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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
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个小品，叫《有事您说话》。郭冬临扮演的那个小伙子，逢人就说：“有事您说话。”为了帮人办事（当然也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小伙子半夜三更跑到火车站去排队买卧铺票，实在买不到就贴了钱买高价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饶这么着，他见了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说话！”
这个小品自然有它自身的意义。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北京人的故事，而决不会是上海人的笑话。在上海，是不可能有人没事找事到处“找”忙帮的。上海人爱说的不是“有事您说话”，而是“关侬啥事体”。这句话，不但适用于素不相识者，也适用于亲戚、朋友、熟人、同事，而闻者一般也不会介意。它其实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滩涂意识”。
当然，上海也有“朋友，帮帮忙”的说法，但，对不起，那多半是一种挖苦，或委婉的警示，有“少添乱”、“别做手脚”或“有没有搞错”的意思。比方说，话说得太离谱，上海人就会笑起来，说：“朋友，帮帮忙！”又比方说，到自由市场买东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话说一句：“朋友，帮帮忙，侬勿要‘斩’我。”似乎可以这么说，一个“有事您说话”，一个“关侬啥事体”，就这两句话，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鲜明地区分开来。
这种比较对上海人颇为不利。因为它会给人以一种北京人热情而上海人自私的感觉，而“上海人自私”，又是许多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共同看法。其实，上海人并不像许多外地人想像或描述的那么自私，他们也是乐于助人的，而且其热情有外地人不及之处。比方说，外地人在上海问路，便往往能得到热情的回答，有的还会出谋划策，告诉你乘哪趟车又在哪里转车较为简便合算。这种对“不搭界”者的认真负责态度，在外地人看来就未免匪夷所思，所以常常大感意外。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却往往只会对自己的“哥们”两肋插刀，对陌生人可就没有那么周到，弄不好还会来个“关我什么事”。
显然，北京人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内外有别的。比如前面说的那个小伙子，固然热情得逢人就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但所问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见了陌生人也这么问，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且，当他站在柜台后，面对陌生的顾客时，没准其服务态度会生硬得够呛（这种钉子我们在北京可是碰得多了）。
上海人则相反。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会帮助求助于他们的人，但不会主动去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而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同样，如果涉及他自己个人的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关侬啥事体”，也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北京城的“圈子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而任何群体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就只限于水泊中人，甚至只限于一百单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对不起，就没有了，而且弄不好还只有挨刀的份儿。这就叫“内外有别”。圈子外的人，可以无视其存在；圈子内的人，则必须“抱团儿”、“扎堆儿”，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关照，包括时不时问上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说话！”
上海滩的“滩涂意识”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它强调的是个体独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有句话说“上海人什么衣都敢穿”，就因为在这个懂得尊重他人“隐私”（尽管不多）、允许保留“私人空间”（尽管很小）的“滩”上，过多地干预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规”的。上海当然不乏喜欢窥测他人隐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数比任何外地都多。
很难简单地评说北京上海这两种活法和意识的是非优劣。一般地说，外地人都认为，与北京人交朋友痛快，与上海人打交道轻松。如果能进入北京人的“圈子”，成为他们的“哥们”，就可以同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烟酒不分家，真格的就会“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与上海人交朋友却不容易。他们多半客气而不热情，礼貌而不亲切，很难掏心窝子说心里话。因为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坚守个体意识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则。所以，上海没有“哥们”，只有“朋友”。哥们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则是相互独立的；哥们得亲密无间，朋友则不妨情淡如水。更何况，上海人的所谓“朋友”，也未必真是什么朋友，比如暗地里磨刀霍霍准备“斩”人一记的小贩就是。
