不过是一种引人的幌子，与他们的行为是完全不相符合的，这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不胜枚举的事例。胡适也就是这一种类型的活跃于反动时代的政客学者。还可以说一两件事发笑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自看见听见的，绝不会相信。一件是陈仲恕对我讲的，他说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时同张慰慈住在一起，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地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我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式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因此之故，才晓得一九二四年以后，北大学生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是有正当的理由的。但是中学生们还是欢喜读他的东西，这是什么缘故呢：一则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清楚，容易了解，再则他往往单凭他的主观愿望去处理每一个问题，轻易下断语、作结论。中学生读书少，不能够发现他的轻率武断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说得那么简而明。其实，不是用简单化的手段就可以了解一切学问的，凡稍微多读几本书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所以我以为他对于一般人的影响，是一时的，不会是永久的。他自己曾经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所以开风气这一点，一般人都是认为他的功劳，其实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是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者是吴又陵，他不过跟着尽一些宣传力量。他又善于自吹自擂，一般人不知底里，却把这个功劳归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去了。
今天的座谈会是对于胡适思想问题加以讨论的。无疑他是一个亲美崇美的人， 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 。一切历史的分析，学理批判，诸位先生的发言都已经详尽无遗，我只能就我知道的事实，说出来印证诸位的言论是正确的。但我根据事实来说，胡适思想的影响， 不比崇拜武训的人们的思想影响来得大，他不能影响到学习过马列主义者的脑筋中去，这就充分说明了胡适思想是容易清除的。
胡家健从香港剪寄来香港《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那天出席的人有这些：沈尹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顾颉刚（上海学院教授）、蔡尚思（沪江大学教授）、刘咸（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复旦大学教授）、吴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由《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致开幕词。
蔡尚思
（一）替美国帝国主义服务
（二）替中国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服务
（三）用枝叶问题去代替根本问题
（四）用改良方法去抵制革命方法
（五）个人与时代相背而驰
（六）思想根源在个人主义
连日摘抄朱熹论生死鬼神的信札同语录。前答杨联陞书，指出朱子《答连嵩卿一》与《答廖子晦二》，其实还不只此二书。
我在一九四五年在哈佛神学院作英格索尔演讲，指出殷人的祖先教的用人祭及殉葬等残酷风俗，引起后来思想家的反抗，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都带有存疑主义意味。下一代当然说“无鬼神”了。
此次答杨联陞信，指出北宋南宋的思想家为什么也提倡一种存疑主义。我说，当时禅家说得尽管高明，其实很浅陋。他们所以要思想学问，只为了“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宗杲教人，总说，“腊月三十夜到来，管取你热乱”。司马光以下，张程朱子，都只是要打破这种卑陋的心理。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特别表彰范缜的神灭论与反因果论，这是有意的提倡。
张载《西铭》说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也只是孟子所谓“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
朱子更明显地指出释氏“为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然后学”，指出这是“陋”，这是“私意之尤者”。
去利维医生处，受诊察检查。他说，很满意，秋天的小有心跳不规律状态，现在都不见了。
血压120/78。体重153.5磅。
大泻了一天，颇困顿。到了半夜，才服磺胺脒十二粒，才止住。
江泽涵十一月卅日的信，由香港用平信寄来，今日才到。
“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这么觉得，也还是近半年多以来的事，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心里相信的。”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
今天房杜联喆夫人与他丈夫房兆楹先生把全部《大清历朝实录》搬到我寓中。计有：
我此次决定买此大书（计价$700.00），是感觉此书有用，而我知道这三百年的史实太少，所以想到这书在我手头也许可以引起我读清史的兴趣。
写信给陈源先生（通伯），请他代照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世界最古的印本书”（唐懿宗咸通九年〔868〕戊子刻的《金刚经》卷子）影片寄来。（后始知寄信地址错误，一月廿八有信去。）
T.H.赫胥黎晚年（1893年正月至1894年七月）编定他的《文集》，共九册：
1.《方法和结果》
2.《达尔文主义者》
3.《科学和教育》
4.《科学和希伯来传统》
5.《科学和基督教传统》
6.《休谟》
7.《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和其他》
8.《生物学和地质学的演讲》
9.《进化论和伦理学及其他》
赫胥黎（1825—1895）说理述学，都特别清楚明白。我生平最喜欢他的散文，上月决心托书店替我觅购全部，今天送来，我很高兴。（此是美国D.阿普尔顿公司1904年的初排本。）
今天我在普林斯顿参加大学图书馆的葛思德书库委员会讨论会。
去年八月廿二日，我剪粘了杰克.莱特先生（《纽约镜报》）引的T.亨利.赫胥黎的话，今天我才查得这几句话出于他的《议论的问题》（1892），后来作为他的《科学和基督教传统》论集的《导言》（《导言》，p.57）。原文比莱特引的还更有力。
昨日来客有W.桑贝克（66号东街8号–Regent 7–9691）和F.劳伦斯.鲍库克，代表自由欧洲无线电广播（57号西街110号，Plaga 7–7600）。
有王人麟，有王恭守，有叶良才。
王芸生
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中名利，矛盾善变，走上风，往上爬，爬进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
