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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并从此确立了儒学的显学地位。孔子死后的百余年间，诸侯群雄纷纷并立，各诸侯国的国君喜好各不相同，对各家各派的学说取舍也就标准各异，从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却因其主张王道、仁政，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反对霸道，而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呈渐趋衰微的趋势。
正当天下异说纷纭、儒学衰微之际，孟子、荀子相继而出，二人以继承儒家道统，弘扬儒学精神为己任。勤奋求索，力排众议，各自对儒学复兴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从而也对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荀子更是成为战国后期诸子学说的集大成者。
荀子名况，又名荀卿，或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在诸侯相互兼并、争霸战争连年不断的动乱年代。他在年轻的时候便发奋求学，精心钻研各家各派的学说主张，成为远近闻名的著名学者。当时，齐国在战国七雄中比较强盛。齐宣王为扩大其政治影响，招贤纳士，使得天下饱学之士汇集都城临淄稷下学宫。儒、道、法、阴阳、五行等重要学术流派的著名学者都曾汇聚于此。他们在此讨论学术问题，或各自著书立说，或为齐王提供治国安邦的建议，其中七十多人被尊为齐国的“上大夫”。荀子50岁时，第一次来到稷下学宫。由于他学识渊博，威望极高，因此被尊为学宫之长（古称“祭酒”）。
荀子不仅是一个脚踏实地做学问的人，还是一位善于分析，注重逻辑，讲求实际，重视学以致用的“智者”。荀子在50岁之前，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修己、治学上。这是儒家的优秀传统，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荀子年轻时即确立了弘扬儒学的远大志向，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力求符合儒家的理想与标准。他以孔子为榜样，以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为行为准则，十分严格的要求自己，力图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贤德的“贤人”、“君子”。经过多年的刻苦修炼，他终于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贤德之人，甚至有人将他比做古时候的圣明君主尧、舜。修已也是荀子一生为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这种长期不懈的儒家式的自我修养，更加坚定了他弘扬儒学的决心与责任感。然而，在荀子生活的时代，要实现这一愿望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仅需要渊博的学识，而且需要坚强的意志与捍卫真理的勇气与热情，甚至需要牺牲一切世俗的利益乃至生命。
但荀子并不因此而退却，荀子自少年时代起，就刻苦攻读自古以来的各种思想文化典籍，潜心研究儒家的所有经典著作。《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书，荀子无一不读，而且无不精通。荀子特别讲究学习方法，他反复告诫自己，千里之行始于一步一步的积累，学习就如同远行，没有日积月累的长期刻苦修炼，是难以成为博学之人的。
无论是修身，还是治学，荀子都能严于律己。他要求自己一日“三省吾身”，直到发现真的没有过失了，才会心安理得。长期的严格要求，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也增强了他追求真知的毅力，多少年里，他把自己关在一个近乎封闭的空间里，终日与各种各样的书籍为伴，从中认真地选择着真理性的思想学说，严肃地思考着自古以来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得失。
荀子在稷下学宫期间，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与讲学活动。他积几十年的功力，钻研儒家经典，对儒家经典无所不通，因而成为当时公认的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由于荀子治学最重实际，他从不好高骛远，亦不夸夸其谈，几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的研究学问，等到游学稷下时，他的学问功底已十分深厚，对儒家学说的理解和把握也十分深刻和通透。同时，荀子治学还非常注意广博，他虽然师承儒家，但他从未因此限制自己的求知领域。他广泛涉猎群书，钻研各家各派的学说，以至于对当时盛行于世的各派学说都有十分精辟与独到的见解。
正是这种既求精深且求广博的治学原则与治学态度，使荀子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他在稷下学宫三次取得“祭酒”的地位，这是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所无法企及的殊荣。稷下学宫的优厚条件，使得荀子在战乱年代也能得到一方净土潜心研究学问。经过他多年的研究、讲习，荀子的学问也就更加趋于成熟。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用儒家的标准和原则，认真地审视、评判当时盛行的各派学说，对各派学说的是非得失提出自己的分析与评判意见。荀子对先秦以来各大学派思想学说的分析批判大都一语中的，这一部分思想资料，通过他的巨著《荀子》，而保留下来。
荀子之所以能够对先秦以来的各派学说作出比较客观的、中肯的批判，固然是因为他学问功底深厚渊博，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着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和追求真知的公正无私的胸怀。门派之见向来是求知路上的大敌，荀子能在最大程度上克服门派的局限，这充分表现了他的独到之处。
荀子在齐国住了很长时间，备受齐王赏识。齐王十分敬重他的为人与学识，因此常向他征求治理国家的意见。这很快便引起了一群势利小人的嫉恨。于是，便有人向齐王进谗言，诽谤荀子，在这种情况下，荀子被迫离开齐国。
离开齐国以后，荀子来到楚国。在楚国，他受到了春申君的赏识，被任命为兰陵令。在任兰陵令期间，荀子的政治才能也得到充分展示。他不仅把兰陵治理得井然有序，而且以其人格的力量起到了化民成俗的作用。由于荀子一生勤奋好学，因此兰陵子弟亦多好学，且兰陵人因崇拜荀子，多喜欢把荀子的名字“卿”用作自己的名字。可见荀子影响之深、之大。
楚国的春申君死后，荀子被免去了兰陵县令之职。但他并未返回故乡赵国，而是从此客居兰陵，从事著述、讲学活动，直到离开人世。他还培养了大批弟子，其中最著名的有李斯、韩非、浮丘伯等。
荀子一生不仅以好学闻名于世，而且以善于劝人为学，善为人师而名垂史册。他在长期的刻苦学习研究中，总结出了丰富的治学经验，这些经验如今保留在他的鸿篇巨著《荀子》一书中。
