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传说商代有“三千诸侯”。约前1046年，黄河上游周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取胜后建西周，定都镐京，疆域逐步扩大。在周朝初期，约有“八百诸侯”。前841年“国人暴动”，反抗周厉王暴政，此后实行六卿合议，史称“共和行政”，这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前770年，在西北游牧部落犬戎的侵袭下，周平王迁都雒邑，史称东周。
此后，随着周王朝势力衰落，分封的诸侯形成了众多诸侯国，相互争战，著名的先后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史称春秋战国。最后在战国时期，周朝被秦国所灭。这一时期，学术思想自由，文化繁荣，产生了诸子百家，诸子如孔子、老子、韩非子、墨子等，百家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刑名等，史称“百家争鸣”。（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
先秦篇，不是按照是不是政权的统一这一点确定的，由于在这一时期，各民族、政权有着不同的心理认同，即使是商周的统一的同时，仍有许多政权仅仅是依附于中央，并没有产生很深刻的心理认同。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确定为分裂时期。
伏羲被尊为“三皇”之首，他是传说中人类文明的始祖。伏羲，又作宓羲、庖牺（也称庖牺氏）、包牺、伏戏，也称牺皇、皇羲、太昊，关于太昊伏羲氏的记载在古籍中常见，但又说法不一，因此，我们只作为参考加以分析。
相传，其母亲是一位名叫华胥氏的美丽女子，一天，她去雷泽郊游的途中发现了一个大脚印。由于好奇，便把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马上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有了身孕。12年后，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即伏羲。
作为人类的文明始祖，伏羲的主要贡献有：发明陶埙、琴瑟等乐器，创作乐曲歌谣。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为后代治理社会提供借鉴；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始造书契，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结绳记事的落后形式；教民做网用于渔猎，驯养野兽，大大地提高了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
但伏羲的最大功绩是创立八卦。在天水麦积区（原叫做北道区）渭南乡西部，有一卦台山，传说是伏羲画八卦的地方。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
有一天，他在苦苦的思索长期以来观察的现象时，听到一声奇怪的吼声，只见卦台山对面的山洞里跃出一匹龙马，这匹龙马一跃就跃到了卦台山下渭水河中的一块大石头上。这块石头形如太极，配合龙马身上的花纹，顿时让伏羲有所了悟，于是画出了八卦。
闻―多在《伏羲考》中论证指出，说伏羲、盘古均为葫芦的拟人化：伏羲氏本名最大可能是“匏析氏”；伏羲氏本名另一个可能是“匏系氏”，就是把葫芦系在腰间增强浮力以便涉水渡河的意思。但这仅作参考。
女娲是中国传说中的上古女神。盘古开天辟地时，她用黄泥造人，使得日月星辰各司其职，百姓安居乐业。后来，女娲用五色石补苍天，终于把天补上了。
相传，共工与颛顼在争帝位时，自己的头不小心触到了不周之山，支撑天的柱子断了，形成了“四极废，九州裂，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局面，顿时，大火蔓延，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女娲看到自己的子民们陷入这么巨大的灾难之中，非常痛心，决定炼五彩石来补苍天。于是她游遍四海，走遍群山，最终选择了东海之外的海上仙山——天台山。因为只有在天台山才能产出炼石用的五色土，所以是炼补天石的绝佳之地。天台山又是东海上五座仙山之一，五座仙山分别由神鳌用背驼着，以防沉入海底。
女娲在天台山的山顶堆上巨石作为炉子，并借来太阳神火，又取五色土为料，历时九天九夜之后炼成了五色巨石共36501块。然后经过了九天九夜，用36500块五彩石才最终将天补好。剩下的一块被遗留在天台山中汤谷的山顶上。天虽然补好了，但是却找不到支撑四极的柱子。如果没有柱子支撑，天就会塌下来。这该如何是好？情急之中，女娲砍下背负天台山之神鳌的四只足来支撑四极。
天终于补好了，天地归位，烈火熄灭，洪水归道，四海升平。于是人们在天台山载歌载舞，热烈庆祝补天成功。同时，人们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在山下建了女娲庙，世代供奉，香火不断，朝拜者络绎不绝。
但是，女娲补天后，天台山没有了神鳌的负载，就会沉入海底，于是女娲把天台山移到东海之滨的琅琊（今日照市涛雒镇一带）。直至今日，天台山上仍然留有女娲补天剩下的五彩石，后世称其为太阳神石。
炎帝是传说中中国上古时代神农部落首领的名称，又称赤帝、烈山氏，生活在距今约四千多年前的姜水之岸（今宝鸡一带）。大量古籍中都有关于炎帝的活动，但多以神话形式记载。其真实性有待考证。
炎帝是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他出生在烈山石室，在姜水长大，有圣德，懂得用火，所以叫炎帝。《国语·晋语》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相传他的母亲女登，在游华阳时被神龙绕身而怀孕，于是就生下了炎帝。而炎帝人身牛首，头上有角，年少时就十分聪明。他教百姓耕作，让百姓丰衣足食；尝遍各种药材，使百姓不受病疾之苦；又做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赞。
传说中炎帝和黄帝一样都是一种帝位。后来，神农氏部落执掌炎帝之位，但这时的神农氏部落已经无力号召天下，黄帝便开始征讨诸侯，积蓄实力，在阪泉与炎帝神农氏决战，炎帝被击溃，黄帝号令天下诸侯，把炎帝神农氏流放到南方楚地。南方的蚩尤部落，原是炎帝神农的部属，不服从黄帝号令，便纠集部众与黄帝战斗，为炎帝报仇，黄帝利用计谋把他们击败了。后来考虑到炎帝众望所归，便合并炎帝神农氏部落，将其召回辅政，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称为汉人，唐朝以后又称为唐人。
还有一种传说是：炎帝领导的部落活动于姜水流域（今宝鸡市清姜河），后来进入黄河中游，与九黎族发生了冲突。九黎族的首领叫蚩尤，他有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是勇悍善战的强大氏族部落。蚩尤把炎帝驱逐到涿鹿（今河北西北桑干河流域），炎帝向黄帝求援，双方在涿鹿大战一场，结果蚩尤战败，被杀死了。
炎帝与黄帝结盟并打败了蚩尤，随后逐渐与蚩尤部落、黄帝部落形成了华夏族。所以，我们都称为炎黄子孙。
炎帝与神农氏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学术界对此长期争论。许多古籍中记载，在黄帝之前，神农氏就已经存在了五百年。神农氏是一个氏族，由神农开创。其首领懂得用火，于是称为炎帝。
相传，神农和神农氏最后一代炎帝是两个人，而炎帝是神农的后代。古书中关于神农氏是这样记载的：神农氏统治经历了七十个世代（一说十七个世代），一直到黄帝部落崛起才衰落下去。伏羲、女娲、神农不是对唯一一个君主的称呼，而是对于某个部落或者部落的若干代首领的统称。《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黄帝崛起的时候，恰好“神农世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里面的“世”值得注意。而这也解释了为何伏曦、女娲、神农的统治能够长达数百年乃至数千年。
如果一世等于三十年，那神农氏统治的时期大约为两千年（按十七个世代算则为五百年左右），黄帝时期在距今大约五千年前，往上再推两千年，便可以推断出神农氏的统治开始于大约七千年以前。
而和神农不同，关于“炎帝”是指某一个人还是若干世代的部落首领存在广泛争议：有人认为炎帝历经八世，神农是第一世。其时代早黄帝几百年。和黄帝同时代的炎帝则是炎帝的第八世，名叫榆罔。所以，无论炎帝还是神农都是同一部落首领的称呼。这种说法，把炎帝和神农联系到了一起。
同一部落首领往往都有不同的称呼是正常的，但是不管神农氏是七十个世代还是十七个世代，明显都不同于炎帝的八个世代。所以，从对比古籍上的记载来看，炎帝和神农氏是同一个人这种说法确实值得怀疑。
46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蚩尤部族开展了涿鹿之战（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它是我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战争”。
原始社会中晚期，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而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在蚩尤的领导下，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于是涿鹿之战爆发了。“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
蚩尤族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冲突。相传蚩尤族善制兵器，部众勇猛剽悍，擅长角牴，其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击败了炎帝族，占据了“九隅”（即“九州”）。于是，炎帝族联合黄帝族共同对抗蚩尤族。
双方在涿鹿地区相遇了，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族），蚩尤族仗着优势，对黄帝族主动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即以蓄水冲了蚩尤寨，阻挡蚩尤族进攻。
当时正巧是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在初战阶段，这种天气对黄帝族处境不利，曾经九战九败（“九”形容次数多）。后来天气放晴，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帮助下，利用有利的天气——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用指南车指示方向，发动反击，一举将敌人击败，擒杀了蚩尤。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达泰山附近，举行“封泰山”仪式，后凯旋西归。黄帝族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名叫少皞清的氏族首长统领九夷部众，强迫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结为同盟。
涿鹿之战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是各氏族部落进一步融合的催化剂，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黄帝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人物，原本姓公孙，居住在姬水，后来改姓姬。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传说中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黄帝住在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轩辕氏由此得名。建都于有熊（河南新郑），所以又叫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相传，他的父亲是少典，母亲是附宝，有四妃十嫔，正妃为西陵氏，名嫘祖，另有嫫母等贤良之妃。黄帝有二十五子，十四人有姓，这些人共得到十二个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另外，青阳、苍林与姬同姓。有炎帝、应龙、风伯、雨师、天女、仓颉、风后、伶伦、力牧、常先、大鸿神皇女魃等大臣。
少昊（己姓）、颛顼（次子昌意之子）、帝喾（长子之孙）、唐尧（长子玄孙）、虞舜（次子八代孙），包括后来夏朝、商朝（子姓）、周朝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子孙。
后来，黄帝族后裔中的一支进入现在的山西南部，创造了夏文化，称为夏族。夏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黄帝族经过夏、周两代与其他各族的冲突、交往与融合，到战国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
黄帝与炎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他一生中创造了很多功绩：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创造文字；发明指南车；建造舟车；制音律；定算数；创医学等，并有《黄帝内经》传世。其中当然有不少是黄帝以后的发明创造，但也反映了黄帝族获得的辉煌成就。
黄帝死于公元前26世纪，葬在陕西省延安府黄陵县桥山。其孙高阳即位（颛顼帝）。颛顼死后，黄帝曾孙高辛即位（帝喾）。喾死，尧立。尧死，舜立。黄帝，颛顼，喾，尧，舜合称“五帝”。所以，黄帝是“五帝”之首。
轩辕黄帝是华夏之祖，黄帝部落开始形成之后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关于黄帝部落的起源地，后世有些争议，但大多数的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黄帝部落起源于陕西渭水流域，黄帝以姬水（陕西中部）成。
古书上说黄帝生长于姬水（今陕西武功漆水河）之滨，居轩辕之丘（在今陕西省武功县），他与炎帝是华夏族的始祖。《国语·晋语》中记载：“少典取了附宝，生下了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陕西武功漆水河）成，炎帝以姜水（陕西宝鸡清姜河）成。成而异德，所以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是中国历史中最早记载的关于炎帝和黄帝诞生地的史料。由此可见，他们是起源于陕西省中部渭河流域的两个血缘关系相近的部落首领。后来，两个部落为了争夺领地，开展了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逐渐融合为华夏族，华夏族从汉朝开始称为汉人，唐朝以后又改称为唐人。
在黄帝成为氏族首领之后，有熊氏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一个独立的黄帝部落。黄帝部落在从姬水向渭河流域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神农以来的农业生产经验，将原始农业发展到高度繁荣阶段，使本部落迅速发展壮大。
但是，有少数人主张“昆仑说”、“寿丘说”、“天水说”和“有熊说”。不过这些个别观点已经被学术界一一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山东曲阜有一个叫孔安国的人，称黄帝生于寿丘，他无非是想提高家乡的知名度罢了。而西晋学者皇甫谧受其误导，在《帝王世纪》中附和了一下，立马就有人指出了皇甫谧的错误。而在新郑发现的“具茨山天书”和“具茨山岩画”等上古时期的遗址，并不能证明黄帝部落在这里，而只能说明黄帝曾经在这住过。
后世较为普遍的说法是：黄帝部落最开始居住在我国西北方的姬水附近，后来搬到了涿鹿，以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方式从此定居下来。
嫘祖，又叫“累祖”，是黄帝的元妃。她发明了养蚕，教人制衣，为“嫘祖始蚕”。嫘祖因此成为养蚕制衣的发明者。
传说嫘祖是西陵氏的女儿，她嫁给黄帝后生了玄嚣、昌意二子。昌意的儿子是高阳，即五帝之一的“颛顼帝”；而玄嚣的孙子是“五帝”中的帝喾。嫘祖少年时名叫“王凤”，从小就聪明伶俐，16岁后便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织绢之术；在野蚕家养巨大变化的前提下，嫘祖抽丝织绸制衣的重大发明，对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嫘祖以帮人类抽丝制衣为开端，又首倡嫁娶相媒，在部落战争中与轩辕黄帝结为百年之好，开族外通婚之先河。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历史上的悠久文明大国，我们先祖创造了著名于世界的灿烂文化。嫘祖便是我们先祖女性中的杰出代表。
嫘祖在北周以后被祀为“先蚕”（蚕神），与炎帝、黄帝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为人文始祖。她是养蚕制衣的发明者，华夏文明的奠基人。她辅佐黄帝，协和百族，统一中原，母仪天下，福祉万民，首倡婚嫁，和炎黄二帝一起共同开辟鸿茫，告别蛮荒时代，劳苦功高，德及华夏。
嫘祖作为人文母祖，是开创人类文明的第一位女性，也是世世代代妇女们首先应该学习的光辉模范。回顾上古的历史，第一个为人类社会文明有着伟大的开创作用的人是嫘祖，直至今日，她都是我们应当学习和宣扬的创造人类社会文明的典型模范，也是人们永世歌颂的伟大女性。后来嫘祖死于同黄帝一起巡视的路上，所以后世也把她当做“道路之神”来祭祀，以纪念其教民农桑的历史功绩。
嫘祖是世界上蚕桑丝绸的大发明家，她教人养蚕制衣，恩泽东方，惠及全球，在中华和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仓颉，也称苍颉，姓侯刚，号史皇氏，传说中仓颉生有“双瞳四目”，为黄帝史官。他曾经收集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整理，为后世文明做出了贡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仓颉造字只是个传说，他可能只是汉字的整理者，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
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的事情打一个大结，小的事情打一个小结，相连的事情打一个连环结。后来又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记事。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用结绳和刻木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而当时是上古发明创造较多的时期，不仅发明了养蚕，还发明了舟、车、弓弩、镜子和煮饭的锅与甑等，由于这些影响，仓颉决定创造出一种文字来。
有一年，仓颉南巡狩猎，临于玄扈洛邙之水，忽见一大龟，其背有青色花纹。他觉得龟背上的花纹竟是有意义可通的，如果定下一个规则，便可用来记载事情。仓颉日思夜想，看尽了天上的星宿、地上的山川脉络、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赋予每个符号以意义。他自己用符号拼凑成几段“字”给其他人看，在其解说下也能明白。这种符号就叫作“字”，它使人们告别了“结绳记事”的年代。
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以纪念仓颉造字，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名为“凤台寺”。
汉字的诞生非一人一手之功，而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结果，流传下来的仓颉造字的传说，说明仓颉很可能是总结整理文字，为汉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的一个代表人物，是整理汉字的集大成者。
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在汉字是不是仓颉造的这件事上纠结，而应该注意的是汉字的出现对后世的影响。就算仓颉没有造字，也是整理汉字的集大成者，理应受到万世敬仰。
少昊是中国父系社会中期的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远古时羲和部落的后代，是东夷族和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他的父亲是黄帝，他也是中国五帝之一。
少昊从小就有神附本领，长大后成为了本氏族的首领，后又成为整个东夷部落的首领。他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国家和一套合理的制度，百姓们感激少昊的慈爱和德政，对少昊的智能和才华深感佩服。
少昊在位期间，因为修太昊之法，所以称为少昊。他设公正、农正，用来分别管理手工业和农业，从而发展生产力；“正度量”，订立度量标准；观察天象，制定了历法；发明乐器，创作了乐曲；以鸟命官（实际上是用不同的鸟作各少昊部落的图腾），一般认为少昊的图腾是燕子。与此同时，少昊与炎黄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收留黄帝的孙子颛顼，把他养大成人，让其接任自己东夷部族联盟首领一职。
《春秋命历序》中说少昊传八世500年，《易纬稽览图》则说是400年，后来青阳氏强力四征，士兵们苦不堪言，于是送给青阳君美女，青阳君高兴地接受了，营域而不治，造成大臣争权，国分为八的局面。少昊氏是中国嬴姓及秦、徐、黄、江、李等数百个姓氏的始祖。
东夷是中国东部沿海的古老部族，而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它以鸟为崇拜图腾。五十多年前学术界在这方面便达成了共识，后来渐渐又形成了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属于东夷少昊氏、太昊氏为代表的文化这个观点。
少昊氏的迁移过程是不断发展壮大的，其文明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龙山文化末期，少昊氏开始走向衰亡。但不管怎么说，少昊作为一代首领，对后代的贡献不可否认。
颛顼（公元前2514～前2437年），居帝丘（河南濮阳县），号高阳氏。他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位传说人物，为五帝之一。
颛顼是上古时期的帝王，相传他是黄帝儿子昌意的后裔，颛顼性格深沉，富有谋略。15岁时就辅佐少昊，治理九黎地区，封于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所以称其为高阳氏。黄帝死后，因为颛顼圣德，所以立为帝，这年他才20岁。帝颛顼以帝丘（今河南濮阳）作为他的都城。
颛顼即位后，严格遵循黄帝的政策行事，社会安定团结。据说在黄帝晚年，九黎信奉巫教，崇尚鬼神而废弃人事，人们不安心于农业生产，也不再诚心敬地祭祀上天。颛顼决心改革宗教，亲自祭祀天地祖宗，为万民作出榜样。他任命南正重负责祭天，和神灵商谈；任命北正黎负责民政，来安抚百姓；鼓励人们开垦田地，劝导百姓遵循自然的规律从事农业生产；禁断民间以占卜通人神的活动，社会恢复了正常。