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说他“有做大总统的希望”了，就弃农改学文哲了。这是一变。胡适留美时，每逢假期，他不与同学们一道玩耍，专找院长教授的太太们去鬼混。一位同学特编“胡适与老太婆”一首歌，以嘲笑他的走上风、往上爬。胡适的博士论文是回国后写的，一九一七年蔡孑民先生打电话约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不等毕业，就匆匆回国，为了地位，急不可待。
他在美是学古文学的，离美时同学问他，到北大搞什么？他回答当然搞古文学。到北大后，看见已有治古文学的几位大山存在，他就勒转马头，搞起新文学来。投机善变。欧战时，日本出兵占我胶州，留美同学人人愤慨，胡适在留美学报上发表文章，说大隈重信是大政治家，不会侵占中国土地，且必扶助中国；“二十一条”暴露了，留美同学联名打电报给袁世凯，主张对日宣战，同学们愿回国为祖国效死，胡适却发表文章，说学生的唯一责任是读书，莫管国事。他是如此的害怕帝国主义。蒙古独立运动时，胡适写文章高喊出兵打仗；“二十一条”时，他又主张埋头读书，莫管国事。前后矛盾。他在北大教书，做名教授，他和丁文江常常在顺承王府里混。胡适看不起地位比他低的人，却专跟一些银行老板们在一起吃酒打牌，他自己说是“卫生麻将”。势利眼，专看见位尊而多金的人。抗日战争爆发了，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他与周佛海等汉奸搞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播散失败论调。那时他已走上汉奸的道路。
以上是略记旁人所讲有关胡适为人的资料，以下再谈我所了解的胡适。
我是喜读胡适的文章的，我认识他是由于他给《大公报》写星期论文的关系。我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也是汲汲于往上爬的，胡适对我是有诱惑力的。对日抗战前，我在《国闻周报》发表许多爱国而无人民立场的文章，胡适在他的《独立评论》上恭维了我几句，的确使我陶醉过。可是，以后他反对我了，在他的文章里不提名地骂我了。是在对日抗战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我到日本去了一趟，回来写《日本半月》，主张严争赔偿，指出美帝国主义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阴谋事实。我又到北大讲演过这问题，触了胡适之忌。在北京见面时，他对我说：“我读了你的《日本半月》，很想与你写封长信讨论，总以事忙耽搁下来。”他说：“我不同意严索日本赔偿的意见，当年法国严厉对待德国，结果又逼出战争。”关于美国扶持日本的事，他闭眼不看事实，以为纵有此事，也无可奈何。他说：“南京的政策如何，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无可奈何，乐得说一句宽大的空话而让日本人感激涕零呢！”这样的谬论，他居然讲得出口。以后周鲠生先生写文章指出美国不应扶持日本，胡适发表文章辩论，大意说：“想不到我的老朋友竟也相信某些新闻记者不负责任的话。”他那篇文章里的“新闻记者”，就是骂我。以后又在上海见面，他又对我说：“我看了许多的外国报纸杂志，根本没有美国扶植日本的记载。”脸皮真厚得可观。以后胡适参加了南京伪国大，穿上袍子马褂，接受蒋制伪宪法。此幕丑剧演出后，又在上海见到他，他跟我说：“老蒋真伟大，竟把自己打来的江山拱手让人。”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他要我做总统呵！”请想胡适是发昏呢？还是故意装傻？胡适就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说，特别宣传吕祖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两句。全国人民都要求辨明是非、 分清敌我，胡适却公开提倡糊涂思想。很显然的，他是为蒋匪帮讳。 胡适往上爬，往上爬，终于爬上了买办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结了伙，成了人民的叛徒。他的命运只有，逃美国，永远做逃亡的战犯。
胡适是一面镜子，他照着往上爬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形象。他由小资产阶级爬上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沆瀣一气，就爬进了反革命的坟墓。
周谷城
胡适的思想是变动的，不是固定的。他因思想变动，前后判若两人：起初的胡适是反对封建主义、迎接资本主义的人。他写文章反对理教，反对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提倡作白话文，等等，都是反对封建主义，迎接资本主义的作用。后来他变了，变为拥护封建主义，拥护帝国主义，拥护官僚资本主义，拥护法西斯统治，提倡出卖祖国的人了。 他写文章说支配中国的是贫、病、脏、愚、懒五鬼 ，而不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 最后更为蒋介石作辩护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那就是他拥护法西斯统治、出卖祖国最出力的时候。
胡适反对封建主义，迎接资本主义，这在当时是很能动人的；大家捧他的场，恭维他，或者不无根据。但中国的封建主义虽然残余，然而近百年来，已与帝国主义由相反变为完全结合，不是单凭一种没有抬头的资本主义思想所反得动的。不仅反不动，而且不容许资本主义抬头。不仅资本主义不能抬头，就是资本主义的教育也全不中用。中国自前清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以后，就完全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教育。但这种教育是没有出路的：整个社会被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及封建军阀、官僚、地主和买办所支配；新式的生产事业，完全被他们扼杀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树立不起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人，学会了享受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人，具备了资本主义文化水平及学术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里，不是急需的，他们要遭受厄运，几乎是注定了的。然而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教育，确有相当的成功，无论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或从国内大学毕业的，都是受的完整的资本主义教育，都以资本主义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在一方面，社会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在另一方面，思想却是完全资本主义的。
