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谋的意思,指战前对战争全局的谋划。计篇是孙武军事思想的概述,主要论述有关战争全局的筹划问题,着重讲谋攻战争的重要性,探讨决定战争胜败的各种基本条件,本篇开宗明义讲述了战争是关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应该慎重对待。发动战争要进行全面的考查,充分的谋划。
【原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诡危。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将也,智、信、仁、勇、严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日: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今译】
孙武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
所以,要以五件事情为主,进行比较计算,以探索它的实际情况。
五件事是: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帅,五是法制。
政治,是指民众和国君有共同意愿,可以同生共死,不怕危难。
天时,是指白天黑夜、严寒酷暑等季节天候。
地利,是指道路的远或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战地的宽广或狭窄,地形的有利或有害。
将帅,是指将帅的才智、威信、爱兵、勇敢、严正。
法制,是指军队的编制和信号的规定,百官级别的区分和职责的范围,军费开支和后勤供给制度。
凡上述五件事,做将帅的不能不知道。能深刻理解的就能取胜,不能深刻理解的就不能取胜。所以,要认真比较计算以探索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就是说:
哪一方的国君推行进步的主张?
哪一方的将帅有才能?
哪一方得到天时地利?
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
哪一方军队实力强大?
哪一方的士兵训练有素?
哪一方军队赏罚严明?
我从这些方面就能预知谁胜谁负了。
将领听从我的决策,用他必然取胜,就留用他。将领不听从我的决策,用他必然失败,就不用他。
根据有利条件制定战略决策而又能贯彻执行,就要在战场上创造有利的“势”,用来辅助决策和实施。所谓“势”,是根据敌情变化制定有利的相应措施而形成的。
战争,是诡诈的行动,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做不愿打,要打近处装作打远处。敌人贪利,要以利引诱他;敌人混乱,要乘机攻取他;敌人兵力充实,要防备他;敌人兵力强大,要躲避他;敌将易怒,要搔扰他;敌将轻视我,要使他更加骄傲;敌人安逸要疲劳他;敌人团结要离间他。攻击没有防备的敌人,行动向着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这些都是军事取胜的办法,是不能事先规定的。
凡是作战以前在决策上就预计能取胜的,是因为有利条件多;作战以前在决策上就预计不能取胜的,是因为有利条件少。有利条件多的就能取胜,有利条件少的就不能取胜,何况不具备有利条件呢?
我根据这些来全面观察,就可以预见战争的胜负了。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的意思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不认真考察,慎重研究。
这里集中讲了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体现在一个“慎”字上。
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全局的大事,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必须缜密考察,认真研究,不可轻率用兵。这是孙子重战慎战的思想。孙子对君主、将相提出:对待战争,要有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认识,要有战略意识和全局观念,态度要非常严肃,非常认真,非常慎重。这对谋划战争和指导战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齐王田建被俘,齐国灭亡。齐王田建被秦始皇迁徙至共(古国名,在今河南省辉县),不久便死在那里。齐国灭亡的主观原因与齐王长期不修武备,安于现状,苟且偷安是分不开的。齐王田建在位40余年,年少时,国事决于齐襄王后。她对中原的兼并战争置若罔闻,而且满足于“事秦谨,与诸侯信”的外交思想,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全国家。田建即位后,仍旧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思改革,不思国危大事。齐国朝中有人劝谏他,为了社稷,应抓紧武备,弘扬国威,他不采纳。当秦国大军压境时束手被擒。田建不思“兵者,国之大事”,不重视武备大事,作为亡国之君,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无论在基本建设中,或是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孙子兵法》“重战慎战”的决策态度都值得借鉴。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许多企业认真研究自己发展战略,把眼光瞄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企业改造、生产转向、上新项目、开发新产品,取得了许多新成就。从战略决策看就是因为他们十分严肃认真地研究了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大战略,因而获得成功。相反,有的企业盲目、轻率向外投资、上项目,结果遭受了惨重损失。这些宝贵经验的取得与企业的慎重分不开;那些惨重教训,是那些企业领导者在战略决策上轻率、不慎重所致。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认真借鉴《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汲取其有益思想。
