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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讲作战最好是“上兵伐谋”，即运用谋略夺取战争全胜的问题；指出了“乱军”的原因，提出了“知胜”的条件；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战争规律。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赖蹙，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城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则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司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今译】
孙武说：凡是用兵方法，使敌国全部降服为上策，击破这个国家就差一等；使敌军全军降服为上策，击溃这个军队就差一等；使敌人全旅降服为上策，击溃这个旅就差一等；使敌人全伍降服为上策，击溃这一伍就差一等。因此，百战百胜，不是好中最好的，只有不战而使敌军屈服，才是最好的。
所以，优秀的军事家是用政治谋略战胜敌人，其次是用外交手段孤立敌人，再次是用军事力量征服敌人，最下等的是强攻敌人的坚城，攻城的方法，是因为不得已。修造飞楼和攻城用的巢车，准备攻城用的云梯，要几个月才能完成；构筑攻城用的土山，又要几个月才能完成。将领忍不住愤怒，指挥士兵像蚂蚁一样往上爬，士兵被杀伤三分之一，而城还是攻不下来，这是强攻坚城的灾难。所以，善于用兵的人，降服敌军，不是靠硬打；夺取敌人的城寨，不是靠强攻；灭亡敌人的国家，不是靠久战，必须以万全的谋略争胜天下。所以，我军不受挫折，却能得到全部的胜利，这就是用谋略战胜敌人的原则。
所以，用兵方法，十倍于敌就包围它；五倍于敌就进攻它；倍于敌就分散它；势均力敌要设法战胜它；少于敌人要能摆脱它；不如敌人要能回避它。所以，弱小的军队坚持硬拼，就会被强大的敌人俘虏。
作将帅的是国君的辅佐。辅佐得周全国家就会强盛，辅佐有缺陷国家就会衰弱。
所以，君主可能给军队带来的祸患有三种情况：不了解自己的军队不能进攻，而偏偏命令进攻；不了解自己的军队不应撤退，而偏偏命令撤退；这叫做束缚自己的军队。不了解自己军队的实际情况，却硬要干涉三军的指挥，就必然使将士疑惧。三军将士思想混乱而又疑惧，这样诸侯乘机进攻，我们的灾难就来了，这就叫做自乱军心，导致敌人的胜利。
所以，预知胜利有五种：知道可以打和不可以打的，就能胜利；知道兵多怎样打和兵少怎样打的就能胜利；上下一心的就能胜利；用自己的有准备对付敌人的无准备的就能胜利；将帅有才能而君主又不加牵制的就能胜利。这五条，是预知胜利的方法。
所以说，既了解敌方又了解自己的，百战都没有危险。不了解敌方而仅仅了解自己的，一胜一败。既不了解敌方，又不了解自己，每次打仗都要失败。
故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译为：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就能百战百胜；不了解敌人，只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各一半；即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就会每战必败。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武关于兵家制胜的指导思想；也是知和战关系的战争认识论思想。“知彼知己”从狭义范畴来理解，是指对敌我双方情况的掌握；从广义方面理解，就包括知己以外的各种相关情况。
孙子很重视“知”，全书用了78个“知”字。他对“知”十分强调，认为“知”是作战的前提，是胜利的基础。他还提出“先知”：“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他认为只有“先知”，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作战才能有取胜的把握。本段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也是这个意思。
孙子提出战略决策应以熟知敌我双方道、天、地、将、法等各方面情况为基础，将帅要懂得各种“用兵之法”。这些都必须以“先知”为条件。为了达到“知”，他主张“示形”、“五间俱起”、“策之”等各种手段并用，千方百计察明敌情、地形等情况，达到“知彼”；在“知己”方面认为同样重要，知“知吾卒之可以击”、“不可以击”、“得地之利”、“得人之用”等，真正为“知己”。
应当说，“知彼知己”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仅有对敌我双方各种客观条件的了解，还有对战争的指导规律和各种作战原则的认识和理解；不仅揭示了对彼己情况的了解与战争胜负的关系，而且也指明了找出作战指导的规律，并按这些规律战胜敌人。因此，他这儿讲的己是知与行、学习与使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普遍的认识论价值。
