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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赵汀阳：
阅读你的来信是真正的幸福，因为这能使我更好地量度我和你的思路相遇所需要经过的路程。我不是在抱怨，而是高兴。虽然我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相近，但思路上和集体无意识上的差距仍然存在，这是良机，是运气，也是美好的惊奇。就举我们两人的例子吧。中国还是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至少按官方的说法），而法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中国哲学家按逻辑似乎应该是个唯物主义者、辩证法者，并且少有伤感。而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应该是个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和比较倾向一厢情愿。然而我觉得正好相反。你，一个中国的天之骄子，才是理想主义者。而我，一个法国人，却是个唯物主义者，比你更注重实际，并怀疑内心的激情。这证明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环境保持了一定的自由度，而我们不应该只相信以各个政治制度为基础的刻板印象。
谈到这里，请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天真的、真诚的、充满激情的好“革命家”。是的，我曾经和切·格瓦拉并肩对美利坚帝国作战，我一点都不后悔。这曾是一场正确的斗争。但是，的确，当我看到在柬埔寨摄影家潘立希拍摄的红色高棉一个可怕的酷刑中心前负责人的采访里，该中心墙上挂着共产主义领袖的相片，或者当我在遥远的地方想起你们“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恐怖，不免感觉到，有些高尚的词汇只能谨慎地使用，有些理论也只能小心地操作。如果用标签来给我定位的话，虽然我跟穷追利润的资本主义算是闹翻了，能够比较适当形容我的一个称号应该是“彻底的改良者”，因为我对政治活动还有一点兴趣，也无非是每隔一段时间尽自己的公民义务，把一张选票塞进一个投票箱里。当有一天有人要写最近一两个世纪风行的思想史的时候，人们肯定会发现，革命的神话（“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曾是现代迷信之一，其宗教性超过了它的理性。很可能我们永远都需要某种想象的希望，但你一定比我更知道如何相对化地看待这种绝对化的需要，因为你知道其中用人类痛苦来计算的代价。我们曾经谈过这一类通过列宁主义从西方基督教及其救世主传统而进口的思想。
使我印象更深的是你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了这么远的距离，比如说，你说到现代化的通信工具使我们离开了“自然情感”。不过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电气化并没有取消我们睡觉的需要，电子也没有取消我们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愿望，互联网也没有取消人类天性的权力意志。在这单子里还可以加上我们头上的银河系和我们内在的残酷潜力，这两样也都没有变。不管我们是在摩天大楼还是在帆船上，我们可以共同承认的野蛮行动和文明行动都属于我们的本性，而我们的基本情感可以说是我们天生的“底盘”。虽然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还有一个特别的语言、一个精神遗产、一个价值系统，就跟我们见到的东西一样，都有一个技术的显示方式（写出的字母、电视的屏幕、电子编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性格和情感。如果我们在巴黎、纽约或者北京有完全一致的感觉和意见，这种生活一定令人窒息。不然何必花工夫来翻译中文书或者法文书？就是因为你和我，我们不相似，所以我等待你给我提供新鲜的信息，使我能够与我所在的世界拉开距离。这对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人来说都一样。如果哪一天出现了一个世界文明，那也只能是各个不同色彩的文明的共处，同时会仍然存在多种联盟和冲突。总之，对你来说，遗憾的是缺乏统一，对我来说，是过分的统一、均匀和模糊。拯救列维－斯特劳斯所称的文化之间的“差距”成了一个关键的筹码，因此我对多语言共存有着依恋（包括对法语的依恋，民族优越感的一个后果）、对宗教和多语言多元化主权世界有着依恋，也就能解释我对任何一个同质化帝国雄心的敌意，因为帝国的原意就是拒绝任何边境，并且认为自己无处不在。总之，我不但不打算躲避各种不同的“政治和道德”标准，反倒觉得不一致和冲突很必要。这大概是个人性格上的不同。可以说，我对世界的拼凑方式带着一种人类学或者民俗学的眼光，而你用的是哲学家的眼光，更加注重普遍相似点（这跟“硬”科学家的想法有点一样）。