这种情形，逼着高级知识分子要自找出路。可能的出路，有三条：一、走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道路，但这条路的美丽远景，不易为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所看见。二、继续走资产阶级发展产业的道路，但这条路早被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占据了。三、干脆加入代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集团，实行法西斯主义，进行卖国的勾当。胡适选中了最后的一条路。首先，他就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李大钊先生叙述十月革命的意义，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时， 胡适却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 。接着，他又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批评孙中山先生的哲学，说“ 知难行亦不易 ”。他既骇怕无产阶级革命，又恐资产阶级革命不易成功，最后毅然决然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是为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服务的，代表者是蒋介石、四大家族，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小撮。照这一小撮人的办法，只是屠杀人民，出卖祖国而已。胡适要拥护这一小撮，便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支配中国的不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而是它自己所谓贫、病、脏、愚、懒五鬼。他既拥护这一小撮了，为着保存他们的实力，并卖好于日帝国主义者起见，他反对抗日。当人民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打垮了的时候，他又怕这一小撮不能僭窃人民胜利的果实，又帮助蒋介石搞伪国大、伪宪法，希望能欺骗人民。蒋介石这一小撮始终扶不起来，连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者都说他们不中用， 胡却为他们辩护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其实善亦易明，理亦易察，只是他所拥护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代表，法西斯主义的头子太不争气而已。
像这样的胡适，比起他以前迎接资本主义思想的好些先驱人物来，要落后得多。例如张之洞，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一面迎接资本主义，一面保全封建主义，虽行不通，然却没有拥护帝国主义。又如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维新，一面宣传资本主义的思想，一面拥护旧统治阶级，维持封建势力；当然也行不通，却也没有拥护帝国主义，而且他们的奔走呼号，反对瓜分，几乎等于反对帝国主义。又如严复，也是迎接资本主义的人物；他翻译的许多书籍，如《法意》、《原富》、《天演论》、《群学肆言》、《社会通诠》、《群己权界论》等都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典型；同时他主张君主立宪，想把封建残余社会里的专制政治，不经过激烈的斗争，从容不迫地推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阶段，但也没有拥护帝国主义。只有胡适不同：他开始宣传资本主义思想的时候，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很吸住了一些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他把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杜威的工具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颇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影响甚至到于今还没有消除。他害怕人民革命成功，毅然决然拥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抓着他自己所谓现实，勇往直前反动到底，不稍迟疑；这样一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胡适了。那些迎接资本主义的先驱人物复活着了，这样的胡适恐怕也都要“自叹不如”。
对于胡适拥护法西斯主义的卖国行为，今日文化教育界的人当然愤恨。但对于他最初的迎接资本主义思想，或者表示同情；因为资本主义思想，本较封建思想为进步，值得同情。再者今日文教界对于坚持资本主义思想，在法西斯统治下奋斗的人或者表示敬佩；因为这种奋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值得敬佩。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今日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不要思想改造了。资本主义思想在过去受过压迫是一事，在今日不中用又是一事。过去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连资本主义阶段都未能达到，故资本主义的思想，尤其是科学技术，用不着。今日的社会是远胜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已经越过了资本主义阶段，故资本主义的思想，尤其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绝不相容的。因此改造思想，使技术与专长能为新社会服务，便成了绝对必要。
《旧唐书》18下《宣宗纪》：
大中三年九月……制曰：“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李德裕……积恶既彰，公议难抑。是宜移投荒服，以谢万邦。中外臣寮，当知予意。可崖州司户参军，所在驰驿发遣。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十二月……“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卒于贬所”。
《旧唐书》174《李德裕传》：
大中元年秋，“罢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寻再贬潮州司马。
“明年冬（二年）又贬潮州司户。”
“德裕既贬，大中二年自洛阳水路经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阳，又贬崖州司户。至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十二月卒，时年六十三。”
《旧唐书.宣宗纪》与李德裕本传所记有差异。
①贬崖州司户制中仍称“守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李德裕”，是没有从潮州“司马”贬潮州司户的一级。
②贬崖州制在三年九月，而传说二年“冬至潮阳，又贬崖州司户，至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
君应怪我留连久，
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
明日恐君无此欢。
自识君来三度别，
这回白尽老髭须。
恋君不去君须会：
知得后回相见无？
我曾指出，此二诗不见于《元氏长庆集》。今天读白居易《祭微之文》（《四部丛刊》影日本活字本《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始知此二诗全引在祭文里。祭文里又有白居易自己的《哀词》两首。元稹死在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祭文的日子是五年（831）十月十日。挽歌词（卷五十六）有“后魏帝孙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阳”的句子，是葬时作的。（《哀词》两首，收在卷五十七）
乐天《哀词》比不上微之的留别诗：
八月凉风吹白幕，
寝门廊下哭微之。
妻孥朋友来相吊，
唯道皇天无所知。
文章卓荤生无敌，
风骨英灵殁有神。
