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信件二

尊敬的德布雷先生：

您的来信我读得很过瘾，我读到一种久违了的革命激情。也许革命已成往事，但革命激情绝非如烟。虽然我不是革命者，但我敬重革命的献身精神和真挚情感，如同敬重人类的各种真情实意，比如爱情、亲情和友谊。真情实意几乎能够解释生活为什么是有意义的。

说到情感，请允许我谈谈对现代化了的情感或者概念化的情感的一点疑问。无论对事物还是对人，自然情感越来越难以被激发，想想看电视新闻吧。我们在媒体传递的新闻带动下感受某个事物时，很难直接感受到那个真实事物，而是在感受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者说，这种感受往往是经过概念修正的间接感受。概念体系每天都在规训着我们，体制化地（institutionally）塑造着我们的感受方式。被概念化的情感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现代在颠覆传统价值的同时，也取消了万物各自的自然标准，代之以人的标准，以人的道德或政治标准去评价万物的表现。

我愿意举出普遍之爱作为例子。我们本来对万物有一种自然的普爱（universal love），在自然感受中我们就能够同情动物的悲欢离合。但现代发展出概念化的普爱，进而把普爱政治化。比如说，韩国人吃狗肉或日本人吃鲸鱼肉是一种传统，就像欧洲人吃牛肉或中国人和德国人吃猪肉一样（想想看，印度人不吃牛肉而穆斯林不吃猪肉），但我们不常听到对吃猪肉或吃牛肉的谴责，却常听到有人愤怒谴责韩国人吃狗肉或日本人吃鲸鱼肉。虽然我不吃狗肉和鲸鱼肉而且也不吃鱼翅，但我认为，这种谴责中折射出的不是自然激发的普爱情感，而是普爱的概念。还可以注意到，有些人对狗、蜥蜴、蟒蛇之类的宠物爱护有加，却对自己的亲人漠不关心；有些人愿意为万里之外的海豹、犀牛、老虎慷慨解囊，却感受不到近在眼前的邻居、同事甚至朋友的处境。我必须强调以免被误解：我完全支持那些善举，中国老话说“不因善小而不为”，任何一种善意都是令人敬仰的。我只是想说，通过媒体传递、经过概念塑造的情感越来越占据了我们的心灵，现代人不假思索而产生的“爱心”居然不是自然情感而是从概念习得的观念。

孔子推荐了一种连续伸延的爱，所谓“推爱”（transitive love）（中国哲学家里也有墨子是主张普爱的）。虽然推爱的目标也同样是把爱推向所有人，但关键是，爱不能跳过亲人朋友而直接地落到远处。毛泽东曾以“天涯若比邻”来抵抗孔子式的推爱，他推荐由现代意识形态概念规划的人际关系。在概念化的情感中，天涯之人可以比邻，而父母亲朋却可以断绝关系。在各种概念化的情感里，普爱是一种特别值得分析的感情。普爱以人人等距离的态度去理解爱，因此它是一种超越的情感。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普爱只能意味着一种神的眼界，这种眼界有一种无差别的公正，但它不是在世界中的情感，而是在世界之外的旁观或干预，更准确地说，是在世界之上的情感。在上帝看来，一切事物或所有人与上帝之间是等距离的，因此，上帝才能够无差别地普爱。上帝使用神的眼界去看万物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人使用神的眼界去看万物也是可能的吗？人可以把父母与陌生人看作是无差别的吗？可以把动物与人看作是无差别的吗？人应该或可以模仿上帝的超越情感吗？模仿上帝是敬神还是傲慢的僭越？以神的眼界取代人的眼界是否合情合理？模仿这样的眼界是否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与公正？这些问题使我困惑，我知道您是宗教方面的专家，请跟我说说您的看法。

