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信件一

尊敬的德布雷先生：

Les Treilles一别，已一月有余。我们在Les Treilles数日讨论，您的见识使我受益匪浅。我们约定了继续讨论，我相信这将有机会把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深入下去。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从在Les Treilles会议上我们初步谈到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开始。这个问题无论对你还是对我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我们都曾经生活在革命的年代，但所处位置非常不同。你是个英雄，是一场著名革命的理论家和战士，你和你的战友格瓦拉一起策划了充满激情的革命，无畏地经历了枪林弹雨和各种艰苦磨难，这让我想起中国革命中许多同样无畏、令人敬佩的英雄。在我生活的年代，中国的武装革命已经结束，已经变成被传颂的充满理想激情和浪漫情怀的传奇故事，但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却仍然在进行，那些非武装的革命同样是暴风骤雨，同样天翻地覆，其中包括你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文革”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不过我只是个革命的旁观者，目击了革命，却从来没有投身于革命。

我对革命一直怀有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感情，我希望能够尽量说清楚这种难以表述的感情。我猜想，任何一个怀有理想和激情的人必定对革命感兴趣。尤其是，革命的那种暴风骤雨式的行动方式放大了力量感、信仰、激情、爱情、友情和命运感，使人卷入一种改变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直接感受，这对于任何一个尚未腐败的心灵都是巨大的诱惑。一方面，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所以革命对我也是一种强大的诱惑，但另一方面，我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此对革命不抱幻想。换个角度说，我对具有献身精神的真诚革命者怀有真诚的敬意，而对革命有着谨慎态度。

从理性去看，革命是一个悖论性的行动——这里特指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现代革命——革命试图根据理想去强行改变现实，可是，使革命总是功亏一篑的正是令人失望的人性的现实，也许革命能够改变许多事情，但革命唯一无法改变的就是人性的现实。这个内在的悖论使革命具有一种存在论的悲剧性，或者说，人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悲剧性。革命行动有可能砸烂旧世界，但却难以把世界画成“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语）。革命的破坏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的建设，破坏不等于建设，甚至，建设并不由破坏所产生，因为破坏与建设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因此革命的乱世力量无法转换成为治世力量，结果就是，在革命的激情过去之后，卑微的人性又使一切很快恢复原样，各种问题并没有变，尽管人们想象的答案不断在变。可悲的是，尽管人类社会确实发生了许多制度变化，但人性却一直没有什么实质变化。正因为卑微的人性一直都在拖革命的后腿，所以毛泽东才会主张“不断革命”去阻止人们的重新堕落（他很可能意识到了革命的悖论性）。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工程，因为人性是顽固不化的。中国古人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按照今天的话说，这意味着：如果人性和生活的问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那么，人的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

在我看来，试图实现理想的行动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但问题是，理想并不像许多人想象得那样是可以实现的。既然一种东西能够被称为理想，那么它就意味着某种完美的事情，而完美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理想看作是一个标尺，就是说，理想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衡量现实，以便让我们知道现实距离理想有多远，让我们知道现实存在着哪些问题需要改善。因此，在情感上，我同情革命，因为追求理想不是错误；但在理性上，我谨慎看待革命，因为革命不可能实现理想，反而会破坏正常生活所需要的秩序、规则和价值观。当然，这是在一般抽象的意义上谈论革命，至于历史上具体的某个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变化是好处多些还是坏处多些，并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具体分析。

我对革命的谨慎保守态度还与“集体行动”的问题有关。现代人是具有独立性的个人，现代思想承认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正当性，在这里，理性就表现为个人理性。早期的现代理论试图论证个人的理性行为能够形成集体的良好结果，例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个人理性的理论虽然不完全是错误的，但也并不乐观，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理性的加总（aggregation）并不能导致集体理性的结果，甚至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阿罗、奥尔森、纳什等人的理论从各个方面证明了个人理性无法保证集体理性的结果。这些理论虽然与革命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谈到革命问题，但却间接迂回地加深了我对革命的担心，使我回想起伯克、托克维尔、古斯塔夫·勒庞、汉娜·阿伦特等人关于革命的负面影响的论述。因此我想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问题，这就是，革命所动员起来的大规模集体行动甚至不是个人理性汇合的非理性结果，而直接就是一个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其社会风险是难以预料的，所以更加不敢乐观。