哭送咸阳北原上，
可能随例作灰尘？
元白齐名一世，最后这两首诗，微之真“无敌”了。
今天《纽约日报》的约翰.奥多内尔引A.史密斯的美国自由联盟（Feb.1936）演说，其中有一句说：
从这时起，决心使宪法成为美国的公民圣经，让人们尊重宪法，正如人们虔诚地维护《圣经》一样……
此与我两次引T.H.赫胥黎的话，可以互相发明。
在普林斯顿，写《中国印书的一千年》，作“中国书展览”的小序。
昨天得陈通伯回信，他说莱昂内尔.贾尔斯博士很起劲，提议要照至少十三种敦煌卷子给我展览。
我回信去，要他加上卡特说的石刻《金刚经》敦煌本。我还要贾尔斯博士的小册子《敦煌六百年》。
看完了雍正一朝的《实录》159卷，共四十册。
香港报纸说，何思源到今天还只是“革大研究院三班四组”的一个不毕业的学员。当一九五〇年的春天，有人去北平，见着思杜，那时何思源已是思杜的同学了！
崇祯时马元调刻沈括《梦溪笔谈》，有补，有续，而汲古阁刻此书乃无续、无补。
马本《续笔谈》有这一条：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此“道理”是“天道”“天理”吗？还是今人所谓“真理”呢？
葛思德东方书库拥有一批不同寻常的财富，它收藏了许多记录中国和东亚印刷业发展的特质例证。这一收藏，一开始是已故的G.M.葛思德（1864—1948）的个人爱好。三十年来，葛思德东方书库是除中国和日本外，储存收集中国印刷书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感兴趣的研究者的需要。它也收藏珍贵、精美的手稿和早期印刷书籍的善本——这些书有的用刻板印刷，有的用锡、铜、木活字印刷。在谷登堡印刷《圣经》（1455）之前，中国已经印刷了上千卷书籍。谷登堡印刷《圣经》通常被看做是欧洲印刷业的开始。
简要概述一下葛思德东方书库的收藏品——在一些私人收藏家和同行机构的友好合作下——可以勾勒出中国印刷业发展的生动历史，从最初的公元八六八年的刻板印刷书一直到现在。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这些事件在此将作扼要叙述，为本次展览的参观者作一个导引。
公元一〇五年，宦官蔡伦发明了纸。他用树皮、麻纤维、破布和鱼网成功制成第一张纸。
公元一七五年，大学者和书法家蔡邕受中央政府之命用手缮写儒家经典。所有缮写的经典被刻在四十六块大石碑上，这些石碑就树立在汉朝都城洛阳的太学门外。“这些石碑一立起来，就有许多人去看、去临摹，去的人太多了，以至于那儿每天都聚集着成千上万辆马车，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从石碑上拓印下来的拓本可以说是第一批印刷书籍。
刻板印刷较早被用于佛教、道教的图象和符咒的印刷，用于较短的宗教经典、流行歌曲诗词的印刷。公元八二四年，诗人元稹（779—831）写道，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吴越地区（今江苏、浙江）有一些大胆的人，用手缮写或用刻板印刷术印刷他和他朋友白居易（772—846）的流行诗作。没有他们的授权，这些诗作就在市面上流通买卖，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在九世纪上半叶，非宗教的俗文学已有刻板印卖了，这是第一次清晰、可靠的记录。
一九〇七年，A.斯坦因在敦煌（甘肃省西北地区）发现一本刻板印刷的《金刚经》。它印刷于公元八六八年五月十一日，“印刷者为Wang Chieh，他为纪念他父母亲而印刷此经，用于自由分发”。此经被卷成筒形，由七张纸粘贴在一起，长十六英尺，宽一英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书籍。目前它是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
到了十世纪，刻板印刷开始引起学者、教育家、书籍收藏家、甚至政府的关注。尽管战乱较多，王朝更迭频繁，但是北方的中央政府仍然着手刻板印刷儒家经典及其注释这项庞大的工程。二十一年后（932—953），这项工程终于完工——这标志着政府资助大规模印书这一伟大传统的肇始。
宋以后的三个世纪（960—1276）被认为是刻板印刷的黄金时代。一些文本用漂亮的书法来缮写，通常带有书写者的签名。一些称职的艺术家把这些精美的缮写本刻在木版上，这些艺术家也常常将他们自己的签名刻在上面。这体现了一种艺术的自豪感和艺术家的责任感。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刻板印刷书籍成为后来人钟爱和模仿的对象。
十一世纪中期，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他第一次把活字刻在黏土上，把它们烘干，使之定型。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又出现了锡、铜或木活字。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书籍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最早用木活字或金属活字印刷的书籍，是一些小书商制作的，价格低廉、制作粗糙，从艺术成就上看，不如刻板印刷。它们很少成为收藏家和藏书者的藏品。直到十八世纪，木活字和铜活字的印刷业才开始纳入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中，人们比较关注活字体的美观和统一，关注校对的准确性。一直到最近几十年间，人们才努力制作金属活字，这些活字以宋朝刻板印刷的善本书中的优美书法为模型。
西方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的来华，尤其是十九世纪新教传教士的来华，给中国带来现代的、机械化的金属活字和现代印刷机，这两者对中国的书籍印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也把新发明的平版印刷术传给了中国。通过照相平版印刷术，使得重印、保存成千上万本早期珍贵的善本书更加容易。
中国印刷书籍的历史是本次展览的主题。展览分五个部分：
1.手稿
2.碑铭的拓印本
3.刻板印刷
4.活字印刷
5.现代印刷
由于普林斯顿大学对基督教徒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一直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在现代印刷展览部分安排一个特殊的展出：《圣经》的不同中译本的展览——有文言文译本，有白话文译本，有用十二种方言和八种土著语言译的《圣经》，也有用满文、蒙文、藏文译的《圣经》。在这些《圣经》译本中，大多数方言译本和全部的土著语言译本均为首次翻译并被印刷成书。
馆长胡适，馆员Shih-kang Tung
“中国书展览”，今天各架都摆好了。
我不很满意，因为有些书竟无地可放，又有些书，我认为不能不收入，而版本不好，不能不暂缺。前者如元刻的书，一本都没有列入。（如碛砂版《大藏》，已陈列绍定五年（1232）刻的一册了，故不列元时续刻诸经了。）后者如《本草纲目》、如《农政全书》，都没有原刻本，所以不列入。
《旧唐书》四十三《职官志》二：
“弘文馆”
学士。（……无员数……）学生三十人。校书郎二人。令史二人。楷书手三十人。典书二人。搨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其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学之制焉。
又“集贤殿书院”
集贤学士……
……孔目官一人。专（？）知御书典四人。知书官八人。（开元五年置，掌分四库书。）书直写御书一百人。搨书六人。书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并开元六年置。）
集贤学士之职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
此两处有“搨书手”与“搨书”的专员，甚可注意。（《新唐书》四十七《百官志》，弘文馆与集贤殿书院下注皆作“搨书”，人数与《旧书》同。）
《广韵》二十八盍：搨，手打也。
《玉篇》六，手部：搨（都盍切），手打。
《广韵》四十一迥：打，击也。