荀子不仅精心研究儒家典籍，而且以传播儒家典籍为己任。荀子通晓儒家经典，因此传授内容也相当广泛。秦汉以来所流行的儒家经典以及对这些经典的解说，大都来自荀子，以至后人将其尊称为“传经大师”。清代汪中《荀卿子通论》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汉兴，诸经皆传自荀卿，其功最高不可诬。”传授儒家经典，的确是荀子对儒学也是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
荀子之所以耗费大量心血传授儒家经典，是因为他认为儒家经典有教人向善的作用，因此要把自己培养成贤德之人，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诸经还能为当政者提供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根据，因此学习儒家经典，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劝人学习儒家诸经，是荀子劝学的重要内容，而荀子本人则以其亲身实践，为世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罢官居乡的荀子已近垂暮之年，然而弘扬儒学的神圣使命激励着他，使他忘记了仕途的坎坷，忘记了老之将至。他毅然拿起那支锋利的笔，忘情地撰述着，勤奋地思索着，将几十年治学所凝成的思想成果，毫无保留地倾注于笔端，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了一部鸿篇巨著——《荀子》。它不仅是荀子一生治学经历的真实写照，而且成为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至今仍有其重要价值。
“学不可以已……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是《荀子·劝学》中一段至理名言，它不仅是这位睿智哲人为后世学子提出的衷心劝告，更是他一生勤奋求知，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终生跋涉，从不懈怠的生动写照。
荀子不仅作为儒学的一代宗师永远载入中国文化史册，而且作为一代名师，永远活在历代学子的心中。
在儒家典籍中，无论是记载孔子博大精深思想的《论语》，还是凝练孟子聪明睿智的《孟子》，都是其门人弟子辑录而成的。惟独《荀子》一书，其中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是荀子亲笔写成的。这部著作不仅是荀子一生治学的思想结晶，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他治学以及为人处世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与孟子一样，荀子从许多方面发挥，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他所提出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同，但在劝人向善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效，因此，在人性论问题上，荀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外，《荀子》一书对唯物主义思想的论述，则不仅是荀子对儒学的贡献，而且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透过《荀子》一书，我们就可以窥见当时百家争鸣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问题，以及荀子对这些问题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荀子学识渊博，思想严谨，才思敏捷，《荀子》书中每一篇章都有其明确的主题，环绕这一主题所进行的严密逻辑分析与推理、论证，都充分展示了荀子治学的态度与风格。《荀子》一书，不仅是一部逻辑性强，说理透彻、精辟的哲学巨著，而且又是一部文风自由流畅、文笔优美、内容充实、极具文采的文学巨著。它的许多篇章，今天仍为人们竟相传诵，成为千古不朽之作。
《荀子》原有三百余篇，后经刘向校阅整理，编定为32篇，取名《孙卿新书》。到了唐代中叶，一个叫杨惊的人把《孙卿新书》分为三卷，重新编排，加以注释，定名为《荀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荀子》，就是杨惊所编定的。《荀子》一书，大部分为荀子亲笔所著，少部分为他的弟子记录整理，我们研究荀子思想也主要以其为基础。
《荀子》一书，内容丰富，其中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伦理、教育、科技、历史、文艺，无不思虑精湛、蹊径独辟。荀子治学严谨，识力卓著，综合百家，既师法有源，又不抱残守缺，规模宏浩，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一个为诸子百家划句号的人。
荀子学说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批判精神。《非十二子》是批判诸子的名篇，《不苟》、《解蔽》、《儒效》、《富国》、《王霸》、《天论》、《正论》、《乐论》等篇，锋芒所向，如秋风过林、摧枯拉朽。凡此种种批判，鞭辟入里，尖锐中肯，取其精华，讽其糟粕，扬长弃短，可以说，荀子对诸子的批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荀子学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求实精神。当时百家争鸣，诸子偏重言辩辞利、不务其实，“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正名》），或“用名以乱名”，或“用实以乱名”，或“用名以乱实”。总之，就是歪曲事实、名实不符。荀子用他那勇毅、坚定而犀利的笔调，大力提倡“课以名实相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所以，荀子的文章绝少浮气华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着边际的玄思，不得要领的论辩，不可考查的言语，统统为荀子所唾弃。
荀子的文章中，主要阐明了两方面的观点：一方面，荀子否定了天命论，肯定了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决不讳言人的丑陋。他是一个让人难堪的人，他的矛头直指人性中最肮脏、最黑暗的部分。他认为，人性被恶，生来就好利、好色、好嫉妒，如不加以克制，任其发展，就会产生争夺、淫乱乃至危及整个社会秩序。“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丑恶的，所以善，那不过是人为的结果。而孟子则说人性本善，荀子一次次地批判道：“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性伪之分者也。”（《性恶》）在他看来，孟子没有把本性与人为加以区分，因而不能正确理解两者的关系，从而也就看不到教化的作用。荀子所认为的善，则是一切行为符合道德规范、服从礼仪制度，但这是人性中所没有的。为了把人由恶引向善，就需要圣人君主对臣民进行教化，需要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引导。荀子打了个比方：弯曲的木头必须修整才能挺直，钝刀必须磨砺才会锋利。没有原始材料，礼仪道德就没有加工的对象；没有礼仪道德的加工，人的本性也就不能自行变得完满美好。
