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布雷信件一

亲爱的赵汀阳：

先是一万个抱歉，这么晚才给你消息。照理我应该很快地给你回信（今后我一定这样做），但我只能先履行对另一个编辑的允诺，具体地说是完成一本有插图的著作，其中有照片和漫画（差一点就能跟你的漫画相比），书名是《神圣的新春》（ La Jeunesse du Sacre ），该书即将在法国出版。现在总算完成了，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来回应你。

我这本书的主题和你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有关：革命。在人们的生活中，神圣的感觉往往在你提到的暴风骤雨式的时刻特别真实： 无数的战士们准备牺牲（sacrifice）自己的生命，同时把对党或对其领袖的任何批评看成一种亵渎（sacrilege）。而神圣（我不知道中文的意思）的最起码定义，就是能够唤起牺牲和禁止亵渎。最是不能触犯它，那是会死人的。这种神圣运动会在各国的历史中突然发生，通常没有预先通告。你一定知道这一点，我们法国人也是。对我们来说，这都已成为了一种遥远和虔诚的历史记忆（1789年、1848年、巴黎公社），而对你们而言，这只是昨天。虽然革命的破坏潜力使你对革命可以说……不是太喜欢，但我可以理解为何这个在法国已相当冷落的历史题材在你的那边还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市场经济正在那里全面复辟。只要去天安门广场看那去瞻仰毛泽东纪念堂的朝圣客长队就能理解，在排队的农民面孔远多于知识分子的面孔。我自己也去排了一次队（顺便问一问，你去过没有）。我并没有感觉到你的那些外观质朴的同胞是被强逼来瞻仰这位国父的遗体的。没有人强迫他们来。他们之中的狂热共产主义信徒大概是极少数吧，假如中国今天还有此类信徒的话，一个不认真的假设。看上去是由爱国主义接了班。神圣的感觉，或者不能触犯的感觉，并不随从“混成之群众”的短暂存在期后（即萨特当年所称的groupe en fusion）完全消失，而所留下的回忆的代价，我承认，是智力和精神的长期麻痹。革命的悖论之一，还有很多其他的悖论，你说得很对，就是那有名的“历史的火车头”，在强力加速一阵后，减缓了事情发展的过程，而最后变成一个沉重的刹车系统。我们两人都对这些抒情幻想的、像莎士比亚所讲的时间似乎“跳出了链条”的伟大瞬间感觉到一种矛盾的情绪，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犹豫不决，而是事情本身如此。无限的悖论，不可能简单地装在一个正面的或者反面的框子里，因为两方面同时都是。在（革命）事情发生之际，有醉酒兴奋的成分，也有纪律和镇压的成分，既可联欢也可哀悼。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好的冲动也会偏离正道（爱情也成为婚事），奇异的魅力变成苦涩，甚至变成一场噩梦。幸亏，“红色高棉”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必然，同样，20世纪最大的民粹运动“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必然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所有这些例子里，原来的理想和最终达到的地方都相差太远了。

革命常常会在衰老中自我否定，反过来对付自己。反对滥用权力的无政府派起义最终会导致一个更强硬、更集中的政权。法国有过拿破仑，俄国有过斯大林，中国有过毛泽东，罗马有过凯撒。造反的精神最终变为被迫的服从，自发性变化为官僚化，不同政见变成正宗教条，这不是新东西。早在1848年，在那场事与愿违地把冠冕堂皇而又愚蠢之极的拿破仑三世捧上台的巴黎大起义前夕（另一个悖论），法国的维可多·雨果已经注意到这有趣的一点。我们的民族大诗人曾经说：“饥寒交迫导致人民起来革命，革命却又把人民带回饥寒交迫。”这个悲喜交集的循环使我们回到法语中“革命”一词“revolution”的原始意义。这个词汇在还没有被赋予政治含义之前，是指星宿在天空中回到它们原位的周期，一个移动体围绕着它的旋转轴的一个完整旋转圈。再来观看一下历史，这个词选得不错。这个观点相当悲观，我承认。看上去是圆形而不是箭头形，在原处停滞不前而不是往前推进，好像伟大的希望一开始就注定会流产或破产。这有讽刺性，但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不必把事情说得太黑），因为还是有实质性的改变，连“热月”后的反动也很难逆转改变。所有的大革命（美国、法国、俄国、越南）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了一个原来不存在的、坚实的民族国家（虽然后来的继承人会把经济非国有化）。的确，也有其他共同点：吃自己的孩子，朋友之间的相互灭绝以及长期系统性、毁灭性地运用暴力。但当一场自噬或者食人的血洗结束了以后，一个国家从混乱中兴起，把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凝结在一起，就这项成绩而言算得上是卓越壮举。请别忘了像法国这样一个民族国家也曾在18世纪末期，以一个有限的空间，把数个省份、语言和文化凝结在她的怀中（其过程中同样没有能够避免痛苦和多次小内战）。