去年十一月初，罗伯特.帕特森同他的同事律师曾草一说帖给顾大使，说明，毛邦初的案子既决定用法律解决，则不设立实地调查委员会了。此说帖中说，若讼事进行，则毛、向必逃走。
当初我赞成他们的说帖主旨，并且曾力劝顾大使采用其说。当时少川与宋子文、董显光都不赞成此说帖。后来我又力劝少川采用说帖最后的“附白”，主张先进行法律手续。少川答应了。三日之后，诉讼即开始。
但我当初颇不信毛邦初会逃走。及今看来，他们的话果然验了。
此下一条见《香港时报》一月六日（？），此中说蔡孑民先生与杨杏佛事，我没有听人说过。
马五先生
由于陈铭枢之热中政权，雄心不戢，蔡廷锴之疑忌军情，相惊伯有，好事者又从而构扇之，一时风鹤频惊，若内乱即将突发者。中枢特遣素与陈氏友谊深挚之石瑛、段锡朋二人赴沪向陈疏解，挽其入京任参谋总长，徐徐为十九路军筹维相安之道，陈不能从，而讹言乃日炽矣。旋中枢改组福建省府，以蒋光鼐主政，蔡廷锴率全军移戍入闽，借息谣诼，且安军心。
陈铭枢仍籍神州国光社为“卧龙岗”，日与左倾士大夫以及不满现状之军阀政客名流相往还，且因朱蕴山之介，得交共党分子李世章，再因李而与瑞金之“中华苏维埃政府”通，矢言合组“抗日联合战线”。而幽居泰山之冯玉祥，亦派代表余新清来沪预密谋焉。他如邓演达派之第三党人物黄琪翔、谭平山等，群起趋附。当时在上海倡立“拥护人权同盟”之杨杏佛、宋庆龄等，亦暗助陈张目。黄某则自命代表广西方面，朱某更以胡展堂亲信姿态，剑及屦及，而胡展堂固为当时所视为足以左右粤南之党国
元老也。其时此事，八方风雨会春申，声势滋壮，陈氏颐解而乐之，门客赞而颂之，箭已引弦待发，顾时机何如耳。
陈氏既以十九路军为政治资本，则开府揭竿，自必以福州为根据地。闽赣壤地紧邻，不能不与中共连衡，信使周旋，签立协定，期以守望相助，安危同当。百粤方面则恃有胡元老在港，可无忧也。布置既定，陈氏偕黄某潜赴香港，与李济琛三人，会盟歃血，誓结桃园之义，生死相依，三公即为闽变之最高决策者。论实力，陈氏应据盟主宝座，众英雄亦同声属望，然陈自忖弗克负荷，想求一堪以号召天下者，置诸炉火之上。乃欲利用蔡孑民，曾密电杨杏佛转征同意，蔡婉拒，而杨氏忽以被刺殒命闻。如是，陈门英雄之滞沪工作者，先后咸逃香港，趣陈急起发难，毋再瞻顾失时。陈李黄三结义最后定计，由李出任“人民政府”主席，陈主军事，黄则委以军师而兼丞相之位，陈友仁长外交。中共亦特派其“外交副部长”潘汉年为驻福州全权代表，此外各方豪杰相继云集，而“福建人民政府”之喜剧开场矣。
昨天J.唐纳德.亚当斯这篇短文，痛骂今日美国大学里所谓“新诗”“新文艺”，深得我的同情。
上页粘的《梁漱溟不肯洗脑》一文的后三分之二（前一段失落了），使我很感叹。漱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民国八年发愤自杀（也许是七年尾），原因不明，但大致是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看《胡适文存》四，p.989—996。又《新青年》六卷一号。）
漱溟今天的行为也是“殉道者”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向不通处变”，不能“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都是很可敬的。
苏轼的《南安军学记》是很大胆的文字。他说：“古之为学者四，其大者则取士论政，而其小者则弦诵也。今亡矣，直诵而已。”他引“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的故事，来说“以射致众，众集而后论士”；又引“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的故事，来说“论政必于学”。他说：
古之取士论政者必于学。有学而不取士，不论政，犹无学也。
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论政，可谓近古。然卒为党锢之祸，何也？
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于下，其祸败固宜。
篇首用《尚书》说“舜之学政”，所引乃《益稷》篇文。此文有“侯以明之”，旧说本作“射侯”解；东坡用“矍相之圃”一段来说“侯以明之”，就成一个很大胆的说法了！
《学记》的结论是：
夫学，王者事也。……舜远矣，不可以庶几。有贤太守，犹可以为郑子产也。学者勉之，无愧于古人而已。
此文作于“自海南遂过南安”之后，乃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东坡死于是年七月廿八日。
罗伯特.莫里斯先生：
华盛顿参议院办公大楼424室
兹答复您提出的询问。据我目前所能回忆，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九日的一两天前，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Liu Chieh在一次社交宴会早餐时告诉我，前一天晚上，拉夫林.居里先生无意中告诉他，罗斯福总统推荐欧文.拉底莫尔先生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任命马上公布。现任驻加拿大大使的Liu Chieh先生证实了这一回忆。可惜的是，我和他当时均未记录谈话的日期。
胡适
下午在远东学会的波士顿年会上，读了一篇短文，题为《从开放门户到铁幕政策》。
读了之后，即有中国学生两人（一为赵国钧，一为□□□）站起来质问反驳，其一人“气”得说话四面打旋！其一人问，“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了吗？”我说：不。
我本不曾加入远东学会，此次我来，全是为了一个青年学者理查.沃克（耶鲁的副教授）。此君今年刚满三十岁，他头脑明白，人极聪明，又肯用功。他发表了一些文字，我很敬重他，所以我此次为他走这一遭。
今晚他来谈，从十点半直谈到半夜后两点！
试作预算（每月）：
今天付纽约州所得税 $185.08
今年共付所得税如下：
昨日美国空军飞机接我来阿拉巴马州的马歇尔空军大学（空军大学空战学院）。今早八点半到十点半，我演说《中国和西方》。……
昨晚到华盛顿。
早八点，张君劢先生来吃早饭，谈了一点半。他是为了“第三势力”
问题来的。我对他说，此时只有共产国际的势力与反共的势力，绝无第三势力的可能。香港的“第三势力”只能在国务院的小鬼手里讨一把“小米”吃吃罢了。这种发小米的“小鬼”，毫无力量，不能做什么事，也不能影响政策！
晚上八点在国家经济学和政治学学会讲从《开放门户到铁幕政策》。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系讨论会（公开的）讲《什么是禅宗？》
我指出日本人铃木贞太郎近年大讲禅宗，其实越讲越糊涂！而英美颇有人信从他，故不可不矫正。铃木一流人的大病有二：
①不讲历史。
②不求理解。
我自从二十五六年前，就搜求可信的史料，重新写出禅宗变化形式的经过。铃木曾助我找寻材料。他在日本印行的《神会语录》（敦煌写本，大部分与我写定的巴黎本相同，但后幅大不同，有唐贞元八年岁在辛未——七年辛未是791，八年壬申是792——沙门宝珍在北庭勘讫的题记；又有“唐癸巳年十月廿三日比丘记”一行，癸巳是元和八年，813，下一个癸巳是咸通十四年，873），和北宋本《坛经》（绍兴廿三年，1153，晁子健在蕲州刻北宋写本惠昕三卷本），都是很重要的材料。但铃木从不敢接受我研究的结论。他用英文写了许多讲禅学的书，仍是说，“世尊拈花不语，
大迦叶微笑，此一笑经过廿八代，传到菩提达摩”一类的传说。
此是不讲历史的说法。
铃木一流人，总说禅是不可思议法，只可直接顿悟，而不可用理智言语来说明。
此种说法，等于用X来讲X，全是自欺欺人。
我的说法，第一，要从历史入手，指出禅是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阶段，指出达摩所传的是《楞伽》四卷，其宗派自称为“楞伽宗”；指出神秀碑文里传出的世系只是楞伽宗的一个支派的世系；指出神会是南宗的真建立者。我指出二十八代（以及唐朝的种种传法世系）是捏造出来的神话。我又指出《坛经》是神会门下依据神会语录来编造的。
关于禅宗的方法，我细细研究的结果，觉得其中确有一个教授方法。其方法的主要成分，第一是“不说破”，其实只是孟子说的“欲其自得之也”。凡禅者所谓“话头”，所谓“公案”，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欺欺人的伪造作品。