上海人的处世哲学其实也不错。的确，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毛病”，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家门前的雪打扫干净了，岂非就没有什么“瓦上霜”要别人来操心？相反，如果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则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比如那个逢人就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的小伙子便是。再说了，别人这么关心你，你岂不也得“时刻准备着，时不时地问别人一句：您有事？”这么活，太累！何况，当大包大揽地说了“有事您说话”的话时，万一事情办不成，又该怎么办？为了未雨绸缪，就得事先“储备”一批“哥们”，还得个个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张卧铺票，而且还都是下铺什么的。
生活在上海人中间，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事实上，不少外地人都有同感：也许很难和上海人交朋友，却不难和他们共事。上海人是比较计较，账算得很清。但这在保护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保证了别人的权益；在维护他自己人格独立的同时，也尊重了别人的独立人格。至少，和他们交往时，不必处处设防。这就轻松。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对方的态度。因为如果上海人对你大皱眉头，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关侬啥事体”的。更何况，在现代社会交往中，“哥们”总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要面对“泛泛之交”。那么，轻松一点，岂不好？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北京才有的“大气”：大雅、大俗、大派头。要之，北京是雅能雅到极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比方说，你能想象用诸如“臭皮”、“驴肉”或“小脚”、“裤子”之类的词儿来作地名？北京就能。北京不但有“臭皮胡同”、“驴肉胡同”，而且还有“母猪胡同”和“屎壳螂胡同”；不但有“小脚胡同”、“裤子胡同”，而且还有“裤裆胡同”、“裤脚胡同”。任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皇上眼皮底下的地名儿。嫌俗？改了就是。比方说，把“灌肠胡同”改为“官场胡同”。这可真是只有北京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观。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里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总而言之，大气的北京城城内有城，官、学、民三种文化各安其位，各守其本，形成一体化前提下的多层次；开阔的上海滩滩外有滩，五湖四海风云际会，天南地北交互消长，形成多样性前提下的一体化。北京与上海，是两类不同的大城市，有着两种不同的大手笔。北京“一体多层”，上海“多样统一”。北京大气，上海开阔。
同样，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
北京人是身份感比社区性更明显（所谓“丢份儿”、“拔份儿”即含有注重身份的意思在内）。一个北京人，首先是官员、学者、平民，然后才是北京人。当然，所谓“身份感”，不一定就是职业、阶级，也可能是指“品类”，即“君子”与“小人”、“高士”与“败类”。不管什么时候，北京人都不能丢了身份，这就叫“倒驴不倒架”。因为倘若丢了“份儿”，就没人承认你是北京人，岂止不是北京人，就连是不是人，只怕也是问题。
上海人则是社区性比身份感更突出。他们首先是上海人，然后才是商人、职员、自由职业者。上海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上海某位市长也曾因不会讲上海话而受到歧视。的确，在上海人看来，是不是上海人，比什么都重要；而会不会讲上海话，则往往决定着在上海和上海人那里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外地，一句上海话，往往就能引起上海人的惊喜：“侬上海人呀！”接着就是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至于对方是什么职业身份，则往往不在考虑之列。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形成了这样的现象：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却几乎从来没有“小北京”。因为北京人一到外地，首先是融入自己阶层的圈子里，官员归官员，学者归学者，当然也就不可能像上海人那样，首先是上海人归上海人，并一起传播上海文化，把当地改造为“小上海”。结果是，爱“抱团儿”的北京人，到了外地，便成了并无社区特性的散兵游勇，而平时“各顾各”的上海人，在外地却大成气候，当然，不是某个上海人的气候，而是上海文化的气候。
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
“上海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性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某单位提拔干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组织部门反映，说“他是上海人呀”，结果该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忌讳和提防，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
有关上海人的笑话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这类笑话特别多，特别离奇，讲起来也特别放肆，而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似乎偌大一个中国，惟独上海人，是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别值得笑话的一群。
