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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代表人物谁都会说是孔子，然而当我们真正地深入了解儒家思想时，当然也把孟子带上，这时，我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儒家思想源于孟子。孟子生于孔子逝世后近一百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而子思又是后人所称的“四书五经”中《礼记》（包括《大学》和《中庸》）的作者。孟子的思想汇编于他和学生所著的约5万字的《孟子》之中。
通读《孟子》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在这近5万字中充满了辩论。由于孟子采用了与孔子相类似的词汇来写他的思想，比如使用仁、义、礼、孝等等。同时孟子又在他的书里宣称他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其实，这也并不令人意外，由于孟子是子思的学生，从血脉上看，是与孔子一脉相承的。于是，后人则比较自然地将孔子、孟子合称为孔孟。但是孟子思想是不是真的和孔子思想一致，要看他的思想中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是不是与孔子的相一致，而不能仅用师徒关系来得出表面一致的结论。孟子从孩提时代起就沉浸在孔子所创造的语言世界里，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很自然地会采用这样相类似的语言来解释孔子的思想并宣称他是孔子思想的继承人。但这只是一面之词，因为作为当事人孔子已经无法站出来申辩了。人文的思想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所采用的语言较为精确，而人文思想所使用的语言则比较模糊，同一句话往往会引发不同的理解。2000年来孔孟结合的如此紧密，以至于没有人怀疑这种结合的合理性，正是由于人文思想使用的语言比较模糊所导致的。而今天，我们在深入研究孔孟思想的基础，通过对比来分析儒家思想的归属。
首先，我们来看儒家的“革命性纲领”——三纲五常。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对一个人说你可以看到远处的一颗北斗星。可是一个传一个，结果，到了最后一个人嘴变成了你在吃西瓜。这说明了一件事在传递过程中的不可靠性，有心的人可能会调查一下传递的过程，看一看是在哪里、何时又是如何“北斗星”变成了“西瓜”。研究孔孟思想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先看一看孔子思想经由孟子传递到儒家手里变成了什么。如果变了，我们就可以向回追溯来了解它是在哪里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的。
先秦的孔子时代乃至孟子时代，“儒”还只是对文人书生的称谓。孔子及其学生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儒家的代表，同样，孟子也不知道。儒成为一家，并崇奉孔子和孟子还是汉朝的事，将孔子、孟子和称为孔孟也是从汉朝开始的事。一般地说，儒家的建立是以汉朝的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为旗帜的。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经由孟子传递到后面儒家手里变成了“三纲五常”。那么，孔子的思想是不是可以推导出“三纲五常”呢？还是孔子的思想是“北斗星”，而三纲五常是“西瓜”呢？
我们可以首先对孔子的思想进行解读，可以将其思想归纳为：“孝”作为传递道的载体是人生、社会的根本，“忠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具有绝对性，“礼乐”作为人的人文时空具有相对性，“仁义”作为人生实践的方法具有多样性。那什么是“三纲五常”呢？“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根本，纲举目张。五常是五种基本道德：仁、义、礼、智、信。如此看来，孔子思想与“三纲五常”有着很大的差别。孔子思想中作为基本道德的“忠”和作为传递道的载体的“孝”不见了，似乎演变成了君为臣纲和父为子纲。孔子思想中标志人的人文空间具有相对性的“礼”和作为人生实践方法具有多样性“仁、义”与人的基本道德“信”一起被列在“五常”之中，而“三纲五常”还多出了一个夫为妻纲，并将“智”也列为人的基本道德。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孔子思想与儒家的“三纲五常”有着本质的不同（孔子思想是“北斗星”，三纲五常是“西瓜”）。
自汉朝的儒家建立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理论基础后，2000年来，儒家的发展基本遵循着“三纲五常”的脉络。这个“三纲”非常了不得。君为臣纲发展出了忠君思想，岳飞的事迹好像并不是2000年中国帝王史中的特例；父为子纲发展出了二十四孝，差一点儿被郭句活埋的儿子要是死了恐怕也不明白他为何而死，并且是不是死得其所；夫为妻纲乃至三从四德使得中华大地到处都是贞节牌坊，每一个牌坊都在昭示着一个被摧残的人性；而五常则是混乱的。五常中的“信”是人的基本道德，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将“礼”这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与“信”并列作为基本道德之一就会造成混淆；而将“仁、义”这两个基于基本道德的衍生概念也作为基本道德就会使本末不清，真假难辨。比如仁和义中都包含着判断的成分，以仁义作为基本道德无疑是将人的判断力也归为基本道德之列，这显然是荒谬透顶的。更有甚者，五常之中居然包括“智”，比起其它四个概念，“智”是离基本道德最远的。“智”就像是工具可以用来建设，也可以用来破坏。有了智慧，小偷小摸可以变成偷天巨盗，高智商犯罪破坏性是最大的，老子就说：“智能出，有大伪”。所以将“智”作为基本道德与“信”并列，不仅降低了“信”的重要性，而且会鼓励“大伪”的出现。因此，儒家应该是三纲五常的儒家，而不是孔子的儒家。与孟子自称是孔子的继承人一样，儒家只不过是将孔子列为先圣，从形式上加以崇奉。而在思想体系上，儒家一直沿着三纲五常的路走到了近代。儒家号称自己为孔子的继承者同样是一面之词，因为孔子已无法站出来申辩了。