但其中确有百分之二三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于“不说破”。
其次是“行脚”，多参诸方善知识，多经历风霜雨雪之苦，多遇见四方才士学人，多磨炼出一点儿真知灼见。
禅学方法，如道一，如宣鉴，如义玄，都有自觉的了解。最有见解的是五祖山的法演（圆寂于1104），其后有径山的宗杲，都似有见于禅学的方法并且能说出一个道理来。宗杲的《宗门武库》最好。
朱子也有很透彻的说法。
在此间天主教办的罗耀拉学校讲堂讲演《中国文艺复兴》。
与铃木大拙先生、德马丁先生，同吃午饭。铃木赠我日本公田连太郎藏的敦煌本《神会语录》的缩微胶卷。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系，创于五十年前，霍勒斯.沃尔普.卡彭提尔捐了$200，000建立迪安.朗讲座。迪安.朗（原名不详）是他的仆人，也捐了$12，000。其时为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
此信很有趣
。我屡次说，倘使国民党肯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同陈独秀享受一样的待遇（除了他的“土摩登”朋友的探视一项），只消三年，我的几部书都可以写完了！
索罗金的书，我没有看见，但他说的花销很大的休假，大有我当日羡慕独秀的监狱生活的神情！
我当初作词，有“冰天十万囚徒”的话。我早已悔此数太不确了！
《宗门武库》提到一个法和尚。“”字，初六切。《法华经》有阿佛，无动，无嗔恚，住东方妙喜世界。
（《辞源》）
今夜八点半，得约翰.杜威夫人的电话，说杜威先生今夜七点死了。
他生在一八五九年十月廿日，去年十月满九十二岁。
杜威先生的思想，影响了我一生。他的《哲学的重建》是一九一九年在日本的讲演，一九二〇年印出的。一九四八年，此书由比克出版社重印，有杜威先生的长序，题为《二十五年后再看重建》，其年月为一九四八年十月，实已在廿九年后了。在此新序里，他对于这廿五年的哲学思想表示不满足，认为还是需要“改造”。老先生的精神（他那时正八十九岁）真可佩服！
今天报纸上有许多重要新闻——其中有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次对报界的政治谈话，——但我剪下这一段，因为这是美国法律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
海伦.麦克德蒙特夫人现年四十九岁。一年前她承认：一九五〇年六月，她丈夫表面上死于煤气中毒，是自杀，实际上是被谋杀的，她是凶手。她被控一级谋杀。昨日，在法官约翰.F.舍利比的主持下，皇后郡法庭的陪审团宣告她无罪。
舍利比法官认为，麦克德蒙特夫人的签名供词缺乏其他有力证据，因而是不足以信服的，他要求陪审团将她释放。根据一罪不受两次审理原则，她不可能再次被控谋杀。对她的审讯是在星期一开始的。
在法官宣判后，麦克德蒙特夫人，这位已经在女子看守所被关押了近一年的女士，冲向法官席，含着眼泪对法官舍利比说：
“谢谢，法官大人，谢谢。”
“不必感谢我，”法官严肃地说，“应该感谢我国的法律，法律保护每个公民的正当权利。”
警察：这是自杀
麦克德蒙特夫人自杀的丈夫叫彼特，四十九岁，是一位卡车司机。六月十六日早上，他被人发现死于他们的卧室之中，他们家位于皇后郡阿斯特利亚的30号大道25-06号。厨房炉灶上五个煤气阀门都打开着，指示灯已经被关闭。警察在他们的记录本上写下“自杀”字样。
然而，去年六月六日，麦克德蒙特夫人因醉酒而被警察拘捕。警察说，在去阿斯特利亚警察局的路上，她泪流满面，说她的良心在折磨她，是她杀死了丈夫。她说，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晚上，她与丈夫在喝了一晚上的酒之后回到家，她丈夫去卧室睡觉，而她则关掉指示灯，打开煤气阀门，随后离开了房间。
供词：唯一的证据
在审讯过程中，唯一的证据是由助理律师威廉.克维克提供的官方证词。
法官舍利比告诉陪审团：“这也许是一份有效签名的证据，被告承认自己的罪行，还附有被告的供词。我的良知告诉我：我必须作出无罪的判决。法庭认为，上述供词没有提供足够的合法证据，法律要求有合法的证据证实供词的可靠。”
叶良材兄夫妇开汽车接我同冬秀到亚特兰大去玩一天。我们住在特雷莫尔旅馆。
从前读禅宗书，见佛果克勤在五祖山法演处听法演诵小诗：
频呼小玉元无事，为要檀郎认得声。
我不知此二句是谁的诗。
今晚偶翻觉范（德洪，或惠洪）《石门文字禅》十五，有《注十明论》诗：
了知无性灭无明，空慧须从戒定生。
频呼小玉元无意，只要檀郎认得声。
原来是他的诗！但前两句不成诗。绝句二十八字，最难无凑句。我在二十年前，曾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两句，费工夫去寻原诗；寻得后，始知前两句竟不成诗，大失望。今夜又有此经验。
又记：我完全错了。这两句不是觉范的诗。觉范有《寂音自序》说他宣和五年（1123）年五十三。他生于熙宁四年（1071）。法演死在一一〇四（崇宁三年），那时觉范只有三十五岁。三十五岁的人固然可以有小诗流传于世，但克勤（死在1135年）的故事似乎远在法演死之前。
大概觉范也是从这故事里看见这两句诗，就凑成一首绝句。前两句甚不通，杂凑之迹甚显然。
“问先生于三礼书春秋未有说，何也？”一条中有云：
书中间亦有极难考处。……
《康诰》以下三篇，更难理会。如《酒诰》却是戒饮酒，乃曰“肇牵车牛远服贾”，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辞，更不可晓。其他诸篇，亦多可疑处。解将去固易，岂免有疑？……
朱子指出《酒诰》中“肇牵车牛远服贾”一句，真是读书善疑。原文是：
……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
妹邦，纣之都所处也，于诗国属鄘，故其风言有沫之乡。（郑）
肇，《释言》云，敏也。《广雅释诂》云，肇，亟也。
服，《释诂》云，事也。
洗，马融日，洗，尽也。说文，洗涤也。
腆，《说文》，多也。
此亦可见殷人在亡国之前已有经营商贾的风气。徐中舒说商贾之“商”所以得名，正因为殷人善经商。我不记得徐君曾用此语作证否，故记之待检。
毛子水曾引此语，我甚喜之。因此我曾重读《呻吟语》两遍。
近日买得《丛书集成》零本两百多本，其中有《吕语集粹》，竟无此语。故大写在这里。
今天上午十点去请C.F.福克纳检查身体。他说，我的脉总是不规则的，须戒绝纸烟。我的体重（157磅，连鞋子裤子）应减去十磅到十五磅。他劝我注意饮食，我决意依他的“食单”试行。
今天去称称，我只有152磅了。六天的忌口，居然掉了五磅！
今早五点半，写完我的《中国禅宗的历史和研究》，六点三刻校毕。此文共六十页，费了我近一个月的工夫。
七点整理行装，八点三刻出门，九点半到车站。十点开车。
下午四点半到乔治湖的格伦伯尼俱乐部。拟住七天。
看完卡尔.琼斯的小说《杰弗逊.塞洛克》。
看完保罗.海德.邦纳的小说SPQR。
SPQR是“ Senatus Populas que Romanus ”的缩写。凡罗马所有的，都盖此印为记。
此书作者曾在美国驻罗马大使馆任职，后来在大战后又在罗马做大使的特别顾问。他很熟悉罗马情形，故此书很动人。
多年没有工夫看长篇小说了。此次休息，读小说两本，可说是很快乐的事。
牛津大学的H.H.杜布斯教授写信来说，牛津的东方哲学和宗教的斯波尔丁教授职位，原系拉达克里希南担任。他去年被推举为印度副总统，回国去了。杜布斯问我愿不愿让牛津考虑选举我。
此事去年杜布斯已有信来，我不曾回他的信。
今年十月二日须选人，故杜布斯八月初写信给我，又托房兆楹兄来劝驾。
我今天回他一信，说我可以接受。……后即将杜布斯原信及我的回信抄本，都寄给外交部部长叶公超，请他同王雪艇、罗志希商量，如必要时，可问“总统”蒋公的意见。如他们觉得我不应该接受，我可以去信取消。
今天得叶公超从台湾打来的电话，说，牛津的事，他个人赞成我去。但王雪艇、罗志希都不赞成我去。蒋公也不赞成。
今天得雪艇电：乔治已将你的信转给我，我和罗、蒋讨论过此事。我们建议你婉言谢绝。
昨天给H.H.杜布斯教授一信，说，我的好朋友都不赞成我到英国去。
写长信给“蒋总统”，共八页。大旨说十月十日召集的国民党大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有明白地表示：
①表示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
