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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789
年
5
月
5
日到
1794
年热月
9
日，在这短短五年的时间里，法国大革命聚集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最戏剧化的事件、最深的反感和恐惧、最大的振奋与荣耀以及最沉重的沮丧。在这场革命中不存在折中主义，人们找不到平衡，丧失了辨别能力；一切都是极端的，既有饥饿、杀戮、压迫和暴政带来的痛苦，又有创造历史、攀登到一定高度看到自由与改良满载着希望出现在地平线上所感受到的狂喜，两者交融奔突，使人类情感以最热烈的方式喷薄而出。正是因为这样，法国大革命比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令读者着迷。它为我们展现了什么是高贵，什么是卑劣，展现了我们内心一直处于萌芽状态却多半无法表露的一切。
要描述这样一场运动是多么困难！就连博爱仁慈的卡莱尔，都没能捕捉到这样一个不幸的场景：在一个灰蒙蒙的秋日，天刚亮，一个可怜的女人在巴黎空荡荡的街道上流浪，因饥饿而深陷的眼眶里充满了绝望，她一边麻木地敲打着一面鼓，一边悲伤地念叨着：“面包！面包！”这是多么赤裸裸的情感！而后来，正是像她一样命运悲惨的人们把波旁王族彻底赶出凡尔赛宫，使巴黎重新成为法国的首都，也使整个法国历史终于脱离了两个世纪以来的轨道。描述这场运动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这种无处不在的强烈反差。
雅克·路易·大卫的名画《马拉之死》
米拉波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他的堕落一直令我们不解，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总能透过时间的迷雾精准地预见未来。夏洛特·科黛——一个普普通通、微不足道的年轻村姑，却把刀子插进了马拉的心脏，她那英勇的身姿，照亮了一场可怕危机的最深处。
关于法国大革命，有一个事实非常令人好奇，不过如果反复思考的话，似乎又很正常，这就是：所谓优秀的法国大革命史是不可能存在的。已有的三本引人注目的书，作者分别是米什莱、卡莱尔和丹纳。不论是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这三本书都注定成为永世传颂的杰作。然而，在现在看来，这三本书不管是在事实陈述、写作手法还是思想意识方面，都没有一本令人完全满意；而且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有哪部称得上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史将会在近期面世。相反，历史学家们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场运动无穷无尽的细节与各式各样的角度上，从每一个细节或者角度里找出一个研究对象，使自己既心甘情愿为之抛洒汗水，也不枉费自己的才能。以此为榜样，或许我们在这里最好探讨一下法国与英国对大革命的反应，特别是与此相关的两本名著——伏尔泰的《英国书信集》和伯克的《法国革命反思录》。
18
世纪初叶的人们见证了一次法国思想潮流的大变革。路易十四去世后，奥尔良公爵
腓力二世成为执掌权力的摄政王。他令辉煌壮丽的凡尔赛宫威严扫地
。作为统治者，他既不在乎盛大的场面，也不拘泥于细小的礼节，满脑子小聪明小伎俩，同时又是一个浪荡子。他专注于享乐，哪怕别人批评他有伤风化；他赌博，鼓励股票交易投机；他放松舆论监管，解除了路易家族对当时的朝臣和伟大文人的束缚。于是，法国的作家们就立即开始在政治讽刺和政治批评这个广阔的战场上冲锋陷阵。
1721
年，孟德斯鸠凭着他的那本《波斯人信札》打响了第一枪；
1734
年，伏尔泰紧随其后，发表了《英国书信集》。
孟德斯鸠对旧秩序的猛烈抨击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只是因为他“用来调味的辣椒酱足够多”，正好满足了摄政王那腐化的口味。而对于伏尔泰来说，情况就比较糟糕了。他的书甫一出版即获罪，当局下令逮捕他，要把他关进巴士底狱。出于安全的考虑，伏尔泰不得不逃出巴黎。不过，以现代读者的眼光来看，《英国书信集》毫无疑问是十分温和的。