颛顼子孙有很多。颛顼的儿子穷蝉，是舜的高祖。而春秋战国时的楚王是他的后裔，屈原在《离骚》中也自称是颛顼的后代，屈原与楚王为同族引。民间还有关于共工氏和颛顼争夺帝位，怒撞不周山的传说。在他的统治下，国家的面积变得很大。北到现在的河北省一带，南到南岭以南，西到现在的甘肃一带，东到东海中的一些岛屿。传说颛顼帝活到了98岁，在位78年。死后葬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外广阳里（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死后又化为半人半鱼的“鱼妇”。因为他生前非常喜爱玄色，所以后人将他尊为玄帝。
颛顼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第二位帝王，他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了华夏的根基，是华夏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
帝喾（公元前2380～前2345年），姓姬，名喾（一名夋），号高辛氏，是黄帝的曾孙，玄嚣的孙子，蟜极是他的父亲，颛顼是他的堂房伯父。帝喾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第三位帝王。
据说帝喾生于穷桑（西海之滨），是他的母亲踏巨人足迹而生下来的。帝喾从小就聪明好学，十二三岁就有盛名，15岁时就辅佐颛顼，封有辛地方（今河南商丘），实际上住在帝丘（今濮阳），30岁登上帝位，后来迁都毫邑（今河南偃师县西南）。
帝喾在位期间，为人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远古时代，人们虽有一年四季的概念，但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制约了农业发展，阻碍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帝喾推算历法，穷极变化，科学地探索天象物候变化规律，划分四时节令，指导人们按照节令来从事农畜活动，并昭告天下。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华夏农业出现一次伟大的革命，农耕文明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帝喾时代在上古时期是太平盛世。主要是因为他强调以诚信、仁德治天下。所以《史记》中把他说成是一代明君，所到之处人人景仰。帝喾在人民群众中尤以诚信而著称，犬戎房王作乱，帝喾征而不胜，便告示天下，但凡取房王人头者，便可得千金，封万户，并赐帝女为妻。一个头状如狗头的人叫盘瓠，以自己的勇猛和智慧取房王首级，帝喾马上履行诺言，嫁女封邑于盘瓠犬。
帝喾在位70年，享寿百岁。死后葬于商丘市唯阳区南25公里的高辛集，还有的人说是葬在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之秋山。现已无从考证。
帝挚（公元前2366～前2358年），是传说中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个君王，帝喾次妃的儿子，尧之兄，号青阳氏。
帝挚受帝喾之禅而继承了皇位。九年之后又禅让给了弟弟放勋（另外一种说法是帝挚死后由尧即位），也就是帝尧。历史上记载的关于帝挚的经历和命运有所不同。挚在位九年，才干却很平庸，不能妥善把国家管理好。按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帝挚于兄弟中最长，所以才得以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期间，几乎没有政绩可言，一点也比不上唐尧。唐尧明于察人，治理有方，并且仁慈爱民，盛德闻名天下。挚自知不如尧圣明，于是率群臣造访唐侯，想要把帝位传给他。唐侯认为自己有这个命，所以接受了禅位，封挚于高辛。
清人马骕《绎史》中则认为帝挚荒淫无度，诸侯废了他，而推尊尧为天子。后来马骕加按语说：“帝挚或许是驾崩，或许是禅让，或许被废，各种说法不相同罢了。”《驿史》中关于说尧：“年十五而佐帝挚，受封于唐，为诸侯，二十而登帝位，都平阳。”
平遥古城要讲人文渊源，当从帝尧开始。清代重修文庙碑记：“平遥为古陶地，尧佐帝挚封植受封于此。”平遥人把帝尧奉为这片土地的人文之祖，这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相传，中都曾是汉文帝作代王（诸侯王）时的都城，也许平遥人在建设城墙的当初，就受了“汉文、中都（以大汉文化重建国都）”四个字的启发，按照都城的规格，在城墙上尽情地寄托安邦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也是仗着帝尧封地的高贵资格。
总的来说，帝挚生于原始社会时期，前后有“三皇五帝”，他处在这么一个夹缝中，相比其他帝王，的确没有多少作为。
尧是我国上古时期的一个帝王，也是五帝之一，名放勋，尧是他的谥号。历史上把他叫做唐尧。他也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长。
公元前2377年农历二月初二，尧在唐地伊祁山诞生，为其母庆都怀胎14月而生。其后随母在庆都山一带度过幼年生活。其母去世后，他为母亲一连服孝三年。帝喾看到自己的儿子有出息，便把尧封为唐侯（唐是大的意思），从此尧又被称为“陶唐氏”。
唐侯的封地在刘邑，于是尧成为管理强大的刘氏族的首领，而刘氏族以前的首领一方面佩服尧的才干，甘愿让贤，一方面迫于天子帝喾的威严也不得不让贤。尧20岁时，接替帝喾当上了中原部落联盟的大首领。他践帝位后，在唐县伏城一带建都城，后因水患西迁山西，定都平阳。唐尧在帝位70年，90岁禅让于舜，118岁时去世。
尧富有而不骄横，高贵而不傲慢。他命羲氏、和氏测定推求历法，制定四时成岁，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测定出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尧在位期间，用鲧治水，九年无功而返，又启用禹，使洪水得以治理。尧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击他的过错。尧帝开创了帝王禅让之先河，在位70年，认为儿子丹朱不成器，于是在试舜三年后，禅位于舜。尧帝还常常深入穷乡僻壤，到山野之间去寻查细访，求贤问道，察访政治得失，选用贤才。
在先秦时期，出现了一个为世人称道的皇位禅让的故事，即尧禅位于舜的故事。这充分体现出尧“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的圣德。而尧禅位于舜也反映了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度。
尧在位70年，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凶顽不可用，感觉到有必要选择继任者，所以与四岳商议推荐人选。四岳推荐了有孝行，家庭关系处理得十分妥善，并且能感化他人的舜。但是尧决定考察一番再做打算。
尧首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即娥皇和女英。看他是否能理好家政，从而考察他的德行。舜和娥皇、女英住在沩水河边，依礼而行事，两人对舜都十分倾心，恪守妇道。
尧又派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以“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指导自己的行为，臣民都普遍依照“五典”行事，听从他的教诲。
尧还让舜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都服从指挥，百事振兴，井井有条，毫不紊乱。舜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并和他们相处很好。远方来的诸侯宾客，也都很敬重他。
最后，尧让舜独自去山麓的森林中。舜在暴风雷雨中，没有迷失方向，依然前行，表现出很强的生活能力，经受住了大自然的考验。
经过三年的考察，尧觉得舜这个人无论说话还是办事，都很可靠、成熟，能够有所建树，于是决定将帝位禅让于舜，并于正月上日（初一），在太庙举行禅位典礼，正式让舜接替自己，登上天子之位。尧退居避位，28年后去世。人们对他非常怀念。
舜做了常人不能做的好事，赢得了大家的拥戴。所以尧死后，舜为了避开尧的儿子而到南河之南去，但天下诸侯却不去尧子那里，反去朝觐他；讴歌者也去讴歌他；有诉讼之事，也去找他。说明了舜的确是个贤能之人，有能力担当大任。
尧舜“禅让”，由公众推选，禅让方式民主和平。协调了社会生产，有利于部落联盟的团结，体现了“以人为本，任人为贤”的思想，也反映了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
后羿射日的故事家喻户晓，我们也都听说过后羿，但历史上还有一个人叫大羿，他们是不同的两个人，前者是夏太康时期人物，后者是帝尧时期人物。
古书中曾记载了大羿射日的故事。后世习惯于把他与后羿等同于一人。而据史料记载，大羿统一了东方各部落方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由于该国家为众多崇拜太阳的部落方国所组成，在《山海经》中被称为“十日国”。十日国的地望位于东海之滨的山东省日照市南部。后羿，又称“夷羿”，相传是夏王朝东方族有穷氏的首领，善于射箭。这两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相传蚩尤被杀之后，东方各部落方国又陷于长期的内战之中，烽火连天，民不聊生。于是大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临危受命，担负起统一东方各部族的历史使命。大羿射日的故事在古本中有记载，而现今的《山海经》中没有。唐人成玄英曾经在他的作品中说过“羿射九日，落为沃焦”的话。这里的“九日”应该是九黎或多个部落方国的代名词。
以《山海经》为蓝本，《淮南子·本经训》把大羿射日的故事做了总结：唐尧时期，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庄稼被烧焦了，草木也没了，老百姓没有了吃的东西。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都是害民的。于是，尧就让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并把天上的十个太阳射下来，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百姓非常高兴，很感激羿和尧，所以置尧以为天子。这里的羿实际上指的是大羿。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古本《山海经》中有大羿射日的故事，只是后来失落了。
因此，尽管后羿与大羿都善于射箭，但他们确实不是同一个人，而嫦娥的丈夫是大羿而不是后羿，射日神话中的羿是大羿而不是后羿。
舜，是三皇五帝中的一个帝王，名重华，字都君；舜生于姚墟，所以姚姓。舜为四部落联盟首领，以受尧的“禅让”而称帝于天下，其国号为“有虞”，所以号为“有虞氏帝舜”。后世以舜简称之，帝舜、大舜、虞帝舜、舜帝皆虞舜之帝王号。
相传舜在20岁的时候，名气就很大了，他是以孝行而闻名的。舜的家世甚为寒微，虽然是帝颛项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舜生活在“父顽、母嚣、弟象傲”的家庭环境里，几个人串通一气，必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但舜对父母却不失子道，十分孝顺，对弟弟也十分友善，没有丝毫懈怠。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立刻逃避。然后又回到他们身边，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家人。
10年后，尧征询继任人选，四岳推荐了舜。于是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舜让全家和睦相处，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格力量。尧让舜参预政事，管理百官。舜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显示出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
舜执政以后，开始了重大的政治行动，励精图治，重新修订历法，举行祭祀上帝、祭祀天地四时，祭祀山川群神的大典；收集诸侯的信圭，择定吉日，召见各地诸侯君长，举行隆重的典礼，重新颁发信圭。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他还规定以后每五年巡守一次，以考察诸侯的政绩，明定赏罚。舜的治国方略还有一项是在器物上画出五种刑罚的形状，起警戒作用；用流放的办法代替肉刑，但又设鞭刑、赎刑。通过整顿，“庶绩咸熙”，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
舜在年老的时候，认为自己的儿子商均不适合当继承者，就确定了威望最高的禹为继任者，并由禹来摄行政事。
后来，舜到南方巡守时，死在了苍梧，在位39年，葬于江南九疑山。但按照《史记》所载传说，舜摄政28年，尧才去世。无论如何，舜历来与尧并称，为传说中的圣王。
舜王碑，也叫做“舜王龙碑”，是舜王死后人们为他立在三峰石上的龙碑。舜王碑上面刻了“帝舜有虞氏之陵”七个大字，后来迁到大阳溪边的舜庙侧面。
相传在帝舜时期，九疑山出现了九条盘距在“蟠龙洞”和“九疑岩”的孽龙，危害着周围的百姓。帝舜听说后立刻南巡来到九疑山间。他带领百姓与龙大战了三年，斩杀了九疑岩里的四条龙；接着又大战三年，消灭了蟠龙洞里的四条龙；最后又大战了三年，终于消灭了三峰石天湖池里的老蛟龙。帝舜由于连战九年，积劳成疾，最后病倒在三峰石下。
舜帝临终的时候，再三叮嘱臣下：“不要厚葬我，只要在三峰石下选一块黄土高地，瓦棺布衣将我埋了就可以了。”最后，他手指三峰石上的天湖池，龙驾归天了。舜死后，为了纪念舜帝，人们刻了块3000斤重的龙碑立在三峰石下。皋陶认为，这个地方太过险恶，应该将墓地迁到大阳河边才行。启灵时，由于石碑过重，三十个壮汉抬石碑，它仍然纹丝未动。
这时，几只白鹤从天上飞下来，两头大象从远处走来。大象用鼻子轻易地就卷起了石碑，白鹤成为了引航员。当走到熊家山黄龙洞前时，洞里突然走出来一位白发老人，他笑着说：“生在帝王城，死在九疑山，白鹤来引路，大象来抬丧。”说完摇身一变，成了一条巨大的黄龙，张牙舞爪着不让舜帝葬在这里。
无奈的大象只好又向前走，来到一座大石岩前。这个大石岩非常奇特，高300丈，直上青天。岩的形状似龙，龙角龙眼龙须龙牙俱全。山下西边有两口龙泉。这真是龙潜凤栖之地。大象将龙碑放地的一刹那，碑即入地3尺，端端正正立在中间。于是，众人将帝舜龙体下了石坎，砌上瓦棺，成群白鹤从四面八方衔来紫蚌壳，放满瓦棺，“瓦棺贝冢”的说法由此而来。
皋陶随即结庐为庵，化作一棵青松，长在墓边石岩上，永远地守护在舜帝陵前。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它也许只是后人为了纪念舜而编造的故事而已，并没有说服力。
“斑竹点点湘妃泪”说的是舜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尧为了考验舜而把女儿嫁给了他。完婚后，她们过起了艰苦的生活。有一个叫象的人，由于嫉妒舜而想要把舜烧死、封在井中闷死。每次娥皇、女英都会合作把舜救出来，可是舜对象总是不记前嫌。
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后，尧更加欣赏舜，终于舜被尧召到京城，开始委舜重任。尧死后，舜即位为天子。舜勤政爱民，为加强中央与各地的联系，他每五年按例前往全国各地巡视一次，每次蛾皇与女英都会跟他一起去，照顾他的起居。舜左右逢源，二女雨露均沾，他们三人同行，非常恩爱。有一年盛夏，他们来到洞庭湖，由于天气过于炎热，娥皇、女英就留在洞庭湖中的君山，而舜继续南巡。
这晚，女英梦到了舜帝，但梦中的舜不像个天子模样，坐着一辆瑶车，霓施、羽盖拥护左右，从天而降，对她说，自己已经不在人世，劝她不要悲伤。不久，果然传来了舜死在苍梧山的消息。听到噩耗，娥皇、女英浑身哆嗦，哭了无数次，身心备受煎熬。娥皇、女英悲伤至极，健康也因此受到损害，流干了泪水的眼睛流出了一滴一滴的鲜血。
娥皇、女英一片至诚的思念、悲痛终于感动了上天，天神将她们流出的血泪一点点收集起来，都把它们洒在洞庭湖君山的翠竹上。浓雾渐渐地把整个君山罩住，天空中电闪雷鸣，云越积越厚，狂风暴雨呼啸而来，洞庭湖掀起层层巨浪，整个岳阳城都要被撼倒一般。在这狂风暴雨中，蛾皇与女英突然间头脑清醒，明白这是舜正在召唤着她们，认真修饰打扮一番的两人，就像是迎接远行归来的舜一样，携手投入洞庭湖中。
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四千多年，但一直存活于我们心中。我们每每想到舜的勤政爱民时，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蛾皇、女英美丽善良而又痴情的形象。
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相传禹治理黄河水患，救民于水火，深受人民的喜爱，于是受舜的禅让继承帝位。
当了天子的禹更加勤奋地为民谋利，广招贤士，深入民间听取群众意见。有一次，他出门看见一个罪人，竟下车问候并哭了起来。随从说：“罪人干了坏事，您何必怜悯他！”帝禹说：“尧舜在位时期，人们都和他们同心同德。而现在人心却各不相同，我怎能不痛心？”
大禹是古代一位具有卓越政治才能的君主。他将治水与兴业安邦相结合。在治理水害的同时，还指导人们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大兴水利，开垦荒地，重建家园。每治理一个地方，禹都主动联合当地的氏族部落酋长，帮助他们完善政权，使百姓安居乐业。史书记载，洪水过后，平原露出水面，他亲自下地，带领人们在田间修建沟渠，引水灌溉，种植粟、黍、豆、麻等农作物，还传授人们在地势低洼地区种植水稻的方法。不仅在治理水患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也使农业生产取得重大进步。
孔子曾颂扬禹的功德说，“我简直找不到他的一点儿缺点，他的宫室简陋却不思考如何改善，而是尽全力平整水土，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耕，提高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禹为了巩固夏王朝的统治，把全国分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进行管理，他还到南方巡视，在涂山（今安徽蚌埠市西）约请诸侯相会。为纪念这次盛会，他把各方诸侯部落酋长们送来的青铜铸成九个鼎，象征统一天下九州，成为夏王朝之象征。
禹为了加强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几次到此出巡，传播中原文化和礼教，受到当地百姓的尊敬和礼遇。他恩威并施，一方面向当地人询问习俗，鼓励农耕，告其农时，播种五谷，教授部族酋长们一些礼仪和法度知识，不恃强凌弱，和睦相处；另一方面，对于不听教化者，带兵征讨，严厉惩戒。
“涂山之会”是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涂山位于今天安徽蚌埠怀远县，传说禹建都阳翟（河南禹县）后召集夏和夷的部落首领会于涂山，史称“涂山之会”。
禹确立王权后，在嵩山南建立了阳城（河南登封县）并作为都城。后迁都阳翟（河南禹县）。出于巩固王权统治的需要，禹沿颍水南下，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安徽蚌埠西郊怀远县境），大会夏、夷诸部落的首领，这就是“涂山之会”。
为了检阅天下究竟有多少诸侯国以及维护夏朝和诸侯国之间的领属关系，大禹决定进行一次诸侯大会。有一次，恰逢各方诸侯前来朝拜，夏禹趁机举行郊祀之礼，使众诸侯留在阳城助祭。祭祀之时，大禹稽首伏地，深深祝祷。典礼官高声朗诵祝文，前半部分是为国祈福、为民祈年，后半部分说整个天下是舜禅让给我的，将来也一定会传给贤人，决不会偏心自己族内的任何人，以免辜负圣人的旨意。
祭毕，诸侯纷纷散开，后又重新聚拢在一起，议论纷纷。大家对大禹的言行颇有不满。诸侯们发现夏禹之子启纠合了无数心腹之臣，欲继承王位。启是大禹的儿子，大禹怎会将王位让与他人？大禹郊祭之后，见诸侯内心不服而离开的多达三十三国，且以东南两方诸侯居多，心中颇为不解。于是大禹决定在阳城东南的涂山尽早召开诸侯大会，以检讨自己的过失。
大会结束之后，夏禹大声向诸侯说道：“我才能浅薄，不足以服众，召集大家开这个大会，为的是希望大家能恳切地责备、规戒、劝喻，使我知过，使我改过。我胼手胝足，平治水土，虽然略有功劳，但生平所最戒‘骄’字。如果我有骄傲矜伐之处，请大家当面告知。对大家的教诲，我将洗耳恭听。”而那些原本对大禹有意见的诸侯看到大禹这种态度，也都表示敬重与尊崇，消除了原先的不满。
这次大会，各方诸侯都带来了朝贺的礼物，大禹对各诸侯又重加赏赐。同时，大禹也表示要竭力保护各诸侯国的权利，使其不受邻国的侵犯。“涂山大会”之后，诸侯国与夏朝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大禹指挥的对三苗的最后战争，使得王权进一步加强。这次战争发生于“涂山之会”结束后，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武力征伐。
公元前2世纪，黄帝的后代们经过长期争战，先后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领袖的北方部落联盟，为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他们同南方苗蛮集团的三苗部落进行了长期的争斗。开始，尧在丹水（今陕、豫、鄂境之丹江）打败三苗。舜时，一面发展农牧业生产，巩固联盟内部团结，一面操练军队，增强军事实力。三年后，舜亲征三苗，一直打到今洞庭湖一带。
但在两大部落联盟的争斗中，决定性战役是禹伐三苗。大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70天的大战。当时，三苗地区发生大地震，禹乘机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前，他召开誓师大会，宣布三苗“敢行称乱”的罪行：“三苗不敬鬼神，滥用刑罚，违背天意作乱，上天现在号令我们要对它进行讨伐。”
三苗见禹率军前来征讨，慌忙组织军队进行抵抗。但禹所率军队训练有素，士气高昂，强悍无比，三苗之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交战之初，战斗十分激烈，互有胜负。但是，开战不久，战场上雷电交加，三苗领袖不幸被箭射中，后因伤势过重而死。首领阵亡，苗军大乱，溃不成军，纷纷四散逃命。
《墨子·非攻下》说，以前三苗大乱，上天下令惩罚他们一下，雨下三天，动物慌乱，山崩地裂，五谷种植的时日也发生了变化，人民非常恐慌。大禹上承天命征伐三苗，一日有一神人相助，射死苗人的首领，苗军军心涣散，最后大败，后人也离开家园。这段话前面说的是天变（天崩地裂的大地震），后面是说射中了苗师首领，苗师大败，从此三苗一蹶不振。
三苗故土难守，大部分原著居民逃往西南地区，逐步与当地土著氏族部落融合。相传今天聚居在湖南、广西、广东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苗族，就是三苗后裔。
禹征服三苗，统一了长江流域，此后一段时期内，华夏大地出现了少有的社会和谐、人民生活安定的太平盛世。
启，姓姒名启，大禹的儿子。大禹死后，启即位为天子，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公天下变为家天下。
禹死后，启夺位，攻杀禹选定的继承人伯益，破坏禅让制，自行袭位，开创了世袭的父传子的家天下制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从此，原始社会宣告结束，开始了奴隶社会，启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有的史学家认为禹是第一个帝王）。他放弃阳翟，西迁到大夏（今汾浍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