②表示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
③表示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
④表示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
⑤当此时期召开国民党大会，不可不有剀切的“罪己”的表示。国民党要“罪己”，我公也要“罪己”。愈能恳切罪己，愈能得世人的原谅。
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是我去国三年半之中，最受感动的一条新闻：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美国各报发表土耳其（May 14）大选举的结果。基马尔手创的共和国民党专政二十七年，这一次选举大失败了，仅得议会中487席的69席。而共和国民党昔年的经济部长、国务总理（1937—1939）巴也（Jelal Bayar）在一九四五创立的民主党，居然大胜利，得了408席，占议会的百分之八十四！
这是土耳其六百年中第一次尊从民意、和平的转移政权。
写成《六祖〈坛经〉原作〈檀经〉考》。
去华盛顿。
在宗武家喝他“做”的酒。
晚上顾大使邀吃饭，席上大谈。
上午十点，在大使馆开中基会第廿三次年会。廷黻主席
。
一点开完会。
小睡。到谭绍华公使家喝酒。
晚上霍亚民先生邀吃饭。
蒋硕杰、刘大中两位先生来吃早饭，谈到中午。张纯民先生来吃午饭，谈到下午三点。
去看司徒雷登与傅泾波。
晚上与宗武、惟瑜吃小馆子。
九点访斯坦利.K.霍恩贝克，谈到十一点。
到国会图书馆，读书。我前天已先托吴光清先生把馆中我要检的《水经注》都找出，让我检勘一天，共计查了：
1.吴琯刻《水经注》
2.朱谋《水经注笺》
3.朱谋 《水经注笺》（赵一清朱墨校本。原藏北平图书馆，此系缩微胶卷。）
4.项刻《朱笺》竟陵本。（原刻）
5.黄晟翻刻项本。（原刻初印，甚罕见）
6.王先谦《合校〈水经注〉》
7.嘉庆八年（1803）朱文翰纂《山阴县志》。
从九点半到下午四点，工作很有趣。
今早回家。信件之中，有H.H.杜布斯一信。他说，Oct.2的选举会改期到Oct.14，如果我有意，他仍愿提我的名字。
他提出三项理由，要我再考虑。
曹树铭因三次手术，欠债不少，故把他收藏的《六经图》石刻拓本全部，及明宣德翻刻张养浩《忠告三事》，要我替他卖出。
《六经图》原作者是宋大观中“在京师颇有声望”的昌州杨甲。旧《四川通志》说他是乾道二年进士，遂宁人。大概此是同姓名的两个人。
石刻在一部分是明人补刻的，有一图（“尧历”）记“自庆历甲申至大明嘉靖丁亥，共计……年”，可证江西上饶刻石大概在嘉靖六年丁亥（1527）。其不避宋讳的部分，大概是此时补刻的。
但我细看各图，其中显然有北宋晚年刻石的拓本翻刻的。如《易图》中，《恒》卦往往作“常”。《书图》中恒山恒水往往作“常”。如《书图》上第二页，匡王作“”，而“桓”字四见，“慎”字一见，“敬”字二见，皆不缺笔。又如《书图》下第三页，恒山作“常”，而桓水不避讳。此皆可见原拓本出于北宋晚期，约在徽宗时，故不避钦宗之“桓”字。
其中也偶有避“桓”字者，即是南宋补刻。
作长书与曹君，论此《六经图》。
今天回杜布斯电：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信到的日子刚好我外出，迟复为歉。请勿提我的名字。这定让您失望了，请谅解。
胡适
作长书与杨联陞，谈《檀经》。
H.T.韦伯斯特上月死了。他的漫画之中，我最喜欢《胆小的灵魂》。今天〔观〕此幅，特别忠厚可爱。
访罗伯特.L.利维医生，诊察一次。体重142.5磅，除去鞋与裤子，真已减去15磅了。血压112。
写《全谢山的渐江水篇第一与第五跋，同他的先人》。
日本人水野雪子邀我到千鸟店吃日本饭，介绍我和前年得物理学“诺贝尔奖金”的汤川秀树先生相见。
汤川先生今年四十五岁，原姓小川，为汤川家的赘婿，故从汤川之姓。
他有兄弟两人都是“支那学者”。
小川环树，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
贝塚茂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
汤川说，他少年时即知道我的姓名，读我的书，尤爱读我作长序的新式标点的中国古小说。
他的夫人能作古舞，很秀美。
水野雪子家住千叶县市川市新田231浮和荣方。她要我过日本时通知她。（我不知道这位女人是做什么“任务”的。）
去看C.E.福克纳医生，今天体重142磅。我七月廿九日去看他，那天体重157磅。他教我设法减去10磅到15磅。他的方法只是离美味远点。不满三个月，居然减去15磅。
今天到葛思德书库去翻查《清高宗诗》四集，及《永乐大典目录》等书，一天都在书桌上。
晚上在缪云台家看电视报告的选举结果。到十点钟，大体已决定，艾森豪威尔的大胜利已无问题了。
今日台湾的军人中，有这些新人是受过西方高等训练的：
孙立人 陆军总司令
贾幼慧 副司令
王国华
王 之
曾锡珪
以上都是清华出身。
侯腾（黄埔二期）。与他同在列维沃思受训练的有二三十人。
马纪壮（黄埔，曾到美国），现为海军总司令。
王叔铭
今日搭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埃德怀特机场起飞，送的人很多。
晚上到西雅图，有中华俱乐部的普赖斯夫人及华侨领袖多人来接。
来者有查尔斯.E.马丁博士和夫人、胡敦复先生夫人、李方桂先生夫人、朱文长等。在机场内的一个休息室里，我们谈了两点多钟。
下午到东京，飞机晚了两点钟。董大使显光与朋友多人来接。
大使为我请了许多日本客人与美国客人。有野村、那须浩、盐谷温诸人。
半夜后离开东京。
早八点到台北松山机场，有许多人在机场欢迎。我很感动。
事后有人说，今天的欢迎是台北空前的，人数大概有五六百人。
——祝胡适先生六十二寿诞
龚选舞
当罗家伦先生发现了胡适之先生四十五年前的白话作品时，他非常高兴地去告诉了他的老师。
“这不过是小孩子时代的玩意罢了。”胡先生笑了笑，自谦地回答说。当然，就六十二岁的寿翁言，十七岁时的作品，也许是小孩子的玩意；可是，远在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展读这几本胡先生主编的《竞业旬报》时，我们却依然为之神往。
令人神往的，不仅是胡先生早期就显露出来的天才，也不仅是他气势逼人的文采，而是这些作品内已经孕育了的至今仍然是崭新的见解。这就是说，十七岁的胡先生和六十二岁的胡先生，除了鬓边的几茎白发外，在思想和精神上，是一贯的、不变的，尽管有着成熟与否的差别。
四十五年前，胡先生正是个倜傥不群的少年，置身于一个列强环伺的古老帝国，他提倡爱国、反清，一脑子充满了对于旧的传统的怀疑与敌意。终于，他非正式地参加了一群革命党人主办的刊物，用他自称的一管秃笔，吐露出惊世骇俗的新思想，写作出地道白话的好文章。
从罗家伦先生仅能自本党党史编纂委员会找到的五本《竞业旬报》里，我们可以检出来十五篇胡先生的大作，这些作品散见在逊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在上海发行第二十五、二十八、三十四等期的《旬报》里，其中包括社说、时评、谈丛、论说、格言、传记、诗词、杂俎和小说。
这些以适、骍、适之、铁儿、适厂等名义发表的作品，除了一两篇旧诗和古文外，十九都是以极通俗的白话写成，距离他正式推动新文学运动的时间，约计是十年以上。
没有党籍的革命志士
谁都知道四十五年前做革命党是要杀头的，可是，这位“没有党籍的少年革命志士”却一面在中国公学做学生，一面主持由萍乡、醴陵籍革命党人创办的革命刊物。
这位少年革命志士的文章，轻松中尽显锋芒，流畅里蕴藏奇气，从字里行间，更孕育着他此后逐渐发展而成的有系统的思维。
“科学”“民主”与“自由”
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些刊物里，发现出少年的胡先生对于旧的传统，十足地怀着怀疑与敌意：
“……尝慨夫吾国先圣格物致知之说，乃为宋儒‘物犹事也’一语所误，其遗毒遂致我神州民族科学思想堕落无遗，其有稍涉于此，则又以‘玩物丧志’四字一笔抹杀，嗟夫，物理之不明，则日日讲道德说仁义，而于生民之涂炭，群氓之蚩蚩，终无丝毫之益，所谓独善其身者非耶？……”（《旬报》第廿八期，“适之”作《无鬼丛话》）
