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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29年7月，裴松之终于完成了《三国志注》，南朝宋文帝阅后，叹曰：“不朽。”
裴松之其人，是晋末宋初有名的大嘴。裴松之玩八卦是靠稗官野史，无论讹谬乖违还是考无实据，都要引出来说道说道。宋文帝还不算太昏庸，也有些历史的底子，心里明镜似的，对裴松之《三国志注》里的八卦内容岂能不知？但是，从维护朝廷利益出发，从政治需要出发，裴松之再大嘴，其出发点都是好的，值得大赞特赞，送他一顶“不朽”的帽子也花不了多少口水，本来嘛，历史就是为现实服务的。
裴松之是个善于审时度势的人，从不编造同时代人的八卦，因为那样做弄不好要吃官司，还会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比如，他玩曹操的八卦是这么说的，“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并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夏侯惇为从父兄弟’”，就这一句，让曹操死后1700年还进不了祖坟，到底是姓曹还是姓夏侯，曹操自己也弄不明白。人家陈寿的《三国志》就不敢妄加判断，只是据实记载：“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裴松之作为古人，应该知道古人“过继”也是讲原则的，曹腾再笨，也不会把一个非宗族的曹嵩过继为养子吧。曹操是已经作古的人，曹家的势力经过司马氏的过滤，到了刘宋一朝早已凋零，玩曹操的八卦不仅不会带来现实的风险，还会讨好当朝皇帝，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再比如，裴松之为了坐实曹操的奸雄之名，引《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魏书》作者王沈本人属于司马氏集团，这样的记载是值得怀疑的，裴松之难道不知？
唐代著名学者刘知几曾炮轰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其中“喜聚异同，不加刊定”和现在八卦的特征极为相似。不管有无依据，不管是否真实，只要有人说过，就引为佐证，以讹传讹，这不是大嘴是什么？再比如，关于诸葛亮和刘备究竟是谁先拜访谁的，《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从现在的三国研究成果来看，许多学者也倾向于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却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下来，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且不说《出师表》是否出于诸葛亮手笔，即便是真的，拿当事人自己的话以为证据，难免有褒诸葛亮贬刘备以讨好当朝权贵之嫌。由此可见，刘知几对裴松之的大嘴行为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
刘宋以孝治国，于是，裴松之就玩魏明帝曹睿不孝的八卦来迎合宋文帝。他引《汉晋春秋》曰：“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那么，曹睿有无不孝的行为呢？有，但并不是裴松之所引的那样。曹睿是个爱恨交织极为矛盾的人，一边是生母，一边是养母，都有养育之恩，为生母甄后报仇杀养母郭后肯定不孝，但不杀郭后同样是对生母的不孝，夹在父亲和两个母亲之间，任谁也想不出周全之策。一个传统的朴素的爱恨观导致的一个极为无奈的举动，到了裴松之笔下，就变成了曹睿怒杀养母的不孝，《汉晋春秋》的记载就那么值得相信？
整个《三国志注》里还有许多这样的八卦，由于篇幅的原因，不能一一举出。我们不否认《三国志注》对历史的贡献，同样也不否认裴松之在保存历史资料上的贡献。但是，《三国志注》的征引过于庞杂，虽然有了一定的考据、注解，但也留下了很多根本就是八卦或者说会影响研究的文字。另外，裴松之本人的封建史观要比陈寿还严重，陈寿处于司马氏当政之际，行文多回护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他还能够不为统治者文过饰非，委婉地反映了司马氏篡权的史实。裴松之却在征引文字时，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些不符合原文的文字改动，这些细微的改动，看似为了与陈寿的文字相照应，但却在根本上反映了裴松之在历史观上的一些糟粕之处。
裴松之的大嘴行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个人历史观和当时的现实环境所决定了的。晋和刘宋的立国都一样属于“窃国”，毁曹魏贬刘备有助于维护司马氏和刘宋的皇权正统地位，是否大嘴八卦，世人不会过多计较。裴松之受命于刘宋王朝对《三国志》进行补注，端的是刘宋的饭碗，做的是刘宋的官，现实政治环境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历史观，是存在着可能的。但是，作为一名史官，不以历史真实为依据，大量引用稗官野史来毁誉前人迎合权贵，如果不是气节上有瑕疵，那么，只能说裴松之的“不朽”是大嘴成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