“知彼知己”，不但是兵家制胜的谋略原则，而且已成为科学的真理。历史上用兵的人凡是遵循了这条原则。，就取得成功；否则，便招致失败。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赤壁之战，孙、刘联合抗曹，大破曹军，暂时解除了北方的威胁。之后，孙、刘之间开始了荆州的争夺。当时，刘备中年丧偶，失去了甘夫人。周瑜得悉这一消息，便向孙权献上一计，请派人前往荆州向刘备说媒，假意将孙权之妹嫁给刘备，然后骗刘备至东吴招亲，扣为人质，逼还荆州。孙权派吕范前往提亲，刘备“怀疑未决”。但诸葛亮胸有成竹，料知东吴之谋，让刘备答允这门亲事，而且会使“吴侯之妹，又属于公；荆州万无一失”。然后。诸葛亮坐镇荆州，派勇将赵云带500兵士，保驾刘备招亲。临行前，诸葛亮授与赵云三个锦囊，并嘱咐赵云按囊中“三条妙计，依次而行。”赵云牢记军师嘱咐，依锦囊所授之计而行，使刘备东吴之行化险为夷，顺利招亲，得了“佳偶”，而且安全返回荆州，使孙权、周瑜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
人们佩服诸葛亮料敌如神，计谋高超绝伦。其实，诸葛亮是在完全了解吴国君臣的心计情况下订立的妙计。首先识破“提亲”是骗局，便将计就计，大造舆论、声势，搞得沸沸扬扬，搞成既成事实，迫使孙、周哑巴吃黄连，只得弄假成真。其次，他深知刘备戎马半生，丧偶又得佳丽，会沉溺安乐，“乐不思蜀”；同时又深知孙、周会因此利用荣华安乐、声色犬马软禁刘备，因此设了第二条计。其三，他料定刘备逃出，孙、周绝不肯善罢干休，会派兵追回刘备等人，因此设立了第三条计，让刘备请出孙夫人出来退兵。
刘备招亲过程中，刘备、赵云等人能够处处主动，步步占先，就在于有诸葛亮的三条锦囊妙计。诸葛亮之所以能在事情发生之前预先定下应付妙计，是由于他对事态的发展有着高度准确的预见。他这种先见之明，绝非来自主观臆断，而是来自对己方和彼方情况的深入了解以及对事态发展的符合逻辑的透彻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捷，也是由于“先知”决定的。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平型关一战应该得力于情报的猎取和地形的选择。”打仗前，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犯平型关的敌军是日本名将坂垣征四郎率领的精锐之师第五师团。为了打好这一仗，选择了平型关作为设伏歼敌的地方。从平型关到河南镇，是一条东西向的狭窄沟道。沟道中段地势最险要，长十余里，深数十丈，沟底通道仅容一辆汽车通行。这正是一个理想的设伏阻击地域。八路军正是利用这有利的地形，加之战士英勇奋战，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我军取得毙敌千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的胜利。
当今商场，“烽烟”四起，厂家林立，竞争激烈，若欲站稳脚跟，也必须“知己知彼”。
商战比兵战更为复杂，各种因素不是那么明朗清晰，相关的各种条件含混不清，只能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才能使经营活动顺利发展。因此，更要强调“知己知彼”，才能达到“百战不殆”的目的。
“己”指的是自身条件和内部环境，包括财力、物力、人力、技术、经营场地、地利条件、商品种类、商业信誉、商品来源等等。“彼”既可指竞争对手，又可指贸易伙伴，总之，与之进行业务往来的团体或个人，都可以称之为“彼”。“知彼”，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手段，了解对方的经济实力、商业信誉、人员素质、技术力量、管理水平、发展趋势、经营动态等等。若是竞争对手，“知彼”更要探明对方的强弱虚实、长短优劣，我们便可避实击虚，扬长避短，攻击其弱点。
诸葛亮像
我们和外商是公平的贸易合作关系。和外商打交道，要坚持原则；同时，千方百计探明对方的经营状况、合作目的、合作担保，不能一见面就把自己企业的全部经营情况全盘托出，结果使对方抓住了弱点，造成讨价还价、施加压力的可乘之机。据说在“文革”期间接待友好人士时，对我国特有的景泰蓝和宣纸生产技术，厂方又是讲工艺流程，又是让其拍录像。结果，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粹精品，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友好”地窃走了。所以，和外商打交道更要做到“知己知彼”。否则造成的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1985年我国渔业部门同非洲某国合资办了两个渔业公司。我国向这两个公司提供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条件是相同的。但后来这两个公司经营状况却大相径庭：一个管理好，效益高；另一个管理混乱，亏损严重，短短的几个月，就破产倒闭了。原来这后一个公司是个空壳公司，负责人是个不懂技术的莽汉，其他人也都是临时凑合的，因为事前未能做到“知彼”，不了解其底细，盲目与之合作，所以造成了损失。
