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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生平及其思想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战国中期政治家。出身于卫国贵族，名公孙鞅，亦名卫鞅。公元前340年，因有功于秦，秦孝公封卫鞅于商（今陕西商州市）十五邑，号为商君亦称商鞅。商鞅少年时代喜读刑名之学，到了青年时期，他已经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最初，他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痤手下做小官，深得公孙痤重视。公孙痤临死对魏惠王说：如果不用卫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把公孙痤的话当成耳边风，既不重用，也没有杀他。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招贤，就来到秦国。他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引荐，与秦孝公面谈了三次。前两次商鞅讲的是行帝王之道，孝公不感兴趣，听听就睡着了。第三次讲“霸道”，富国强兵，孝王听得很高兴。从此受到秦孝公的赏识和重用。
商鞅的一生，可谓是大有作为的一生，人们称赞他是思想家、改革家、军事家，他对人类历史的主要贡献有两大成就：一是首次提出并建立了法治思想体系；二是在中国形成了官僚政治体制。因此，商鞅变法被看作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商鞅的法家智慧可以从以下两点来理解。
1. 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
实行以法治国是商鞅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实行法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理”，也是现实社会“必为之时势”。为了推行法治，首先必须“立法分明”。法是判断是非功过和施赏罚的惟一标准，万民百姓都得一体遵行。
其次，颁布成文法，并解释清楚，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商君书·定分》）“万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商君书·定分》）
再次，法令颁布后，严格执行，使人们对法有信心。“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商君书·修权》）
总览商鞅的法治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法是治国三要素——法、信、权中的要中之要。商鞅认为，法是君臣共同遵守的；信是君臣共同确立的，只有权，才属于君主，由他单独掌握。君与臣，无论是谁，都不能“释法而任私”，不能“以私害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家必乱。权属于国君，但要依法用权，法与信，为君臣共有，谁都不能违背，这样，国家就会有良好的政治秩序。
第二，君主以法为准绳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商鞅主张君主要有绝对的权威，君主必须牢牢掌握权力，并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他说：“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这就是说，君主的权力是不容许旁落的，国家的大计必须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虽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对君权的制约问题，但他是主张以法来限制君权。在商鞅看来，君主只能依法行事，与民众一样，无权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第三，使民知法守法。商鞅之法，对于民众原则是“求过不求善，借刑以去刑”，强调刑罚，主张严厉。商鞅倒也并不讳言于此，他承认法的目的是胜民、制民，而决不能让民胜法，“民胜法，国乱”。为了让民众知法、守法，商鞅主张在法的问题上不搞神秘主义，而提倡公开。
第四，设置“法官”。商鞅主张，在中央即天子周围，设置三法官：一设于宫廷中，即最接近国君的一个；二设于御史和丞相那里；三设于诸侯、郡、县。这些法官的职责有二：其一，“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群众读书少，甚至不识字，要知法就去找法官；其二，如果有官吏为非作歹，“遇民不修（当为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罪告之”。做官的不好好为官，法官就对其提出起诉。这实际上就是法律咨询、法律监督的思想。
商鞅在法律思想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重刑”著称于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商君书·赏刑》）；并针对儒家的“以德去刑”，提出“以刑去刑”的主张。在他看来，禁奸止过，不但不能用轻刑，即使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也不行。商鞅重刑思想为实行严刑峻法创造了理论依据。秦始皇具体实践了这一理论，并将商鞅的片面性绝对化的重刑理论推向了极端，结果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
2. 不法古、不循今的社会发展观
法家是在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制，建立和巩固封建制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思想政治派别。因此，他们在哲学上首先面临的课题是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古与今；如何对待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法家主张，历史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时代变了，制度也应该改变，既反对复古，又要改变现状，就得创新，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否则社会将停滞不前。
商鞅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应法古。商鞅把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趋势，作为反对循礼守旧、坚持变革的理论依据。
他说：“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商君书·画策》）这是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之理，据此来“为必治之政”，“行必听之令”；实际上是认为一切社会制度的建立和改革，是顺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不法古、不循今就必须改革，改革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新旧制度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商鞅变法”首先遇到的斗争是与甘龙、杜挚之争。甘龙认为：圣人是不改变人民的礼俗来施行教化的，智者是不搞变法来治理国家的；按照人民的习惯来进行教化，不费工夫而功效明显。依据成法来进行统治，官吏熟悉而人民安定。如今要变法，不按老规矩办，换一套办法约束人民，恐怕天下都要议论甚至笑话国君的。
商鞅则针锋相对，他认为：常人安于守旧，学者为有限的知识所束缚，凭这两条，都只能当官守法，而难于超越于成法之外，再有较高明的见解。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可以为王；春秋五霸，做法不同，但都称了霸。所以智者制定了法度，而愚者为法所制，跟拘泥于礼制的人是不好谈大事的，和为法所束缚的人是讲不通变革的。
杜挚又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即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器具。商鞅则反击道：前世的教化并不一样，我们效法谁者呢？古时帝王的做法也不是再因袭的，我们又以谁的礼法为准呢？在变法过程中也遇到重重阻力和斗争，尤其是和王公贵族的斗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贵族们为了破坏变法，竟煽动成千人到京城闹事，并唆使太子犯法。商鞅不顾冒犯太子，竟果断地对太子的两个老师分别处以“劓”、“黥”刑，同时严厉地镇压了破坏变法的顽固势力，把那些“乱化之民”尽迁边地，从而保证了新法贯彻执行，最终商鞅变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但他因变法而得罪了众多的王公贵族，而又成了这场斗争的殉葬品。