人性本恶是荀子全部学说的基础。它彻底打破了天赋的道德观念，否定了先天良知的存在，提出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主张，从而为礼义、道德、君师、修炼等对于人的重要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尧舜与桀跖天性一样，可前者是圣人，后者是小人，所以，关键在于后天的努力。
人当自救，荀子在人性上强调人为的力量，这与他否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法力无边的天神存在有关，人不但可以驾驭自己，而且还可以战胜自然，体现了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人性究竟指什么，本善还是本恶？几千年来让中外贤哲争论不休。不同的回答，导致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积淀成不同的社会制度。
最早提出人性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圣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过，他并没给人性下什么定义，也没明确回答人性是善，还是恶。所谓“性相近”是善相近还是恶相近，“习相远”是善相远还是恶相远？都未明说。孔夫子到底是大圣人，对人性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他谈得很少，也不轻率武断地下结论。正如他的弟子子贡所抱怨他：“夫子之言性也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正是他老人家的明智之处，也给后人留下了想象、探讨的余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断言人性本善的要算战国中期的孟轲。他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对孔子极为敬重，曾明确表态：“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他把仁义礼智这些所谓的善，看作是人天生就有的，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善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地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
至于什么是人性，孟子也没定义；为什么人性本善，孟子也没作出严谨的论述。因此，他尽管满腔热情地到处宣扬、口诛笔伐地到处游说，但总让人觉得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比如他对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就深恶痛绝，曾破口大骂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认为，杨朱派主张个人主义，有对君主不尽忠的倾向，这是目无尊长；墨翟派主张同视天下，兼爱众人，不分亲疏，有否定对双亲尽孝的倾向，这是目无父母；既不忠君，又不孝亲，这种人就是禽兽。
对于孟子的“性善”主张，荀子不同意了，他第一个站出来提出了人性本恶的主张。
荀子论述“人性本恶”，与前人明显不同的是，他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夕”，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与“性”相对的是“伪”。“伪”就是人为、后天加工的意思。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他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明确把人性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而把仁义礼智信归结为“伪”，是人的社会属性。
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那“善”从那里来呢？荀子认为：性是恶的，伪是善的。那么，如何使人由恶变善呢？荀子认为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化性起伪”：“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在他看来：凡人都是好色贪利、憎丑恨恶的，这些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如顺其自然发展，社会就会充满争夺、残暴、淫乱。因此，必须用师法教化、礼仪规范来使人向善，但善不是“性”，而是“伪”。
在荀子看来就是人性中的恶在作怪。也是这个原因，那些人类中的有识之士，看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制定一套完善的法律来约束人性中的丑恶表露。所以才出现了“法治社会”。
荀子不仅提出了“性恶说”，还对孟子的“性善论”给予了批判：“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司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和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说，是不了解“性”和“伪”的区别。
由于时代的限制，荀子“人性恶”的观点，也不正确。其错误与孟子一样，都是把人的社会属性与人的自属性相混淆了。“恶”是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当人的自然属性扩大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时，其行为才称得上恶。简单说就是：人性之自私自利、憎丑爱美，本身并非是恶，放纵人性使之妨害了他人才是恶。荀子所说的人性恶，实际上是指人性如没有受到限制所造成的社会恶果，但他误把人性的自私自利当成了恶。这就等于把洪水泛滥当成了水性本身。水不受控制可能导致水灾，但我们不能认为水性本恶，更不能灭绝水源；没有了水，自然界便没有了生机，而正确的做法可以修堤建筑，把水限制起来。人性不受制约，人也可能犯罪作恶，同理，我们也不能不据此认为人性本恶，更不能去灭绝人性；没有了人性，个人会失去生机，人类便失去动力，则社会不会进步，历史不会发展。如果不把人性与恶的关系搞清楚，“人性恶”的观点很容易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会造成两种恶果：一是否定人性，有戒欲、绝欲之嫌。导致如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二是否认自私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