在国外，利用“知彼”，摸清底细，从而大发横财的事例不少。1894年11月，美国财政部的库存黄金大量外流，市面上出现了抢购黄金风潮，形势相当危急。美国总统只得求救于大金融家摩根及大银行家贝尔蒙。摩根经过调查研究分析，探明了此股抢购黄金风潮是与各地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有关，政府已到无计可施的地步。于是，他同贝尔蒙拟定了一个计划，由他们两家组织一个辛迪加，承办黄金公债，一则可解财政危机，二则可换取高额利润。因这条件太苛刻，国会和总统都不接受。于是，摩根又通过各种手段，探明国库存金只剩下900万元时，便威逼总统道：“总统先生：据我所知，××先生手中就有一张总额为1200万元今天到期的黄金支票，如果他今天要兑现，那么一切都完了！”总统走投无路，不得不答应摩根提出的条件。当然，摩根便取出大量美元交给财政部，帮助政府渡过了危机。但摩根向政府承包的公债价格与市场差一转手，便赚取了1200万美元。
从以上实例分析，使我们看到“知己知彼”对于经营成功与失败是何等的重要。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孙武的意思为：最好的用兵方法就是打击敌人的作战谋略，其次是在外交上瓦解敌人的联盟，再次是用军事力量征服敌人，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
这是孙武以谋制敌，力争全胜的战略思想。全段突出了一个“谋”字，强调以谋制谋。
“上兵伐谋”，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指自己有高妙的战略性决策，在谋略上胜过敌人；另一个是在战争中用谋略胜敌。“上兵伐谋”既可以用于战略，也可以用于战役战术；既可以运用于进攻，又可以运用于防御。无论是战机的创造、兵力的部署、战法的使用、地形的利用、目标的选择等等，都是谋略发挥的天地。
在孙子看来，从事战争，使敌人屈服有“智胜”和“力胜”两种方式，相应的也出现“全胜”和“破胜”两种结果。“智胜”代价小，“力胜”代价大；“智胜”可以“安国全军”，“力胜”难免国弊兵疲。所以，孙子主张以智谋来运用军事力量，智、力结合，力争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篇》）。这就是孙子所说的谋攻之法。
商灭夏，伊尹就是采取的以谋胜敌的策略。公元前1763年，伊尹审时度势，决定以谋略胜敌。为了探测夏桀的力量有多大，伊尹向商汤献策说：桀的军力有多大、号召力有多大，很难看出，可以采取抗贡的手段，看看桀还有多大军力和号召力。商汤接受了伊尹建议。第一年不给桀进贡，桀大怒，调九夷之兵伐汤。伊尹说：桀还有号召力，不宜和桀作战，赶快赔礼道歉，补送更加优厚的贡品，以息桀怒。第二年汤又抗贡，桀更怒，又想调九夷之兵，九夷反对连年用兵，师劳、财竭，大都不听调动了，桀只征集了部分三夷之兵伐汤。这时，伊尹献策说，桀已经没有号召力了，三夷之兵战斗力也不强了，士气也不高了，可以对桀宣战了。于是商汤联合诸侯军队，埋伏于山西安邑的鸣条，诱敌出战，夏桀被商汤一举打败建立了商王朝。史称“鸣条之战”这一著名战役，就是伊尹审时度势，待机歼敌的典型谋略战。
从革命战争看，建立根据地战略就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上兵”。从井冈山到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就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人类战略思想宝库中的瑰室。一些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遇到市场疲软或需要逐步扩展时，建立了自己根据地的势力圈，将自己置于势力圈中心抵挡危机四伏的外部世界，以求站稳脚跟，待机扩张势力，发展事业。
放眼全球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互成鼎立之势的“三大经济圈”的竞争：西欧共同市场、北美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从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来说，就应当建立自己稳固的经济地位去竞争发展。企业家的眼睛不能只看眼前和周围市场，要有战略眼光，瞄准国际市场去努力开拓。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译为：用兵的法则是，能使敌国完整地降服是上策，击坡敌国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军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攻垮这个旅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打败敌卒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打垮这个伍就差一些。因此，百战百胜还不是好中最高明的，不战而降服敌人才是优胜中最高明的。
周公烽火戏诸侯图
孙子以非战手段避免兵燹战祸的战略为指导思想，认为军事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安国全军保民，而任何战争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军民伤亡和经济的破坏，因此他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本义是：不通过直接交战而使敌屈服。按照他的主张，大至于敌国、敌军，小至于敌之旅、卒、伍，都可以不战而使之屈服。也就是说，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既是一种战略主张，也是战役、战斗的主张；当然，重要的还是战略主张。