孙子主张未战“庙算”,准确预测,慎重制定战略、策略。商业经营、企业生产也是一样,在进入市场前必须对相关的消费倾向、生产趋势及市场变化进行分析和预测,以此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依据。
香港巨富李嘉诚的成功之道主要是他善于“未战而庙算”——预测。他曾预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更多地用花来美化环境。但养花要有一定的空间,不仅费时费工,品种也受限制,而塑胶制成的塑料花必将受到人们的欢迎。他立即到塑胶花创始地意大利进行现场考察,回香港后便集中精力筹备生产。由于预测准确,长江塑胶厂精心制作的塑胶花一生产出来便畅销市场;由于比意大利的产品便宜一半,也受到欧美进口商的欢迎。李嘉诚创办的长江塑胶厂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塑胶厂,29岁的李嘉诚被誉为“塑胶花大王”。
济南钟表厂了解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钟表已不再单单作为计时的工具,而更多的是作为装饰品。钟表行业要发展,关键的因素是要从计时的准确性转移到多样化上来,要美观、典雅、华丽、新颖等等。该厂认清了这一点,决定生产工艺要转变,及时开发满足顾客多方面的需要、外表考究的各类钟表。这一转变,他们的产品深得顾客青睐,该厂效益也大大增加了。
商场如战场,我们要慎重对待每一件事,只有这样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才能少出错差,才能一步一步把事情办好。
故经之以五,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译为:所以,要从敌我五个方面来探讨战争胜负的情势。这五个方面为: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才,五是法制。……还要从以下七种情况进行比较,来探索敌我双方的实力: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领更有才能?哪一方占据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军队强大?哪一方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我根据这些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
这段文字主要讲决策要全面而认真权衡,强调一个“经”字,即权衡问题。
这里讲的要从五个方面(道、天、地、将、法)去综合权衡,从七方面(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去比较,从中把握了解彼己双方的优势强弱,以求得对战争情势的深刻认识。经过这样君主、将相全面而郑重权衡敌我双方胜负条件,进行战略决策,就会得到一个正确而可靠的决策。
战略决策,是战争的最大、最重要的问题。首先要慎重,其次要会作出战略决策。这段文字就明确君将应当如何决策,就是说,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决策,这里讲得清楚而全面,那就是“五事”、“七计”。
在用兵之前,要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这里讲得明白,“五事”、“七计”就是探讨战争胜负的最基本的条件。所谓“道”,是指政治,就是统治者——君主用政治压力,使全国人民服从他的意志,统治者有号令全国的权威。所谓天,就是充分利用四季寒暑、昼夜晴雨的有利条件,避免不利因素。所谓地,是指地理形势、战场状况等对战争的影响。所谓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治军作战的能力。所谓法,是指军队的法纪和组织编制、将帅职权、军需物资管理等问题。以上五点,孙子认为是分析、判断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要详细剖析五个基本因素,还要从“七计”中去推断,通过这七个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就可以知道谁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判明谁胜谁负了。当然,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条件还是不足的,然而在两千多年前,孙武能发现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是难能可贵的。孙武强调在战前必须周密分析敌对双方的主客观条件,把“五事”、“七计”作为筹划战争的依据和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些见解在古代是很可贵的。