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当你说到“普爱政治化”，我很难跟随你。假如说，那种似乎没界限的推爱是一个出发点、是人的原始思想状态，可是所有被观察的现象正好证明相反。慈善或者因为同类而相爱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并且仅限于少数精英中心、几个绝对少数的文明岛屿里（一个希腊拉丁哲学流派，如斯多葛派，或者你所器重的“天下论”等）。这些推爱最后是否只是留在纸上而并没有影响到真正世界的发展？所有的人类学家教我们说，世界上各处人类的界限都落在每一个部落的边界。每一个部落都把部落之外的邻居看成猴群、怪物、野蛮人。古代希腊人把所有不讲希腊语的人当作野蛮人，跟鸟一样啁啾，而天主教信徒与古代贵族的有选择有区别的友谊概念决裂后，在口头上讲爱邻人，却痛痛快快地屠杀了不忠诚者、异教徒和拉美的印第安人。你可以说，相信野蛮的人就是野蛮人，但还是很难排除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顽固信念。在我们西方这儿，甚至今天还把伊斯兰教徒当作野蛮人。昨天呢？对法国人来说，野蛮人是德国人，对匈牙利人来说是罗马尼亚人，对穿硬领衣服的美国人来说，是带羽毛的印第安人，等等。在街上普通汉族人的眼光里，我想一个藏族人可能会被看作是个傻瓜，一个蒙古人是个落后人，越南人是个小辈。把每个人看作是一个完善之人的人类概念不是一个天降的礼物，而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如果那是一个当然的事实，那就不需要把它铸成道德的主张了，也不需要像你这样的哲学家去抵抗普遍存在的种族优越感偏见。
你所盼望的负责协调共同利益和摆脱了本位主义的普世政权是很和睦的，但这又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它将由谁选出？它对什么人负责？它的法律将来自哪一种启示？它对人民的宣言将用拉丁字母还是用汉字？它的工作语言将是什么？中文还是英文？还是两个都用？但是如是这样，那么意大利文或者德文又如何？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将是一个统制现象，一种势力轻重的体现，一种特殊性对其他特殊性的胜利。请看安理会和联合国，它是一个民族之间的实力态势的备案室，而经常以普世利益的名义来维护西方的利益（不然联合国有关中东的决议就不会不被执行）。所以我想探问，你的那种似乎是未来派的看法是否是19世纪科学主义乌托邦的翻版，即一个世界性的半学者半导师的权力执政？这可以是一个全球公司的董事会，其中包括一小群思想家和专家，多数是西方的（或者来自一个中美双元体），可是他们的合法性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这个世界共治的想法目前有了新的青春，人们谈论“人类大家庭”、世界公民、超国家规划大自然的平衡等。这种主张随着我们对共同生物圈的未来焦虑的增长而重新回来了。我们都在同一个船上，是的，但有不同的文化，连地理的环境都不同。爱斯基摩人和贝都因人，一个和海豹共生，一个和骆驼相依，他们感觉不同，他们既没有同样的代码也没有同样的期盼，更没有同样的回忆。没有比这个更加抽象无名的“家庭”了，没有同感、没有框架、没有特征或者活力的交换动态。问题不仅是根据各种文明和人口状态而有着多种家庭形式（夫系、核心系、单家长系、扩大系，等等），还需要确定谁是“家长”，或者说怎样来指定“家长”？我很难想象一个北美总统能够接受把主权转让给中国主席，相反的情景也同样难以想象。至于那些经济峰会如G20之类，也只是一些寡头政治国家的聚合。
对我来说，之前几个联合国气候峰会的失败意义很深，这是一个慷慨宣言满天飞的舞台，但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和具有约束力的目标。这使人感到，生态布道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万美元时就变成优先议题（欧洲、美国的某些州），超过5万美元时就变成强迫症（丹麦、加州和其他天堂）。两个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曾经用很肮脏的技术污染了天空、水流和土壤，但穷国在物质进步的中途就被要求必须停下来，因为这有益于我们寿命的延长和平均每人能享受的能源增长。