怎样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没有具体论述，但从全书中可以反映出其基本内容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心理等斗争手段，把战争遏止于萌芽状态。这种战略目标只有在具有诸多绝对优势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孙子在肯定这一思想的同时，基本的还是论述以战制敌。
战史表明，要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以谋略取胜，以武力威慑与政策攻心相结合。如大兵压境，示敌以威，使之望而生畏，不战自屈；采取政策攻心，瓦解敌军，使之军心混乱，不战自崩；充分利用和扩大敌人内部矛盾，使之相互倾轧，分崩离析，不战自溃。在历史上齐桓公采用“尊王攘夷”策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从征服这个意义讲，多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现代西方一些谋略家先后提出的“均势战略”、“不战而胜战略”、“孙子的核战略”等等战略构想都是明确地运用孙子这一战略思想的。
对于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战争中的特殊现象没有普遍意义；有人认为这是脱离战争实际的唯心论观点不切合实际。但海内外更多的人都肯定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在今天“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宣传“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对于当今社会是有益的。
在历史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从战役、战斗角度看，例不胜举。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王霸征讨周建、苏茂。王霸归营，士击鼓射箭，箭矢射中王霸面前的酒樽，王霸仍安坐不动。军吏说：“茂已破，今易击。”王霸说：“不然，周、苏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挑战以邀一胜。我今闭营休士，可迫敌退。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达到了不战而胜的目的。
解放战争时，毛泽东对平津战役作了周密部署。当时华北敌军只有60万人，我军东北野战军有80，万人，华北野战军40万人，占有很大优势。傅作义部队摆成500余公里的长蛇阵，蛇头是唐山、天津、蛇腹是北平、蛇尾在宣化、张家口。我军对其分成数段分割包围，以便各个消灭。毛泽东“围而不打”，“隔而不围”，以奇妙的战术打了蛇尾打蛇头，调动傅作义35军出京。首先在新保安歼灭35军，继克天律，全歼天津守敌。在巨大攻势下，被围困在北平的傅作义将军深明大义，接受改编，大开城门迎接解放军，北平和平解放。从整个战役看，体现了“全胜”的战略思想；从北平和平解放来看，可算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例。
战争史上“城下之盟”的史实很多，在强大军事压力下抵抗无望，被迫投降。这些从获胜者角度看，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商战中，在竞争中，要获取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智力的竞争，更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竞争者往往可以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占领市场，兼并吞并一些弱者，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获取竞争的胜利。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唱“空城计”，巧妙获得“不战而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伍回家的希尔顿，在德克萨斯州寻求发财门路。他买下了莫希利旅馆，从此翻开了希尔顿饭店王国的第一页。刚刚起步，资金缺乏，举步维艰。在修建达拉斯希尔顿饭店时，他十分困难，饭店建筑费需要100万元！希尔顿灵机一动，他找到卖地皮给他的房地产商人杜德，威胁利诱，说服了杜德。杜德答应按希尔顿要求将饭店盖好。然后由他出钱买下，并且还是分期付款。杜德之所以答应希尔顿的条件，是希尔顿威胁利诱的结果：“如果我的房子停工待料，附近的地皮价一定会大大下降；假如我再宣传一下，说饭店停止不盖是因为位置不好而另选新址，那你的地皮可就卖不了好价钱了。”