我们可以对“个人理性汇合而成的集体非理性结果”与“理想所引导的集体非理性结果”进行比较评估。一般地说，个人理性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只是表现为人们互相不合作，这是一个消极的局面，人们由于自私的理性算计反而无法形成共同有利的结果，比如无法形成“双赢”之类的最优结果（例如“囚徒困境”），或者做不成需要共同协作的事情（例如“搭便车”问题）。总之，消极的集体非理性只是达不到好结果，但不至于落入最差结果，比如社会失控。与此不同，由某种理想所激励的大规模集体行动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且理想又总是非常积极，借用Isaiah Berlin（以赛亚·伯林）的词汇，社会理想往往追求的都是“积极自由”，而那些“积极自由”的目标都是未经证明或一厢情愿的。可想而知，积极的集体非理性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明显大于消极的集体非理性，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导致社会大乱而重创经济、规范和社会信任。有趣的是，毛泽东曾经大胆认为“大乱达到大治”，这个想法虽有英雄乐观主义气概，但恐怕缺乏可信的根据。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大乱”显然没有达到“大治”，而且所遗留的社会创伤至今尚未修复。

正如前面提到的，革命的诱惑力就在于它追求的理想，人们相信那个理想是完美的，至少也是最好的。可是其实没有人真的知道那个理想是否是完美的或最好的，而且几乎不可能知道，我们遇到一个知识论的局限。Meno（美诺，苏格拉底弟子）最早发现知识局限问题，他对苏格拉底说：“你怎样了解你完全不知道的事物？对于那些未知领域你从什么地方入手？就算你碰巧了解了你希望知道的东西，你怎么确定这些就是你以前所不了解的呢？”【Plato：Meno，80d（柏拉图：《美诺篇》，80d）】这意味着，我们所追求的那种从未存在也从未见过的事情，也许是好的，可是我们不可能知道它是不是好的或者是不是正确的。后来休谟更加清楚地论证了，无论我们积累了多少关于过去和现实的经验，仍然无法由此推论出未来的情况。美诺和休谟的怀疑论使我相信，人们对理想的看法其实缺乏必然的知识或者理由，而只能是一种道德的想象，人们相信它是好的，却不可能知道它是不是好的。因此，追求一种理想就是盲目地追求我们相信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无法摆脱盲目性，革命总是人类命运的一种冒险。

革命是一种变化，但并非所有变化都是革命，关键在于变化的是什么。列奥·施特劳斯有个有趣的说法：“一切政治行动或者为了守成或者为了变化。守成就是想防止变差，变化就是想要变好。” 不过这个说法恐怕只是部分正确，它忽视了变化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政治冲突并非都是守成与变化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冲突往往是“这样变化”与“那样变化”之间的冲突，是不同的变化要求之间的冲突，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变还是不变”，而是“变成什么和如何变”。至少从中国哲学观点来看，保守与变革并不是问题之要害，什么样的变化是合理的，这才是根本问题——中国传统思想经常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这是一种误解，或者对中国思想缺乏真正的理解。《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书之一，是中国思想的基石，也是孔子用来教育学生的六大教材之一，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就是说，一切事情都在变化中，变化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因此重要的问题是何种变化才是合理的，对合理变化的理解就是智慧，就是懂得了存在之道。正如孔子在注解《易经》的《易传》里说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合理的变化就是符合形势的谨慎变化，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人把中国思想误解为保守倾向的。总之，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变化是一定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变化是合理的。

变化当然是想“变好”。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满者或者怨恨者，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要求的变化大概有两种类型：（1）社会不满者要求改变部分人的利益和权力分配状况，试图打倒统治集团而取而代之，这是反叛，不是革命，有时候被称为起义或政变，例如相同制度下的朝代变更；（2）理想主义者主张的社会整体变化，这是要求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法律制度，改变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才是革命。就是说，革命必须是一种根本变革，制度上或者文化上的根本变化。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解释。以制度或文化变革所定义的革命也有两个类型，一种是根据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尽量好的”变革；另一种是强迫现实服从理想的变革。后者是现代的革命方式，而现代革命是中国传统中所没有的追求，是从西方学来的一种革命方式。中国古代的革命概念指的是“顺天”的革命，有些不同于“人定胜天”的现代革命。

如果按照这样定义的革命概念，中国历史至今有过三次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年至今的现代中国。前两次革命是中国自身发展出来的，是中国思想指导下的制度革命，但第三次革命却是在欧洲的挑战下的被迫革命，情况最为复杂，它既是传统中国社会变成现代国家的解放革命，同时又是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的救国革命。