自孔子思想到儒家的三纲五常，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是，如此之大的变化发生在何处呢？儒家举着这个与孔子思想有重大出入的三纲五常，怎么可以号称是孔子的传人呢？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这中间的传递过程，看一看孔子思想在哪里转了弯。
首先，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也就是规定君臣、父子、夫妻主次关系的三纲在孔子思想里是找不到的。儒家的三纲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规定了一方主宰另一方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君为臣纲似乎来源于孔子思想里的“忠”，但是通过对《论语》里“忠”的分析，可以看出《论语》里的“忠”并不是忠君这样狭隘，况且忠是一种道德标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并不是拿来要求他人服从于自己的“核武器”；而父为子纲似乎来源于“孝”，其实父为子纲更多的像《新华词典》中对“孝”的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孔子思想中的“孝”是道的载体，是人作为“域中四大”之一所具备的道的特性。因此父为子纲与孔子思想中的“孝”是完全不同的。《论语》中有一段话可能与儒家的三纲有些瓜葛，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不是描写君臣、父子关系的。这段话出自于《论语》第十二章：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如何从政。
孔子说；“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对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然有足够的粮食，我又能给谁吃呢？”
很明显，上面这段对话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是君要做得像君，臣要做得像臣，父要做得像父，子要做得像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士士、农农、工工、商商、兵兵，就是在什么位置就做得像什么；甚至可以改造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很显然属于“礼”的相对性，它显然是在强调每个人尽管担任的社会角色不同，但都有约束自己的准则。孔子在这里没有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关系。但是100年后的孟子将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成了君臣、父子。如《孟子•滕文公》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尽心上》中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于是孔子思想在孟子嘴里转了个弯，从孔子重点强调“君、臣、父、子”各有自身的职责到孟子重点研究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历史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发生这样的偏离。尽管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对父子、君臣的关系描述得不清不楚，但是，这种对父子、君臣、夫妻之间关系的关注最终导致了儒家“三纲”的诞生。
儒家的“五常”来源于孟子的痕迹则更为清晰。上一段中所引用的《孟子•尽心》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到孟子对“仁、义、礼、智”排比。有意思的是，五常之中唯一具备基本道德特点的“信”并不在孟子所列的基本道德之列，孟子仅举“仁义礼智”四德，如同上一段所摘录的那样。而“信”被加入五常之中是在汉代，由于当时五行说盛行，为了配合五行说将“信”列入孟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四德而发展成五常。可见，从孟子到儒家的三纲五常有着一定的传承脉络。到此，我们可以将儒家称为孟子的儒家，而儒家将孔子尊为他们的先师则仅仅是形式上膜拜的，儒家理论中的基本观点与孔子所指出的方向却是南辕北辙的。在这一点上儒家思想的三纲将人按照一定的角色而规定主宰或从属地位，在这一点上，他们接近西方的宗教，所不同的是，宗教中只有一个救世主主宰着世间万物，而儒家思想指导的社会有着众多救世主，分别主宰着各自的小社会。从庙堂之上的众臣对皇帝的三拜九叩、惟命是从，到一个个多代同堂的大家族，儒家的社会被分为一个个小型的宗教体系。
可惜的孔子思想到孟子手里就改变了。从儒家的三纲五常到孟子的五不孝，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化孔子更像是儒家的代表。我们当然不会完全否定孔子创始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们做此对比的主要目的，只是想说明孟子在儒家思想一体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