刘伯承元帅在讲《孙子兵法》时,十分重视战略决策思想。他还对未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要考虑“五忌”:一、国力不足,不可兴兵(包括人力、财力、军力);二、时机不利,不可以兴兵(包括国际形势,周围国家的动态对我不利);三、国内不安定,不可以兴兵;四、人民不拥护,不可以兴兵;五、战略上处于两面或多面作战的态势,不可以兴兵。(见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
诸葛亮像
在企业经营中,也必须讲究“决策术”。所谓“决策术”,是指对商业、企业总体活动和各主要经营活动的目标、方针和策略进行抉择的艺术。它要求决策者考虑多方面因素和条件,在各种经营方案中选择出能够达到经营目标的、符合实际的最优经营方案。决策正确与否是影响经营目标完成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因素,因此,要求决策者熟知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谋长远,谋全局、谋效益。慎重仔细,深思熟虑,谋而后战,力争使经营决策具有科学性、准确性,以指导我们的生产经营活动顺利达到经营目标。
有一个关于燃气热水器研制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广东一家生产燃气用具公司根据市场调查、自身条件估量、生产前景和效益等多方面论证,认为必须生产燃气热水器,便决定引进日本技术进行生产。当他们东渡日本寻求技术合作时,日本老板傲慢地说:“我们研究热水器就花了20年时间,你们要搞,就得用我们的去组装,20年后你们再自己生产热水器。”总经理张鸿祥默然回国,经过再三权衡自己条件,决定自己研制生产热水器。他们组织力量,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试制出了燃气热水器。经过六次改进,制成我国第一台装有意外熄火自动防护煤气泄漏安全装置的先进热水器,经过日本专家检测,评分为90分(在日本80分可以销售)。从此,这个厂集中力量生产燃气热水器。生产上去了,市场占领了,效益取得了,这个厂腾飞了,张鸿祥也成了著名的企业家。从这个实例看出,在企业中战略决策是多么重要。张鸿祥他们实事求是,认真分析了市场,权衡了内外部条件,作出了正确决策,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
要想事业取得全面的成功,只有全面的权衡,作出了英明的决策,才能走向成功的道路。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为:凡在作战之前制订战略决策时能预计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获胜条件多。凡在作战之前在决策上就预计不能取胜的,是因为筹划不周,获胜条件少。筹划周到就能打胜仗,筹划不周就不可能打胜仗,更何况无筹划呢!我根据这些来观察,谁胜谁负就显而易见了。
用兵之道,谋划在先。谋划之时,须得测算,才有把握。测算之法,便是从道、天、地、将、法“五事”和敌对双方七个条件(“七计”)的优劣进行计算估量,就是将敌之强弱、将之贤愚、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等进行比较分析,测算衡量,得出结论。谋划已定,然后点将出兵,确保取胜。这就是先谋而后战。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有正规军200多万。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作了多方面分析谋划,我军在“道、天、地、将、法”五方面都占有优势,在“七计”上也具有巨大优势。但在军事力量方面,表面上敌人军队数量大,但200万军队分崩离析,互不团结,他们要分散开来,才能执行其战略任务,这就为我军实行内线中的外线、持久战中的速决、防御中的进攻提供了条件。这样,当敌人向我军分路进攻时,就开始从战略上的优势向战役上的劣势转化了。比如我军在苏中作战时,劲敌汤恩伯指挥有10个军,其实具体分析一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汤恩伯兵多地盘大,要分兵使用:以4个军守江防;6个军分6路向我军进攻,各路行动起来又只是一个旅在前面。在每路前线,与我军交锋的实际只有两个团。在华中,我军实行内线中的外线速决战,集中3万人,打他两个团,就造成了战役上的绝对优势,通过这样的妙算,我们就抓住了敌人的弱点,对症下药,便顺利地克敌制胜。这就是“庙算胜者”的典型范例。
商战似兵战,亦应有“庙算”思想,“谋而后战”。由于经营者的身份不同,层次不同,因而出现千差万别,所以就需要作出具体的谋算。比如一个个体服装商,他所谋划的是服装款式、花色品种、流行趋势、批量大小、交货方式、销售手段、批零差价、利润多少等,然后根据资金状况、销售场所、经营能力,尽快组织货物开展销售,参与市场竞争。这样,经过了认真谋划、测算,他的竞争就会胜利。
对于一个乡镇企业选定生产经营目标来说,进行谋划的内容应是企业的地理位置、客观条件、交通状况、资金来源、技术能力、产品销售渠道、产品寿命周期等,包括企业的内部条件及外部环境。谋划核心应是长远利益、全局利益,从而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有些企业经营失误较大,除了其他原因,经营谋划决策不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是眼光短浅,谋划不当。
对于大中型企业生产来说,要更加重视“谋而后战”。从企业内部环境来看,要考虑资金来源、厂址选择、交通状况、能源供应、领导班子、技术力量、人员素质、运行机制、设备能力、工艺要求、产品质量、广告宣传、推销谋略、销售渠道、偿还资金、库存处理,等等。
