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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的文学语言不同，在公开讲演、与人谈话的时候，语言要力求通俗化、口语化。如不考虑听者的接受能力，用那种文绉绉、酸溜溜的语言，既不亲切又晦涩难懂，往往会事与愿违，有时候还会成为他人的笑柄。
有一次，一名农村中学教师外出家访，恰逢一学生家宾客盈门。他感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便连连向家长道歉：“抱歉！请恕冒昧！”学生家长顿时怔住了。第二天，这位家长专程到学校找校长“理论”说：“昨天是我妹妹的大喜之日，你们学校的老师竟然死皮赖脸地对我说：‘请许胞妹。’硬要我把妹妹许配给他。”校长知道这位老师作风正派、工作负责，便找他核实并向家长作了解释。这位老师万万没有想到，这场啼笑皆非的风波竟是因为他语言不通俗易懂而酿成的。
日月更替、星移斗转，时代变迁如沧海桑田，人们的语言习惯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古代的不少词汇已逐步淘汰，弃之不用，比如：形容人的面貌“面如冠玉”、“樱唇一点”等，如今不会有人再用了。而皇帝自称“朕”、“寡人”，称他人为“爱卿”，还有“令尊”、“令堂”、“令爱”、“公子”、“相公”、“娘子”之类的称谓，恐怕只能在影视剧中见到了。如果在日常谈话和交流中时不时地“之乎者也”，则多有卖弄之嫌了。
从语言学上讲，口头语言的“元素”通过耳朵传入大脑，便很快会在大脑中进行加工、组合，形成理性思维。因为语词有同音异义、一音多义，如用晦涩难懂的话，必然让人费心揣度，势必影响聆听的效果。况且听众的文化素养有很大差别，应该“就低不就高”。所以，对一般听者讲话就应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相比之下，对农家人用“请恕冒昧”之类的话就未免过于“高雅”了。正如法国雕塑家罗丹所言：“用铅笔画些花样，用色彩涂些炫耀的焰火，或是用古怪的文字写些光彩的句子，这些空头作家，就是世界上最机巧的人；然而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境地，却是要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这里虽然讲的是写作，但对口语表达也是完全适用的。
用语的通俗化还充分地体现在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区别上。有的人在讲话中过多地使用书面语，而不是口语化，使人听了很不是滋味。有人在讲述自己父亲去世时的心情，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我的心海荡起悲哀的浪潮，两眼犹如双泉，盈满晶莹的泪水，最后我的两行泪水像断线的珍珠纷纷落下。”台上讲话者表现出痛苦的神情，台下听者却发出一阵笑声。这样的演讲显然是犯了演讲之大忌：不讲究语言的实际效果，而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华美。演讲话语转瞬即逝，如果不能做到口语化、通俗化，以近于白描的语言着力塑造栩栩如生的听觉形象，而是文学味太浓、遣词造句过于华丽和艰涩，就必然会令人费解。所以，语言贵在自然、朴实、生动、亲切、洗练，能够包蕴深刻的思想，表达真实的情感。正如鲁迅所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否则，话说得再漂亮也不会有什么力量。用这样的语言说话，不是大脑在起作用，而只是“舌头”在起作用。
当然，不同的讲演内容，使用语言应有所区别。若是进行文学讲座，语言就应该文雅、活泼、富有情感。例如：有人在文学演讲中分析刘白羽的散文《长江三日》的艺术特点时说道：“作者将鲜明的艺术形象、浓郁真实的生活气息同旺盛健康的思想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渗透全篇，使得感情的起伏变化如长江奔流，时而波浪翻涌，时而风平浪静；时而为长江的壮丽风姿击节赞叹，时而为劈波斩浪的气节所陶醉；时而沉湎于漫漫岁月，时而遐想灿烂的未来。正是这些情文并茂的描写，使作者的感情与文章的主题思想得到高度升华。”
这段优美的文字用于介绍文学、艺术等偏重感性知识的内容是恰到好处的。但如果用来讲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就不恰当了，上述社会科学语言应该准确、严谨、简明、平实，用不着像文学语言那样色彩纷呈。同样的道理，说话效果的好坏，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听话对象就是语言环境的主体。所以，讲话者的语言必须要适应不同对象的特点。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某一天，一个秀才上街，见到一个卖柴人，便喊：“荷柴者过来！”卖柴人因听懂了“过来”两个字眼，就走了过去。秀才问：“其价几何？”卖柴人只听懂一个“价”字，便说了价钱。秀才嫌贵，就摇头晃脑地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这酸溜溜的话,让卖柴人听了莫名其妙，只得挑起担子就走。
用语的通俗不仅仅取决于语言的内容，还常常表现在说话者的表达方式和技巧上。现实生活中有些谈话者表达的内容并不晦涩，却使用了令人感到晦涩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几个字就停顿一下或是胡乱的运用重音等，这些都会造成听者的理解失误，甚至产生歧义。因此，想练就自然亲切、平易近人的口才，还必须掌握一定的口语表达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