杜德无可奈何，接受了希尔顿的条件。1925年8月，达拉期希尔顿饭店如期竣工，从此希尔顿的饭店王国成为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大饭店。希尔顿在资金匮乏，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中，能巧借他人之手耍空手道，演了一场“空城计”不战而胜，获得了巨大成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译为：用兵的方法有10倍优势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有5倍优势的兵力就要进攻敌人，只有一倍的优势兵力就分散敌人，势均力敌就要努力战胜敌人，比敌人少就设法退却，不如敌人就要设法避免交战。
这一段文字论述了审己察敌、量力用兵的胜败谋略，体现了集中兵力确保必胜的思想。
这是孙子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的作战指导思想。他认为，指挥作战必须根据兵力的大小，与敌人兵力对比情况，正确使用。有优势兵力就可以采取进攻战；兵力相当就应该首先设法使敌人兵力分散，而后各个击破；兵力小于敌人应采取防御或避免与敌人交战。组织进攻作战要有绝对优势兵力，做到“以镒称铢”；反对不自量力，“以少击众”、“以弱击强”。
“以众击寡”是靠指挥的灵活、兵力巧妙地运用来实现的，并非只是说兵力越多越好。客观上有优势兵力当然是胜利的有利条件应当充分利用，如果全局不具备优势兵力，就要靠灵活的指挥，在局部在决战的关键时刻，在主要作战方向形成局部的优势兵力。决定兵力的众与寡，来源于对情况的正确判断，孙子指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根据这个道理，我方可以隐蔽企图，使敌人难以断定确切的战场和攻击方向，使敌人备多兵分，我方就可以实现以众击寡了。即使双方兵力相当，“我专为一，敌分为十”，等于是“以十攻其一”。做到了这一点，敌人兵力再多，也可以使敌人无用武之地，否则，兵力强大，也无益于取胜。
在用兵作战之时，孙武主张在优势的情况下与敌人交战，要努力利用和造成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反对在劣势情况下与敌人硬拼，这是十分正确的。
孙子关于“识众寡之用”、“以众击寡”的指挥原则和转化敌我兵力对比态势的指挥艺术，揭示了战争中兵力运用的基本规律。现代战争由于武器装备的变化，更多的是以集中火力的形式来体现的，其指导原则仍然是一致的。
北朝西魏大统三年（公元537年），东魏将军高欢渡河，逼近华州，刺史王罴严加防守，并涉过洛水，驻军于许原西。西魏派宇文泰抵御。宇文泰到达渭南召集诸州兵将，诸将以众寡不敌，请求等待高欢再向西以后视情况的变化再作决定是否作战。宇文泰说：“高欢若是到达咸阳，我人心会浮动。现今高欢军刚来，可以反击。”于是在渭南架设浮桥，令兵士携带三日军粮，轻装渡渭，十月壬辰到达沙苑。高欢率兵来会。宇文泰召集将领们商议。部将李弼说：“彼众我寡，不可争锋。此东十里，有渭曲，可据守以待。”于是依其谋进至渭曲、背水，东西列阵，李弼为右军，赵贵为左军。命将士尽数埋伏于葭芦之中，闻鼓声而起。高欢将士望见字文泰兵众甚少，争相前进，乱而不成列。两军即将交锋时，宇文泰擂鼓，士卒皆起，李弼等率铁骑攻其侧翼，遂大破高欢。这一仗，高欢依仗人多士众，轻率进攻；宇文泰面对强敌，善于指挥，沉着应战，以小击众，化局部之小为大，恰当布阵，诱敌入伏，乘机鸣鼓，一举而败高欢。这是懂得用众寡之兵的灵活指挥，在大局上处于“寡”，在局部上造成“以众击寡”，是一个成功战例。这正是孙子“识众寡之用者胜”的体现。
古兵俑图
“以众击寡”，关键在于指挥。战略指挥家要善于指挥分散弱小之军集中起来联合作战，形成优势兵力，以众击寡。在解放战争之初，几大野战军在中央统一部署指挥下，实施“两翼牵制”、“三军配合”的联合作战战略，刘伯承、彭德怀、陈毅等的部队大显神威，为战争拉开了序幕。中国革命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中就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联合作战，集中优势兵力，也是商战中经常遵循的一大战略原则。分散作战，小打小闹，成不了大气候，在成大业、赚大钱上往往无所作为。联合起来的力量决不是原有分散力量的简单相加，1+1不等于2，而应该是1+1>2。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译为：将帅是国君的助手，辅助周密国家一定会强盛；辅助有缺陷国家就一定衰弱。
孙武认为：将为国辅，辅周国强。这是孙武关于将帅在国家和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观点。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国家与军队的关系是以君主与将帅关系来表述的。君主与将帅是“主”与“辅”的关系。将帅有能力，具备将德——“智、信、仁、勇、严”，则主安而国强。因此，孙子认为：“故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就是说懂得用兵的将帅，是民众命运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