“停下！停止各国之间的财富转移！轮子不许再转！保持现状！我们在上，你们在下！”像巴西、印度或南非这些新兴国家在怀疑是否真应该关闭他们的热电厂和炼钢厂，而去等待起码需要半个世纪的新工业的到来。巴西的女总统曾说：“你们逼我们在公平和生态之间进行选择。”同样的失败笼罩着有关世界饥饿问题的各个国际会议，虽然全球还有约十亿人挨饿，约二十亿人缺乏营养，但在2009年的罗马世界粮农组织国际大会上，没有任何西方国家首脑出席。原因很简单，马托格罗索（巴西26个州之一）、撒哈拉和印度北方邦的饿死鬼不是他们的选民，我们的电视台也对他们不感兴趣。不幸的是，我看不出哲学课要好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改变这个局势。失重并向上浮飞的全球化、纯粹的金融化、经济化和技术化，留下的是地平线上非政治的人类，那是一个悲剧之后的人类。当然可以理解它的成功。多元化的奋斗不再使任何人感兴趣，也不受人欢迎，但我怀疑最终是否能用“之上”掩埋“之间”（注：原文此处为介词，意指“之上”的概念和“之间”的物体）。西方人夸夸其谈“全球”，其实就是避免去反思“国际”，也就是不去思考各个国家不同或对立利益之间的争霸或妥协。我觉得好像很难实现民族之间的和谐，和谐只能是通过充满风险的谈判才能达到的终点，而且是不稳定的，很容易能被推翻的。每个有活力的社群都需要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标记，我们不是看到了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重新回到东正教吗？后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又回到了儒学吗（我在你的思想后面也看到了孔夫子的影子）？这就是民心所向。不管什么样的全球性机构，什么样的“善意”和如意算盘都控制不了民心。也幸好如此，不然将会是一场奥威尔式的噩梦，就如同他可怕的《1984》小说里一样，一个全球总统，一个标准的和同质的人类。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各个种族的长期利益和每个国家、民族或大洲的利益，答案只能是经验式的和摇摆不定的，简单说就是让问题回到外交和政治。我们必须接受问题的存在，比如说世界稳定的问题，这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没有最后解决的方法。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是一个骄傲的错误。有时候有些问题最好不去解决，因为有些解决方法比问题更糟糕。
简单说，我相信，虽然我这样的想法使我变成了一个不良的马克思主义者（除非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罪），我相信这里所谈的文化或者你漂亮地论述的“民心”不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但它从内心指导着社会的进化，也包括经济。集体的主体性、道德的性格、生活和思想的方式都不会在贸易、金融和工具的全球化前面轻易让位，也不会在史蒂夫·乔布斯创造的时尚商品、集装箱和电子数码网前让位。毛泽东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我在什么地方阅读到21世纪初期的中国人仍然偏爱生育男孩（男孩对女孩比例为110比100，这好像不符合生物学标准）。这是一个文化传统，继续出奇地抵制着正在发生的变化。最新的世界物质文明不会取消而只会加强我们各个文化之间的互相排斥。而且，还不仅仅是各处抵抗的增加，而是五湖四海的身份起义。民族的身份，跟社会的历史来源一样，大部分产生于想象力，是事后建构的，并没有实质基础，但我们都需要这些历史神话。
你说得很对，应该把世界观看成一种关系而不是固定意义来理解。这的确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点。而我们的世界比任何时代都更紧密联接，变得越来越“中国化”。既然今后一切都和一切发生联系，大型移民的现象，从中国西藏到埃及，从洛杉矶的墨西哥移民到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多文化和少数民族并肩地加入同一个国家。这种新的接触或者人口并存增加了自我区别的愿望。在一个充满噪音的环境里强调自己是不同的，就是保留自己的特点：记忆、语言和宗教。普世宗教并不能消除各部落的本质身份，它们会在我们内心里唤起辩证法的冷酷真理：我们只能在对立中得以成立。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们并不能偷懒糊弄，是不是？
