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隐喻与预期

一开始，我们打算讲一组“独立”的故事。

独立导演、独立设计——独立董事不算——独立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自由：有这么一些人，不因循通行的规范与节奏，因为自由，所以创新。

根据这些标准，我们找到一位在体制内当大学校长时就抵制扩招、在体制外又要办全国第一所民营大学的教授；一名10年前被9家二三线商场驱逐、10年后被上海一线商场力邀、中间开创和引领了长乐路潮流的设计师；一部开始时就被风传“正因为我们不是央视的人，所以才拍得这么好”的美食纪录片的总导演，而她自述的成功秘诀是“不让央视改片子”……当然，还少不了那个看似不计成本、拼上身家性命也要用“好莱坞式镜头”拍一部民族史诗的台湾导演。

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觉得，相对于他们的故事，仅仅“独立”两个字显得有点不温不火，还需要一些别的词来辅助阐释。因为与一般理解的那种游离于规则之外的“消极独立”不同，他们是主动挑战和打破规则的人。正如万达院线在其微博中推荐《赛德克·巴莱》时所说：“我们是服务行业，您选择什么样的电影，我们从不干涉。但是面对《赛德克·巴莱》，我们必须说，您值得一看。面对这如此血性的电影，我们也愿意血性一次！”面对书中的故事，我也有一种要这样说说的冲动。

俗话说，鸡蛋碰不过石头。但我们要讲述的这些“独立”的“鸡蛋”，他们迎头砸上去的，可不是一般的石头——以双方体量的对比来说，简直就是一面石头墙。只是，这面墙的存在和表现方式因人而异：对于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来说，墙是教育部和高考体制；对于《舌尖上的中国》导演任长箴而言，墙是附庸流俗的恶趣味；说到魏德圣，他对抗的其实是“不可能”——一件30年都不曾有人做过甚至不曾想过的事，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至于残友集团董事长郑卫宁，他要砸的墙除了缺憾的人生，甚至还包括死亡。

2009年，村上春树在出席耶路撒冷奖颁奖礼时说：“倘若要我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个砸向这面墙的蛋之间做选择，我会始终站在蛋的这边。”

小说家的表态直率，但也简单：选择蛋，只是因为蛋相对于墙是弱势。无论这堵墙是多么的正确，也无论这个蛋是多么的错误，他都会始终站在弱势的一边。

读完我们的故事，你却会发现，蛋不一定就弱势；蛋与墙的关系也不必非得是你死我活的对抗。不信你看：这世界上已经有一堆砸墙成功的蛋，而且还会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顺着村上的隐喻继续推演：一枚普通的蛋砸向石头，俗话叫鸡飞蛋打；如果是一枚孕育着生命的蛋呢，撞墙说不定有助于它脱壳而出。蛋打鸡飞，这样反过来一说是不是有点绝地生机的意思呢？再说了，要是蛋们总这么没完没了地撞过去，保不齐哪天墙就成了弱势，村上那时候会选择和墙站在一边吗？

我们真正想说的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世界上正在真实发生的趋势。这一趋势也许在2009年的时候还不那么明显，但今天已经愈来愈清晰了。

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对于好莱坞制作模式进行了调查并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答案：所有以“独立”为名的电影其实都附属于某个大的制片公司，没有哪部电影是真正“独立”的；或者说，所有电影都是独立电影。正如著名的昆汀·塔伦蒂诺，他既是一位独立的导演，但同时也是电影制片公司的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独立”在好莱坞属于美学范畴，却与电影的金融性质毫不相干。这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制片公司”并不“制片”，而是相当于“银行”，对那些“独立”的项目进行筛选和投资。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迥异于欧洲那种作坊式的，与体制死磕到底、老死不相往来的原教旨主义“独立电影”。好莱坞大亨塞缪尔·戈尔德温有一句名言经常被“美国墙”拿来教训“欧洲蛋”：“这个行当并不是艺术秀，我们称之为演艺业。”

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趋势的描述更为精当：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塑造了典型的集权式、垂直化的组织管理结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让分权式、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在各种组织中越来越普遍，个体也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和力量。

“第三次工业革命”仍然处于不断地演进过程中，但这一趋势的迹象其实早就出现过。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唐德刚就曾举过一个距今已有半个世纪的例子，只不过他是为了论述别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在太空工程上超赶苏联，要搞个嫦娥奔月的计划。为解决太空人登月的一切难题，‘太空总署’（NASA）与各大学和工商业研究机构先后订了8千多个‘副合同’（subcontract），每个小合同解决一项难题。8千难题有一个不解决，太空人就上不了月球 ；而每一个难题之解决，事实上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博士论文’。等到8千本博士论文全都通过，8千项难题通通解决，美国太空人阿姆斯特朗才能以‘小小的一步’踏上月球！”

想那8千个博士，起初也不一定了解NASA的“计划”，他们各自“独立”钻研，学位拿到之日竟是人类登月之时。一读到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我就想起了唐德刚讲的这个故事。一直以来，“独立”故事对人们的吸引，多半与卓别林在其天才表演中对工业流水线泯灭个性的批判同一旨趣，但这与有“当代卓别林”之称的独立导演伍迪·艾伦的感受可能大不相同。而我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讲“独立”的故事，也是因为在未来日益分权式、扁平化的管理结构中，唯有个性才能彰显价值。

上个月何力去了趟日本，他很好奇在东京物价这样贵的地方，小企业如何生存。然后他参观了一些小工厂——其实就是家庭住宅，所以没有租金负担。其中有一家，生产的东西称得上“微乎其微”——圆珠笔芯的滚珠——却仍然具有独到之处：工业流水线制造的钢珠太光滑，书写体验欠佳，于是他们在圆珠上刻上花纹，既能让笔出水更流畅，也不易损坏。日本制笔多属上品，原来背后还有一家家这样的小工厂。

圆珠笔芯的滚珠要算是最小的工业制成品了吧？比起它来，蛋已然是庞然大物。听人讲它上面的花纹，令我生出莫名的感动。 HZKNKpzGiJmJRwvr/S7LSvZRvQKOlgMJ0udnCqxXvEBMBojIbOreWWHnFaDzuP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