“现在上海出了一部极好极有益处的小说，叫做《爱国二童子传》，那书真好，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兄弟看那书里面，有许多极好的话，遂和那些格言相仿佛，便抄了一些来给大家看。兄弟的意思，这些格言，比那朱子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多呢！”（同书“适”作《读爱国二童子传》）
“自由之国民，惟开诚布公，可以治之。”（《旬报》三十四期“铁儿”译《金玉之言》）
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的胡先生是大声疾呼欢迎“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可是，从上面所录三节胡先生的早期作品里，我们却可以证明远在“五四”的十年以前，十七岁的胡先生已经在拿“科学”、“民主”与“自由”来对抗古老的传统了。
今天，这些信条依然是胡先生思想的精髓，所以，我们仍然觉得胡先生是一贯的年轻的。
炽热的爱国情操
其次，我们可以发觉出少年的胡先生，满怀着炽热而纯洁的爱国情操：“我们的父母，生我育我，我们的兄弟爱我助我，所以我爱他们。难道我们的祖国，保护我，教育我，我们倒可以忘记了他吗？倒可以不爱他吗？所以我第一句话就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旬报》三十期“铁儿”作《爱国》）
“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做人家的牛马奴隶了……”（同上）
“男子首宜爱国，方为尽分。”（《旬报》廿八期“适”作《读爱国二童子传》）
四十五年前，胡先生为了爱他的祖国，他不惜主持革命刊物，冒着被清帝抓着杀头的危险。事实上，《旬报》的另一主持人杨卓林先烈就是被两江总督端方捕杀的。
此后的年代里，胡先生更一直没有忘记他的祖国，这位被罗家伦先生称为“没有党籍的革命志士”，他的一生，可不就一直保持着这个身份？
四十五年前的白话文
再次，我们更可以从这十五篇作品里，发现这位“五四”举起文学革命大纛的大师，在十七岁时，已经熟练而普遍地运用白话文。
连续在《旬报》刊载十期的长篇小说《真如岛》，是用《水浒传》似的白话文写成的，在仅能找到的三期《旬报》中，我们看出胡先生以徽州作背景，姓胡的人物为主角，轻松地描绘出当时徽州的风俗，深刻地刻画出当时的可爱人物，而且更用他的泼辣的“秃笔”，痛斥迷信，打击神佛。这种大胆的作风，现在是家常便饭，当日却说得上是惊世骇俗的。
此外，如二十八期的社说《婚姻篇》，二十五期社说《论毁除神佛》，时评《中国的政府》，三十四期的社说《爱国》，论说《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谈丛《读〈汉书〉杂记》等，都是以流利而泼辣的白话文写成，今天本报副刊刊出的《杨斯盛传》，就是胡先生早年以白话文写作的一例。
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在这些早期作品中，胡先生虽然还没有想到利用句点、逗点等成套的新式标点，但是“——”一类的引号，却已经多次运用。这和他后来的提倡新式标点恐怕不无关联。
生日的礼物
今天，刚巧是胡先生六十二岁的生日，能够让鬓发已斑的胡先生重温一下少年时代的记忆，我想是对于这位一代学人最好的礼物。
最后，我们得感谢罗家伦先生，为了找寻这几本四十五年前的革命刊物，使他仆仆风尘地奔波在台北与台中道上，最后，才好不容易地从党史会偌大的书库里，辛苦地检出这几本珍贵的刊物来。
——胡适之先生十七岁时作
兄弟现在又要说一位大豪杰了。这一位豪杰，空了双手，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积了几十万家私，到了老来，一一地把家私散了大半。来得艰难，去得慷慨。这种人，兄弟要是不来表扬表扬，兄弟这支笔可不是不值钱了么！
这人姓杨，名斯盛，字锦春，是江苏川沙厅人氏。从小父母双亡，无力读书，不但无力读书，差不多连饭都没得吃了，后来只好做一个泥水匠，赚两文钱度度日。看官，我中国的人，有一种怪习气，越是做下等劳动的人，越流落得快。因为生来不大吃得苦，稍吃些苦，便腰驼背胀的了，只好吃两分鸦片烟，喝两口酒，或是买点好小菜，一天辛苦钱，还不够一餐吃喝，哪里还会成家立业呢？看官要晓得，这“穷苦”二字，真是一块试金石，随你什么人，须要经过这个关头，才有后来的指望。唉！这些脓包男子哪里经得这块试金石的摩擦，只有我如今所说的“杨斯盛”先生，不震不惊、从容不迫地跳过了这个关头，睁开了眼睛料事，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如此者十几年，才有了立脚之地。回想起初到上海的时候，年纪才得十三岁，那一种孤苦伶仃的景况，真个如同梦境了。
杨斯盛先生，有几种本事：第一样天资极高，他原是没有读过书的，后来不但能读中国书，并且能说英国话了。第二样见识甚好，办事极有决断。有了这二种本事，办事自然容易。再加以一种坚忍的气概、独立的精神，自然天下无难事了。于是乎不上三十年中，杨斯盛已成了大富翁了。列位，你不看见中国的富翁吗？一生奸刁诈伪地赚了个把家私，便说道老夫的家私是血汗心力去换来的，如今是要省吃省用地用去才可留下来传给子孙。所以这种人心目中只认得黄的金子、白的银子，哪里敢轻用一钱。哈哈！只好留给他子孙把去孝敬那烟馆老板堂子乌龟吧！但是我所说的这位杨先生，却不是这种人，他要是这种人时，他那家私可不知要积到多少万了。但一生一世，遇了什么天灾人事，务必捐出巨款，赈济受害的人；遇了什么公益事业，务必出钱捐助，他生平捐钱造的马路也不知多少条，救活了的人也不知多少人了。他所做的事业，最为人所最崇拜的就是那“破家兴学一事”。
杨先生因为自己少时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他很想造就一班少年人才出来，所以他便捐了十万金开一所广明小学，并附设一个师范传习所。后来渐渐扩充，便改为浦东中学，附设两等小学，筑校舍于上海对面之浦东。那学堂中如今已有了二三百人，其中规模之宏大，办法之整严，就是上海开办了多少年的学校，也还不及。不料那学校开办不上二年，我们这位可敬可爱可师可法的杨斯盛先生，竟尔死了。可怜他死的时候，还说“那学校用的黑板要改良”，这句话还没说完便死了。唉！可怜呵！
他未死之前，便把家产分为数份。把所有家产的三分之二捐入那学校，以外的家产，捐助南市医院，改筑桥梁，捐助旁的学堂，还有许多事业，兄弟说也说不完了，余下给子孙仅十分之一耳。看官，这种人是一种什么人？兄弟说的豪杰二字，能够包括得完全吗？我们中国古时，有个人叫做疏广，他说：“子孙若贤，多了钱，便不用功上进了，便灰了他的志向了。子孙若不贤，多了钱，便是助他作恶作歹了。”所以他有很多的黄金，都拿去办了酒食，日日请客人大吃大用，却不传给子孙。中国的人，几千年来，都称赞他的好处。看官，他所说的话可是不错，但是他行的事却大错了，他不拿钱去做些济人利物的事，却拿去大吃大喝。一来呢，独乐一身，无益于天下生民。二来呢，饮食醉饱，给子孙做一个败家的榜样，他那里比得上我们这位可敬可爱可法可师的杨先生呵！唉！兄弟这个话，如何可拿去责备几千年前的古人，他哪里懂得，只好把来希望列位看官吧。
今天是胡适之先生的六十晋二诞辰，中副能找到他在四十五年前的一篇早期作品，（《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原文见右角）加以刊载，一方面作为一种诚意的纪念；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发现，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
这是一篇完全用白话文写成的传记，当胡先生写作时，他还仅仅是一位十七岁的少年，而今，他的鬓边却平添了不少的白发。不过，胡先生并没有老，从他这篇最早的白话文创作里，大家都可以看出来。
胡先生这篇作品，是刊登在革命党人主办的《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上的，时间是光绪三十四年阴历的八月初一日。那时候，这位年轻的主编，正在上海中国公学一方面做学生，一方面又兼做先生，教授英文。
感谢罗家伦先生，由于他的帮助，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篇提倡白话文的大师的先期作品。（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