商鞅因变法而死，但“秦法未败”，为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商鞅不仅是先秦变法卓有成效的政治家，而且是形成法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他以重法著称，自成一派。辑录、记述商鞅思想的《商君书》从秦末一直流传至今。
慎到的生平及思想
慎到（约公元前395~前315年）是赵国人，曾在当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人同在赫赫有名的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号称“稷下先生”，他的学说见于其著作《慎子》。《慎子》一书，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介绍说有“十二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有42篇。慎子的著作今存7篇，为清道光年间金山钱熙祚所整理。
慎到的思想发端于道家黄老学派，庄子在其《天下》篇中讲到：“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慎到闻其风而悦之”，抓住了慎到思想的出发点。
受慎到思想影响较大的是申不害与韩非。申不害讲究势，受到慎到的启发。韩非维护和发展了慎到的“势治”学说，提出了“抱法处势”的理论。在韩非子的著作中，特辟了《难势》一篇，对慎到的势治学说进行辩难。
慎到主张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而实行“法治”就得尊法、尚法。作为法家的主要理论家，其势治理论，备受人们关注。他认为君主持国的奥秘不在别的，而在于“势”。势，是由法权构成的，一有权，二有法。君主拥有了权和法也就拥有了势。他把君主与权势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高飞，君主有了权势，即使像桀那样昏庸，也能令行禁止；如无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能，也无法管理百姓。君主没有权势，法律就不能得以推行，推行法令只能靠“势”，而不能靠“德”，所以他反对儒家的“德治”。他还主张，国君不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应按其所能让臣下去做，以充分调动臣下的积极性。
慎到的尚势思想，不但为推行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对法理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历代统治者都知道“势”的重要性，严格的等级制度，巍峨的宫殿，高置的龙座，威严的仪仗，动辄让三公九卿下跪的圣旨，无不是“势”的具体化。
慎到有较成熟的法治理论。他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威德》）。“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逸文》）。
慎到的法治思想，既要顺应自然，又强调法的作用，反映了时代的需要。
慎到主要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阐发，因此在法理学方面有突出的建树，对于法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
首先，慎到认为法是“至公”的准则。“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他把“法”看作为规范一切人的行为的最公平的制度。
其次，慎到指出，“法”的最大作用和目的就在于“立公弃私”，从而把公与私、国与家、法令与个人爱好明确地区分开来。他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而弃私也。”
再次，慎到提出了“立公弃私”的具体方法，即“事断于法”和以法“定分”。
所谓“事断于法”，即严格按照法令规定办事。所谓以法“定分”，就是确定各种职责、行为和权利、义务的界限。
慎到主张“法治”，又很重视权势和君主的作用。在权势、君主、策略手段等因素之中，他把权势放在首位，认为权势是尊君和尚法的前提。
慎到认为，从事政治和推行“法治”的关键不是君主道德的高低或者才能的优劣，而取决于君主权势的大小，因而对于权势的重要性和权势的运用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总之，慎到的尊君、贵势和尚法都有其独到之处；尊君在于强调集中权力，又反对专制；贵势在于推行“法治”，却并非权力至上；尚法在于“立公”，坚决反对“行私”。这种立法为“公”，以势行法的观点成为法家“法治”学说的思想基础。
申不害的生平及思想
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37），亦称申子，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曾在韩昭侯时任相十五年。为政期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曾使韩国一度“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以“术”著称于世。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与慎到有极相似之处，他们都遵循老子的大统一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宇宙间的本质是“静”，其运动规律是“常”。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因”指“因循”，“随顺”。“贵因”指“随事而定之”，“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
申不害把这些原则用于人事，构成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无为”主张的渊源即《老子》的“绝圣弃智”，申不害的“无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个人作为的“无为”，以便听取臣下的意见。但是，申不害仅仅把这种“静因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于“权术”之中。为了完善这种方法，他进一步发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绝不是指君主无所作为，只是君主决策前的一种姿态。在关键时刻，申子要求君主决断一切，独揽一切。申不害的哲学思想，是君主哲学，也是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由道家的“天道无为”演化发展而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
申不害主“术”，但他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权势”是君主的本钱。
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正名”主张，首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这个主张，是名分等级，不得错乱。与孔子“正名”不同之处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申子“正名”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主处其大，臣处其细”的大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即把名分按实际情况规定下来，然后进行任命，听取意见，检查监督。
什么是“术”？申不害没有明确规定。“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既然如此，君主仍要对付大臣是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酿成习气。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认为，君主有了势，定了法，其地位还不是稳固的，必须有两面之术，不然势与法就会变得威严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达。如果以术来联通势与法，就如虎添翼，无论动静，都会使臣下慑服。他的术分两类，一类是控制术，像前面提到的“正名责实”，就是讲规定职责，考校监督的。还有如君主以静制动的，无为而治的，这些属于领导管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类是搞阴谋，耍手腕，弄权术。
玩弄权术，当然不是自申不害开始，但他是第一个在理论上的系统研究者，这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很受历代统治者的喜爱。但从本质上说，无补于稳固政权。因为既然有驭臣之术，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
申不害研究术，有正面的领导控制方法，也有阴谋诡计，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否道德，但可以说，他的思想和研究是可以启迪后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