从企业外部环境来分析,要考虑原材料来源、能源供应、市场潜力、消费结构、消费心理、消费趋势、购买能力、商品信誉、市场占有率、销售网点、市场覆盖面、新生产技术,等等。“谋而后战”一定要全方位考虑,以便得到“胜算”。
1970—1979年,世界上先后发生三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石油每桶价格从1.8美元猛增到32美元。在石油危机冲击下,西方许多企业纷纷倒闭。日本一些企业经受住了冲击考验,反而把危机变成了转机,使经济得到了发展。他们的成功,在于“谋而后战”。他们认真分析研究了发展战略,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独辟蹊径,抓住了人们追求低耗的消费趋势,猛攻低耗技术产品,生产了用电子控制的节能型小汽车,价格仅有美国产品的一半。由于这些厂家谋划对、预测准、下手早,所以这种汽车一经投入市场,便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并潮水般地涌进美国在内的西方市场,使日本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
古瓷壁画
江苏省无锡市有一位农民企业家,他爱读《孙子兵法》,经常从《孙子兵法》中汲取制胜谋略来指导自己的生产经营。他一直奉守着“庙算胜”这一“谋而后战”的经营原则,使自己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他开办河埒养殖场时,运用生物链良性循环的道理,办了奶牛场、养鸭场,牛粪、鸭粪流入鱼塘,为浮游生物提供孳生的条件,浮游生物又作为鱼类的理想饵料。他养鱼还采取立体式,充分利用了水面,比单养一种鱼产量高出2倍多。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来此考察,认为这是亚太地区的最佳模式。
这家企业养鸭子也与众不同。一只鸭当时值几元钱,养产蛋鸭一只可收30元。他再把鸭蛋加工成皮蛋,每只鸭又可增收几十元钱。
因出售活鸭便宜,这家企业便想到著名的“北京烤鸭”,于是便在无锡闹市区中心办了“无锡烤鸭店”,开业10个月,营业额达400万元,烤鸭比活鸭贵几倍,利润很高。鸭子内脏、肥肝、鸭绒还能远销海外,换取外汇。企业的成功,在于全局统筹、谋划周密,“谋”而“胜算”,充分运用了《孙子兵法》的谋算策略思想。
以上主要讲的谋划的把握性,强调的是要“胜算”,而不“失算”的原则。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译为:政治,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从而使他们生为君主而生,死为君主而死,而不怕危险。这段讲的是政治精明的君主要争取民心的问题。是谋求“人和”。
这段意思是国君要讲求道义,政策要得民心,要使民众在威德之下服从君主意志,做到君民一心。这样一旦发生战争,民众愿与国君同生死、共患难,而不会畏惧任何艰难险阻和危险。孙子把“道”作为战争制胜的首要因素,表明他看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看到了民心向背对战争胜负的重大影响。这是很有见地的远见卓识。孙子很懂得顺应民心的重要性,“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这是维护统治的根本道理。同时也应看到这里讲的是统治者居高临下的态度,是要“令”民众与君主“同意”,而不是君主顺乎民心,更不是“令”君主与民“同意”。这是一种统治者的统治思想。
从这一段看,战争“谋事在人”,而且在谋人心,争取民心,使民众服从,出人、出力、出钱、出物,以支持战争,使战争有所依靠。同时,争得了一个安定环境,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局面,才不使军队在作战时有后顾之忧。
刘伯承元帅讲兴兵在“五忌”中有两条,“国内不安定,不可以兴兵”,“人民不拥护,不可以兴兵”。从这个意义上看,孙子的“令民与上同意也”的思想是可贵的。
孙武把“道”列为“五事”之首,又把“道”解释为“令民与上同意也”,作为他的军事思想的核心,在古代军事理论中从未有过,这是孙武对古代军事学的一大贡献。
在现代社会里,无论做什么事,或者从事企业、商业生产经营,都应借鉴孙子这一思想:“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如不能团结人,得不到人们的同心协力支持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经商,如同打仗。企业的成功在于主事人和他领导的一群人的同心协力地奋斗。有位日本人看准了架桥建设大有前途,可缺少人去开发。他毅然辞去了日本5大建筑公司之一的职务,在日本东北福岛县家乡,邀约7人,发起了专以架桥为业务的股份公司。因初办企业,资历浅、人手少、资本小,好不容易找到像样业务,也无法单独完成,只好去其他公司手下分包别人不愿干、利润薄、危险大的零碎杂活。这样惨淡经营,维持了4年。其间经历了两次因收不抵支而险些倒闭的困难,幸好公司忠守“道义”,公司成员众志成城,才勉强支撑过来了。其后,他广交社会各界朋友,四处网罗人才,不畏工程大,不惧工程艰辛,严格实行各项制度,使公司发展壮大,由7人发展到拥有100余人,资产逾50亿日元的中型企业。公司的管理也从兄弟合伙、万事模棱两可的松散管理,演化为正规企业的严格管理,终于被日本外务省属下的海外研修中心核准为可接受海外研修生的先进企业。这也说明,守道有信、成员齐心,“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道理。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之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视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之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关羽点兵像