这些笑话中当然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说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让人讨厌的地方还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对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
不过，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上海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再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连北京也有。为什么别人说得，惟独上海人就说不得？难道说上海话是全中国最难听的话不成？
问题并不在于上海话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的确，最让外地人讨厌的，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上海话（而且往往嗓门还很大）。
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感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大皱其眉头。可以肯定，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
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做，就不会让人反感（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
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一般地说，外地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广东人。一个广东地方干部陪同外地干部到城郊参观，兴高采烈地说：“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结果外地同志听成了“坐在床头看娇妻”，一个个掩嘴窃笑。因此有句俗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讲普通话的那种别扭，不但他自己讲得费劲，别人听得也难受。有个笑话是讽刺广东人讲官话的。那笑话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的餐馆吃饭，问：“小姐，水饺多少钱一碗？”结果服务员听成了“睡觉多少钱一晚”，便愤怒地骂了一声“流氓”。没想到这个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实在太差，竟高兴地说：“六毛？两碗啦！”
广东人无论说“官话”（普通话）还是说“白话”（广州话）反正都一样难听，也就无所谓。上海人就不一样，他们语言能力都比较强（上海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城市，就是证明），除浦东土著外，差不多个个都会说普通话。即便说得不太标准，也决不会像广东人说官话那么难听，甚至可能还别有韵味。会说而不说，当然是“故意”的。何况，上海话又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当着外地人讲这种谁也不懂的“鬼话”、“鸟语”，不是存心不让人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爱讲上海话。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区），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大讲其上海话。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不是很“秀气”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你想，如果大家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它往往意味着憨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脱藤落攀等等含义。比方说，上海人一般都会挤公共汽车（他们挤惯了），有一整套动作程序和坐站规矩。外地人当然不懂这些，上车之后，难免横七竖八、磕磕绊绊。这时，上海人往往就会嘟囔一句：“外地人。”这句嘟囔，就带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会骂“他妈的”，则这时的“外地人”，也就相当于“他妈的”。所以，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骂人的话，至少也表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满。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全国可是绝无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不带情感色彩，也不带价值判断，顶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头。
在这一点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
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所以，北京人一旦长期离开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感，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爽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北京人有政治优势，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牛气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没有。