将帅是一切军事活动的中枢，无论建设军队、管理军队，或是指挥作战都起着主导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兵法主要是为将之法。从《孙子兵法》直接论述将帅重要作用的文字看，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直接参与制定重大军事决策，通过未战而“庙算”，协助国君作出战与不战的战略决策，或如何战的策略决策。二是将帅“受命于君”，在外出征，又是国家战略决策的主要执行者。这时，“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安危、军民的生死，全部系于一身，责任重大。将帅掌三军之权，理三军之事，要“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要通“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等等，对将帅要求之高可想而知。因此，选将任将不可不慎。应当说充分认识将帅的重要作用是完全应该的，但《孙子兵法》也流露出过分夸大将帅作用、将帅决定论、官兵对立和愚兵思想，这是应当批判的。
三国，诸葛亮作为丞相、将帅，真可谓“忠臣”、“辅周”之臣。一朝天子一朝臣，诸葛亮能够实现“两朝开济老臣心”，至死不渝，真不容易。刘备白帝城托孤，要刘禅“父事丞相”，刘禅基本上是遵循的。诸葛亮《出师表》真有慈父教子之意味。诸葛亮天资、能力、完全可以称帝，刘备托孤时就说：“你的才能胜过曹丕十倍，必须安邦定国成就大业。若是嗣子（指刘禅）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可取而代之。”果然李严曾劝诸葛亮受九锡，进爵称王。但诸葛亮仍然我行我素，忠于蜀汉，鞠躬尽瘁。其实，刘禅虽然能耐不大，但他信任诸葛亮，放手让诸葛亮大权独揽。李邈上书进谗言，刘禅不听，杀了李邈。一个敢放手，一个尽忠心，这天子与朝臣真可算是一对值得称颂的典范。
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打开局面，首先必须创造一个能够吸引人才、稳定人才的内部环境，尊重、信任本企业职工并充分授权让他们施展身手，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稳步走上成功之路。
“尊重、信任、授权”，是美国著名女企业家珊蒂·柯吉格的用人之道。她在1972年以2000美元创办ASK系统公司，后来发展成为全球十大软件公司之一，55个分公司遍布全球。珊蒂·柯吉格的成功关键在于用人之道。她主张让员工自觉自愿去全力工作。职工对企业负责，企业“尊重、信任、授权”予职工，使得ASK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珊蒂·柯吉格成为1991年最受瞩目的25位高级主管之一，被企业界誉为“硅谷女杰”。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有机合成厂的领导，放手让一位操作工人对引进的一套外国装置多次进行改造，虽有失误、挫折，但终于使这套装置更符合厂情，操作起来得心应手。厂里信任、放手、尊重他，他尽心尽力为厂改装，终于取得了成功。当外国专家到厂访问，看到这套装置的先进性得到进一步发挥时，赞不绝口并反而把它作为“中国专利”用重金买了回去。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司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感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译为：国君贻害军队的情况有三种：不了解军队不能前进而硬让它前进，不了解军队不能后退而硬让它后退，这叫做牵制军队；不懂得军队内部的事务而干涉军队的事务，就会使军队迷惑不解；不懂得军队的权宜机变而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将士产生疑惑。军队既迷惑又有疑惑，那么诸侯乘机进犯的灾难就到了，这叫做自己扰乱了自己的军队，而导致了敌人的胜利。……将帅有指挥才能而君主不加牵制才能够胜利。
古壁画
这一段文字是论述将帅要有独立指挥权的问题，指出君主不牵制将帅才能够取胜。
这是孙子关于机动灵活用兵的思想之一。将领选择好了就应授权让他独立指挥。将帅有能力组织、指挥军队作战，国君就不要越权干预指挥，应该大胆放手让将帅发挥主观能动性；作为将领应该在“唯人是保、利合于主”的最高原则下，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大胆机断行事。当国君的命令不符合客观实际时，身在战场、熟知军情的将领要从实际出发，机断行事，绝不能囿于君主陈命而机械服从，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君、将相互信任为前提，倘若君疑将骄，就会“三军既惑且疑”，必然导致自乱其军，自取败亡。
对于君将关系，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的。
将领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执行国君的使命。将帅指挥作战，是受命于君；将帅领兵出战是为完成“庙算”战略，目的是“安国辅君保民”。因此，受命君主，对君主负责是将帅的职责。