1911年革命之后，中国试图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这是一个革命的大问题。建立现代国家似乎就是建立一个像欧洲那样的现代化国家，可是，这个现代国家要处理的却是与欧洲非常不同的中国问题，所以特别复杂。经历了中华民国的两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彻底完工，其国家建构仍在完善的过程中。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建构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现代中国直接继承了中华帝国的巨大遗产，因此必须在保有这份遗产的前提下来建构国家的现代性和合法性。现代国家是欧洲的发明，其主要形式是“民族—国家”，这样的国家在民族、文化、语言上几乎是重叠的，因此政治问题比较清楚简单，其国家合法性很容易由民族主义和天然一致的利益去说明。但是中国的遗产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复合社会存在，要建构一种能够合众为一的现代国家合法性，就需要更高的政治标准，尤其需要找到符合中国情况的中国标准。现代中国试图建立多民族团结、多文化互补的大家庭统一性，其中可以看到古典的“天下一家”观念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起作用。在我看来，现代主权国家不仅有一个类型，而是有两个类型：一种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以欧洲各国为典型；另一种是“合众国”（state of nations），或者说共和国（republica），以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印度为代表，即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的统一体，其主权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同一民族，而是基于历史连续性和社会关联性，即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

按照中国传统哲学来看，革命需要必要充分的理由，即不变不行、势在必行的理由，因此，革命虽然是一种创造性的行动，但却是形势所迫的顺应行动，而不应该是主动故意的变革，缺乏充分理由的变革被认为是违背自然的。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欧洲或西方的革命往往 是主动行为，并非形势所迫， 而是理想所引导的行为，这是因为，欧洲的革命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是现代性的直接表达。现代开创了“故意的革命”，这种革命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欲望或梦想。典型的例如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以及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等。其实我更想说的是，现代性本身就是革命，整个现代生活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故意革命，现代性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动力系统，使生活本身变成了一个不断革命的人为过程。在现代之前，人类生活以自然的方式缓慢地、水到渠成地演进，而现代所创造的生活不是自然演化出来的，而是人为设计和制作出来的。或者说，现代以来的生活并非是按照生活本身的要求生长出来的，而是按照产品功能和观念的要求生长出来的，不是需要什么才想要什么，而是想到什么就要什么。自然生活与现代生活的区别就像自然生长的植物与基因技术生产的植物之间的区别。所以说，现代是最大的革命，是人类的欲望征服了自然，是人类的主体性的凯旋。在现代革命的名下，可以包括各种方面的革命，比如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科技革命、社会革命、工业革命、商业革命等。无论是反对资本主义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革命都必须在“现代革命”这个框架中去理解，都是在追求某种想象的现代理想，问题是人们并不真的知道那些目标是否能够使人幸福。

现代的各种革命确实取得许多伟大成就，但也产生了一些非常可疑的结果，其中一个特别可疑的结果是，生活似乎失去了意义。这样说好像有些奇怪，我的意思是，现代人经常追问生活的意义，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而不是一个古代人的问题。古代生活遵从传统，遵从自然的目的，这就是古代生活自然而然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与生活事实无法分离，因此不需要反思和反问，所以古代人一般不会去追问生活的意义，就像狮子不会担心其生活意义。如果生活没有使人产生精神混乱，人们就不会去追问“人是什么”或者“人类将向何处去”之类的问题，此类问题貌似深刻，其实很不正常，只有当生活意义与生活事实相互脱离时，这些问题才会出现。因此，当现代人质问生活的意义时，就意味着生活缺乏意义，或者意义是可疑的，或者是不清楚的。现代生活的意义是经不起反思和反问的，因为现代的革命性使生活失去明确无疑的价值标准。正因为现代创造了太多的东西，因此现代人的需要不再以自然理由为根据，而是各种新产品、各种新概念创造了我们的需要。所以说，现代的革命性和创造性反而使生活的意义变得不确定了。也许在不远的将来，电脑、网络和基因技术将发动对人本身的革命，而对人本身的革命或许也将是对人的否定，也未可知。因此我对革命怀有谨慎态度，一种中国古典态度：变革是需要的，但必须是必要的。

这封信太过冗长了，需要讨论的问题互相链接，纷至沓来，只能先说这些，再慢慢讨论。我写过一本书，名叫《一个或所有问题》，说的是，为了讨论清楚一个问题就不得不链接到所有问题，而所有问题又不得不被理解为一个问题，否则难以理解。这是思维的一个困境。德布雷先生，我很想知道您关于我们关心的问题的看法，另外，我的看法如有不当之处，也请多多批评。

祝您万事如意。

赵汀阳 +ihJeU0Q0cAUPoxUfDqMss0N+REglKeCwcIj1VY9MY1a9CWY7muCHxMkpymJn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