这些问题有些说远了，还是回到我们上次讨论的革命问题。我特别同意您说的：唯一跳出星球运转意义之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继续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才是真正的火车头，是唯一的一种保证了不可否认的和不可逆转的进步（无论是好或者坏的进步），虽然总是被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忽视（他们真不应该藐视工程师）。我更注意到您说的“最有颠覆性的革命是没有人鼓吹、没有人策划甚至没有人宣布过的”。诚如所言，现代知识分子以话语鼓吹、策划、宣布历史的进步，确实比较自恋于话语的作用，而往往忽视那些真正创造历史的人们，特别是劳动人民。当然，这里的“知识分子”是在欧洲语言意义上使用的。虽然中国从欧洲引进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但用法似乎有所不同。中国使用的知识分子概念不仅包括欧洲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等等，大概指“从事智力工作的人”。中国原本就有“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说法，也许与此有关。不过近年来许多人喜欢使用“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指的是专门批判权威、权力和体制的人。

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您对我的说法提出了您的疑问：“两千年前的秦汉王朝‘革命’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相提并论吗？一个是宫廷革命，一个是社会变革方案？”这是一个复杂但值得解释的事情。欧洲历史上的革命很多（包括政治革命、宗教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现代文化革命等等类型），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不多。我的理解是，正如上次说到的，只有三次，这三次革命都改变了政治制度和社会性质，所以是革命。

中文的“革命”是个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古词，直接的意思是“合乎天理的政治改变”，后来使用汉字的日本人用来翻译欧洲语言的revolution，虽然意义不完全等同，但仍然是一个高明的译法。中文里“革命”的原义也是指社会性质的重大改变，而不是权力变更的造反。中国历史上有过数十次变更权力的改朝换代，那些不是革命，而是统治家族的变更而已。我注意到一些西方学者把1911年以前的数千年中国都看成是同样性质的社会或实行同样的政治体制，有些中国人也采取这种万世一体的理解，但我想说，这种理解恐怕不准确。当然，现代革命，即根据一个理想的“社会变革方案”的革命，或者说，以理想去引导现实的革命，确实是从西方学来的，尤其是从法国大革命学来的。清朝末年，在辛亥革命之前，康有为和梁启超建议的“变法”就是试图把现代革命的概念与中国古代革命的概念结合起来，康有为对此还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所谓“托古改制”。不过孙中山坚持实现一次彻底的现代革命，就是辛亥革命。

中国的第一次政治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革命，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其根本政治性质在于它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网络式世界体系。虽然实际的覆盖面积只是现在中国的一部分，但在理论或观念上，它是可以容纳世界上所有文化和一切民族而成为一个世界家庭的政治制度，在实践上，这个体系有一个核心国家和数百个成员国（诸侯），每个诸侯国家高度自治，核心国家负责协调整个体系的政治关系和共同利益。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法定世袭贵族，各国人民可以自由流动，到别的国家申请重要职务，各国公侯领主也可以重金邀请他国贤人到本国来做相国（总理）或大将（军事统帅）。这是一个在权力分配和互相制约上非常有效的制度，包含着多重均衡，因此成功地维持了三百多年的和平，后来由于体系管理过于宽松、互相依存关系退化才发生疏远分裂。我相信，天下体系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经过充分改进而成为未来世界的全球制度，实现世界永久和平。我有一个关于天下体系的哲学理论，试图论证说天下体系是一个扩大了康德和平方案所惠及范围的永久和平方案。康德和平方案不能容纳多样而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不同文化，不能解决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问题，也解决不了重大资源之争，而天下体系能够容纳康德方案所不能容纳的国际关系，因此可能是世界和平的更为有效方案。今天欧洲的危机进一步说明，康德方案甚至不足以解决欧盟这样政治体系的内部矛盾。关于天下体系，说来话长，不知道您是否碰巧读到过我关于天下体系的论文？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建立了长达两千余年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我看到您对这次革命的性质有些疑问，我的解释是，秦汉革命虽然不是追求道德理想，而是追求一种更有力的治理模式，但它确实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因此称得上是革命。具体地说，秦汉革命否定并且终结了天下体系，终结了贵族制度，从此中国没有了贵族，只有权贵（权势集团），取消了所有自治国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非常接近现代国家的行政官僚管理制度，可以说，秦汉发明了官僚管理制度。《史记》记载了这个制度革命的故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打败了所有封建诸侯国之后，与大臣们商议未来的政治选择，许多大臣认为应该尊重传统，重新建立一个天下体系，但宰相李斯力排众议。他论证说，天下制度的管理太过宽松，各国自治就容易产生野心，所以应该建立中央统一管理。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意见，而李斯设计了新制度。中华帝国其实是个官僚制度和乡村自治的混合体，粗略地说，从中央到县之间是官僚制度，县以下是乡村自治。当然，这个帝国制度是慢慢完善的，比如数百年后增加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创新使得底层人获得了飞黄腾达的公平竞争机会。中央集权官僚制、乡村自治和科举制合成了中国的帝国制度，应该说，这个制度确实缺乏宏大高调的理想追求，而是一个务实而稳定有效的管理模式。正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实用优势，中国在两千年间一直缺乏革命改制的热情，虽然政治野心家们热衷于改朝换代，也就是您说的宫廷革命，但从来没有设计过制度改变，一直到19世纪末受到西方的挑战。

