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2011年5月在法国南方的太一庄园（Les Treilles）举行了为期五天的第一轮法中文化圆桌会议。会议的第二天就社会的演变方式进行了辩论。这天主持讨论的是年轻时代在南美随切·格瓦拉打过游击的法国作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他注意到来自北京的赵汀阳的发言，赵汀阳讲到对翻天覆地的革命和激情理想可能引起的非理性后果的一些疑问。德布雷虽然已离开政治舞台多年转而从事文学和学术，但面对“革命”这个影响了他一生的题材，不可能漠然置之，在多年的反思之后，德布雷有很多话要说。在西方左派学者眼里，中国是一个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当听到来自中国的学者的看法，德布雷深感兴趣。在休会进餐的时候，德布雷找到赵汀阳，建议用通信对话的方式更深入地继续讨论而形成一本合作著作。

免于喧嚣，远离媒体，让中法知识分子有机会真正地互相了解、真诚对话，这本来就是德布雷的愿望。太一庄园会议原就是德布雷和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提出的计划。德布雷在2010年前往上海世博会去参加一场讲座时，在飞机上与我谈起这个设想。三年之后，我们已经有了三次成功的圆桌会议，两次在法国，一次在中国，参会者们成了朋友，对话经验没有使人失望。赵汀阳和德布雷也继续了他们的书信讨论，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广：从政治和宗教到历史和哲学等等。两个独立和自由的思想家，不去使用学术黑话或专家调门，不去回避敏感的主题，也不躲避在各种简单化的口号后面，是否能够在当今中西方都多有偏见的环境里发言？这正是这个不寻常的书信讨论所面临的挑战。雷吉斯·德布雷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而赵汀阳也不是法国问题专家，两人各持的独特风格、立场和观点，都属于少数派，这正使他们的对话更加珍贵而有益。生活的偶然性使我碰巧掌握了中、法两种语言，我很乐意把这两位朋友的信件忠实地翻译为对方的母语，让双方能够更准确地彼此理解。

尽管赵汀阳对西方古今哲学了如指掌，却仍然自认只是一个中国的哲学家，他运用中国古代思想来分析当今世界遇到的问题，引起了德布雷的兴趣。赵汀阳选择“行事”（他翻译为拉丁文facio）作为哲学问题的支撑点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Médiologie），因为媒介学关心的是技术发明对人类行为和价值观带来的实际影响。两人的书信交流也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赵汀阳的哲学思路连续而跳跃，从一个问题链接到所有问题，又回到原来的问题；雷吉斯·德布雷文字激扬，辩论风格直截了当，也许与他的政治生涯有关。这也增强了这次排除去僵化陈词和顽固成见的对话的价值。汉学家或法国专家不可能垄断两种历史和文化遗产之间的探讨性的对话。

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一种明显的道德危机，甚至可称文明危机，同样在东西方导致了不稳定的影响，类似的方向迷失盛行在这里也在那里。从本书的对话可以看到，中法两国相隔虽远，但所遇到的困难比我们想象得更相近。赵汀阳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一半现实是西方，中国已经在“内化”西方。的确，中国很认真地把西方当回事，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的问题确实变成了中国的内部问题。这个奇异的历史交叉引起了德布雷幽默的反应：“假如西方的诱惑（tentation de l' Occident）在你们那里成功地导致对我们的东方诱惑变得过时和无内容了，那将是够好笑的……”

人民之间的关系往往会产生误解或者虚假的同意，要把它们完全消除只是一种幻想。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围墙、语言和家谱等等，而充分地发现它们之间的空间是必要的，这可不是为了在一起理解当前某个火爆的新闻，而是为了我们后代的共同未来。

张万申（Jean-Paul Tchang）
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