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没有完全消除，东方偃姓之族的伯益就曾以此名义与启争夺王位。启在与伯益争夺权位的斗争中获胜，并且将其置于死地。而伯益本来是大禹按照禅让制选定的传位对象，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伯益不甘心被启夺得王位，与启争夺，最终被杀。
同时，西边的同姓诸侯有扈氏（陕西户县）也起兵反对。启亲领大军讨伐，大战于甘（河南洛阳市西），剿灭了有扈氏。夏启排除了这些干扰，巩固了王权，正式确定了世袭制度，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局面。
为了获取民心，启严于律己，粗茶淡饭，生活简朴；还尊老爱幼，选贤任能，受到人民的拥护。后来在人民的支持下，他再次出兵消灭了有扈氏，巩固了王位。然而从此以后，他一反以往的作风，把他父亲的勤俭、爱民、仁义抛到九霄云外，将本性暴露无遗，生活腐化起来，整日饮酒作乐，歌舞游猎。
启老了的时候，他的几个儿子为了王位的继承而反目成仇，争斗激烈。小儿子武观（一说为幼弟）因为争得最凶，就被放逐到黄河西岸（今陕西一带）。武观心有不甘，聚众反叛，启派大将彭伯寿带兵将他打败，并押回安邑，武观只好认罪服输。不久，启因为荒淫过度而病死。
启的即位，终结了禅让制，成了历史上王位世袭继承制的开端。启在位前期，完成了夏朝的建立，而且使夏朝走上了鼎盛，统治的疆域达到最为广阔时期。夏朝统治的范围大约以今天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心，北到河北，南到湖北；东到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的三省交界处，西到山西南部。
“钧台之享”是夏代初年夏启主持举行的一次重大祭天活动，因参与助祭的都是各地的方国首领，所以“钧台之享”是一次方国盟会性质的活动。这次盟会确立了夏启天下共主的地位，奠定了夏王朝的统治基础，是我国文明时代开端的标志。
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位。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才刚被触动，不可能完全消除，于是东方偃姓之族的伯益就借此与启争夺王位。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益干启，启杀之”。
同时，西边的同姓诸侯有扈氏（陕西户县）也起兵反对。启亲领大军讨伐，大战于甘（河南洛阳市西），剿灭了有扈氏。夏启排除了这些干扰，巩固了王权，正式确定了世袭制度，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局面。
同时，为了使更多的诸侯确认自己的世袭制度，夏启就在都城阳翟召集众多的诸侯，举行盛大的“钧台之享”，表明夏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完全确定了。
“钧台”在我国奴隶社会初期（即夏朝时期）是祭天的台坛。“钧台”之“钧”是指中央之天——钧天。在我国古代宗教观念中，天有九个分野，即九天，钧天是中央之天，是上帝群神的居住之处。因而钧台就是钧天之台，是为上帝群神修建的台坛。享，即献祭，在钧台上献祭，对象是上帝。钧台位于今山西襄汾崇山一带，当时因为这里位于天下之中而称中国，正与钧天相对应。
从宗教角度讲，“钧台之享”是由夏启主持的，在钧台之上向先祖举行献祭活动，参与助祭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方国首领，个个都是奴隶主贵族，充分体现了对上天的崇拜与敬畏。
从政治角度讲，“钧台之享”是一次重要的方国盟会。这次盟会确立了夏启天下共主的地位，奠定了夏王朝家天下的政治基础。
“太康失国”，使得夏朝开始进入异姓统治时期，长达40年。太康死后，他的弟弟仲康继位。仲康势力弱，当了傀儡。仲康死后，其子相继位。后羿赶走相，自己当上君王，这就是史书上称的“太康失国”。
向前追溯，夏启即位后，设宴款待部落首领，希望他们肯定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但自古以来施行公天下制度，能者居之，而启却以强权改变，使得王道更替，引起各族部落首领的不满。其中的有扈氏以王道是由上天规定的，不是人们能改变的为名目，拒不出席。结果夏启震怒，发兵讨伐有扈氏，将其打败，使其全族人民流离失所。这时众部落首领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不敢再有异议。
夏启这才在各首领中建立威信，使得各方首领此后称臣于夏启。一时间社会生产发展迅速，夏王朝也很快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然而，当夏王朝的统治基本稳定之后，以启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就肆意压榨群众，享乐人生。启的晚年，生活日益腐化，放纵于“淫湎康乐”的生活，而疏于朝政。启死，其子太康继位，也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内忧外患。
有人向他进谏，劝他以天下百姓为重，勤于政事，可太康却置之不理。加上之前夺权斗争造成的内乱，朝中众臣逐渐对夏氏王朝失去信心。这样就给一些对权位垂涎三尺的诸侯们以可乘之机。
一日，东夷的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趁太康出去田猎之时，领兵拦截了太康的归路。太康见此状况，惊慌不已，仓皇逃窜，但最终难逃一死。太康一死，后羿便轻而易举地独霸朝中大权，号令诸侯。可怜这“家天下”的夏朝，才传了两位君王，权位就落到了外姓人手中。
先有“五子”（太康的兄弟五人）争立，接着又有武观叛乱，广大庶民就借此展开了强烈的反抗斗争。这就使有穷后羿有机可乘，一度夺取了夏王室的统治权。“太康失国”让夏朝的统治中断约40余年。
大羿，有穷氏，夏王朝第六任帝，在位八年，就是他首先将夏朝带入异姓统治时代。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较少的几位改姓未改朝的篡权者。
当时夏王姒启的儿子姒太康沉溺于游玩打猎，不理政事。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发难，驱逐太康。太康死后，大羿立他的弟弟姒仲康为夏王，广罗党羽，操纵实权。仲康死后，他的儿子相继位，大羿觉得时机成熟，罢黜姒相并将他放逐到斟灌（山东曹县），夺取了夏朝的王位，成为夏王朝第六任君王。
然而，大羿即位后并没有专注于政务，而仗着射箭的本领，也作威作福起来。他和太康一样，四处打猎，把国家政事交给他的亲信寒浞。寒浞瞒着大羿，收买人心。有一次，大羿打猎回来，寒浞派人把他杀了。
寒浞要继承大羿的权位，按当时的习俗，应该娶羿妻嫦娥。然而很多人都误认为射日的后羿才是嫦娥的丈夫，其实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嫦娥的丈夫叫大羿，是前面讲到的夏代第六任君王，和射日的后羿没有一点关联。
至于为何民间会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误解，原因可能是，射日在百姓看来比篡权更英武；另外，历来儒家都极度避讳后羿篡权的事实，更不能容忍一朝多姓的历史存在，但大羿在位八年、寒浞更是当政60年，这是不可并且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所以古代儒学者就挖空心思地在字面上做文章，使得从字面流传出来的经过不断加工的民间故事渐渐地给人一种误解，甚至是淡忘了夏朝那个当了帝王的、嫦娥真正的原配，使得人们误认为历史上只有一个射日的后羿。
关于夏朝大羿之死，坊间仍有很多争论。战国时思想家孟子所著《孟子》和西汉初年刘安编的《淮南子》都说他是被恩将仇报的徒弟逢蒙给暗害的。暗害的手段记载也各不一样，有的说是用桃木棒打死的，有的说是用暗箭射死的。总之这位盖世英雄是死在阴谋家的手里。
夏朝的“少康中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出现的以“中兴”二字命名的时代。这一时代将夏朝由异姓统治时期重新拉回到姒姓家族统治的时代。
仲康的儿子相，逃到豫东平原去投靠斟灌氏和斟鄩氏，后终被寒浞所灭。《左传·哀公元年》详细记述了这一历史：相被杀时，其妻后缗正怀孕，从墙洞里逃出，逃回母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境内），生下儿子少康。少康从小聪明过人，长大后，在有仍氏担任牧正，手下掌管五百余人，管辖方圆十里的地盘。一面畜牧耕织，发展农耕；一面练兵习武，强大武装，以防寒浞儿子浇的追杀；同时，养精蓄锐，随时准备复兴夏王朝的政权。
为进一步躲避浇的追捕，少康又逃到有虞（今河南虞城）。有虞君主虞思，任他为庖正，将两个姚姓的女子赐给他作为妻子，还封一处封地——纶。少康在纶，积极招募夏朝余众，为光复夏王朝做准备，渐渐地使复兴基地初具规模，军队数量不断增加。
少康在其姻亲部族有虞氏和老臣靡的帮助和扶持下，苦心经营，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他关心百姓疾苦，深入群众，与部下一起耕耘、狩猎、习武，深受部下的拥护。在安抚人心的同时，他还常常向百姓讲述先祖夏禹的功德，来鼓舞士兵和争取人们对其复国的支持。他还召集那些流亡在外的夏朝官吏以及被寒浞赶出家园的夏族人，收到自己麾下，加以组织和训练，一支精锐的复国大军建立起来了。
此时，少康着手部署攻打寒浞的战争。他首先派女艾暗地潜入浇内部刺探军情，又派遣儿子季杼率兵攻打戈豕壹，一举俘获贼首戈豕壹并斩首示众。首战告捷为诛灭寒浞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少康便从根据地纶（今河南虞城县）起兵，发动了对寒浞的大举进攻。夏军沿黄河一路浩浩荡荡，挺进河洛地区，直指夏朝故都斟鄩，将负隅顽抗的浇打败并处死。少康乘胜追击，横扫寒浞残余势力，灭有穷氏。至此，夏朝异姓统治的时代结束。
少康称帝，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少康从政后，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史称“少康中兴”。
夏朝到了孔甲统治的时期，开始走向衰落。此后，三传至桀，夏朝灭亡。夏王孔甲，不降的儿子，在位31年，病死，葬于今北京市延庆县东北三崤山。
孔甲在位期间，肆意淫乱，司马迁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做事淫乱”，可见孔甲是一位胡作非为的残暴昏君。孔甲的统治使得各部落首领纷纷叛离，夏朝国势更加衰微，逐渐走向崩溃。所以《国语·周语下》说，孔甲搅乱了夏朝，四方因此而大受影响。
孔甲性情乖僻，沉湎于歌舞美酒之中，又笃信鬼神。父不降怕他没有能力治理好国家，就没有传位给他，而是内禅给其弟北扃。扃死后传位给儿子廑。廑死后，才又由孔甲继位。
夏王朝到了孔甲统治时期，开始衰落，《史记·夏本纪》说：“君王孔甲即位后，喜欢方术鬼神，做事淫乱。夏朝后氏仁德衰落，诸侯都背叛他。”他的淫乱暴虐激起了群众激烈的反抗斗争。夏王朝的统治制度从此遭到破坏，不少诸侯国开始叛离，夏朝统治的根基濒于崩溃。从孔甲开始，夏朝逐步走上了衰乱的道路。
《史记·夏本记》和《列仙传》记载了一个传说。孔甲很喜欢养龙，他弄来一雌一雄两条龙，又找来一个名叫刘累的破落户，赐给他“御龙氏”的名号，叫他来喂养这两条龙。而刘累不懂养龙的方法，没多久，那条雌龙就死了。他惊慌不已，于是将死龙煮熟，送给孔甲食用。孔甲吃后，大加赞赏，刘累才逃过一劫。事后，孔甲见没了雌龙，那条雄龙也显得病恹恹的，就大发雷霆。刘累害怕，一逃了之。孔甲无奈，又觅到一个名叫师门的养龙高手。
师门将那条雄龙养得精神抖擞，神采焕发，孔甲十分高兴。但是，师门性情耿直，常常批驳孔甲对养龙不懂装懂，惹得孔甲恼羞成怒，终于命人将他杀了，尸体埋在城外远郊旷野。
不久，天降大雨，又刮起大风，孔甲本就信神信鬼，这一下更认定是师门的冤魂在作祟，只得乘上马车，赶去郊外祈祷。等到风停雨止，城外的山林又燃烧起来。祈祷完毕，孔甲登车回城，走到半路，在车中死去。
就是如此荒唐的一位君王将大禹一手创立的夏朝毁于一旦。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与修养对于一个王朝的兴衰至关重要，暴虐与无道毁了孔甲，更毁了夏朝。
“鸣条之战”结束了夏朝，这次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600年，地点在鸣条（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一说在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之西）。为了进行这次决战，商汤做了很多的战前准备工作。
第一是刺探军情。商汤首先派伊尹充当间谍，潜伏进入夏都，掌握了夏王朝君臣之间互不信任，民间怨声载道的状况。
第二是铲除夏朝羽翼。在当时，夏王朝总体力量仍然大于商部落。商汤采取先弱后强、绝其羽翼的方法，逐步使夏朝孤立无援。他相继歼灭了葛（今河南商丘市宁陵县北）、韦（即豕韦，今河南省滑县东南）、顾（即鼓，今河南省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省许昌市）这些附属部落。
第三是把握战机。当商汤以停止纳贡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立即调动军队，准备讨伐。商汤则根据情况马上谢罪请服，重新交纳贡赋。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再次故伎重演进行试探，而这次桀的指挥完全失灵，九夷之师不听号令，有緍氏公开反抗。商汤认为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果断下令起兵。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兴兵伐夏，联合各部落军队，采取迂回战略，绕道至夏都进行突袭。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在鸣条展开决战。决战中商汤军奋勇作战，乘胜追击，最后灭夏，班师凯旋。商汤回到西亳（今河南省偃师市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成为天下之主，夏朝正式宣告灭亡。
“鸣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以暴力形式推翻没落王朝的战争，后人也将这类战争称为“汤武革命”。“鸣条之战”是中国古代成功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战例，对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桀是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是历史上有名的残暴之君，穷凶极恶，极尽奢华，暴虐嗜杀，在位52年，后终被商汤所灭，结束了长达近500年的夏王朝。
桀文武双全，赤手可以把铁钩拉直，但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夏朝当发在位时，四方诸侯已不来朝贺，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王位传至桀时，夏朝更是德政衰败，民不聊生，危机四伏。
但夏桀不思改革，安于现状。据《竹书纪年》记载，他修筑倾宫、装饰瑶台、制作琼室、建立玉门。还在国内四处选美，藏于后宫，日夜饮酒作乐。然而当时民众生活困苦，每年的收成都难以维持温饱，每遇天灾则妻离子散。臣民们都指着太阳咒骂夏桀说，你几时灭亡，我愿与你同归于尽。同时，四方的诸侯也多背叛，夏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桀即位后的第三十七年，商汤将一个德才兼备的贤人伊尹引见给桀（又有一说是伊尹是被派去做间谍的）。伊尹以唐尧、虞舜的仁义言行对桀晓之以理，希望桀能体谅百姓的疾苦，用心治理天下。桀听不进去，伊尹只得离去投奔商汤。到了晚年，桀更加荒淫无度，竟命人造了一个大池，他与一大群男女杂处在池内，一个月不上朝。
夏桀认为他的统治永远不会灭亡。他说：“天上有太阳，正像百姓有我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他还召集所属各部首领开会，准备发动讨伐其他部落的战争。桀日益失去人心，弄得众叛亲离。
此时，商部落在汤的领导下兴盛起来。桀担心商汤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就借故将他囚禁于夏台（今河南省禹县境内）。不久，汤设计逃了出来。后来，商汤在名相伊尹的帮助下，起兵伐桀。汤率领的军队直逼重镇鸣条（今山西运城市东北安邑镇）时，桀大惊，连忙带兵赶到鸣条。
两军交战，夏军将士本就不愿为桀卖命，乘机纷纷逃散。夏桀无法维持秩序，只得仓皇逃入城内。商军紧追其后，桀匆忙渡江逃到南巢（今安徽省巢县）。后终被汤追上，放逐于此，长达500年的夏王朝结束。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率领民众，决心治理水害，最终获得了胜利。为了治理洪水，大禹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家庭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实不愧为三皇五帝之一。
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大禹从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中总结经验，改变了堵水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了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
尧在位时期，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黄河下游的庄稼被淹，房子被毁，老百姓无奈之下只好搬往高处。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在四方部落的联合推荐下，尧派遣鲧去治理黄河水患。禹的父亲鲧，是雄踞于大河南岸位于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的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
然而鲧花了九年时间也没有把洪水制服。他偷了天上叫息壤的能自生自长的土，天帝知道后，大怒，将鲧处死，鲧临死前嘱咐儿子一定要把水治好。
禹继续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禹改变过去以塞、堵为主的错误做法，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减少洪水对肥沃的平原的破坏。禹带领群众凿开龙门，挖通了九条河，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进大海。
经过治理之后，原来那些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也都纷纷迁移到地势低平地区，去开垦那些肥沃土地。那些植被繁茂、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都为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为了纪念大禹的功绩，各地出现了很多纪念形式，在安徽怀远县涂山上，就有一座唐前的古老建筑——禹王宫，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周边的数万人民都会赶到山顶，向禹王朝拜。山上有望夫石、朝禹路等古迹，大禹治水的传说在当地广泛流传。
大禹受禅后，在安邑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开启了华夏民族的新纪元。但近年来，有些人对禹都的确切所在地产生了怀疑，说大禹的都城在河南阳城。另外，一些教科书上和新版的历史读物上，也都宣传河南的阳城和禹州是大禹都城。
历史记载是件严肃的事情，夏朝在我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莫说我们今天重视它，历朝历代的文学家都很重视它，并且为之作了准确而公正的记载。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去篡改和否定它。
首先，从历史文献角度来说，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说，禹是华夏民族的首领，建都在安邑，因为安邑位于天地中间，所以称为中国。又说，大禹治水从冀州开始凿龙门等。安邑古属冀州，龙门在禹都附近的黄河狭窄处，大禹就是从此处开始治水的。北宋名相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夏桀之居的左边是河南的济源，右边是陕西的华山，南边是河南的洛阳，北边是山西的壶关县。如此精确的方位，我们还能怀疑禹都的确切位置不是在安邑吗？
其次，从碑刻记载来看，《明·重修大禹庙碑》载：三代圣明帝王，都居住在河东，尧定都平阳，舜定都蒲坂，禹定都安邑。《清·道光十二年永济县重修禹王庙碑》载：古代帝王之所以有庙祀，是为了尊崇仁德，向祖先报告业绩通告国家的兴衰。而在京师建都的帝王中，只有禹建都在安邑，在会稽祭祀。如果说史料记载可能会出现些纰漏，那千年石碑也会造假吗？
从史学双璧两司马的历史文献记载、不同时代的碑文等多方证明，大禹的都城就是古代的安邑城（禹王城），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说河南的阳城、禹州都只是大禹治水、征服三苗活动过的地方，决不是大禹建都的地方。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亡国的女性，第一个就是夏末桀的宠妃妹喜。另外两个分别是商末纣王的妲己和西周末年周幽王的褒姒。她们是中国男权政治话语的最大牺牲品，并且由她们开始了女人亡国史的漫长历程。
妹喜是夏桀的宠妃。公元前18世纪，夏桀发动大军，向东挺进，攻击位于山东省蒙阴县境的有施部落。有施部落在灭亡和屈膝投降之间，选择了后者。有施部落酋长为了复仇而屈膝求和，献出他们的牛羊、马匹和美女，这其中也包括酋长的妹妹——妹喜。夏桀见到妹喜后非常喜爱并对她百般骄纵，任何事情均顺从妹喜的心意。
妹喜有三个癖好：一是喜欢观看人们在规模大到足以划船的酒池里饮酒；二是喜欢听绢帛被撕裂时的声音；三是喜欢穿戴男人的官帽。
夏桀不听劝告，下令处死了阻止其建造酒池的忠谏臣子关龙逢，一意孤行，建造妹喜所期盼的规模大到可以划船的酒池，建成之后命令三千名饮酒高手在击鼓声中下池畅饮，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因酒醉而淹死。面对如此荒谬的场景，妹喜嫣然一笑，这一笑更加激发了夏桀的情欲，其行为变得更加荒淫。
因妹喜喜欢听撕扯绢帛的声音，故桀下令宫人将织造精美的绢帛搬到她面前，命她们一匹匹撕开，以博得妹喜的欢心。农业社会初期时，丝绸织造业不甚发达，如此破坏，无异于暴殄天物。
妹喜喜欢穿戴男人的官帽，喜欢像男子一样过问国家大事。而夏桀常将妹喜置于膝上，对她言听计从，一切国事均由妹喜随心而定。因此说妹喜又是一个“政治人物”。
此时，强大起来的商汤使用苦肉计派来一位间谍——伊尹。伊尹很快骗取夏桀的信任，并与妹喜配合行动。加之夏桀受妹喜这三个怪癖的蛊惑，终被商汤所灭，结束了长达近500年的夏王朝。
“双忠祠”中的双忠一个是夏末的关龙逄，另一个是商末的比干。此祠是后人们为了纪念两位因进谏而遭杀戮的忠臣而建。明代中期，著名文学家，号称“十才子”的李梦阳，撰文写了《双忠祠碑》，文章堪称一绝，碑文表达了对这两位以死谏君的忠臣的无限哀思和敬仰。
直到清代还有人赋诗赞颂，诗曰：“劲草堂前古柏垂，双忠遗留使人悲。欲知直节匡前代，更读中原三绝碑。”
关龙逄，也称豢龙，是古代豢龙部族的后代，出生在一个奴隶主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他生性善良，富有同情心，深明大义，对奴隶们的非人待遇深表同情。
关龙逄幼年时正值夏朝明君发在位，朝廷内部和谐，将士英勇善战，边疆巩固。关龙逄也被选为大夫。但是，桀弑父继位后，施行暴政，残杀忠臣良将，蹂躏黎居百姓，荒淫无道，导致天怒人怨，朝政日衰。关龙逄为了减轻人民痛苦，常常直言进谏，劝夏桀收敛行为，体恤百姓疾苦。然而桀听不进去，久而久之，好大喜功的桀就对关龙逄产生了厌恶和反感。