孙子不仅从这一方面讲君主与将帅的关系。而且还从国家利益、战争全局的高度来论述君将的另一方面的关系：将帅受命之后，不能时时处处拘谨地固守君命，应根据战争实际进程有所权变；同时，君主也不能脱离实际地去干扰将帅的作战指挥。
孙子主张“通于九变之利”，必要时“君命有所不受”。他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九变篇》）这是说：有的道路不要通过，有的敌军不要攻击，有的城池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争夺，有的君主命令可以不执行。将帅对九变之利通晓就是懂得用兵了。孙武讲的包括了有所由和有所不由、有所受和有所不受，一切以利而动，依战场实际情况而定。
孙子提出“君命有所不受”，是根据古代交通、通讯落后，君主不可能掌握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为了胜利随着战局发展变化，不能“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去执行君主的命令而说的。这一点在汉简《孙子兵法》佚文中作“君命有所不行”，就更为明确，它是以“四变”为条件来说的，不是无条件的；对于“君命”不是一概“不行”的，只是“有所”不行，应当正确看待。
不管怎样，孙子“君命有所不受”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很可贵，有很多著名的事例。
东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十一月十九日，吴、楚两国在柏举摆开阵势，阖庐的弟弟夫概王早晨请示阖庐说：“楚国令尹子常不仁，他的部属都没有誓死拚战的意志，我们先向他进攻，他的士兵一定会逃跑，而后我大军随后追击，必获全胜！”阖庐不同意。夫概王说：“做人臣的见到合理的事，应该立即去做，不必等待君命。今日我决心死战，楚军必破。”于是，夫概王不顾阖庐的反对，自行率领部下5000人首先攻击子常的部队。楚军破溃，子常奔郑。此战，吴军深入楚国，劳师远征，应速战速决。夫概王见到有利战机，建议吴君主进军未准，于是果断地自行进军，一举破楚军，这是深得“君命有所不受”的精义之举。
1948年，解放战争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中央军委为继续贯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迅速巩固中原解放区，1月底2月初，先后电令华野副司令粟裕，要他迅速将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开赴黄河以北濮阳地区休整，两个月后南渡长江，挺进闽浙赣诸省，创建新解放区，以求吸引中原敌人20～30个旅回防江南，配合中原作战，并令中原我军加紧作战，以利于粟裕兵团南下行动。4月，粟裕率第一兵团到濮阳地区休整，但他对中央军委指示并没有盲目执行，他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我军在中原地区已基本具备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的条件，如果此时我军调兵南渡长江，深入敌之后方作战不如留在中原将会对战局发展更为有利。于是，他向中央军委建议：华野一兵团3个纵队暂缓渡江，应集中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陇海北路作战，求得在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同时在敌人后方派出有力的游击兵团，相互配合，推动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针对粟裕的建议，与前线指挥员审慎研究后，毅然决定粟裕兵团暂缓渡江，加人中原战场，会同中原我军作战，寻歼敌人之有生力量。实践证明：粟裕的暂缓渡江，留兵中原的建议是正确的，它对中原歼敌以及后来的淮海战役，乃至全国战局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企业经营也应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但有时这些方式是打破常规与一般规律有所不同。如不灵活处置，一成不变的按常规做法去做就很难获得成效。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汽车售量还很小，为了挖掘社会上对汽车的潜在需求，当时资金才10亿日元的丰田汽车工业销售公司，竟投资4.2亿日元开办了东方规模最大的日本汽车学校。这一举动，被不少人认为有悖于常规，受到公司上下内外的尖锐批评。但销售公司的经营专家神谷正太郎却认为：“就和生产必须先投资一样，销售也要先投资。如果只是全力挖掘当前的社会需求，企业马上就会走上绝路。如果考虑到五年、十年后的长远利益，即使牺牲眼前利益，也在所不惜。”他坚持了下去。事实证明，神谷的见解和处理是正确的。汽车学校培养的驾驶人员和销售人员既懂技术，又懂销售业务，成为活跃在推销第一线的得力骨干，大大促进了汽车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