其实，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气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还是钱比我多？你们的“本钱”，也就是你们自以为得计的所谓“聪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么可笑的聪明和精明？无非是会套裁裤子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而且是公共汽车钱！这几个小钱，我少抽两包“红塔山”就省下。会在公共汽车站设立“站队”和“坐队”。可我们那里公共汽车根本就不挤，随随便便上车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来，还不贵，到底谁优越来着？
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和“财大气粗”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上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人”。
更何况，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视，几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区别的。比方说，一个上海人要对另一个上海人的“不懂经”、“拎勿清”或“不识相”表示愤怒和不可理解，便会怒斥或质问：“侬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都一样低能。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这种“一视同仁”，就特别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优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几乎在一夜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体现上海人社区优越性的上海话，则成了嘲笑讽刺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勃然大怒。当然，对于外地人的种种非难，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道说上海人精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马桶旁边要吃饭的，不精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上海人做生活规矩、巴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上海人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出来。上海人似乎根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高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贬也好，上海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于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他们实在想不通上海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社区优越感。一个有钱有势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会看不起没钱没势没文化的外地人（这好理解），而一个没钱没势没文化的上海人，居然也会看不起有钱有势有文化的外地人（尽管势利的上海人在表面上也会作尊重状），而且其理由又仅仅只不过因为他是上海人。他们究竟有什么本钱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又有什么本钱可以对外地人的讽刺嘲笑无动于衷？
“精明，太精明了！”这是各地生意人对上海商人最普遍的评价。
上海人因为精明，被人称为“门槛精”。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更包括对个人权益、利益的维护，该得到的，他们一分也不让。这使得上海人常常为一点点小利益而斤斤计较。在上海，人们经常看到的一幅画面是：在菜场上，一个衣冠楚楚的男士为几分钱与菜贩子吵得不可开交。在生意场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据理力争。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为此，韩国的一家报刊称：“上海人都是经济里手，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钱来。”
上海人精明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其实，中国南方商人（如广东商人、江浙商人等）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整体上被人们认为精明之至，精明已经成为上海商人人格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上海商人的精明是骨子里的。
因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于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谨慎小心，他们会注意到太多的细节。在做生意谈判之前，他们多半已事先调查了解好了市场行情、谈判对手情况等。他们的谈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才进行的。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常常会因个别小问题争论不休，时间拖得很长，使人感觉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与其做生意时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
上海商人勇于竞争，精于商战。