译为: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打。要向近处,装作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向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它,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它,敌人强大就暂时避开它,敌人易怒就挑逗激怒它,敌人轻视我方就设法使它骄横,敌人安逸就设法使它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设法离间他。要在敌人没有防备时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之处采取行动。这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是不能预先呆板规定的。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千章万句,不出乎多以诡之一句而已。”孙子的诡道论是军事上的重要命题。古今中外一切战争无不实施诡道。
孙子运用诡道是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从而战胜敌人。这是一种斗智的作战指导思想。战争没有仁义、诚实可言,只要有利于战胜对方,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在敌对双方的殊死搏斗中,墨守“仁义”、“礼让”,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诡道是一种欺骗行为,变化莫测,因时因地因敌而异,无所不用,“不可先传”。孙子列举的隐蔽己方的4条和利用敌方的8个方面,都是原则性的。凡是能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都可以广泛实施。孙子在其他地方讲虚实转化、奇正相生的战法,也是诡道的具体运用。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东周威烈三十四年(公元前412年),齐国举兵伐鲁。鲁穆公用吴起为将,率军2万御敌。吴起分析了齐鲁双方情况,认为齐军虽然远道而来,但士气旺盛,要想打败它必须疲其筋骨,挫其锐气。他率兵到达预定地点后,即命令安营扎寨,组织防御,无论齐军怎样引诱挑战,也不与之交锋。齐军主将猜不透吴起用意,假意讲和,以探虚实。吴起摸透了齐军主将的心思,将计就计。他故意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让上了年纪和疲弱的兵士在齐使者看得见的地方活动。同时吴起设宴热情款待齐使者。齐使者回去后,将在鲁所见所闻向齐军主将作了汇报。齐军遂认为鲁军弱无斗志,准备3天之内攻鲁。吴起送走齐使者,便率军悄悄地尾随齐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到齐军营地,向齐军发起袭击。齐军从梦中惊醒,慌忙组织抵抗。鲁军奔袭到统帅帐前,齐军率残部逃走。从这一战例看,吴起善用诡道:先是坚守不战,并同意和谈,后又示之老弱士卒,给齐军造成“怯”、“弱”假象,麻痹敌方将士,然后以精壮之师出其不意地向齐军猛攻,从而获得了全胜。
在中国革命史上,这类例子也不少。例如1934年10月,红军二、六军团会师后,为配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贺龙指挥部队攻击湘西之敌。湘西军阀陈渠珍命令周燮卿带1万余人围堵追击。贺龙与周是老对手了,对周的作战特点和性格了如指掌,便利用其刚愎自用、骄横轻敌的弱点,主动放弃永顺县城,装作溃逃的样子,“示之不能”,一退再退,故意示弱,把周引到龙家寨的坪谷地,设下了伏兵,发起突袭,一举歼灭周军两个旅的大部,击溃1个旅加1个团,取得了二、六军团会师后的首次大捷。
以弱示敌,诱其上当,进而歼之,是兵战中常用之术。商战如兵战,亦可经常用到。当年,日本本田公司、索尼公司的产品进军美国分类市场时,被美国同行讥为“玩具”、“玩物”,不予重视,没放到眼里。可是,未待讥笑声消失,日本各型摩托车、家用电器如潮水般涌进美国市场。这时,美国厂家恍然大悟,奋起反击,但为时已晚,追悔莫及。实际上美国厂家正中了日本人以弱示敌之计,所谓“玩具”、“玩物”,虽然出自美国人之口,但却是日本人的着意塑造,有意给对方这样的错觉,使之轻敌。
1989年初,广东省油气用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了一个“示形”新招,用上联“万家用万家乐万家都乐”在全国征对下联。此“形”示出,惹得众人响应,便达到了“引路”效果。它既可吸引文人名家为“万家乐”捧场,又可吸引广大消费者注目,可谓不花钱的广告。不出所料,广告登出,到5月20日,不到半年,应征对联达到60余万条,应联有信函、电报、电话、电传等方式。来自全国乃至海外(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和非洲的几个国家)各方面人士,年长者96岁,年幼者6岁,有的写了十几条,最多的写来340条。真是一联牵动世界数十万人的心。端午节前,他们聘请了著名的诗文学家主持评选,最后选中三联最佳之作。通过这次征联活动,公司身价倍增,“万家乐”响彻千万人家。该公司接着又推出3种新产品,迅速打开了市场,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这一段文字是论述“诡道”手段之一——“示形”,示弱隐强,扬短抑长,以利诱敌,从而制胜。突出一个“示”字,是孙子著名的作战策略。