关龙逄多次进谏无果后，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以献黄图的名义再次进谏。所谓黄图就是一种地图，关龙逄想借此图说明夏朝形势危急，国土即将不保，希望夏桀清醒起来。关龙逄献过黄图后，故意站在原地不离开。夏桀看到关龙逄这种举动，心里很不耐烦，就说：“你还有什么惑众的妖言要说？”关龙逄怒目直视。夏桀早就对这个絮絮叨叨、净说难听话的关龙逄厌恶极了，二话不说便把黄图烧毁，接着命令兵士囚禁关龙逄，不久将其杀害。
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朝建立。由于商族部落被封于“商”，所以商汤将自己建立的王朝称为商。盘庚曾经将都城定于殷，所以商朝又叫做殷商。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有着比夏朝更丰富的考古发现。
鸣条之战中，商汤率领军队消灭了夏军，建立了商王朝。经历17代31王后，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商朝共约有65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商朝曾五次迁都，河南境内就占了四个都城。目前在河南的偃师市、郑州市、安阳市都发现了城市规模的遗址，在信阳市、温县、辉县、新郑市等许多地方还发现大量商朝文化遗存。
殷墟遗址中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蛮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以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发达的文明。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黄河中游，逐渐发展到夏的领域。
商朝是从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分别是先商，早商和晚商。总的来说，商朝发展到奴隶主的鼎盛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贵族，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奴隶不但可以被任意的买卖，生死权也掌握在他们的主人手中。奴隶主死后还要有奴隶作为陪葬一同下棺，从商朝帝王显贵们的陵墓中可以发现，殉葬的奴隶少则几十，多则上千。
夏王朝的灭亡让商汤认识到必须广施仁政，深得民心，这些仁政对商朝政权起到了初步巩固作用。商朝建立后，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作“商汤革命”时期，其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的贡献。
商汤是商王朝的建立者，他曾经是商部落的首领。汤是主癸之子。传说名履，又称成汤、武汤、武王、天乙。
据史书记载，从始祖契到成汤期间，商族共迁居八次，至汤定居于亳。夏末末年，自孔甲始﹐君王荒淫无度，国家力量渐衰﹐至桀时更甚。汤定居于亳，为消灭夏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汤初设伊尹、仲虺为左右相，让此二人共同辅助国事，又相继将临近的葛国（今河南宁陵）消灭，以及夏的联盟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今河南范县）、昆吾（在今河南许昌）等部落方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因而商成为当时的强国。在商军伐夏之前，商汤举行了一场誓师大会，历数夏桀的罪行，说明自己出兵灭夏乃是替天行道，号召士兵勇敢作战，摧毁夏朝的残暴统治。商与夏在鸣条展开战斗﹐桀大败﹐逃至南巢（在今安徽巢湖），汤放桀而归于亳。此后在三千诸侯大会上，本为诸侯的汤被选为天子，汤三让，诸侯不从，于是汤即天子之位，建立商朝。
汤建立商朝后，对内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对黄河上游都有影响，氐、羌部落都臣服于商；对夏朝遗民，则仍保留“夏社”﹐并给其后人册封。在他统治期间﹐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政权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十三年后，汤卒。因其长子太丁早殇，由次子外丙继王位。
由于商汤采取暴力推翻统治的手段，打破国王永定的传统说法，从此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更迭如此，因而在历史上被称“商汤革命”。商汤的一系列整治活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为人民实现了愿望，在后世留下了美名。
不仅是辅佐汤夺取天下的开国元勋，还是后来三任商王的功臣，他就是伊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贤相。伊尹（约前1630～前1550年）在莘以耕种为生，原名伊挚，尹为官名，甲骨卜辞中称他为伊，在金文中则称为伊小臣。
相传伊尹生于伊水边，后流浪到有莘氏，他地位虽卑，却心忧天下。他想劝说有贤德的莘氏起兵灭夏。为接近莘国君，他自愿沦为奴隶，以便得到在有莘国君身边厨师一职。伊尹才能显著，被国君提拔为管理膳食之官。经长期观察，伊尹认为，有莘氏并不能担当灭夏重任。他发现有莘氏与夏同姓，均为夏禹之后，血缘联系难以割断，况且有莘国力量过于弱小，没有抵抗夏朝的实力。只有汤才是理想人选，伊尹遂决定投奔汤。
有莘氏之女要嫁汤为妃，伊尹自愿随同到商。他背负鼎俎为汤烹炊，以烹调、五味为引子，分析天下大势与为政之道，劝汤承担灭夏大任。汤由此才发现伊尹的经世之才，便免其奴隶身份，命为右相，成为最高执政大臣。
汤死后，伊尹继续担任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时期的宰相。仲壬死后，太甲即位。太甲，为汤嫡长孙，共在位23年，病死后葬于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四朝元老伊尹辅佐太甲政事，在伊尹的督促下，太甲在继位头两年的表现还说得过去，但从第三年起就本性大露，他随意使用权力，贪图享乐，对百姓施加暴行，导致朝政昏乱，还擅自破坏汤制定的法规。即使伊尹百般劝阻，也毫无成效。伊尹只好将他送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居住，让他自己反省，史称“伊尹放太甲”。在桐宫悔过自责的太甲三年后又被伊尹迎回亳都，政权重归太甲。重新当政的太甲修德，使各诸侯国臣服于商，百姓得以安宁。
在甲骨卜辞中伊尹被列为“旧老臣”之首，后人给予他隆重的祭祀，不但享有与汤同祭的优待，还单独享祀。伊尹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伊尹的名字和他对历史的贡献将继续留传千古。
曾经被放逐三年的太甲便是“桐宫悔过”的主人公。商太宗太甲（生年不详，一说前1557年去世），是汤的嫡长孙，太丁的儿子，姓子，名曰至，是商朝第四代君主（公元前1582～公元前1570年），在叔父仲壬病死后继位。太甲共统治商朝12年，另一说23年，最后病死，葬于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以太宗为庙号，文王为谥号。
根据《史记》所记载，商太宗太甲即位之初，依然任用三朝元老伊尹为相，当时的商朝是比较强盛的。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太甲就暴露了本性，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性子办事，随意使用权力，贪图享乐，对百姓施加暴行，导致朝政昏乱，还擅自破坏汤制定的法规。百般劝阻太甲仍毫无成效的伊尹便把太甲送往桐宫。住在桐宫的太甲，见祖父身为开国君王，坟墓却十分简陋，在桐宫守墓的老人告诉了太甲许多关于祖父勤政爱民、仁厚省俭的旧事，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太甲万分惭愧，便暗暗内疚，决心痛改前非。太甲在桐宫开始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遵守法制，以善待人。
三年中，伊尹看到了太甲的蜕变，十分高兴，便带领文武大臣，携带王服冠冕，迎接太甲回到亳都，将政权还给太甲。从此，太甲总结曾经失足的经验教训，勤政爱民，遵守汤制定的法律，将天下治理得井然有序，商朝也逐渐繁荣起来。伊尹见太甲成为明君，尤其欣慰，特地写了一篇《太甲训》的文章来赞扬他，称他为太宗。太甲以前事为师，按商汤时传下来的章法循规蹈距地做事，善于听从大臣们的良策，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百姓生活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司母戊鼎是由商代后期（约前14～前11世纪）的王室所铸，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3月19日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司母戊鼎的名字来源于鼎内“司母戊”三字，是商朝青铜器代表作，现被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
青铜器是由青铜（红铜和锡的合金）制成的各种器具，诞生于人类文明的青铜时代。因为世界各地都发现了青铜器，所以它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象征。中国制作精美的青铜器一直享誉世界，它也代表了世界青铜器的最高水平。
商代是中国青铜器的核心时期。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都邑，所以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在此地出土很多。以商城南郊和东南角分布为主，重要的墓葬或窖藏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以及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此外商代早期青铜器在河南北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大的发现。
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冶炼、铸造技艺和艺术表现上都已经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能够充分地发挥青铜材料的特点，作品被赋予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商代晚期是青铜器制造业迅猛发展的时期，为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创造了青铜器制造的高峰。商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之中期内容和种类丰富得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了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
商代的青铜器发展到了奴隶制时代的最高水平，它的创造经验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各个不同的艺术门类，而且直接为西周前期所继承。著名的“司母戊鼎”等大型青铜器，以精细的制作，独特的造型，纹饰华丽而成为世界青铜文化史上罕见的珍宝。
商代的历法是迄今为止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历法。商代历法为阴阳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365又1/4日为一回归年，故又称“四分历”。阴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即二十九或三十日为一朔望月。
商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12个朔望月为一个民用历年，它与回归年有差数，所以阴阳历在若干年内置闰，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与月份有大体固定的关系。商代，大规模的祭祀和占卜，要求具有准确的祭祀时间和祭祀周期，此时期农业生产进步，气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商人正是通过观测天象来掌握气候的变化，因而使得商代历法在夏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商代天文观测的记录。从甲骨文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商代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同时甲骨上已经有了关于日食、月食和星辰的记载，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天文学资料了。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在数学方面商代也进行了初步探索。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致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在商代也得到了运用，在商代出土的文物中，人们发现了微凸面镜，它能在非常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中国人观察天象时具有的系统性和精确性，很可能就源自当时，这些技术在当时人类古文明当中处于领先地位，许多卜辞都证明了这一点。
牛津大学的李约瑟所写的中国科技史就曾指出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全世界对天文历法研究的最系统最精确的国家就是中国，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是从商代开始的。商代天文学中的许多天象在卜辞中均有记载，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也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殷墟甲骨文是甲骨文的主要代表，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甲骨文在周朝建立之初还使用了一段时间。
据说甲骨文是这样被发现的。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偶然的机会他知道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甚觉奇怪，就翻看药渣，发现龙骨上面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买下了所有的龙骨，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认为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出于殷商时期。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于是上面的图案被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商代统治者特别迷信，例如十天之内是否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能否有好收成，打仗胜利与否，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甚至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首先要在用来占卜的甲骨背面挖出一些小坑，甲骨学家称这种小坑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占卜者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
从殷商的甲骨文来看，当时的汉字已具有完整记载汉语的功能。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不仅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还有很多形声字。甲骨文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就是内服、外服制度。内服是商人本族的活动区域，外服是商族以外的方国，商王通过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来处理本族和臣服的外族的事务。
禹下令规定天子国都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甸服，即为天子服田役纳谷税的地区：紧靠王城百里以内要交纳收割的整棵庄家，一百里以外到二百里以内要交纳禾穗，二百里以外到三百里以内要交纳谷粒，三百里以外到四百里以内要交纳粗米，四百里以外到五百里以内要交纳精米。甸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侯服，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绥服，绥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要（yāo，腰）服。
对于方国来说，商王控制着方国联盟的实际权力，与各方国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是商王对参加联盟的方国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各方国基本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除对商王承担应尽的义务外，有很大的自主权。商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是通过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性人事控制方式，而是靠商强大军事威力下的地方部落方国与中央建立盟约的方式来维系的，也就是钱穆所说的“诸侯承认天子式”的政治联系方式。
商王朝地职官有中朝任职地内服官和被封于王畿以外地外服官之别，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
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权观念笼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
九世之乱是公元前1411年至公元前1321年商朝自商王中丁后，由于连续发生王位纷争，而产生的屡次迁都，使王朝中衰、诸侯离叛的事件。这一动乱历经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故名“九世之乱”。
中丁是商王太戊的儿子，在位时将商朝首都自西亳（今河南省偃师市）迁到嚣（今河南省郑州市附近，一说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此时东南方的夷族兴起。蓝夷进攻商朝，中丁出兵击退蓝夷，但中丁自身的势力遭到重创。仲丁死后，他的兄弟们凭借个人的势力争夺王位。中丁的弟弟外壬在中丁死后继位，开创了“谁势力大谁继位”的先例，从而造成了商朝一百多年王位继承的混乱。
外壬死后，他的弟弟河亶甲继位，河亶甲是商王太戊的儿子、商王外壬的弟弟。河亶甲曾迁都于相（今河南省内黄县境内），并出兵征伐东南方的蓝夷和班方。战争期间河亶甲病死，他的儿子祖乙继位。祖乙将国都由相迁至耿（又称邢，今河南省温县东），后又迁于庇（今山东省定陶县），并成功地平服了蓝夷、班方等国，使商朝国运再度中兴。
祖乙死后由他的儿子祖辛继位。祖辛死后由他的弟弟沃甲继位。沃甲死后由他的侄子、祖辛的儿子祖丁继位。祖丁死后由他的堂弟、商王沃甲的儿子南庚继位。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省曲阜市），商朝国运再度衰落。南庚死后由祖丁的儿子阳甲继位。阳甲在位时，商朝内乱不止，奴隶主贵族之间相互残杀，阳甲已无法控制局面，商朝衰落，诸侯不朝。
“九世之乱”使商朝“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相结合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朝统治力量遭到严重削弱，无力再顾及四方诸侯、方国。北方及西北方的土方、鬼方、羌方等趁机发展实力，日益威胁着商朝的统治。
盘庚即位时，商朝经过几代内乱（即九世之乱），王室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加上天灾频繁，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盘庚为了挽救商王朝的衰亡，决定迁都到荒芜的殷，以抑制贵族的奢侈，缓和阶级矛盾。公元前1320年，盘庚迁都城到殷。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音ｂó，今河南商丘）。在以后300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就不得不搬家。
在盘庚继位之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摆脱政治困境，他不顾一些贵族的反对，决心选择一个有长远发展前途的地方重振朝纲。当他得知安阳（当时称北蒙）一带土肥水美，就决心到此来发展。为了动员迁都，他曾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星火燎原”一词即由此次演讲内容凝练而成。贵族们竭力反对迁都，盘庚就发布文告，严厉命令他们服从。终于，他率众西渡黄河，来到了安阳，史称“盘庚迁殷”。
迁到殷后，他又以强硬手段制止了贵族们搬回旧都的企图。《尚书·盘庚》就是他在迁殷前后的讲话记录。他还提倡节俭，改良风气，减轻剥削，终于安定了局面，使殷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此后270多年，商的都城一直在这里，商朝也被称为殷朝殷商。
盘庚在位恰逢商朝“乱世”，是一位富有忧患意识的商王，他敏锐地看到了民众的疾苦，并想方设法加以消除。盘庚自觉吸收先王的治国经验，“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他认为商之先王都是把民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重视并体贴民众的意愿。
武丁（？～前1192年），姓子，名昭，是中国商朝第23位国王，以高宗为庙号。他在位期间开创了分封制。
公元前1247年，据说武丁得到一个梦的启示，在民间找到一个筑墙的奴隶，将他任命为宰相，这个人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傅说。武丁在傅说和甘盘等贤臣的辅助下，励精图治，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在武丁时代，开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并组成了一支相对固定而庞大的军队。