上海具有商业竞争的传统。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场虽尚不成熟，此时的商业竞争却十分残酷。洋商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之间，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竞争手段、激烈程度都让人震撼。上海，商家必争之地，谁能立足上海，谁就意味着拥有财富。上海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在这熔炉里，培养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中国近代商业精英云集上海，使他们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盘”，从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战十分残酷。上海商人个个都精于商战。进入21世纪，上海的市场经济已经步入成熟，南京路每天客流量达300万人次，600多家商店比肩而立，各显风姿。徐家汇、淮海路大型商厦不断涌现，首尾相接，形成了独特的“圈状模式”。许多商家采取的竞争手段更加复杂多样，广告战、价格战、品牌战……硝烟弥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现非理性竞争，比如过分杀价、相互攻击谩骂等。但是，作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须大胆参与，进行竞争。于是上海商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业手段之繁杂、经营思想之宽阔，令各地商人惊叹。
上海商人，经济利益是惟一原则。
受长期的商业传统影响，上海商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讲求实惠、漠视政治、关心个人和家庭生活，在商界则体现只讲经济利益，重利润的商人风格。
上海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实惠哲学成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把这一观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上海人对实际的、具体的个人利益的重视，重视事物的实用价值，在形式和功能、审美与实用之间，上海人更倾向于后者，这一点极像美国人。追求实惠的上海人总是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业活动中，上海人较北方人较少地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种观念反映在生意场上的买卖关系中，表现为上海商人买卖双方都把对方看作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绎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得失的计算先于一切，商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投入多少与实际获利的比较，评判自己行为的效果。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虑的因素还有人情关系、地位差别等，而在上海，商人们却很少考虑这些。上海人做生意，只把经济利益作为惟一原则和目的，只考虑赚钱不赚钱，只要有钱赚，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可以迅速组成一伙，而一旦经济利益目的达到或这个团体达不到经济目的，一伙人就迅速解体。
上海商人守法守纪，契约意识强。
长此以往，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与规范的观念。上海人的这种观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上海城市管理的特点之一就是热衷于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办法措施。如果遇到什么新情况，上海人的倾向是立即制定管理办法，而市民也基本服从管理。
守法守纪，遵守秩序是上海人的基本观念。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即使在旧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为当时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外国帝国主义的高压控制。既然大家都是外来的，都没有可依仗的传统势力，那就只好凭自己本事吃饭，大家都应遵循相同的规则。因此，上海商人比较遵守商德、法规，这一经商意识沿袭至今。
上海人不做违法的生意，这虽不能说是绝对的，起码是大多数上海商人的共识。在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人参与者并不多。在有些南方人看来，不违法就难赚大钱，造假卖假、偷漏税款等频频发生，但上海人做这种事的人并不多。上海人是生意场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鸡摸狗之事，甚至连“擦边球”都不打。与上海人做生意时，应该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合作。
因为守法守纪，上海人是非常理性的，做事要求有理有据，他们契约意识强，重合同。这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上海现代商业历史长，尤其是西方数百年商业传统对上海的深刻影响，使得上海人形成了凡事讲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质，因此，他们较为重视合同契约。
上海商人做生意时，认真履行合同，一旦签订了合同，如无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上海商人大多会严格按合同办事，决不含糊。
上海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所以作为男人，第一大事得挣个片瓦寸砖的。偌大的小伙子，谈恋爱得叫爹妈腾地方，没脸面但也没办法。上海的房价日长夜大，咸菜汤，半包烟，透出一份份的无奈。
活得辛苦，就难免要“适者生存”。上海男人的“精明”就渐渐练了出来。
上海人好面子，朋友兄弟面前是要“扎台型”的——上海男人财不大，气是不敢粗的。气不粗，但也不能“短”。于是就想出来一包香烟分两档，外面壳子是红塔山，放在白衬衣透明口袋里蛮亮堂的，其实里面一半是红牡丹——牡丹味道未必就差，只是外面流行云烟，侬抽海烟，当然坍台。那一圈香烟，发出来的都是红塔山，留给自己的就是牡丹，不爱“江山”爱“美人”嘛。