所谓“示形”,就是隐真示假,隐蔽自己真正的行动,给人一种假象,以便引诱敌人上当。通常是自己能打假装出不能打的样子,自己要进攻了装出不进攻的模样,要向近处行动而装作向远处行动,要向远处行动而装出向近处行动。孙子说,“示形”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就能达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虚实篇》)的地步,这就把“示形”运用到了极点。
战争中以弱示敌,可以引诱敌人上当。东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孙膑增兵减灶是以强示弱,诱敌人瓮。当时,一贯骄傲轻敌的魏将庞涓自桂陵之战惨败后,就一直急于复仇雪耻。孙膑正是利用庞涓这一心理状态,在庞涓寻求齐军决战之时,急忙率领齐军掉头回撤,庞涓见齐军不战自退,以为齐军怯战,便在部队没有休整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尾追齐军。孙膑为了进一步调动魏军,减弱其兵力,助长其骄气,便在3天之内故意减灶示弱。当庞涓第一天追到齐军宿营地时,发现一共有10万个灶,而第2天只剩下5万个,第3天仅剩下3万个了。3天之内减少了7万个灶。庞涓不察孙膑示形诱敌之计,错误地判断一定是齐军士兵大量逃亡,士气低落,于是丢下步兵和辎重,只率轻骑部队昼夜兼程,追击齐军。然而孙膑却早已在马陵道布置好了设伏战场,“以卒待之”,一举全歼了入伏的魏军。最后,庞涓因智穷兵败而刎颈自杀。
古陶俑
相反,公元前200年刘邦被围平城,就是中了冒顿单于“示形”之计的典型战例。当时,匈奴冒顿单于驻代谷,刘邦亲自到晋阳督战,企图一举歼敌,以解北部边界之患。冒顿故意显示弱不可击的样子。刘邦派出侦察的人回报说,匈奴都是些老弱残兵,连马都瘦得不能行动,只要果断出击,一定能打大胜仗。刘邦率领32万大军进发。刘敬劝说刘邦千万不可上当,刘邦不听,反而命令部队快速进军,生怕冒顿逃掉了。当刘邦匆匆忙忙赶到平城,冒顿单于伏兵四起,杀声震天动地,把他围得水泄不通。冒顿单于用40万大军将汉军先头部队分割包围,后军尚远,无法前去解救。刘邦在平城被围七天七夜,缺粮断水,陷入绝地。后来多亏陈平用计,刘邦才乘大雾逃跑。
示弱诱敌在于示敌以短,隐蔽所长,达到麻痹和引诱敌人的目的。采取的手段便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尽量暴露自己的短处,造成敌人判断失误而落入圈套。在商战中,则是暴露自己商品的弱点,以诚取信,这样,反而能使顾客深入了解商品性能,增强安全感,使顾客在使用中大胆放心。这种示短抑长的做法,在如今吹牛广告铺天盖地中,无疑给消费者一副清凉剂,买的放心,用的踏实,短处反而会变为帮助企业促销的长处,同时又可提高企业信誉,增强商品的知名度。
美国亨利食品加工工业公司总经理亨利·霍金士先生从化验鉴定报告单上发现,他们生产的食品配方中起保鲜作用的添加剂有毒,虽然不大,但长期服用有害。如果从添加剂中减除掉防腐剂会影响食品鲜度。这件事如果公之于众,会引起同行们的反对。最后,他毅然向社会宣布:防腐剂有毒,对身体有害。这一下惹怒了同行,老板们联合起来用一切手段向他围攻,指责他别有用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共同抵制亨利公司产品。亨利公司濒临倒闭的边缘。这场纷争持续了4年。亨利近于倾家荡产之时,名声却是家喻户晓,得到了政府支持,产品成了人们放心购买的热门货。在很短时间里,亨利公司恢复了元气,规模扩大了两倍,霍金士一举登上美国食品加工业第一把交椅。
对大多数经营者来说,广告宣传,总宣传自己产品质量可靠、性能先进等长处,这是正常的。但确有不少商品广告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切实际夸大产品质量和功能,惟恐其“长”没讲到,这引起消费者的强烈反感。特别是药品广告、化妆品广告、营养品广告,为迎合消费者心理,过分夸大其辞,过分夸大其功用,使消费者不敢相信。一经试用并非有那么多特效,反而使消费者给它做反宣传,使其产品名誉扫地。亨利公司对自己产品的家丑外扬,体现了经营者的坦诚和责任心,因而易被消费者接受,打消顾客对商品和企业的担心与不信任,加深了他们对企业和产品的信赖。这就是“示弱”策略的效力。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译为:将才须要具备足智多谋,赏罚严明,爱护部下,勇敢果断,军纪严明等五个条件。
孙子认为,一个好的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这五种品格。智,即智谋,指谋划战争的能力。信,指信实,即说到做到,言而有信,说话算数,赏罚兑现。仁,仁爱,指爱护部下,体恤百姓。勇,勇敢果断,即当机立断,无所畏惧。严,即严格要求,严肃军纪。孙子讲的这五条,确实是将帅必备的品格。古代兵家把这五条称为将之武德,作为识将、选将的基本标准。有仁有信,可使士卒亲附,奋死以效命;有智有勇,则足以谋划战争,率部应敌,严则生威,可使军令如山,步调一致,有令则行,使军队成为一个坚强的整体。
孙子关于将帅的标准是将帅应该五德兼备。就字面简单看,是指智谋、诚信、仁慈、勇敢、严明,但从《孙子兵法》全书来看,其内涵要比字面含义丰富得多,它包括政治品质、军事素质、智识才力、道德修养等各个方面。将帅应当具有忠于国家、“唯民是从”、“安国全军”为己任的政治品质;要有伐谋、伐交的谋略才干,举措无穷的应变才能,灵活指挥的才能,文武并济的管理才能;要有渊博的知识,知天知地、知彼知己、知古察今、知人情之理,并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勇于负责的精神;沉着冷静,不“愠”、不“怒”的心理素质,不怕深陷于害的牺牲精神,附众爱兵的仁厚胸怀和赏罚严明的执法原则,等等。总之,孙子在将帅标准方面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许多见解是非常精辟的,深为历代兵家所推究。