我非常羡慕你关于和谐、和平和繁荣的理想，但我脱离不开从赫拉克利特、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一种对历史的阅读。一切集体的现实都是不稳定和不平衡的，任何建立起来的秩序，包括自称革命的秩序，都不是不能触动或者不变的。为什么？因为秩序总是保护着一种不平等，一个内部矛盾（比如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这种永存的冲突（反作用）是一个启动机，它不单是破坏者，也是创造者。我向你承认，这样描述是有一点儿简单化，但是忘了这些基本真理就往往会碰壁或者陷于沼泽地里，这正是目前欧洲联盟的情况。它曾经梦想过一个理想世界，没有冲突也没有边境，法律的秩序代替了天然事实，法官们代替了士兵，康德赶走了黑格尔，经济赶走了政治，一个永恒的和平梦想接替了强国的追求，欧洲人将只是一个善良世界的消费者，由跨国公司来浇灌，等等。简短地说，这个基督教民主的欧洲，想象普爱和所有人都是朋友的欧洲，抛弃了辩证法、斗争和对立。它以“政治正确”的名义和旗帜直接往墙壁撞去。当然和平总比战争好，但把利益互相对立这个事实藏在地毯下并不能解决问题。
你很有道理地提出有关民主（这是一个所有人可以争取到的对野蛮的抵制）的疑问。它首先能使社会安宁，避免人们为了政权而自相残杀，所以它是一个文明的因素。但民主这个词，我该向你承认，当它被不加鉴别地利用时，就是一个我有所提防的词，一个到处都可以用同时又没有专用的词。实际上有各种不同的民主，相互之间很少有关系。美国的民主是市场专制主义的民主（金钱调控选举的程序，简直是一种富豪政权），伊朗是一个宗教神权政体加上含糊的选举权，以色列（还有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一种种族主义民主（谁不是犹太人就只是个二流公民），黎巴嫩是一个“社会协商”民主（政权是通过各个宗教社群谈判出来的），法国是一种共和民主（原则上不分种族、社群或者收入水平），等等。可以把这个形态名单继续列下去，还不该忘记日益突显的电子民主，可以不再设立投票箱、议会和党派，每一个选民可以足不出户，在家里按钮表达自己对任何争论的意见。
民主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正经历一场危机，这是明显的事实。这是一场意义的危机，正如你感觉到的一样。我们这儿任何人可以对一切发表任何意见（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个人自由），但实际上谁都控制不了什么。人民的权力（民主的原义）变成了鬼魅，很明显，真正当真的事情是在人民监督之外而被决定的，在自我封闭的（国家的、欧盟的、国际的）圈子里决定的。无力感无处不在，因此有两种互相配合的可能反应：短期的愤怒、动乱、罢工而后回转缩回到私人生活。讲到这里我想说，虽然无法把民主看作是一个国家里多数人的政权——因为它的真实标准其实是少数人的发言权，虽然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无论经济上的、道德上的、形而上学的，虽然它不能独力做到使人们相互扶持，它甚至可能威胁长远目标和某些合理的决定，我还是看不到能拿什么来代替它。丘吉尔的名言至今还有效：“这是除去其他制度的最坏制度。”我理解民主这个词保持着一种神奇的和否定性的价值，在原则上反对暴权，但同时依具体情况而有所建议。
讲了这些后，我没有忘了你在第一封信里说的，有关帝国的遗产和离心力的冲击使你那边建立一个民主国家遇到困难。一个民族相当均匀的国家肯定比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更容易建立民主，因为后者需要管理多种族、多文化和多语言。印度联邦完成了这个工程，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印度民主并没有减少那些可怕的社会不平等。这是否应该祝贺英国人？就因为他们对这个伟大成就，“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提供过并非自愿的援助？那些当过殖民主的民主国家（他们现在还是或者曾经是，自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以来，那个有奴隶制度和帝国制度的民主国家）专门会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的外国受害者，同时也制造了反过来打他们的回旋镖——我希望你原谅我这可疑的幽默。无论如何，我觉得民主问题可以成为我们下一回见面时的一个很好的辩论主题，但由你来决定。我们是你们的客人，而节日餐的菜单该由主人来选择。
请你相信，亲爱的朋友和同事，我最诚挚的谢意。
雷吉斯·德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