上海男人“精打细算”，最明显的就是去菜场。上海的早晨一直是最精彩的。曾几何时，上海的自由市场都成了男人的天下。而且人手一杆弹簧秤，看到“可疑”情况，亮出来即使虚晃一枪也是“卓有成效”的。这种“弹簧秤”战术，于是在上海的商场上便培养出了一大堆的“经理”。上海男人罕见做大老板，但几乎所有上海的洋行，都愿意请上海人做经理。
在骗钱与被骗钱的案例中，上海男人很少在内。民间的经济诈骗大案层出不穷，这事惟独不会发生在上海男人身上，就是上海男人普遍小气的缘故，因为小气，也就有所警惕，也就多了个心眼，当然也就少上当受骗。不过自然也少了因为高风险带来的高回报。
上海男人最会哄女人开心。上海的“现代青年”都学着“洋派”，所以一年到头的节日，都是他们“秀”的机会。玫瑰花阵啦，连心锁阵啦，一套一套可以哄得女人团团转。
上海男人逛街，肯帮女人拎包，一家子出门，肯抱小孩让太太坐着。上海男人肯做“小男人”，还会自嘲“妻管严”。
上海男人肯在每个月仅有的零用钱里卡出来过年给妻子买首饰。
上海男人藏私房钱，到时候用来调节婆媳关系。
就连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也有一堆“女人经”。那些司机的老婆大都不上班的。的哥们便有一肚子的苦水，一路可以倒过来。倒到最后，豪情万丈地说：想想女人也蛮作孽（可怜），一个人在家里不要忒恹气（寂寞）喔，多赚些钱，以后我就好多陪陪老婆了。
或许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上海男人喜欢将自己打点得像个绅士，而不是将自己装扮得像个武士；上海男人讲究品位格调，比如：一件名牌西装，穿在深圳男人身上，也许只能穿出阔气和财气；而穿在上海男人身上，便可能穿出教养，穿出风度，穿出绅士。那些餐餐在巷尾排档解决，却日日西装纤尘不染、头发抹得光亮，“省在肚里，花在身上”的男人也是一种标准上海男人。据说能从口袋里同时掏出手帕和纸巾的男人肯定也是上海男人。上海男人不喝酒不抽烟也已成趋势，在这个方面经常被人斥为“矫情”，也就是做作的意思。但是，这一点在女人中间非常受用。
在深圳女人眼里呢，上海男人让深圳女人格外心动的是他们对生活的认真。在她们眼中，上海的男人勤快，既能入得厨房又能出得厅堂，据说男人系围裙做家务就是从上海开始的。
而且上海男人顾家。这可是最能打动女人心的，每到晚上五六点，上海男人总要打电话回家向老婆请示汇报是否回去吃饭。据上海男人说，这也是国际时尚潮流，如今在欧美，特别是硅谷，那些高级白领都这么做。备受女人推崇的还有上海男人的价值观：家庭第一，工作第二，自己第三。
上海男人是合格的丈夫，据说，北京女孩的择偶标准，第一是上海男人。
上海男人好在哪里？最常见的一句评语是：不打老婆！今日，上海女性有句顺口溜：一等男人怕老婆，二等男人骂老婆，三等男人打老婆。
“跪搓板”这句上海闲话，妇孺皆知，它的主语是男人，绝非女人。据说现在的上海男人，别说打老婆，就是骂，也是在心里，脸上却依然不温不火，所谓大丈夫喜怒不形于色，这是上海男人的涵养。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不少上海男人说一口上海普通话，戴一副秀才眼镜，系一条方格围裙，忙里忙外，做菜做饭，早上送孩子上学，晚上接孩子回家，周末去菜场讨价还价，然后带着女儿去练琴去上补习课。偶尔有空，一手牵小孩，一手拥娇妻，一起去丈母娘家。
如今，听说有的上海年轻女人，已经不会烧菜了，老公加班宁愿吃盒饭，人称“福气太太”，但如果上海丈夫不会烧菜，将被老婆骂煞。
现在上海时兴买房子，老公就是包工头，画设计图纸，买装潢材料。为了家，上海的新好男人，就像一副“全怪路子”，一百样全带，真是拳打脚踢。
有个笑话，说一群太太聚在一起争夸自家里的狗如何聪明，聪明得能接电话，听懂人话。有人不信，一位太太马上往家里拨号，狗跳上桌，按上免提键，听到“汪”的一声，代表“喂”；再问“谁在家”，狗又是“汪”的一声，代表一人，即男主人；“他在做啥？”狗这回变调了：“荷、荷、荷”直喘粗气，意思是说：男主人正在干活呢！
据港报报道，中国有些城市的男人，现在很“潇洒”，晚上宴聚KTV里捎带泡妞，号称“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一首新版的“好汉歌”为证：
“一等男人家外有家；二等男人家外有花；三等男人歌厅酒吧；四等男人下班回家。”
不过，许多上海老公却甘居“第四等”，其余三等，一般的上海老公想都不想，更谈不上羡慕。据说上海老公很顾家，婚前，再豪放再粗犷再广交四海，一结婚往往鸽子失棚，朋友拗断。
再高贵的上海男人，哪怕经理、厂长、老板，在单位，一夫当关，牛气冲天，舍我其谁？回到家里则是低头阿三：小囡老大，老婆老二，自己老三，自称红头阿三。
上海好男人的标准，过去是“五员大将”：身份党员、职业海员、工资百元、相貌演员、身体像运动员。
现在，据说已进化成“多项全能”，有“十字令”为证：“一张文凭、二国语言（中英文）、三室一厅、四季名牌、五官端正、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老实。”
这些标准，一看就知是上海女人想出来的，但女人们欢喜，就成男人做人处世的目标，这是上海女人的狡猾，也是上海男人的雅量。
正所谓一句老话：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
1997年1月7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文汇报》发表了《啊，上海男人》一文。文中写道：“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原来他们在上海。”
说上海女人的魅力，当然离不开两个字，一个是“嗲”，一个是“作”。
上海女人的嗲不仅仅是在上海方言的温婉上，更在于她们适时的甜蜜上，这些恐怕只有男人可以领略。上海女人的嗲和苏杭地区的又有区别，后者是由于当地方言的关系，即使是骂人听起来也温文尔雅，而上海女人的嗲，则是一种内在的，通过语言和肢体等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之所以很多上海男人只钟情于上海女人，也正是因为这种嗲的魅力，是上海女人独具的。
说完嗲，就一定要说一下作，也许不一定每个上海女人都嗲，但是基本上所有的上海女人都很作。作，广义上说，是耍点小性子，闹点小情绪，发点小脾气，搞点小花头。但是，这只是作的表达方式，作要分为大作和小作，大作即真的生气，但是小作则不然，小作是上海女人的小手段，她们通过作，获取男人的甜言蜜语，或者小礼物、鲜花，或者别的什么，而男人们哄了半天，在她们破涕一笑之际感受到了一些甜蜜趣味，生活也在这样的小吵小闹，小哄小骗之下变得生动起来。
上海女人实在很会打扮，或可爱，或俏丽，或素雅，或摩登，真是应有尽有，寥寥几笔，她们便已将自己出落得楚楚动人。上海女人的品位上海女人的美，就在她们看似清清淡淡、简简单单的打扮之中。
