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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于人类所抱的一般态度，可归纳为，让我们做合理近情的人。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中国的“大道”，即是几千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教导着人民的孔孟哲学，而要成为一位博学大师，光有满腹经纶八股是远远不够的，处世之道才是最主要的。因为，无有此不足以扬名，无有此不足以立世，无有此更难为治学。
林语堂曾说，“一个有教养的人就是一个洞悉人心和天理的人”。而“人心”和“天理”恰恰就是中庸糅杂的两个方面，是“近人情”、“近天情”，既要与人民大众连成一片，又要与皇亲国戚礼尚往来；既要“入仕”，又要“出世”；既要学的会“小隐隐于市”，更要做得来“大隐隐于朝”，这样才可称得上是一个合理的人在过比较理性的生活了。
“近情精神使我们的思想人性化，并且使我们不坚信自己总是对的。它的影响是在于刨去我们行为的棱角，并使它调和起来。和近情精神相反的，就是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国家生活中，婚姻、宗教，与政治中的一切方式的狂热和武断。我以为，在中国狂热和武断是较少的。中国的暴众虽也易于鼓动(例如庚子年的拳匪)，但近情的精神确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皇帝专制，我们的宗教和所谓‘欺压女性’受到人性化。近情精神在这些当中当然都是有限制的，不过它确是存在着的。中国的皇帝并不是像日本天皇那么半神道的，而中国的史家并已演绎出一个皇帝受命于天，但他如失德便将丧失天命的假说。他如失德，我们可以杀他的头，在历代的兴衰中，被人砍去脑袋的皇帝已不知道有多少个，这就破除了我们的皇帝乃是神圣的或半神圣的念头。我们的圣人也没有被人尊奉为神道，而不过始终认他们为聪明的教师。凡是出乎情理之外的事情，我们一概称之为‘不近人情’，太过于矫情的人就是大奸，因为他在心理上是反常的。在政治的区域内，某些欧洲国家人们心中的逻辑和他们的行事实在异常地不近人情。”
林语堂的这段话不知你是否认同。但不管你的态度如何，在中国没有绝对的圣人是真实的。秦桧与和珅也是“纵有千日的不是，也有一日的好。”秦桧大抵与宋高宗的关系很铁，很够哥们儿义气，和珅爱子之心又感动世间多少父母呢！这就是中庸，这就是把一个人的思想剖成两部分来看。没有什么是极端和绝对的，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人情味儿，不能把任何主观意念里是善或者恶的都划得泾渭分明，否则就会古板，会失去对事物的灵敏性。
可见，在中庸的指导之下的人情方圆之道是无比可贵的。由于它的存在，我们才可以不偏执，不极端，懂得待人要理智、接物要全面的道理。我们也才能够平心静气、有容乃大地过生活，能屈能伸，才能够做“中”国之人，方方正正、端端庄庄地安享几世同堂或是普天同庆的乐趣吧。
林语堂说过，“我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他反对思想和行动上的任何偏激、极端，讲求合理和有节。就像他对体育运动历来缺少好感，尤其反对那些消耗相当巨大或是对身体会造成许多危害的训练。他说，“可是当一个人打破一个百米短跑纪录时，那是确定的——当然也有例外——他不会做得好什么事了。”中庸和人情的思想影响着林语堂对《红楼梦》人物的喜好。他并不看好灵气逼人的黛玉，也并没有为绝对沉稳的宝钗说一句好话，而是独爱小说中并不占主角地位的探春，因为她具有黛玉和宝钗二人品性糅合之美质。
林语堂非常称羡古代高人所倡导的“中庸生活”。那是指“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即在一切事情上讲究适度和谐，求得天性的完整和心灵的快乐。这造就了一种人，他“在动作与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林语堂开怀地说：“这种人物的典型应是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者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古书也会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识颇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给泰晤士报的稿件的一半被录用一半被退回……”他接着下了个结论：“总之，我相信这种中等阶级的生活，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因为它既不会让你过分得意洋洋，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改变了对普通人的友善态度，又不至于令人灰心丧气，失望绝望。中国人的中庸，果然是最关注人的精神，是最具人情味儿的，最合乎天地人和谐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