选择将领,就要善于“识贤”。诸葛亮提出了“观人七法”,即:“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提出“志、变、识、勇、性、廉、信”七种品格实际上是孙子五德的发展。诸葛亮确实会选择将领和人才,在《三国志·蜀志》69个人物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提升或重用,在诸葛亮当政时的人物很少几个未受到他的选拔。诸葛亮选拔任用的人都是德才兼备、品行纯正之士。蜀汉立国后,政权得以巩固,并长期同魏、吴成鼎立之势,这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尊贤举能之功。
企业生产经营也应十分注意帅才、将才的选拔。选拔杰出才能的人担任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是提高技术水平的管理谋略。一个企业生产经营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人才。企业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既要有精于谋略、善于管理的经营人才,又要有精通技术、善于开发新产品的技术专家,还需要销售人才、广告人才,等等。
美国阿普尔计算机公司是该行业的后起之秀。28岁的公司创始人斯蒂芬·乔布及前总经理麦克·马库拉擅长于计算机技术,但组织销售能力较差。针对这一弱点,公司不惜以年薪加奖金200万元的重金改聘约翰·施库利担任总经理。约翰·施库利原是美国百事可乐公司的总经理,精通销售学。由于他采取了一套严格有效的管理方法,使百事可乐在几年之内缩小了它同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差距。施库利在受聘前,用了3个月时间分别同该公司的每位经理仔细交谈,全面掌握情况。他一上任就提出了公司发展的战略计划。标志着该公司进入了“成年期”,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译为: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它,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它,敌人强大就暂时避开他,敌人易怒就挑逗激怒他,敌人轻视我方就设法使其骄横,敌人安逸就设法使他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设法离间他。
战争中情况是千变万化的,矛盾也是错综复杂的。作战中,必须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的阶段、所处的不同地位,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战胜敌人。其一,力量对比的矛盾就有各种不同情况,应该采取不同的战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其二,敌人的情况有治乱、虚实、强弱、劳逸、亲离的不同,因而就有本段文字讲的不同对策。其三,针对敌人将帅的不同特点,也有不同对策:“必死,可杀也;必生,可烦也。”(《九变篇》)。其四,与各诸侯国的关系不同,也要采取不同对策,有的“交”;有的“和”;若战,则应当“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九变篇》)。其他如对不同地形分析、火攻的运用、间谍使用等,都应区别情况,区别对待。总之,孙子提出,要“因形而措胜”,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
东汉献帝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正月,袁绍病死,袁尚、袁熙率数千骑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不服曹操,二袁又去投靠他,曹操部下劝曹操对他们进行征讨。曹操说:“我可以让公孙康斩了袁尚、袁熙,把他们的头送来,不必我们出兵。”建安十二年九月,曹操引兵自柳城返回,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送来首级。诸将问曹操是什么缘故,曹操说:“公孙康素来畏惧袁尚等人,若我逼迫过急,公孙康和袁尚就会团结并力;而我松缓一下,公孙康和袁尚就会相互图谋,这是必然的结果啊。”这个战例,曹操兵不血刃,说明他根据敌人内部矛盾,辅以相应的行动,“因形而措胜”,达到了获胜的目的。
刘备像
明代末期,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自称为帝,并将明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据为己有。吴三桂得知,怒发冲冠,发誓要报此大仇。但又知道自己势单力薄,斗不过李自成,不敢轻易发兵。这时满清皇帝顺治仅7岁,大权实际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吴三桂复仇心切,已不顾什么敌友,决定以清兵的力量替自己报仇,起初多尔衮假意不肯,而实际上他早就暗地布置兵力,整装待发,然后,才答应吴三桂的请求。吴三桂与多尔衮的两路兵马一起从山海关进入关内,多尔衮不仅将李自成赶出京城,而且将枪头对准了明朝官兵,从此清兵占领了中原,并占领了明朝大部分疆土,满人也成了中国汉人和各民族的皇帝。多尔衮的策略是积蓄力量,针对吴三桂与李自成的矛盾,“因形而措胜”,顺利地人关统一了中国。