内政巩固之后，武丁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征服。首先是迫使周边时叛时服的小邦完全臣服，接着攻打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一带的小邦，扩大了版图。这时西北的少数民族鬼方、羌方和土方日益强大起来，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也成为武丁对外用兵的重点。经过多年的战争，武丁终于打败了这些国家，解除了威胁。其中对鬼方的战争就持续了三年。武丁还开拓南疆，征服了荆楚地区的夷方、巴方、虎方等。到武丁末年，商朝已成为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实际上奠定了秦始皇之前华夏族大体上的疆域。
为了控制广大被征服的地区，武丁把自己的妻、子、功臣以及臣服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外地，被分封者称为侯或伯，开了周代分封制的先河，其中周人的祖先就是在武丁时代被征服而接受了商的封号。
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祖先崇拜在这个时代已经定型，而对卜辞的迷信，也发展到了极致，这个时代流行用活人祭祀。在目前殷墟所发现的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中，相当大部分是来自武丁时代，“青铜器之冠”司母戊大方鼎就是武丁时代的杰作。
在武丁之前，商朝的王位继承以兄死弟继为主，从武丁开始，逐渐确立了父死子继的制度。
妇好，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而且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
商朝的武功以商高宗武丁时代最盛，武丁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妇好是商王武丁第一任王后，60多位妻子中的一位，即祖己引的母亲。因她文武双全，武丁十分喜欢妇好，她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追谥曰“辛”，商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
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
譬如甲骨文中有一条卜辞写道：“商王征发妇好所属的3000人马及其他士兵1万人，命他们去征伐商王朝的宿敌羌国。”战前妇好和夫君议定计谋，妇好在敌人西面埋伏军队，武丁则带领精锐部队在东面对敌方军队发起突然袭击。敌方军队在武丁军与妇好军的包围圈中顾此失彼，终于被围歼，南境于是平定。这大概也是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伏击战”了。
那时，距都城安阳（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正北1000多里外，还有一个强悍的游牧部族土方。他们经常肆意侵入商的边境，掳掠人口财物，是王朝多年的心头大患。于是，武丁命妇好率兵出战，只一仗，就打退了入侵之敌。妇好乘胜追击，彻底挫败了土方。从此土方再也不敢入侵，后来终被划入商的版图。
妇好不但是带兵打仗的将领，而且还是国家的主要祭司，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商朝是个迷信鬼神的国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会打仗，又掌握了祭祀与占卜的权力，可能连武丁都要怕她三分。
武乙，商朝国王，姓子名瞿，商王康丁之子，康丁死后于前1147年继位，在位35年，卒于公元前1113年。他在位时期使神权政治向王权政治开始转变。传说他被雷击而死于渭水流域，一说死于战事。
武乙统治时期，商朝的国力已经逐渐衰微，周边的方国开始强大起来。而东夷的势力更是发展到了商朝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区。据《后汉书·东夷传》载：武乙时，“东夷寖盛大，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在对外交往和统治方面，武乙南北征伐。先是征伐旨方，武乙在位时多次调动重兵加以征伐，参战军队常常在几千人以上，最后武乙征服了旨方；武乙还曾经出伐南方。
武乙在位时，巫教势力极大，经常假借天意钳制商王的行动，武乙便想方设法打击巫权。有一次，他命工匠雕了一个木偶，状貌威严，冠服齐整，称作天神。他约天神和他赌博，又命令一个臣子代替木偶，作为天神来与他赌博。臣子怕武乙，步步退让，以大输而告终。武乙推局指着木偶大笑说：“你既然是天神，怎么会输给我？如此不灵验，不配称天神。”还命令左右痛打木偶。又有一次，武乙命人制作了一只皮袋，盛满兽血，挂在树枝上，他亲自挽弓仰射，射破皮袋，兽血喷出，武乙掷弓大笑说：“今天，天被我射了一个窟窿。”
经过种种斗争，终于使巫权大为降落，王权大为上升。当时，西方的旨方和羝方联合攻打商朝，武乙出兵征伐，俘虏了旨方几千人。后来，武乙到黄河、渭水之间去游猎，据说被雷击死。一些学者认为，此说很有可能是仇恨武乙的巫师们编造出来贬低武乙的。从武乙晚年经常用兵于渭水流域的史料来分析，他可能死于征伐西方方国部落的战斗中。
帝辛（？～约公元前1046年），本名受德，后世称商纣王，在位52年，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君主，建都于沫，改沫邑为朝歌（今淇县）。
帝乙死，应立长子启，因启母贱不能立，而立少子辛为帝，帝辛自幼聪敏过人。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
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帝辛敢于革除先王旧弊，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补充兵源，参军作战。他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不论地位高低；蔑视陈规陋俗，不祭祀鬼神；择后选妃，不分出身贵贱，立奴隶之女妲己为后，宠幸倍之，唯言是从。
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杀比干，囚箕子，失去人心。他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力衰竭，对俘获的大批俘虏又消化不了，造成负担。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俘虏倒戈，周兵攻之朝歌。帝辛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于火而死”。商亡。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今墓尚存。
所谓的“文王拘而演周易”是指，文王姬昌任西伯侯期间，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监狱），并在被囚禁的7年里，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后天八卦，又称“文王八卦”的事。
周文王，姓姬名昌，是季历之子，华夏族，西周的奠基人。季历死后由他继承西伯侯之位，因此又称西伯昌，在位50年。商纣时是西伯侯，建国于岐山之下，政化大行，积善行仁，却因崇侯虎的诬陷，被囚在羑里，后得释归。姬昌与他的儿子姬发在宝鸡蟠溪钓鱼台聘姜尚为军师，自岐山起兵率军讨伐殷商，是西周王朝的开创者。他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其子武王坐拥天下后，他被追封为文王。
在姬昌被囚于羑里期间，殷纣王以种种野蛮手段对其进行侮辱和折磨，甚至残忍地将其长子杀害后做成肉羹逼其吞食。姬昌在被囚禁的7年里，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后天八卦，即“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之后，又进一步将其推演成六十四卦并系以卦爻辞，完成了《周易》这部千古不朽的著作。这也就是所谓的“文王拘而演周易”。
《周易》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古代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典。《周易》以占筮的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被誉为“群经之首”。
姜太公垂钓，不用弯钩用直钩，是因为他想钓的是一位求贤若渴，心系百姓的圣明君主。
当时，东方大国殷商王朝正逐步走向衰亡。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导致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的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力日益强盛，天下民众归心于周，四边的诸侯也望风依附。
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于是就离开商朝，来到了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静观世态的变化，等待出山的良好时机。
人们钓鱼都是用弯钩，在上面接着饵食，将它沉在水里，诱骗鱼儿上钩。姜太公的钓钩却是直的，上面不挂鱼饵，并且离水面三尺高。他一边高举钓竿，一边自言自语道：“不想活的鱼儿啊，你们愿意的话，就自己上钩吧！”
太公奇特的钓鱼方法，最终传到了姬昌那里。姬昌知道后，派一名士兵去唤他觐见，太公并不理睬那个士兵，而是自顾自的钓鱼，并自言自语道：“鱼儿没有上钩，虾儿却来胡闹！”姬昌听到士兵的禀报后，改派一名官员去请姜尚。姜太公依然不答理，还边钓边说：“大鱼不上钩，小鱼别胡闹！”
姬昌这才意识到，姜太公必是位贤才，理应亲自去请他才对。于是他吃了三天素，沐浴更衣后，带着厚礼，前往番溪去请太公。二人谈得十分投机。
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古今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之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即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人才的发掘、使用。
姬昌听后十分高兴，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之时，周国才能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盼望先生很久了！”
太公见他诚心聘请自己，便答应为他效力。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57年，又称“武王伐纣”，是周武王联军同商朝军队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进行的决战，最后子辛（商纣王）兵败自焚，商朝灭亡。
商朝自商汤灭夏建立，经历600多年后，传位至第31位国王子辛（商纣王）时，已是危机四伏。子辛（商纣王）昏庸无道，在政治上，子辛（商纣王）宠信爱妃妲己以及飞廉、恶来等一帮佞臣小人，妄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造成诸侯臣属纷纷离叛。在军事上，子辛致力于用兵于东南夷族，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俘虏了“亿兆（上百万）夷人”，子辛也被誉为“百克（百战百胜）”，但商军主力远征东夷，造成商都朝歌防守（今河南省淇县）空虚，无兵可守的不良局面。
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周武王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出兵东征。
2月21日，周军抵达孟津，与庸、卢、彭、濮、蜀、羌、微、髳等部族联合，联军总数达4.5万人。联军在2月26日冒雨继续东进，从汜地（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渡河水（黄河，又说是由孟津渡河）后，兼程北上，到百泉后（今河南省辉县西北）折而东行。27日清晨，周武王庄严誓师，历数子辛的种种暴行（即为《尚书》所记载之“牧誓”）。28日拂晓，联军行进到牧野。
子辛惊闻周军来袭，因商军主力尚远在东南地区，无法及时征调，只好仓促地武装大批奴隶、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开赴牧野迎战。周军先是由吕尚率数百精兵上前挑战，震慑商军并冲乱其阵脚，然后由周武王亲自率领主力跟进冲杀，将敌方的阵形彻底打乱。而以奴隶和战俘为主的商军则全无斗志，纷纷倒戈，致使商军迅速崩溃。
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它结束了商王朝，确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开辟了西周时期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的局面。牧野之战中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周武王于公元前1056年消灭商朝，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他拥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死后谥号“武”，史称周武王。
周武王姬发因其兄长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得以继位。他继承了父亲姬昌（周文王）的遗志，对内重用贤良，继续任用姜太公（即姜尚）为军师，并任用弟弟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也均各当其位，人才荟萃，政治蒸蒸日上；对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以孤立商王朝，壮大自己的力量。
姬发即位9年后，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他将周国都城由丰（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迁至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两年后，武王得知纣王更加昏庸暴虐，就同姜尚研究，两人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出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随同向朝歌进军。在牧野大败商军，灭掉了商朝。
武王建国后，首先，采取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方法，安抚殷商遗民，使得商地很快稳定下来。其次，采取封邦建国的方略，施行对全国的统治，这一举措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之后，武王还同周公旦讨论过在当时被认为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内）营建东都，以便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可惜他还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就在灭商后不久逝世。
周武王有着广阔的心胸，长远的眼光，同时拥有果断的处事能力，在看到商朝的无道时，他打出了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旗号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在起兵伐纣的过程中，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自率领兵马直捣朝歌，打了纣王一个措手不及。周武王是一位有着杰出的个人魅力的君王，他也因此受到人们的爱戴。
周公东征是指在约公元前1045年周公旦为了巩固周朝统治，平定“三监”和武庚叛乱，征服东方诸多方国的战争。
周灭商后第二年（约前1045年），周武王病逝，他的儿子姬诵即位，也就是周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代替成王处理政事。管叔企图继承王位，对周公旦摄政极为不满，于是四处散布流言，并煽动蔡叔、霍叔，怂恿武庚以及东方诸方国，以“周公旦将对成王不利”为借口，公开叛乱，这也就是所谓的“天下诸侯听闻武王过世而纷纷反叛”。周公旦面对来自内外双方的敌对势力，多方权衡，最终决定兴师东征。
周公亲任统帅，挥师东征。周师刚一到达，殷地军队就大规模的溃败，武庚被杀（一说败逃，不知所终）。同时，周公分兵一路直取管叔的驻地卫，迅速消灭了管叔的武装，占领了城邑，管叔也被杀死。接着周公率部攻克蔡叔驻地鄘，活捉蔡叔并将他囚禁在郭凌（一作郭邻）。
周师击败武庚并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想要扩大东征战果，一举消灭其他的反叛力量。周公原计划先向东攻打奄国（又称商盖，今山东省曲阜市旧城东），而奄国是东部主要反叛势力所在，即“大国”所居之地。辛公甲提议：“大的国家难攻，小的国家容易攻打，不如先攻下周边的小国来迫使大国投降”，周公采纳了他的意见，便改变计划，先攻打淮泗间（今苏北、皖北地区）的九夷（包括徐、熊、盈等小国），于是挥师东南，进攻九夷。
九夷诸小国实力不强，在周师强大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因当地多低洼河湖地带，致使周师车兵行动不便，且士卒多有水土不服，因此攻打九夷的战争非常艰苦，但经过连续作战，九夷最终被征服。
随后周军又挥师北上攻打奄国。周军先占领奄国西、南两边的邻国。致使奄国势孤，国君被迫投降。丰（今山东省青州市西北）、蒲姑（又作薄姑、敷古，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南）等国也相继投降。
周公东征使得周朝的影响扩大到东海之滨，对于周王朝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
“成康之治”指的是通过周公旦、成王诵、康王钊三代人的励精图治，周王朝的统治达到顶峰，所开创的盛世局面。
武王伐纣的第二年，武王姬发驾崩，幼子诵继位，是为周成王。如果说西伯侯姬昌、武王姬发是用“小邦周”夺取“大邦殷”统治地位的开国之君，那么成王、康王则是真正让“小邦周”变成“大邦周”的治国之君。
经过周公旦、成王诵、康王钊三代人的励精图治，周王朝的统治达到顶峰，开创了“成康之治”。史书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颇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治世风气。彼时，外有齐鲁晋卫郑诸侯作为屏障，内有周公、召公、毕公作为扶持，周王朝的统治昌盛而天下信服。为慑服商顽民而建的东都城周城落成后，辅政大臣周公还政于成王，周朝开始进入巩固时期。
成王及其子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功业，二王务从节俭，克制多欲，以缓和阶级矛盾。又制定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令周公制礼作乐，创立和推行各种典章制度的，大规模进行分封制。西周的疆域空前广阔，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制，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加强周王朝统治的作用。分封制还为维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的礼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前提。成康时期的诸侯，均由中央直接控制。康王之世，周王还曾命诸侯征讨淮夷、东夷，以加强对异邦的控制。
成王及康王时期大规模推广分封制，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周王朝统治，维护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
为了维护西周的统治，周王室实行“封土建国”政策，即按疆土距离京城的远近，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赐给受封者（多为诸侯）。
它使得，一方面，受封者在所封的土地上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实行全面的统治；另一方面，受封者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随王祭祀等义务。
后来，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周公、成王再次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据荀子所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之国共有五十三个，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而在姬姓之国中，属于文王诸子的有十六国；属于武王之子的有四国；属于周公后裔的有六国。
其中，东方以商丘为中心的商代宗邑，被分封给了旧殷贵族中反对纣王的微子启，称为宋公，使他得以保持商人的宗祀。
周公将自己封于以今天山东曲阜为中心的鲁国，命长子伯禽前往。鲁国成为代表王室镇抚东方的大国。
师尚父受封于海、岱之间的薄姑故地，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规定对于违抗王室的侯伯之国，齐国有征伐的特权。
而河东地区，是北通太原，防御群翟部落内侵的前哨。为了加强镇守，就封了成王同母弟叔虞在唐国故地，建立晋国。这些封国大小不等，有的是畿内的采邑。它们遍布中原各地区，与众多的旧国错杂在一起，直接加强了周王室的统治力量。
通过对这些诸侯国的分封，周王室不但加强了对广大“东土”的统治，还扩展了它的“北土”和“南土”。在北方，周王封召公奭于蓟（北京市西南），建立燕国，加强了对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的戎翟部落的控制；在南方，周王室在淮水上游建有蒋、息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建有申、吕等姜姓国，加强了对巴、濮、楚、邓等部的控制。
“三公”是指在周王左右的重要辅佐人物太师、太傅、太保的合称，又叫“师保”。
“三公”拥有巨大的权力，在西周前期的统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周文王、武王时的重要谋臣太公望，就被尊称为“师尚父”。成王时期，周公作为太师，召公作为太保，共同辅政。一直到康王时，召公还担任太保。
在西周的官僚体系中，师保统辖诸侯百官以奉侍周王，拥有政治上崇高的地位。太宰与师保地位相当，是直接辅佐周王管理政事的官职。成王时，周公曾以太师而兼为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太宰拥有总揽政务的大权，在政府中处于首脑地位。