革命自以为是地自称要成为国际主义革命，就像过去在我们这边所说的普世共和国（République universelle），或者你们那儿所提的无产阶级国际，但革命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空前巩固。在我眼中这个结果是正面的，但那只是在新国家以为可以对邻国以及向世界各地输出自己的制度之后（这是行不通的，但每一次谁都想试一试），也就是在帝国主义溢出阶段之后才是正面的。无论如何，即使有人拒绝消极的永恒轮回的宿命观点——他们一般把这种悲观思路说成是反动派的想法，但最终也只能和很多认真的历史学家一样，无奈地发现，延续下来的东西其实多于被割裂的东西。我不知道毛派的革命如何，但我知道砍了国王脑袋的法国革命却反而完成了千年皇家追求而不可得的集权工程，而“四人帮”的“批孔”也并没摧毁儒家传统。正好相反，集体心态或历史的惯性，就称民族特性吧，它们的寿命往往要长于那些以为只需要操作群众运动和简单的口号就能消灭旧时对现时影响的狂人想象。中国政府有没有取消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男性后代的偏爱和对那“半边天”的忽视？统计数字使人怀疑此点。

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事物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火车头，是唯一保证了不可否认的和不可逆转的进步（无论是好或者坏的进步），虽然总是被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忽视（他们真不应该藐视工程师）。最具颠覆性的革命是没有人鼓吹、没有人策划甚至没有人宣布过的。它们既没有领袖也没有旗帜，悄悄地踮着脚尖，默默无闻地往前走：活塞，电流，数字化。是谁发明了电？也许那是一个安静的父亲，一个和颜悦色的保守派，但最终引起了巨大的动荡！这应该促使我们变得更加谦虚，甚至提醒我们，理想的高谈阔论毕竟改变不了太多事情。

我们？指谁？首先指知识分子。其实我认为指你这样的哲学家学者会更恰当。知识分子乐于提出“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肩负一种特殊的历史责任。自从希腊柏拉图以来，革命和哲学之间就存在一种有机结合的和强迫症的关系。如果没有像你我这样的人，我是指我们这一类人或者我们的世系，那就只会发生农民起义、暴乱、叫花子的暴力和既无过去也无明天、既无计划也无社会蓝图的奴隶式造反。你真的认为可以按你的说法把两千年前的秦汉王朝“革命”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相提并论吗？一个是宫廷革命，一个是社会变革方案？我不敢肯定。至少在西方，从造反到革命、从社会愤怒爆发到策划新人的过程，都需要有一个改造社会的思想、一个世界观和头脑里不只是有主张而是有一套完整理论的领袖，需要有“主义”（-isme）以及制造“主义”的专业家，我是说像你们毛泽东那样的哲学家，像我们1789年所需要的卢梭，1848年的天主教乌托邦家，1917年所需要的马克思。我差一点就想说卡斯特罗所需要的萨特，但卡斯特罗没有等待萨特，而是萨特追在卡斯特罗后面想给古巴一套理论，还可以把我放进去。我1967年的那本名为《革命中的革命》小册子引起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所谓的“炉火主义”（Foquisme），炉火理论（foco），即游击队的炉火，也就是格瓦拉主义（Guevarisme）。