在商战中能够抓住“敌人”弱点,是成功的一大诀窍。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一年原苏联粮食歉收,原苏联派了一个代表团秘密到美国。日本一家贸易公司从一封电报得出结论:“苏联要进口大宗粮食”。近期内美苏将会达成大批粮食贸易协定,由此必将引起世界粮食价格上涨,本公司不得坐失良机,于是一道道抢购粮食的密令就从东京总部发出。这家公司的驻外机构几乎同时悄悄地从国际市场上购进了大批粮食。也由于乔装打扮,动用了形形色色的代理人,这一行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久,苏、美两国粮食价格顿时暴涨。日本这家公司立即将刚刚购进的粮食抛出,获得了一笔暴利。日本公司善于了解“战场”实际变化,善于采取灵活有力的办法,取得了胜利。
1983年4月,香港的光大实业公司成立不久,董事长获得一份重要情报:智利的一家铜矿倒闭,矿主在矿山倒闭前订购了美国的“道奇”、西德的“奔驰”等各种型号的大吨位载重车、翻斗车共计1500辆,全部是未曾启用的新车。为了偿还债务,矿主决定将这批新车折价拍卖。董事长当机立断,立即组织采购人员出国谈判。利用对方已经丧失讨价还价主动权的困境,“因形而措胜”,灵活机动谈判,使7吨以上、30吨以下的载重车以原价38%的低价成交,节省外汇2500万美元,大获全胜。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译为:要在敌人没有防备时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处采取行动。这是军事取胜的奥妙处,是不可能预先规定的。
孙子提出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句话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军事名言,是说要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实施进攻,在敌人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果断行动,打他个措手不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孙子对全部“诡道”谋略的集中归纳和高度概括,也是兵家制胜的奥妙和精华所在。
运用这一策略,需要抓住敌人的思维空隙,并在军事行动上采取各种伪装佯动,隐蔽行动企图。
东汉末年,孙策乘群雄纷争之机,举兵江东。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孙策率兵谋取会稽郡。会稽太守王朗居固陵,抗击孙策。孙策数次从水路进攻未克,便采纳孙静的建议,放弃对王朗正面进攻的战术,采取“攻其无略,出其不意”的谋略,于夜间点起多处烟火,布下疑兵,突然袭击高迁屯。王朗大惊,急令丹阳太守周昕迎战。周昕战败,王朗仓惶乘船逃往东冶。孙策率军乘胜追击,王朗军溃败,被迫投降。孙策占据了会稽郡。
在生产经营中,要赢得市场,便要不断创新,“出其不意”地推出新产品投入市场,会获得不可估量的效益。
我国某市有一家街道小厂,开始生产的产品是当时市场还没有的塑皮铁芯衣架,由于以塑代木,成本低廉、干净结实,很受消费者观迎。不少工厂眼见这种产品有利可图,便接踵而至。该厂则立即掉转船头,投产塑料“飞碟”。这种产品一上市,很快在青少年中掀起一股“飞碟热”。这又惹来不少竞争对手。而当别的厂家又一哄而起生产“飞碟”时,该厂又及时转产“魔方”,……接着,又转产“呼拉圈”……由于该厂不断翻新,又善于把握时机,所以总是抢到“头市”,始终立于市场制高点。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市场上某种商品最有可图的时侯,由于竞争规律的作用大量的投入,人们竞相生产,往往要达到下跌的临界点。因此,棋高一着的经营者,不会追求人有我有,去追风潮,赶时髦,而是瞄准市场的潜在需求,在别人没有看到和想到的“空白区”,以常人不在意的投资方向、生产方向、产品价格、销售渠道、推销措施、销售服务等方面搞出自己的经营特色,一鸣惊人,迅速占领市场。这里,核心是个“奇”字,关键在“创”字。它要利用对方惯性思维的弱点,捕捉对方的思想空隙,突破人们思维的常规、常法和常识,反常用兵,出奇制胜。现代企业家运用“出其不意”谋略,就要在“奇”字上绞尽脑汁去创造,在“奇”字上做好文章,在出奇的经营思想、出奇的产品、出奇的经营方向、出奇的销售方式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奇文”。
世界上最大的饮料公司——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葛施达,正是一个具有出奇经营思想的人。人们评价他:善以“超常识”的想法实施“超常识”的经营手段。1981年,他一上任,便出人意料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可口可乐的钱袋抛向拥有12亿人的中国,在北京制作和出售可口可乐,即打开了广大的中国市场;二是收购了一家与饮料业毫不相干的大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人们对后者惊愕不已,问他,他解释说:“一定要使每一位观众在看哥伦比亚影片的时候喝可口可乐。”这些措施,使该公司跨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呈现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