相较于其他地方的女人，上海女人比较时髦，比较漂亮，比较精明，也比较有娇滴滴的小女人味。因此，很多男人似乎对上海女人特别有兴趣，在欢场中一掷千金，甘当火山孝子。在商场中一诺千金，表示男子气概，而在感情上一头栽进去，俯首甘为女子牛。
外地人看上海女人娇滴滴，很大原因是受语言影响，上海语系属于吴侬软语，特色即是娇、软、糯、甜、嗲，如果再加上刻意做作，湿答答，粘糊糊，甜蜜蜜，再拖上个软软的尾音，那些多情种子立即就感觉“她真喜欢我了”从而晕眩。
但真以为她们那么娇、那么甘为小女人可就错了。看她们挤公车、挤电梯，“让让我小女人好吧！”挂在嘴上，在男人堆里通常是无往不利的。但真要不让她，“侬那这么没有男子气概”，还算是很客气的，后面连珠炮发起来，只怕比盐水蜂炮火力还足。
要知道“女人能顶半边天”是毛泽东看上海女工时说的，“飒爽美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光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也是看上海女民兵时提的。“文革”后期上海女知青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那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连北方大汉都不得不刮目相看。可见上海女人并非真的那么娇滴滴，发起雌威来可不会输给花木兰。
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洋化早，赶时髦之风已有二百年历史，教育发达，受教育机会多，气质自然也就起了变化。尤其是要面子、爱美，尽管家里挤得身体都转不开，但只要出门，保证衣衫光鲜。
上海九十年前就被称为“十里洋场”，龙蛇混杂，光怪陆离，什么样的人都有。上海女孩在这样的大环境熏陶下，在长辈的教导下，成熟得很早，也特别世故。她们很早就学会了如何按照年龄出牌，如何累积财富，所以上海女孩成熟而不外显。
大多数的上海女人都很现实，即使在终身大事上也同样精打细算。外表当然重要，但绝不是首选，首选是“立升”（实力）。包括含金量、学历、职位、家庭背景、有无亲戚在国外、是否出过国、人是否老实可靠等。了解清楚再通过量化确定是“绩优股”，还是“潜力股”之后，才会以身相许。这就是上海女孩的实际。温莎公爵式的爱情，北方妞可以感动得泪流不止，上海女孩则多半把他当天方夜谭看。
北方女子出嫁时不少是哭哭啼啼的，但上海女子出嫁总是笑嘻嘻的，因为她们经过再三挑选，感到满意才嫁。即使不是含金量足的绩优股，但有上进心、肯努力、老实可靠的潜力股，就算时运不济没有发达，至少也有人陪她逛街，帮她带孩子，帮她洗衣、拖地、买菜、淘米烧饭了。
能够博得上海女人青睐的外地男人，往往是高学历、高收入、举止不仅仅文明而且优雅，他们不仅豪迈，而且很有风度，他们不仅可以谈古论今，而且同样具有小资情调。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最高评价就是，你看上去像我们上海人。
上海当然也有长相恶劣、举止粗陋的，上海女人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上海人中有句话，一流的美女嫁到欧美日本，二流的嫁给港澳台胞，三流的嫁给内陆的大款。
所以，上海女人的“嗲”与“作”，总是让男人销魂蚀骨！
上海的男人有福，因为上海的美女太多了，鲜花朵朵迷人眼。
有一则佚事，说有一华侨子弟，择偶要求极苛刻：身材要高挑；脸蛋要漂亮（且特别放出话来只要鹅蛋脸型的，圆脸免谈）；要会讲英文；要会做生意；还要会喝酒会社交应酬。熟人感慨万分：“兜里有几个钱就烧包，这样的姑娘上哪儿找去？不过……”话锋一转，“上海或许有……”
上海的夏季，或许是女人们最美丽的季节吧。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娉婷身姿，无不绚丽夺目。从她们翩翩的长发，紧束的腰身，尖细的高跟鞋，淡扫的娥眉，薄施的粉黛中读出，上海女人的品位是精致。难怪人们说“上海是一座女人的城市”。
上海女人的美，是清爽的，优雅的，美得韵味悠长。街上袅袅娜娜地走着，背影仍惹来许多意犹未尽的眷恋的目光。豆蔻少女，穿一袭黑衣，可以是沉静；花甲老妪，着鲜色的裙裾，可以是端庄。上海女人，在这个城市里，把她们的美，淋漓尽致地绽放。
上海女人的美，如一道亮丽的风景，因了深邃文化底蕴的浸淫，平添了让其他城市的女人们不可企及的风姿。
重庆女人的美，美在“艳”；广州女人美，美在“素”；北京女人的美，美在“朗”；而上海女人的美，则美在“雅”：眼波流转，朱唇微启，在吴侬软语的娓娓莺声里，已让人在香风中微醉。
上海女人，美得有个性，有主见，绝对不会因潮流的趋向而刻意模仿。牡丹有牡丹的富贵，兰花有兰花的妩媚，菊花有菊花的婀娜。那么，我就做那一株小草吧，用那一抹绿意，点缀这座女人的城市。
上海女人精于生活，懂得花钱，很会过日子。她们也精于做女人，很会耍温柔手段，懂得在或硬或软之间，掌握男人，而且是要当家的。
说到时尚、打扮，那就更出风头了，出门总是带点婉约的风情，但绝不夸张、前卫。可能是中国女人里面穿得最漂亮、得体的。
再说，在上海生活习惯了，见过世面，不管能力怎样，眼界是很高的。
总之，上海女人是“灵山秀水”，擅长场面功夫，又知道分寸，不会吃亏，样样都会想到你前面去。
上海的女人眼光极高，除涵盖着文学、艺术、时装、香水、音乐等时尚的艺术之都巴黎之外，她们什么地方也不看在眼里。在亚洲的“十里洋场”、“东方明珠”的气韵萦绕下，她们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优越感极强，她们的身上沾满说不清道不明的大都会味道。她们在淮海路的梧桐树下闲逛，挑选着欧美各国名牌；每天同说着英语、日语、法语的老板周旋；她们从张爱玲和张曼玉那里学习精致、窈窕、修饰和作秀；她们每个月赚一两千美金……当然感觉很好。在这个全中国人羡慕的城市里有一点点位置，当然感觉到优越。
女人是上海的风景，在这个城市里，演绎着许多风景的故事。这座美丽城市的风韵，叫做“LadyFirst”。这样优雅的风尚，流行在各行各业各个角落，女性在这里能发挥她们最好的才华。上海女孩的秀外慧中，在职业的神圣光环下演绎出成熟干练、雷厉风行。在上海，政府部门的女官员是有魅力的，企业的职业女经理是有魅力的，IT行业的女程序员是有魅力的，更别说时尚媒体的女记者、女编辑以及女性的广告人了，她们本来就星光闪烁，是上海引为骄傲的流行前线。
生活在上海，紧张而又从容。紧张的是人生，从容的是心境。上海，就如一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妙龄女郎，正充满自信地憧憬未来；上海小姐也是一种城市精神的象征，在黄浦江猎猎的风中轻舞飞扬。属于上海的美丽究竟是什么？纵然心中有100个答案，也无法描摹它的魅力之万一。对美的追索，从此成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