我们不必认罪，但是我们要承担责任。那些棘手的事件，经常是关于实际灾难的不断争吵（可以说：开始得好，结束得惨），跟我们密切相关，总比跟卖菜小贩和数学家更密切些。你是否注意到，最喜欢讲革命的哲学家一点也不愿意讲战争，更不愿意上战场，然而所有在世上遇到的革命都由一个战争状态引起，或者很快就发展为战争？这个不符合逻辑的态度一直给我很深的印象。无论如何，我认为你在你所在的地方表达意见，相当直率地表态反对革命的乌托邦，实际上是给这项可以称为专业和祖先遗留下来的责任带来了荣誉。如果我处在你所在的位置，生活在一个刚经过风暴但尚未完全摆脱其阴影的国家里，再加上还要去体验一个强权国家的重压，一个按历史规律正在扭转方向并在处理传统遗产的国家，我一定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同样也会拒绝任何指导幸福的集体承诺。我理解你的立场，但不能完全分享。毫无疑问，你会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大革命”已过去了两百年，法国已不再送人上断头台或枪决人，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无风险的，历史距离让我们免疫。也可以说是因为我很幸运，毫发无损地只坐了四年牢（被判的是三十年）就出来了，并且对那些跟我曾有牵连的拉丁美洲同伴也从未留下坏的回忆。其实不只是因为我在二三十岁之间，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曾经短期感受过你很给面子地提到的充满激情的革命浪漫情怀，更是为了另一个深刻的原因。天主教的信仰和口号曾经在中世纪统一过人们的心灵，它曾允许一个懂一点拉丁文的法国、英国、意大利或德国学生从城市到城市、从寺院到寺院、从宫廷到大学之间自由行走，而感觉总在宾至如归的地方。20世纪的革命信仰也让一些流浪者、愤世嫉俗者或冒险者在全球范围里感受到了类似的博爱。我无法去掉这想法：共产主义信仰，包括它的各种教堂，曾有过巨大的优点，它在围绕着革命神话的一百多年之中，体现了一次建造共同的、超越国境的文化试探。它曾让一个会讲一点“马克思语言”的人，凭几封介绍信或者暗号，就能从城市到城市，从国家到国家，和陌生人接触并从他们那里找到食物和栖身之处。他们以一个共同的理想、以分享梦的名义走到一起，而不是为了做生意赚钱。我一直高度重视能够在人与人之间、部落之间和各大洲之间加强联系的东西，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你也许可以回答我说，金融资本主义也有其国际性，全球化精英的国际性，他们有同样的行为规范，都讲“世界英语”（Globish），都能坐飞机从一个首都跳跃到另一个首都。但这怎么能相比？当年穷人阵营里的博爱和无私可是远远多过今天富人阵营的同情。

说到这里，我只能同意你指出的革命无法改变人性。那些曾以为可以彻底改造人性的人（列宁、毛泽东和其他人）和宣告新人即将诞生（一个属于天主教和神秘主义的看法）的人只是在妄想。人不只是一个政治动物，他的一大部分既不受历史变迁的影响，也不受制于技术革命引起的动荡，这既是人的优点也是缺点。优点在于理智和判断能力，缺点在于肉体的需求和激情。人作为一个有性欲的哺乳动物，贪生怕死，保持着原始状态，毫无变化地跨越了不同时期。我们的野蛮潜力似乎并没有随着技术进步和政治改变而减少——只要想到你们的“文革”及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性就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又何必抱怨这种野蛮性的延续呢？当你对这一点感到失望时，我不再赞同你。相反我认为没有变化的人性其实更令人欣慰。正是因为人性的这种连贯性，这种人类的基本同一性，允许我们和古人对话，既可以看《易经》也可以读柏拉图的《美诺篇》，在漫长的古今时空里往来穿梭，还可以通过翻译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边境。我真的希望没有任何物质性、经济性或社会性的革命会阻止我把人类构想成只是一个人民，阻止自己会在公元前5世纪里或者16世纪内有同样宾至如归的感觉。这并不排除有时有必要用暴力来改造一种太不公平的生产方式或者一个僵化的统治制度，但不必对政治革命期望太高，不能提出它不能满足的要求，它只能提供生活条件的改善，但不能提供给我们另一种命运。不然就是纯粹的迷信了。让我们分清现实和热情吧，如果我们有更好的事情要做，那就别花太多的时间来参加权力斗争。正如你所说的，投在政治领域里的情感、智力和体力的收益非常低，投在意识形态争论上则更差 （世事向来如此）。当然，在某些有不可抗力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投身去抗争：被外军占领、接受不了的暴政、生存发生危险时。我们欧洲数十年来很幸运地躲开了这些极端的情况，这也是悄悄地从伟大的历史中退出来的好处。这样可以照顾仍然留存的东西，而不去痴迷正在发生而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事情。