第三次革命是1911年至今的现代中国。这是一次历经百年而尚未完成的制度革命，它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深感困惑。这一次革命虽然是西方式的，但也是中国自觉的应对。造成混乱情况的一个原因是理想太多——这一次不是没有理想了，而是很难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去实现多种异质的理想。尽管有一些宁愿全盘西化的激进革命者，但更多的革命者的变革思路是中体西用，大概意思是引进西方制度以便富国强兵，但同时保持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西方制度如何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至今还有广泛的讨论和研究，依然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法式革命而不是英式革命似乎更容易引起道德共鸣，我不能确定，在偏好道德高调的中国传统与法式的革命激情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可是，恕我直言，法式革命的激情很容易导致过激行为，而英式革命可能给传统和现实留有更多余地。我注意到您看不起“短视的实证论的盎格鲁—撒克逊”思维，我同意英式思维确实有短视的特点，但我仍然对概念先行的法式革命存疑。法式革命用概念去召唤现实，可是现实却很难主动跟上概念，与概念或者说理想相比，现实总是拖后腿。按照进步论观点，现实总是非常“落后的”，激情中的人很快就会失去了抱着理想等待现实的耐心，砸烂一切的过激行为似乎就成了对不听话的现实的呵斥教训，然后再像毛泽东所说的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当读到您说的“如果没有了鼓舞人心的梦想和带劲头的信念，我们的社会将就地腐烂和变得致命无聊”，还有只需要几个“暗语”就能够到处找到革命朋友，我深受鼓舞，热血沸腾，突然想，您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来见毛主席，一定相见恨晚，没准毛主席会邀请您留在中国干革命。不过到了70年代，他就更想见到基辛格博士了。

中国现代革命的因素太多太复杂，知识分子们的理想方案虽然各显其能，但民众想要什么才更说明问题，民众的选择才决定了哪一种方案能够被接受。通过几乎人人支持的几个口号也许可以大概反映出中国现代革命的追求。一个口号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的这个口号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第一追求。“三座大山”，这是毛泽东对压迫人民的三个势力的形容，一为外国侵略，二是传统束缚，三是阶级压迫。第二个口号是“为人民服务”，也是毛泽东的口号。历史上，官民之间一向缺乏良好合作关系，所谓“官民矛盾”中民众承受了各种压迫和屈辱。这个口号意味着现代中国革命又必须是一个社会革命，当然这是一项远未完成的革命。如何建立一个“人民的国家”？by the people（民治）未必能够做到for the people（民享），因为人民的偏好加总未必是一个使人民受益的选择。可是，理性规划的for the people也未必正确，因为理性是有限的，理性所看见的公意（general will）未必就是民心。第三个口号是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主要指经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物质贫乏，发展经济大概是人民最想干的事情了，简单地说，中国人民也想过上欧洲人民那样的生活。中国的这场经济革命，也是至今没有完成的。