太宰以下，就是卿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政务官，仍然是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等诸有司。司徒除了管土地的垦辟、井田的划分和有关奴隶耕作等事宜外，还要管理诸侯封疆的划定和军旅方面的事宜。司马则主要负责征收军赋、管理战车及驾车马匹等军政事宜。司寇掌管刑法。司空负责管理百工及兴建土木、水利等工程。他们还有很多的僚属，具体分管各项事务，由中下级贵族担任，构成相当庞大的统治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周代的神职官吏在政权机构中大为削弱。一切有关丧葬、祭祀、占卜以及文化教育等事，在《周礼》中都属于掌礼机构管理，司巫在这一机构中的地位是较低的。
相对而言，史官的地位，则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太史不仅掌管天文历法的观测制订，文献典籍的收藏整理以及教育贵族子弟等有关文教方面的工作，而且熟悉国家的政令典则，常在周王左右以备咨询。内史则为周王起草诏令，出纳王命，成为王室的近臣。
另外，还有小史、外史等官职，周朝的大小官职，有很多是世代相承的，后来就形成了“世卿世禄”的局面。同时，还出现了不少以官职为形式的家族。
穆王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周王。周穆王，姬满，是房太后生的，他的父亲是周昭王。昭王南巡时死于途中，于是立穆王为周朝的国君。当时穆王已经50岁，在位54年，活了104岁。
穆王时作有《吕刑》，是我国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法典。据汲县战国墓所出土的《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喜好游历，曾于穆王十三年至十七年驾八骏之乘驱驰九万里，西行至“飞鸟之所解羽”的昆仑之丘，观黄帝之宫。又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做歌相和。又说他宠幸美人盛姬，为盛姬筑台。
穆天子在位期间东征西讨，范围之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通过他的征伐，顺利地扩大了周王朝的疆土，加强了对四方蛮夷的统治力度，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是在文武成康四代统治者积累的强国之本的基础上，得以展现大邦周威信的强势证明。在周穆王时期，周王朝国力强盛，在西部的影响已扩展到很远的地区。穆王又致力于向东南方发展，通过巡游，使许多方国部落归顺于周的统治，对周的巩固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穆王常年在外征讨，不在朝堂，朝政日渐松弛，致使自穆王之后，周王朝开始由盛而衰，正如汉武帝之后时期极盛的西汉也逐步由盛而衰一样。最后，周厉王、周宣王、周幽王三代失德寡信，终于使得周王室式微而诸侯方伯强盛。
关于穆王这位积累了祖父辈发展基石的君主，他用自己的雄才大略将周文化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开来。周代的史官在提及穆王时这么形容道：“只显穆王，刑帅宇诲……”由此可见，在周代史官眼中的穆王满是一个充满智慧，而又能统御四方、威震宇内的君王。
宗法制度是在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它构成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阶梯，是中国奴隶社会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在西周时期，这一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并逐渐达到完备的程度。
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天子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是宗庙祭祀的“主持人”。历代的周天子都是由嫡长子继承，世世代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其他的孩子，有的受封为诸侯，有的在畿内获得采邑，在王室担任官尹，称为别子。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以及相应的政权机构，分化成若干新的别宗，各有自己的“氏”号，受封的别子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其爵位和封地也是由嫡长子继承。
同时，在诸侯国内，国君又分封给自己的兄弟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这些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内设有家庙，统率着自己的家族。卿大夫以下，还可以分出他们的家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这种家庭都有一定的田地，家长就是士。所有的士都尊奉所属家族的卿大夫为宗子。士以下，就是各级宗子的比较疏远的宗族成员，他们也就成了一般的平民。
奴隶制国家体制与奴隶主贵族的密切联系的宗法关系，使得各级奴隶主贵族都必须十分重视这种宗法关系，并尊奉他们共同的祖先，树立牢固的“尊祖”观念。而直接继承祖宗的事业，代表全宗族最大利益的，就是周王室这个全国最大的“大宗”以及周王这个地位最高的“宗子”。各级“小宗”都必须结合在周王的周围，对周王怀着无限的崇敬。等而下之，其他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核心，表示“尊祖”和“敬宗”。因此，“尊祖”和“敬宗”，也就成为了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宗法制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层层相属，使族权和政权合一。
周王室为了维护统治，保持了庞大的军旅。这种军旅，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用于宿卫宗周，有六师，称为“西六师”；一部分用于镇慑东方诸侯，有八师，称为“成周八师”。
另外，分封的诸侯国也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大国一般不超过三军，小国只有一军。诸侯国的军队，周王都能调遣，实际上也是整个周王朝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西周的军队，名义上是由周王直接指挥和调遣，对于重大的征伐，周王常亲自率兵出征。周王若不能亲自出征，则指派重要的卿士统率中军，作为全军的指挥者。军队的组成，以战车为单位，一辆战车称为一乘。各级军官，由地位与之相应的贵族来担任，最基层的甲士，则由最低级的贵族和平民充任，奴隶则只能在军队中服杂役。
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与商代一样仍然称师，《周礼·地官·司徒》云：“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由此可知，在师之下尚有旅、卒、两、伍等编制。
西周军队的统帅是周王，他经常率领军队亲自出征，西周军队的各种主要军官由周王任命。伯懋父敦铭文记载：“东夷大反，王命伯懋父以西六师、殷八师征东夷”，此乃周王任命伯懋父为西六师和殷八师的统帅的例子。
军队是巩固西周国家政权的又一根重要支柱，它对内镇压异己、守卫疆土，对外用来征伐和扩张。
井田制是西周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体现了中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
周朝所有土地属于周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把土地分赐给诸侯臣子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和自由买卖。周天子和诸侯等贵族所掌握的田地，称“公田”或“大田”。
公田土地肥沃，经过精心治理后，成为路渠纵横交错、疆界整齐方正的井田。西周井田制是以一百亩（合今31亩多）为一个耕作单位的，称“一田”；而且约以一平方里土地定为“一井”（通常由纵横相连的“九田”组成一井）。
这些井田都是由奴隶耕种的。这些奴隶都是上级奴隶主贵族在册封时，连同土地一起赐给下级奴隶主贵族的。奴隶被分置在井田上，进行着强制性的大规模集体耕作。田间收获结束后，他们还必须给奴隶主贵族从事田猎、酿酒等劳作。他们的妻子儿女也是奴隶，要为奴隶主贵族终年从事蚕桑、纺织等艰苦劳动。
“田里不鬻”是井田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级奴隶主贵族对受封的土地，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因此不能私自转让或买卖土地，受封的各级奴隶主贵族，必须向上级封主缴纳贡赋。贡赋额是受封公田实际收获量的十分之一。正如孟子所云“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的垦殖能力不断提高，奴隶主贵族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役使奴隶大量地开垦新地。因这种新地不在公田范围之内，所以称之为“私田”，归奴隶主贵族私有，不向上级缴纳贡赋。西周中期以后，在王室力量衰微的情况下，“田里不鬻”的现象开始遭到破坏。春秋时期私田的开垦更是愈加疯狂，井田制也逐步走向崩溃。
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反抗周厉王暴虐，厉王死去，宗周无主，周公和召公凭借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期间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一历史事件就是共和行政。
周王朝的统治自周穆王之后达到顶峰，但到了周厉王时期，周厉王残暴不仁，不但不听从劝谏，甚至开创特务制度，设立卫巫来监察国人，一旦有国人言论不利于王，就杀掉。召公劝谏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厉王却并不听从，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终于，国人忍受不了，奋起反抗，周厉王被赶走，最终死于彘，史称“彘之乱”。
在大臣周定公、召穆公的劝解下，国人平息了一些怨恨，纷纷离去。此时宗周无主，周公和召公凭借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期间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被称为共和（一说由共国国君共伯和代行天子职务）。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共和元年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意义重大，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准确纪年，此后中国的历史脉络清晰，一直到今天，没有间断记载，是我国历史得以保证延续性的重要开端。也正是这件事让我们能够上溯几千年而不迷惘。所以说，它对我国的历史起了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西周初商王畿地区的三位统治者叛乱，最终被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周公旦平定，史称“三监之乱”。
周武王攻下商都朝歌之后，纣王被迫自焚而死，商朝亡，但商的奴隶主阶级仍保存了十分强大的实力。为了加强对殷民的控制，巩固西周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武王把商王纣的儿子武庚封在了商都，并将商的王畿分为卫、鄘、邶3个封区，分别由武王的弟弟管叔（东卫管叔鲜）、蔡叔（西鄘蔡叔度）和霍叔（北邶霍叔处）去统治，用以监视武庚，总称三监。（一说武王以邶封武庚，以鄘封管叔，以卫封蔡叔，以图安抚殷民、监视武庚，称为三监。）
武王病逝之后，周公摄政，三监作乱，致使周王朝面临严峻的形势，周公东征，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平定了三监之乱。
三监之乱之后，周初统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亲戚、蕃屏对周室的重要性。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周公、成王再次大规模地分封诸侯。
这两次分封，不仅使周人巩固了在原属殷商的广大地区的统治，而且扩大了周人的势力和影响，使周成为国力和疆域远远超过商朝的强大国家。
周王将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又在自己的封疆内，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进而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在此过程中，卿大夫和士都要向上一级承担作战等义务。像这样层层分封下去，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就是西周的分封制度。
西周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实行“封土建国”政策，按疆土距京城的远近，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赐予分封者（多为诸侯），使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履行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并治理诸侯国，保卫国家。张岂之认为：“西周的分封制称为封建，即封邦建国。分封制即狭义的封建，但又不等同于‘封建’。是了为保证王室的强大，拱卫王室，而对各诸侯国有效控制，加强统治。”
周天子通过分封制，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开发边远地区，扩大统治区域，并逐步建立了遍布全国的交通网络，形成对周王室众星捧月的政治格局，打破了夏商时期众邦国林立的状态。使西周成为了一个延续百年的强国。分封制还扩大周人的势力范围；确立了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使周王朝的统治效果得到加强。同时，分封制还使周的文化形式得以覆盖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密切了周人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推动了边远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
虽然分封制加速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利于当时政治秩序的稳定。但在西周后期，随着诸侯国的日益强大，王权衰弱，分封制遭到破坏；分封制反而加剧了各诸侯国对周王室的不忠，同时，还进一步形成了强大的地方武装割据。后来，诸侯国之间出现了强国兼并弱国的情形，周天子的权威被逐渐削弱。
国人暴动，又称彘之乱，是公元前841年在周厉王执政时期，发生在西周首都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的以平民为主体的暴动。
厉王姬胡，是夷王的儿子，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对外战争屡败，国势日危的情况下，厉王横征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公元前841年，终于发生国人暴动，他也被国人放逐。
在周代，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者“鄙人”。“国人”主要是指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以及社会的下层群众。西周自周成王、周康王之后，社会矛盾就开始激化。到了周昭王、周穆王时期，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了“国人”的组成部分。
国人不断依靠从山林湖泽捕鱼、打猎营利，对西周朝廷的经济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周夷王死后，其子周厉王姬胡继位。为了改变西周朝廷的经济状况，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的政策，将山林湖泽改为由周天子直接控制，不允许国人进入谋生。周都镐京的国人因不满周厉王的政策，怨声载道。
大臣召穆公进谏说：“民不堪命矣！”周厉王又下令让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朝政。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能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这就是所谓的“道路以目”。而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终于在公元前841年，爆发了“国人暴动”。
“国人暴动”直接导致了周王室的日趋衰微，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逐步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尽管有过短暂的宣王中兴，但周宣王之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最终被犬戎所灭。
周宣王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强迫鲁国国君废长立幼，带头破坏了周朝宗法制度。
鲁武公九年，鲁武公带着两个儿子到镐京朝拜周天子。宣王看到鲁武公的小儿子姬戏，觉得十分喜欢，就叫鲁武公姬敖立姬戏为太子，做鲁武公的接班人。
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不合法的，我国封建社会的继承制度，可以归纳为“立嫡立长”四个字。就是首先要立嫡子，也就是正妻生的儿子，如果正妻没有儿子，那就立其他妻子生的年纪最大的儿子，叫立长。如果正妻有多个儿子，也要按照年纪先立年纪大的。
括和戏都是正妻所生，按照礼法，理应立括，因为他是长子。在同等条件下，就应该立长。但周宣王大概是看到姬戏年幼，长得可爱一点，就突发异想，凭着个人的好恶，要立姬戏为鲁国的太子。
鲁武公本想立长子姬括为太子的，但天子亲自指定，使他左右为难。按照周礼，应该立长，立姬括；按照周天子的意旨，遵从君命，立姬戏。立姬戏是废长立幼，社会会不安定；王命难违，并最终只得改立戏。鲁武公回国之后不久便死了，遵照周宣王的命令，姬戏就被立为嗣君，就是鲁懿公。
周天子贵为天子，礼法是他们制定出来的，叫诸侯们遵守，如果诸侯不遵守，周天子有权讨伐。而周宣王自己却带头作出了违反礼法的事情，导致了鲁国的一场长达二十年的混乱和灾难。诸侯也因此逐渐地按照自己的好恶来立继承人，不再遵从周天子的命令。自此，周天子的威信也就逐渐地衰减下来了，诸侯开始背叛起周天子来了。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是指骄奢淫逸的幽王姬宫湦，为博得美人褒姒一笑，不惜点燃烽火，最终失了西周的江山之事。
褒姒美艳无比，但生性不喜笑，整天愁云密布成为一大憾事。幽王欲睹褒姒笑容，命大臣们想尽办法，却始终没有效果。直到一天，幽王出游骊山，佞臣虢石父趁机献出烽火戏诸葛侯的拙劣计策，幽王决意一试，遂命人点燃烽火。
各路诸侯看到烽火报警，以为京城出现了敌情，迅速整装带兵而至。却见君臣安然无恙，且游兴正浓，感到莫名其妙。问其原因，对方则笑而不答。看到这种场面，褒姒忍不住开怀大笑。看到宠妃褒姒终于开了笑口，且笑时姿态更美，昏君乐得忘乎所以。风尘仆仆的诸侯也终于明白，烽火报警，调兵遣将，只是为博宠妃欢心。奈何王命如山，只得怏怏离去。而只为讨褒姒再开笑颜，幽王故伎几度重演。
后来褒姒生了个儿子，幽王十分高兴，为其取名伯服。并于公元前774年，废了申王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伯服为太子。同时重用善谀好利的奸臣虢石父为卿，导致国人怨声载道。申王后和宜臼把这些情况告诉父亲申侯，申侯愤慨万分，毅然联合两个诸侯攻打西周。兵临城下之际，宫湦慌忙命令点燃烽火报警，无奈屡受戏谑的诸侯以为又是昏君在讨好美人，按兵不动，终至镐京陷落，幽王被杀，西周300年历史宣告结束。这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失天下”典故的真相。
古人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认为，“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诗经·小雅》），甚至发出了女色祸害之大，足以亡国的哀叹！但认真分析这一历史事件，不难看出，西周从强盛到灭亡，有其自身的历史轨迹，它的灭亡与褒姒之笑无直接因果关系。大臣阿谀好利，不为百姓为君主；举国上下人心所背，危机四伏，这才是西周灭亡的真正原因。
西周灭亡是历史的必然，烽火戏诸侯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加剧了它的灭亡，就算没有烽火戏诸侯，西周早晚也会在其他事件中灭亡，无法挽回。
周平王（约前781～前720年），是东周第一位国王，西周幽王之子。汉族，姬姓，名宜臼。公元前770至前720年在位。他也是春秋时期第一位复国之君。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并杀死周幽王。申、许、鲁等诸侯拥戴太子宜臼在申（今河南南阳北）即位，被称作平王。他也是一位复国之君。为了躲避犬戎不间断的骚扰，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向东迁到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历史上把平王建立的王朝叫做东周。
周平王依仗晋、郑、虢等诸侯的力量，勉强支持残局。但是周王室衰落。周天子并没有保住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各国之间的兼并愈演愈烈。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春秋时期。
周平王时，大片土地分封给诸侯国。周王直接控制的土地变少了。相反，诸侯国的地盘却越来越大，势力也越来越强。他们之间掠夺土地互相兼并，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时代终结了。
周平王迁都洛邑，传了23个皇帝。到赧王亡国，史称“东周”。即使名义上统治长达500多年，但王权旁落，虚有其名，势力强大的诸侯掌握了实权。不过，即使周天子再名不副实，却仍然是天下共主，大诸侯们面子上也得尊重他。
周平王一度委任郑庄公寤生为朝廷卿士。后来由于郑国实力雄厚，姬宜臼对郑庄公心怀戒备，不愿朝政被郑庄公操纵，又趁着郑国国内事务繁忙，郑庄公没有来上任的机会，想撤掉他卿士的职务。
郑庄公听说这件事，马上赶到洛阳，对姬宜臼施加压力。郑庄公不理平王的再三赔礼，姬宜臼只好提出让太子姬狐去郑国作人质。不过这样太损害天子的体面。群臣又提出了相互交换人质的办法，让郑庄公的儿子忽也来洛邑作人质，而周太子作为郑国人质则用学习的名义。历史称这件事是“周郑交质”。
从这一史实可以看出来：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已势力衰落，周王名为天子，但是实际上要看大诸侯的脸色行事。