此外，当你说重要的不是“变还是不变”，而是“变成什么和如何变”时，我完全赞同你。是的，能区别应该改变的和必须保持的才是真正的政治艺术。让那些应该取消的过期东西原封不动，却反而拼命地破坏那一贯象征着文明的标志，那可是政治上最可恶的罪过，而这是你们“文革”中的偶像破坏者一度攻击你们寺庙、文人、博物馆时曾经犯下的罪行。

然后，为什么担心“理想只能是道德的想象”呢？为什么对“非理性的集体行动”感到遗憾？这是知性主义！人类社群有史以来就被想象和神话所动员，接受这一事实并不等于屈服于革命浪漫（虽然那些持短视的实证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很难接受这一点）。在追求理想上，或者我更愿与康德同样去追求调节性的理念（idee regulatrice）。如果没有了鼓舞人心的乌托邦和带劲头的信念，我们的社会将就地腐烂而变得无聊透顶，就跟蜜蜂或蚂蚁社会一样，千万年来不会有一点改变。革命曾经是现代空间里陶醉喜悦的最后来源之一，最后的梦想动员。这种梦想迷惑了千百万的男人和女人，虽然迷惑免不了包含着蒙蔽，但也带来鼓励、活跃和行动。梦想不只是谎言。今天在欧洲，革命的幻想已不再是人们的梦想。对某些人来说，革命是遗物，对其他人来说是可怕的错觉——反正都该放到博物馆去，甚至连一个幽灵或鬼魂都算不上。到2011年，没有任何法国社会党人会像20世纪初社会党的创始人让·饶勒斯所说的，要到雅各宾俱乐部坐在罗伯斯庇尔旁。在今天，他们太怕会吓着别人。我们甚至连改良主义者都说不上了，而变成了庸庸碌碌的管理者。至少在地中海以北，最后的革命家都变成了既无台词也无观众的演员，更没有舞台。在我们的后工业社会中，的确还有愤怒者、罢工者和争执者，但极少再像1968年5月那样继续提倡“干革命”，那次革命已经成了革命欲望的绝唱。假性怀孕结束了！ 对在位的政权来说，白白担惊受怕的恐惧结束了！现在取代了革命的关键词是民主。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大写字。民主是西方尽力输出的大字，此词的含义很不精确，包含太多的意义和可能的例外。既然“革命”的威信可以被利用来伪装多种专制或极权主义政权，“民主”也就时常能给那些以金钱为王的寡头政权或财阀政权贴金。要一个被市场奴役的社会，还是要一党专政的社会？这是让人快乐不起来的选项（你可以补充说，还有被市场和政党同时奴役的社会）。

你是个现实主义者。我也是。但请你相信：以为经济就是一切的想法不现实，一个只会生产和做生意的、把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当作唯一标准的、让丛林法则无限泛滥的社会没有多少前途。人的本质不是那么冷言冷语的。他还需要理想和幻想，如果经历了抑郁的乌托邦最终幻灭后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我认为这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请接受我的好意，愿再听到你的言论。

雷吉斯·德布雷 D406YyWinqAqkAG3CV5yrDr1DYbVOOLSEA4LPpc2hcA6G//EnudT0Yljd/uGMG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