只有牢牢记住法国当时的政治独裁的状况，才能明白作者的勇敢。伏尔泰在书中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描绘了自己对英国的印象，不过他的做法有点像扔球——把球投向一个目标，然后试图在球反弹回来的时候抓住它。他在书里写的是英国，心中想的却是法国；他在前者的习俗和制度中寻找能衡量本国习俗和制度的东西。
总体来说，对于自己探访的这个与法国隔海相望的陌生民族，伏尔泰评价颇高，虽然他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他们的哲学、自由和气候会使人患上忧郁症。在他眼中，英国人知足常乐，国家繁荣昌盛、秩序井然，政府机构健全，君主制受到议会制度的完美制衡，最重要的是，在面对信仰和批评时表现得非常宽容。伏尔泰对此大加赞赏，并号召本国国民积极效仿这个在他看来最值得钦佩的楷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总是很明显地回避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问题，倾向于绕道宗教去祈求宽容。
半个多世纪后，我们在伯克身上看到了与伏尔泰最强烈的反差。伯克蔑视一切，斥责一切；他总能预见未来时代的糟糕与混乱。这时候，大革命已经爆发。但是它所带来的好处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形势越来越混乱，国民议会还故意组织破坏行动，以打击不问世事的波旁王朝。看起来法国很可能会进入无政府状态。伯克认为，是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残暴统治与治国无方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而这种局面似乎比以前的统治状态更加要不得。他已经步入老年，与年轻时相比就更加保守了
。他觉得英国奥兰治的威廉亲王和辉格党人发动的光荣革命大概是最佳的革命形式，英国的议会制度则是最理想的政府组织形式。巴黎的无序状态和国民议会采取的破坏政策震惊了他，伤害了他，于是他起来攻击它们，撕咬它们。他承认自己的确没有宣判的权力：“我并没有假装我自己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对法国了解得那么准确”，于是他局限于担任辩护人的角色。他反对大革命的诉状在欧洲宫廷回荡，令所有心存疑惑的人心服口服，直至今日，这依然是对近代法国的缔造者们最有力的控告。伯克的书大获成功，一部分是因为在它出版后紧接着便是“恐怖统治时期”
，这似乎恰好证明了作者的论述是正确的；但最重要的是，本书华丽与高贵的风格，虽然多少有点过于浮华。关于这一点，下面这一个例子就够了。
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雕像
“而今，距我于凡尔赛宫初见法国王后——当时的太子妃，已有十六七载；自此以后，定然没有比她更美好的倩影使这个星球光彩夺目，可是，她的到来似乎并未唤起这里的人足够的同情心。我看到她从地平线上款款而来，装饰这个高贵的星球，为之带来欢声笑语——这座星球像晨星一样闪耀着，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壮美的风景和欢乐的笑声。天啊！这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啊！我要拥有什么样的灵魂，才能对这其中的崇高和堕落都视若无睹！我做梦也想不到，当她把尊贵的头衔赐予那些来自远方、拥有热烈而恭敬之爱的人们时，竟不得不携带解药去抵抗他们内心藏匿的邪念；我做梦也想不到，居然在有生之年，在一个勇士之国、贵族之国、骑士之国，目睹这样的灾难降临在她的头上。我想，若是有人用羞辱的眼光看她一眼，也本应该有千万把宝剑为她出鞘。但是，骑士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诡辩家、精打细算和机关算尽的时代继之而来，欧罗巴的辉煌已经烟消云散。”
就这样，伯克傲慢地俯视着法国的灾难，而伏尔泰则艳羡地仰慕着英国的繁荣。而我们，作为一个世纪之后走来的后人，在承认他们身为文学家的杰出造诣时，或许也能感觉到，作为思想家，他们也许离自己的思考对象有点太近了。伯克的论据始终是令人敬佩的，却不那么令人信服；而伏尔泰对英国人大加赞扬的依据，却经常建立在对他们的明显的误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