姬宜臼在前720年病死。姬宜臼死后的谥号是平王。
管仲，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他在齐桓公的支持下主导的改革奠定了齐国称霸的基础。
管仲一生处于列国对峙，征战不休的年代。当时活跃在黄河下游的大小国家分为两派：一派是郑、齐、鲁及其附属国，一派是宋、卫及其附属国。两派的力量以郑、齐、鲁为强。由于郑国发生内乱而渐渐中衰，齐国则由于政局稳定而慢慢强大，逐渐成了各国的霸主。
桓公登基后，任命与自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桓公于前681年在甄（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会盟，实现了一个诸侯国充当盟主，会盟其他诸侯的梦想。
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并且受到周天子赏赐，代天子监察诸侯。
齐桓公执政以后，在管仲的全力辅佐下，在内政、经济、军事等多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以天下盟主的身份，打着天子的旗号排除异己，实现其春秋霸业。
管仲能够辅佐齐国成就霸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生养我的人是父母，而最了解我的人却是鲍叔牙啊！”
孔子曾经赞赏管仲：管仲辅佐齐桓公做诸侯霸主，雄霸天下。如果没有管仲的帮助，我们都会失去礼教，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也是孔子对管仲伟大功业的一个肯定。
“问鼎中原”这个典故出自《左传》，春秋时楚庄王挥师北伐，向前来慰问的周王室使者询问象征着周王权力的九鼎的重量，大有夺取周朝天下的态势。
问鼎中原：问，询问；鼎，古代煮东西的器物，三足两耳；中原，黄河中下游一带，指疆域领土。比喻企图夺取天下。
楚庄王（？～前591年），又叫荆庄王，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的竹简上写作臧王，芈姓，熊氏，名旅（一作吕、侣，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应该称他为熊旅而不是芈旅），谥号庄。
楚庄王是楚穆王之子，春秋时期楚国非常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庄王的出现，结束了楚国一直被排挤在中原文化之外的尴尬局面；庄王称霸中原，不仅使楚国变得强大，威名远扬，同时也对华夏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熊旅趁着讨伐陆浑之戎（今河南嵩县东北）的机会，把楚国大军开至东周的都城洛阳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刚登大宝的周定王对楚庄王的行为忐忑不安，于是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庄王见了王孙满，立马就问道：“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明目张胆地要与周天子比试权力。王孙满委婉地说：“鼎的大小与国家兴亡没有关系，主要是看德义的有无。”庄王见王孙满搪塞他，并且转移话题，就直接说道：“你不要自持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
面对野心勃勃的楚庄王，能说会道的王孙满只有先绕开他的话题，对九鼎制作的年代和传承的经过侃侃而谈，最后才说：“周王室虽然实力不如以前，但是还是天下共主。九鼎的轻重，你们还是不能够过问啊。”庄王于是不再强求看周天子的九鼎，挥师伐郑，问郑背叛楚国投靠晋国之罪。“问鼎中原”这个典故，就是这样得来的。
宋襄公（？～公元前637年），宋国君主，宋桓公第二个儿子，子姓，名兹甫，谥号曰“襄”。被部分史料认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同时也是五霸中最愚不可及的人，一个整天把“仁义”挂在嘴边而不顾实际情况的人。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夏，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执意出兵伐郑。郑文公向楚国求救，楚成王接报后，没直接去救郑国，却统领大队人马直接杀向宋国。宋襄公赶忙带着部队往回赶，待宋军在泓水边扎好营盘，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公孙固说：“楚军救郑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国小兵弱，不如和楚国讲和吧？”宋襄公却说：“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并绣有“仁义”二字。要用“仁义”来战胜楚国的刀枪。
第二天天亮，楚军过河的时候，公孙固提议说等楚军过一半就杀过去，定能取胜。宋襄公却指着战车上的“仁义”之旗说：“仁义之师难道会趁着敌人过河的时候偷袭敌人吗？”等到楚军全部渡河完毕，在河岸上布阵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说：“趁楚军还没有布阵完毕，我们马上发起冲锋，还可以取胜。”宋襄公听到此话禁不住骂道：“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人家还没布好阵，你就发起冲锋，这可不是仁义之师的行径。”
宋襄公的话刚说完，楚军就布好阵势，列队冲了过来。宋军被冲击的一塌糊涂。宋襄公冲在最前面，却陷进了敌人的大阵中，被箭射中大腿。由于宋襄公是个讲仁义的人，平时对待下属特别好，所以他的属下都拼死保护他。而那杆“仁义”大旗，在混乱的局势中早已不知丢到何处去了。
战败后，宋国的百姓们对宋襄公的愚蠢都骂不绝口，宋襄公一瘸一拐地边走边说：“讲仁义的军队就是要以德服人，我奉行仁义的道理打仗，不能乘人之危去攻打别人，君子不俘虏年迈的老士兵，要善待俘虏。”他身边的将士们听了，都在心中暗骂宋襄公，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一口一个仁义的讲，有什么用啊。
所以说，春秋五霸中最愚蠢的就是宋襄公了，他的霸业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详细记载的战例是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发动的城濮之战，这次战役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型范例，这次战役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由此也奠定了晋国中原霸主的地位。
城濮之战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进行，这次战役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主地位而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役中，从实力对比来说楚军有优势，但是晋军擅长计谋和外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从而一举击败了气势汹汹的楚军，取得霸主地位，雄踞中原。
城濮之战刚开始的时候，晋军兵力比不上楚军，又因为是渡河作战，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但是晋文公善于把握战机，虚心采纳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曹、卫这两个邻近晋国的楚国附庸为突破口，先打败弱小的敌人，为以后深入推进取得一个跳板。接着又运用外交策略争取齐、秦两大国和自己结成联盟，这样就取得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
在这场战役进行大决战的时候，晋军果断地采用后发制人的策略，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取得了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深入，伺机与楚军进行决战。同时晋国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超过楚军的兵力；又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灵活地选择进攻方向，避实就虚，先弱后强，各个击破，从而取得了这场战略大决战的辉煌胜利。
而楚军则完全不是晋国那边君臣和睦的样子，将领骄横士兵懒惰，君主昏庸，主帅又轻敌，既不知道妥善处理外交关系，又不能根据战场形势随机应变，再加上作战部署上的不恰当，判断军情的错误，战场指挥的效率低下，终于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彻底葬送了自己在中原争霸中的优势地位，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城濮之战过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郑州西北）觐见周王并且会盟诸侯，向周王奉献俘获的楚国四马兵车一百辆以及一千名士兵。周襄王正式任命命晋文公为侯伯。
晋国终于在城濮之战后实现了“取得威势定下霸主地位”的政治、军事目标，取得了中原的霸主权威。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攻占西戎大片土地，史称“秦穆公霸西戎”。秦穆公（？～前621年），一作秦缪公，春秋时代秦国国君，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前659～前621年），谥号穆。在部分史料中被认定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非常重视引进人才，其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君位。周襄王时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地千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于是称霸西戎。
秦国僻处西陲，原是居住在秦亭（今甘肃张家川）周围的一个嬴姓部落，周朝初期是周朝的附庸小国，春秋初年因为秦襄公助平王东迁所以被封为诸侯，并承周平王赐给岐山以西之地，后定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南）。国家弱小民力衰微，在群雄并起的春秋时代，与其他强国相比，显得很不起眼。到了秦穆公时，国势才逐渐强大起来。自秦襄公正式立国后，经文、宪、武、德、宣诸公，秦的疆土不断东移，到穆公继位时，已占有大半个关中。
穆公三十六年（前624年），秦穆公亲自率兵讨伐晋国，渡过黄河以后，将渡船全部焚毁，表示誓死克敌的决心。秦军夺得王官（今山西闻喜西）和郊。晋军害怕不敢出战，秦军从茅津渡过黄河，到南岸崤地，在当年的战场为战死的将士堆土树立标记，然后回国。
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军出征西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绵诸，并活捉了绵诸王。秦穆公乘胜前进，二十多个戎狄小国先后归服了秦国。秦国辟地千里，国界南至秦岭，西达狄道（今甘肃临洮），北至朐衍戎（今宁夏盐池），东到黄河，史称“秦穆公霸西戎”。周襄王派遣召公过带了金鼓送给秦穆公，以表示祝贺。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内修国政，外图霸业，统一了今甘肃、宁夏等地，开始了秦国的崛起。
勾践（古称“句践”，约公元前520～前465年），他的祖先是大禹的后代。春秋末期越国的君主，因为“卧薪尝胆”而名垂千古，也是最能“隐忍”的诸侯王。
吴王阖闾曾于公元前496年被越军打败。阖闾受伤而死，他的儿子夫差立志报仇。勾践在第二年主动进攻吴国。在夫椒山（今江苏吴县西南）与吴兵发生激战，越兵战败。为了保存力量，勾践退兵至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用范蠡的计策，向吴称臣乞和。
勾践五年（前492年）五月，勾践率妻和大臣范蠡去吴国当人质臣事夫差。到达吴国都城后，夫差故意羞辱他，把他囚禁在石室里，并且要他住在阖闾坟前的一个小石屋里守坟喂马，有时骑马出门还故意要他牵马在国人面前走过。勾践忍辱负重，自称贱臣，对吴王非常谦恭，吃粗粮、睡马房、服苦役，小心伺候夫差，做到百依百顺，三年不愠怒，无恨色，胜过夫差手下的仆役。
勾践在吴国为奴三年，归国后，卧薪尝胆，时时不忘灭吴雪耻。他任用范蠡、文种等人，改革内政，休养生息。后来勾践利用夫差北上争霸、国内兵力空虚的机会，一举攻入吴国并杀死了吴国太子。夫差返国后不得不和吴国和谈。勾践不断派兵讨伐吴国。勾践二十四年，吴都被围三年后都城被攻破，夫差自杀。吴国灭亡。
接下来，勾践又乘船进军北方，宋、郑、鲁、卫等国纷纷归附，并迁都到琅琊（今山东胶南），与齐、晋诸侯会盟，周元王正式承认他为霸主，同时他也是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年）姬姓，秦氏，名越人，又号卢医，春秋战国时期名医。由此可见，扁鹊其实不姓扁。他是勃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一说为齐国卢邑（今山东长清）人。当时人们就用上古神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以表示对医术高超者的尊敬。他小时候跟着长桑君学医，得到了长桑君的医术和秘方。他擅长各科，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名闻天下。
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相传他著有中医典籍《难经》。
扁鹊是中医学的开山鼻祖。世人敬他为神医。从司马迁的不朽之作《史记》及先秦的一些典籍中可以看到扁鹊既真实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扁鹊创造了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
扁鹊所处的年代，是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激烈变革、动荡的年代，也是人才流动、人才辈出的时代，各国相互竞争的机制，形成了一个尊重人才、招纳贤士的社会风尚，各国都争相拉拢人才以增强实力。秦国由于地处西方边陲，经常被中原诸侯歧视为蛮夷之地。为改善这种状况，秦国几位国君都很重视从东方各国招徕人才来改变中原对秦国的看法。
秦国采取了兼收并取的方法来广招贤能，为各类人才创造了一个各显其能的大舞台。秦国不仅重视治理国家的人才，而且对医生也非常尊重。《庄子·列御寇》记载：“秦王生病了，招聘医生，能够治疗溃疡的人赏赐一辆车，能够治好的病越多，得到的赏赐就越多。”秦国给医生特别好的待遇，各国名医纷纷到秦国去。扁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秦国，成为秦人的。
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他人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没有规律的人不治；四是有了病不尽早求医看病的人不治；五是身体虚弱到不能服药的人不治；六是相信巫术和不相信医道的人不治。
这“六不治”也是扁鹊高风亮节的表现，医者父母心，他真正做到了为天下人治病的理想，而不是屈从于某一权贵，做他的专职医生。
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作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个霸主国，就这样被分身了。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三家分晋被周威烈王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也体现了另外一句话“窃国者诸侯”。小国在经过不间断的战争之后，基本上都被大国吞并了。有的国家内部发生了变革，士大夫崛起，大权旁落，国君被置于权力的外围，或者只是名义上的权力中心。这些士大夫原来是奴隶主贵族，后来他们采用了封建剥削的方式，转变为地主阶级，还采用减轻赋税的办法来笼络人心，这样，他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到了春秋末期，一直志在中原的晋国国君被国内的六个士大夫架空了，他们掌握了晋国的大权，他们还有各自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有两家被打败了，就剩下智家、赵家、韩家、魏家四个大家族。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但是后来智家图谋晋国而挑起四家战争的阴谋被揭穿了。赵、韩、魏三家联合不但把智家打败了，而且把智伯侵占韩魏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智家的土地也被三家平分。以后，他们又把晋国留下的其他土地瓜分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使者上洛邑去面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想，现在不承认他们也没有用，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也就从那时候起，韩（都城在今河南禹县，后迁至今河南新郑）、赵（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至今河北邯郸）、魏（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至今河南开封）都成为中原大国。
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建立。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变法以求国家富强，于是下招贤令，广招天下贤才。商鞅从魏国到秦国，并提出了奖军功、废井田、重农桑、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政策，受到秦孝公的信任，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商鞅变法也是秦国历史上第一次最为彻底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各项制度彻底改观，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军队战斗力持续加强，秦国逐渐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商鞅（约前390～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为他是卫国公族的后人，所以又叫公孙鞅。后被秦孝公封于商（今陕西商洛），后人称之为商鞅。
商鞅变法时间：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由于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山东诸国，所以在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比山东各国晚了很久。如鲁国是在公元前594年推行“初税亩”，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比鲁国整整落后了186年。但是，制度的落后并不代表着生产力的落后，秦国已经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一方面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另一方面也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
春秋战国时期前承奴隶制度的崩溃，后启封建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直接产生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的现象。伴随着新兴军功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长，他们要求要求获得更多的，符合他们经济地位的政治权利。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因此各国的变法运动此起彼伏，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种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必然会促进秦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孙膑和庞涓两个是战国时期同门相残最厉害的人。在马陵之战中孙膑的胜利为这场同门相残画上了句号。
孙膑（？～前316年），其本名孙伯灵（山东孙氏族谱可查），是中国战国时期军事家，山东鄄人。庞涓（？～前342年），战国时期魏国人，在魏国任大将。
孙膑和庞涓是同学，二人师从鬼谷子，一同学习兵法。同学期间，两人情谊甚厚，并结拜为兄弟，孙膑年稍长，为兄，庞涓为弟。
得知魏惠王广招贤才的时候，庞涓耐不住深山学艺的艰苦与寂寞，决定下山，谋求富贵。孙膑则觉得自己学的知识还不足以下山谋事，还想进一步深造；另外，他也舍不得离开老师，就表示先不出山。
庞涓下山后，得到魏惠王重用，并被任命为上将军，执掌魏国兵权。他上任没多久，就开始进攻魏国周围的小国，而且全打胜仗。于是宋、鲁、卫、郑的国君纷纷去到魏国朝贺，表示归属魏国。不仅如此，他还打败了在当时非常强大的齐国军队！这一仗更大大提高了他的声威与地位，魏国君臣百姓，都十分尊重他、崇拜他。而庞涓也认为自己取得了盖世奇功，毫不谦虚，不时向人夸耀，大有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气势！
好景不长，孙膑受魏王邀请下山后，庞涓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加上魏王也看好孙膑，使得庞涓很不舒服，很嫉妒，就暗地里准备收拾孙膑。可是鬼谷子传给孙膑一本兵书，庞涓就想先把兵书弄到手再算计他。等到兵书差不多到手了，他就把孙膑软禁起来，并挖掉膝盖骨，使他变成残废，以为这样孙膑就永远超不过自己了。他没想到，齐国大使田忌偷偷把孙膑救走了，之后孙膑辅佐齐国国君训练军队，出谋划策。
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派大将田忌和军师孙膑救援，他们二人不去邯郸，而是直接发兵大梁，使得庞涓回援，孙膑又在马陵道上设伏，击杀了庞涓。
这一对冤家一样的同窗之间的争斗也体现了那个时期混乱的社会局面。
白起（？～前257年），芈姓，白氏，名起，是楚国人白宫生的后人。白起号称“战神”、“人屠”，是秦国名将，也是战国四将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王翦、廉颇、李牧）。他是中国历史上自孙武，吴起之后又一个杰出的军事家、统帅。
秦国本来是周朝西部边疆的一个小国，自商鞅变法后国力开始强盛，而后则不断向外扩展，昭王时，任命白起为大将，统帅大军开疆拓土。