中国现代革命还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工程，那就是政治治理制度的建构。关于这个问题，一百年前就众说纷纭，关于自由和民主、共和与法治、权利与权力、个人与国家，今天还在众说纷纭，可见难以定夺，没有一个众心一致的口号。西方和中国在政治治理方面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因此就有各种“主义”（-isme）的分歧，更有人甚至希望能够兼备各种制度优势。虽然意见分歧严重，我倒觉得是一个多元思考和制度创新的实验机会。人们在互联网上争论各种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像是一个言论滔滔的广场（agora）。也许您记得在Treilles会议上我与Mireille Delmas-Marty（戴尔玛斯·马蒂）教授讨论的死刑问题，那正是中国目前在争论的问题之一。我的老师李泽厚曾经提出一个“告别革命”的看法，他认为把革命弱化为一系列的逐步改革将会更有效，而且他把政治改革放在最后一步。但是，正如他的自我解嘲：“无论左派右派、激进的或保守的，都对这个看法感到失望。”

我注意到，您关于革命的一个悲观但深刻的见解： “我们最后的革命家也变成了既无台词也无观众的演员，更没有舞台，至少在地中海以北。在我们的后工业社会中，的确还有愤怒者、罢工者、争执者，但极少再像1968年5月那样继续提倡‘干革命’，该运动在这方面可作为革命欲望的绝唱。假性怀孕结束了！对在位的政权来说，徒劳的恐惧结束了！现在取代了革命的关键词是民主。”我想您是对的，是的，革命的“假性怀孕”结束了。我有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后现代开始的标志。后现代批判不再导致实质性造反的革命，后现代没有能力推翻体制，而只是对一切体制和权威的反讽，这算是革命的可怜替身吗？或者只不过是革命不育症？

如果说1968年的革命反对的是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各项体制，那么，今天我们又在反对什么呢？又需要反对什么呢？或者，又能够反对什么？经济危机、精神危机或制度危机都会导致我们的不满。那么，比如说，今天欧洲的真正危机是什么？真的是债务危机或者经济危机吗？欧洲各国似乎有理由对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感到愤怒，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的人民不也有理由愤怒吗？也许我们需要反思和分析各种愤怒的理由，也许人们的愤怒并没有找到真正需要愤怒的对象。昨天张万申先生给我生动讲解了金融市场这个疯狂的赌场，我想，也许金融游戏就是导致各种危机的病毒。可是，这个病毒不也正是符合现代观念的产物吗？也许我们需要反思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比如说“个人理性”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在我看来，这个貌似专业的词汇的意思就是： 贪婪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另一种非常不同的革命，一场思维模式的革命。如果是这种革命，我就愿意成为革命者了。

您指出今天世界取代了革命的关键词是民主，可谓一针见血。人们可能对民主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有些人可能会忘记民主只是形成公共选择的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一种价值。民主这种技术可以用来产生好的公共选择，也同样可以用来产生坏的公共选择，民主可以被任何利益诉求或价值观所绑架，比如说，民主可以用来决定赖账、违约甚至发动战争和侵略别的国家。您觉得民主能够对付得了今天世界的种种困难吗？民主自身不会发生危机吗？什么样的民主才是比较好的民主？这是个大问题，下次我也想进一步讨论。

我一直有个困惑：人类追求许多美好概念，正义、自由、民主、平等、普爱、进步、解放、革命，如此等等，每一个概念单独来看都是好的，但这很像我听说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4个弦乐艺人，崇拜勃拉姆斯，有一天找到勃拉姆斯给他演奏其创作的一首弦乐四重奏，被演奏所折磨的勃拉姆斯最后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分别演奏得很好，真的，每个人都演奏得很好。

非常期待您的更多见解。

赵汀阳 LK7DekcRezPGsLqZf1KG+jOUoxg5Tod2fqj85vxIwP4rpa6rXEyHk6D9NvFPdM6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