白起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大破楚军，攻入郢都，迫使楚国迁都，楚国从此一蹶不振。伊阙之战又歼灭韩魏24万联军，为秦国铁军东进扫除了障碍。长平一战一举歼灭赵军45万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敌战先例，也使赵国从此一蹶不振，为秦国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奠定了基础。
长平之战共杀人45万，连同以前攻韩、魏在伊阙斩首24万，攻楚在鄢决水灌城淹死数十万，攻魏在华阳斩首13万，与赵将贾偃一战沉卒2万，攻韩在陉城斩首5万，共100余万，这是白起的一张极不完全的杀人账单，虽然如此，也足以当得上“人屠”的称号。
梁启超曾经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据二分之一。大小70余战，白起没有败绩，从最低级的武官一直到受封武安君，六国闻白起而胆寒，被秦军称为“战神”。
战国时期战争发展水平的代表就是白起的指挥艺术。白起用兵，在对敌我形势做出完善分析的基础之上制定进攻方案。如伊阙之战中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鄢郢之战中的“心理战”（掏心战术），并附以水攻；华阳之战长途奔袭。长平之战先佯败诱敌，使敌人离开自己的阵地，然后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歼灭45万敌军，创造了先秦战争史上最大的歼灭战战例，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最早的围歼战，这场战役规模之大、战果之辉煌，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商鞅逃难到函谷关下，想要在旅店投宿，但是店小二不知道他是商鞅，就说：“商鞅颁布的法令是，留宿的人没有身份凭记的，要受连坐的惩罚。”商鞅大叹一口气说：“唉，变法的弊病都到这种地步了啊！”这就是作法自毙的由来，商鞅也是死在自己推行的法令上面，他也是战国第一位作法自弊的丞相。
商鞅原名卫鞅，变法成功后使秦国富国强兵，分封商地。但是由于变法触及了老贵族的利益，就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并且明里暗里出阴招、使绊子阻扰变法不说，还总是找商鞅麻烦，或者派人暗杀商鞅，尤其是在商鞅处置了公子虔之后，更引起了这一批人的极度不满。孝公死后，惠王即位，就有人联名密告商鞅谋反，为安定政局，惠王逮捕并车裂了商鞅。
商鞅变法确立了法家在秦国绝对的统治地位。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天生就是刻薄的人。又有人说他变法不用王道，用霸道，不用礼制。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
同时从这个故事里面也能够看出，作为法家杰出代表的商鞅，自己一生其实也是在不间断地施行着法家的思想，他是法家当之无愧的代表。
田单，生卒年不详，妫姓，田氏，名单，临淄人，战国时田齐宗室远房的亲属，曾经担任齐都临淄的市掾，相当于现在的市长秘书，后来在燕齐战争中大摆火牛阵，消除了齐国的灭国之祸。
前284年，与齐国有矛盾的燕国派大将乐毅出兵齐国，乐毅攻占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接连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最后只剩了莒城（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市东南），田单率族人以铁皮护车轴逃至即墨。田单在国破城危的极端不利态势下﹐稳定人心，散尽家财来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条件反攻﹐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重创燕军，为后来其复国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古代战史上以弱胜强的出色战例。
公元前284年，与齐国早有积怨的燕国，联合赵国、韩国、魏国和秦国，共同出兵攻打齐国。齐国军队不堪一击，燕军很快攻至临淄，齐王携大臣仓皇出逃。那时候，田单只是一个管理市场的小吏，他虽无职无权，但凭着一腔不为亡国奴的热血，携家小到即墨避难。即墨大夫不听田单劝阻，出城御敌，被燕军所杀，大家便公推田单为将，坚守城池。田单与城中军民同甘共苦，他把自己的家人和护卫编入军队，共同守城。
公元前279年，田单先是用离间计使燕军换将，又让百姓假意投降，麻痹敌人。田单见反攻时机成熟﹐就集中了千余头牛，给牛角绑上锋利的兵刃，牛尾巴上绑上浸了油的芦苇之类适合引火的东西，还给牛穿上五颜六色的布。在一个晚上﹐下令点燃牛尾芦苇﹐牛从城脚预挖的数十个通道狂奔燕营﹐5000精壮勇士紧随于后﹐城内军民擂鼓击器﹐呐喊助威。燕军看见火光中无数角上绑有刀﹑身后冒着火的怪物直冲而来﹐顿时惊惶失措。齐军勇士乘势冲杀﹐城内军民紧跟助战﹐燕军大败。
田单率军乘胜追击﹐在百姓帮助下﹐很快将燕军逐出国境﹐收复失地70多座城。随后﹐把法章迎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法章正式即位为齐襄王﹐田单被封安平君。
苏秦（前337～前284年），字季子，战国时期的韩国人，是与张仪齐名的纵横家，同时挂六国的相印，是战国历史上挂相印最多的人，可谓“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有人认为他和张仪两人是商量好的，一人合纵，一人连横，以达到共同出名的目的。
苏秦从鬼谷子那里学成之后，出去游学了好几年，一事无成，弄得妻子不织布，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跟他说话。苏秦感叹说：“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叔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秦国的罪孽呀！”于是就闭门不出，整天看书。
苏秦苦读太公《阴符》的时候，每当自己困了想睡觉的时候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这是成语“悬梁刺股”中之“刺股”的由来。在这期间，他写成两部书，一部是《揣》，一部是《摩》，战国策中都有所记载。苏秦最为辉煌的时候是劝说六国国君联合，堪称辞令之精彩者。于是身佩六国相印，进军秦国。可是由于六国内部的问题，轻而易举就被秦国击溃。
苏秦以一己之力促成山东六国合纵，使秦国十五年之内不敢东出函谷关，又佩六国相印，叱咤风云。后世敬仰其成就，以“苏秦背剑”来命名武术定式，十分形象，通俗易懂，更取其纵横捭阖之意。
范睢，战国时魏人，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他同商鞅、张仪、李斯先后任秦国丞相，在秦国的强盛和统一大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早年家境贫寒，后出使齐国为魏中大夫须贾所诬，在被打断骨头之后又被丢入茅坑，历经磨难后辗转入秦，他可以说是发迹以前混得最惨的秦国相国。
范睢公元前266年出任秦相，辅佐秦昭王。他上承孝公、商鞅变法图强之志，下开秦皇、李斯统一帝业，是秦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名相，也是我国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建树的政治家、谋略家。
入秦之前，范睢在魏国任职。有一次在出使齐国的过程中得罪了须贾而遭到排挤和迫害，回国后又得罪了魏齐这个权势熏天的人，被其近臣用板子、荆条抽打，导致肋骨折断，牙齿脱落。当时范睢假装死去，魏齐就派人用席子把他卷了起来，扔在厕所里。又让宴饮上喝醉了的宾客，轮番往范睢身上撒尿，故意污辱他借以惩一警百，让别人不敢再挑战他的权威。后来，范睢在王稽的帮助下，化名张禄进入秦国，并受到秦昭王的重用，为秦国的统一大业谱写了蓝图。
范雎推行“固干削枝”的政策，致力于确立和强化秦国中央集权制度，以促进封建割据走向封建大一统，这对秦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和最终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有着不容忽视的功勋。而他的“远交近攻”的战略，也再一次粉碎了山东六国合谋联合六国之力对抗秦国的可能性，为秦国的统一进程清除了潜在的障碍。
范雎的一生也是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放不下过去的恩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另一方面，他又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事实证明，“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是非常有效的，秦国就是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一步步强盛起来，一步步完成统一大业的。从这个角度看，说范雎是秦国霸业的奠基人，并不为过。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是战国时秦国蜀守李冰主持建设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是四川著名的旅游胜地。都江堰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国古代修建的最成功的水利工程。
战国时期，群雄争锋，生灵涂炭，天下统一成为人们的共同心愿。经过商鞅变法改革的秦国一时名君贤相辈出，国势日盛。他们深深意识到川蜀在统一中的巨大作用，“得到四川就得到了楚国，得到了楚国天下就能统一了”。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战国末期秦昭王任命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峨的李冰为蜀国郡守。李冰上任后，首先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
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在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的创建，其大前提是既不破坏环境，又能充分利用资源，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它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
图穷匕见，比喻事情的真相或本意发展到最后才显露出来了。典故出自于战国后期荆轲刺秦的故事。
战国末期，秦国实力强盛，发动了统一天下的战争，先后攻占了韩赵两国，随后就把矛头指向了燕国。为了挽救燕国的命运，燕太子丹决定派人去刺杀秦王，想扭转不利的局面。
太子丹寻找到一位特别适合刺杀秦王的勇士——荆轲。为了让荆轲能够接近秦王，太子丹特地为他准备了两样秦王最想得到的东西：一是从秦国叛逃到燕国的将领樊於期的头颅，二是燕国督亢地区（今河北涿县东）的地图，用来表示燕国愿将这块地方献给秦国以求自保。太子丹把这两样东西放在匣子里，行刺用的匕首就放在地图的最里面。此外，还为荆轲找了一个名叫秦舞阳的搭档。临行时，太子丹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穿着参加丧礼的衣服，把荆轲送到易水边。高渐离为他们弹奏了《易水寒》，荆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登船而去。
秦王知道燕国派人送来这两样他最想要的东西后，非常高兴，在咸阳宫内用十分隆重的礼节接见荆轲。荆轲走在前面，捧着的匣子里装有樊於期的头颅，秦舞阳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走在后面，在面见秦王时被秦王发觉其内心的胆怯而被禁止上前。
荆轲只好按秦王的要求，接过秦武阳手里装有地图的匣子，当场打开，取出地图，双手捧着献给秦王。秦王慢慢展开地图，仔细查看，快展到尽头时，突然露出一把匕首。荆轲发现匕首露了出来，就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举起匕首刺向秦王。
但是，荆轲没有刺中秦王。秦王急忙拔剑反击，但是一时又拔不出来。于是两人绕着柱子跑来跑去。卫兵由于没有秦王的命令，又害怕误伤秦王，所以不敢擅自上前救驾。
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候，秦王的侍臣猛地用医袋使劲抽打荆轲，并提醒秦王把剑推到背后拔出。秦王立马醒悟，迅速拔出剑来，一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摔倒之后，把匕首扔向秦王。结果没有打中，被一拥而上的卫兵杀死，刺秦失败。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前551～前479年），子姓，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今曲阜市南辛镇）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古文献整理家。
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的主流意识流派，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就是中国历代的官方正统的思想。
孔子第一次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使广大人民都能接受教育。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使人们逐渐信奉儒学。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的想法，就比较迂腐了。
相传孔子曾经修订《诗》、《书》、《礼》、《乐》、《周易》、《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的言行语录被他的弟子及后人记录下来，并整理作成《论语》。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被尊为“至圣”“素王”，曾子为“宗圣”、孟子为“亚圣”。孔子是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
孔子时代形成了儒家经典，但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儒家思想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的变革时期。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由原来的贵族掌握的教育也开始向民间发展。
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
周赧王（？～前256年），姓姬，名延，为周慎靓王姬定之子，东周第25位国王、也是最后一位国王。于公元前314年即位至公元前256年东周灭亡，在位一共59年，是两周在位最长的君主。
战国后期，秦国日渐强盛，不但蚕食东方各国的土地，也对身边周王室名下的土地虎视眈眈。周赧王虽然当的是一个吃闲饭的傀儡，但是对于自己天子的身份却始终没有忘怀。他忧国忧民，对秦国咄咄逼人的势头十分担忧。
这时，楚国想遏制秦国势力的不断渗透，就想以天子名义，号令各国一起攻打秦国。赧王大喜，命令西周公拼凑起了一支五六千人的军队，可就是五六千人的一支军队，赧王也找不出像样的武器来，更别说粮草了。赧王就向境内的富户筹借军资，答应周军班师的时候用战利品偿还债务。
公元前256年，赧王觉得准备差不多了，任命西周公为大将，率领拼凑起来的五千人讨伐秦国，并约六国诸侯到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会合，一起出兵。不料，除了楚、燕两国派了些兵来以外，其他四国都没有派兵过来，在伊阙的总兵力不过几万，压根不够对面几十万秦兵一下收拾的。结果，等了几个月之后，西周公只好带着自己的人马无功而回。
西周国的富户见周军班师回朝，都拿着借券找赧王要债。他们一天到晚都守在宫门外，大声嚷嚷着要周王还钱。赧王愧悔不及，又没有办法，只好躲到宫后面的一个高台上避债。周朝人将这个高台称为“逃责台”（即逃债台），这也是成语“债台高筑”的来历。
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军顷刻之间就将西周国打败了。周赧王在西周公的劝说下，向秦昭襄王投降。秦王把他“天子”的身份剥夺了，封他为“周公”，并把象征王权的“九鼎”搬入秦国的宗庙。传说“九鼎”为大禹铸造，象征天下九州，也成为历代最高统治权的标志。九鼎被收走之后，延续八百年的周朝彻底宣告灭亡。
吕不韦（？～前235年），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后为秦国丞相，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姜姓，吕氏，名不韦。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相邦，被嬴政尊为“仲父”，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即《吕览》），同时他还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子楚即位（即庄襄王）后，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还是小孩的太子政即位，尊他为“相邦”，号称“仲父”，专断朝政。他命食客编著《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字，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所以史称“杂家”。书成的时候，悬挂在城门之上，声称如果谁能改动一字就赏千金。执政时曾派兵攻取周、赵、卫的土地，对秦王政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事业做出了巨大重大贡献。
出身商人的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需要大肆书写的人。作为一个商人，他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甚至可以说他改变了一定的历史发展轨迹。
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一方面是他的治国纲领，另一方面是想给即将亲政的秦始皇提供执政的借鉴。可惜，由于吕不韦个人的过失，使秦始皇对这部书弃而不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吕氏春秋》的价值逐渐为后人领悟，成为了解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吕不韦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第一人，他把生意从赵国做到了秦国，他也是官商勾结的开创者，并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在中国古代，商人是为人所不齿的行业，他能从一个商人做到一国相国，并封侯，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功。而“一字千金”也使得他成了最成功的文化传播经纪人和广告业的老祖宗。
吕不韦的确是一个千古奇人。但成功一世的吕不韦，没有像范蠡一样激流勇退，而是继续呆在高位上，引起君王猜忌，最后落了个自杀身亡的悲惨结局，这也值得我们三思。
甘罗，战国时楚国下蔡（今安徽颍上）人，从小聪明过人，是著名的少年政治家。他祖父甘茂，是秦国一位著名的人物，曾担任秦国的左丞相，也是战国时期最年轻的上卿。甘茂受到别人的排挤，被迫逃离秦国，不久就死于魏国。甘罗小小年纪，就投奔到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他的才客。
当时秦国企图联燕攻赵，打算派大臣张唐出使燕国，张唐却借故推辞。吕不韦无计可施，甘罗自告奋勇，愿去劝说张唐赴任。吕不韦开始不大相信他，甘罗理直气壮地说：“从前项橐7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我现在已经12岁了，你就不能让我试一试吗？”吕不韦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
甘罗驾车去会见张唐，说：“当年武安君白起就因为不服从应侯范雎的命令去攻打赵国，被应侯撵出咸阳，死在杜邮。现在文信侯的权力比应侯大得多，你违抗他的命令，看来你的死期不远了！”一席话吓得张唐乖乖答应出使燕国。
甘罗又得到吕不韦的同意，带着秦国扩大河间郡的意图到赵国去游说。他利用赵王担心秦燕联盟对赵国不利的心理，大力进行攻心策略，说：“秦燕联盟，不过就是想占领赵国河间的土地。您如果把河间五城割让给秦国，我可以回去劝秦王取消张唐的使命，断绝和燕国的联盟。到那时你们攻打燕国，秦国决不干涉，赵国所得到的岂止是五座城池！”赵王非常高兴，忙把河间五城的地图、户籍交给甘罗。甘罗满载而归，秦国不费一兵一卒而得河间之地，秦王就封12岁的甘罗为上卿，并把当年封给甘茂的土地赏给他。由于当时丞相和上卿的官阶差不多，民间因此演绎出甘罗12岁为丞相的说法。
墨家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其在战国时产生。墨翟为创始人，他主张“兼爱”、“非攻”、“尚贤”，与儒家观点尖锐对立。
墨家是春秋战国众多学士团体中为数不多的纪律严明的团一体之一，“矩子”是墨家首领的称呼，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也必须向团体贡献所得的俸禄。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后期墨家的贡献主要在逻辑学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和文化氛围催生了墨家这样一个学派。《墨子》是墨家的经典，该书是墨子讲学时由弟子们记录后整理而成的。文字质朴无华，缺乏文学性，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进行说理，使说理文章有了很大发展，对后代议论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发生了分化。活动于战国中后期的墨家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之分。在自然观方面，对物质移动和时空关系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摒弃了墨子的天鬼观念，并把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上，发扬了墨子重视实践的特点，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克服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义，利也”的著名论断，突出了利，把它作为标准和基础解释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范畴。
后期的墨家在逻辑论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主要反映在《小取》的篇中，对概念、判断和推理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的也是后期墨家，他们已经意识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