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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艺复兴之前的那段时期，我们有时候称之为“黑暗时代”，这个术语一直沿用至今。由此，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光明到来之前总有一段黑暗。黑夜的面纱被撕碎，世界在光明中一片欣喜，带着满满的能量开始了新纪元。但是，那段黑暗时期——其实应该更恰当地唤作“中世纪”——之所谓黑暗，恐怕要归结于命名者见识上的昏蒙吧。而且，我们把文艺复兴时期称作光明时代，恐怕仅仅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光辉让我们目眩神迷吧？说到底，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后嗣，而子辈常常要承载父辈留下的沉重负担。
蒙昧主义是中世纪的沉重负担之一，所谓蒙昧主义，它“阻碍启蒙的实现，妨碍知识与智慧进步”。蒙昧主义并未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销声匿迹，整个文艺复兴时期都有它的身影：小心、警惕、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被它视为仇敌的人，待对方因为年迈或体弱而勇气低落时，便从埋伏处偷袭。 16 世纪时，蒙昧主义胜利了。事实上，只要有人存在，蒙昧主义就不可能消亡殆尽，迷信也将长生不朽，恐惧以及根深蒂固的恶的激情，都不可能死去，它们可能只是暂时蛰伏，但终究会有一番更猛烈的爆发。如果你乐意，那你完全可以把文艺复兴时期描绘得比中世纪还要黑暗，而且这么做也不会缺乏信服力。马基雅维利、梅第奇家族和博吉亚家族，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恶的化身。即便我们将历史记载所可能有的夸大和扭曲尽数考虑在内，我们仍然可以说，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那些恐怖的戏码比疯子的噩梦还要教人不安。但它依然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即便是太阳也带着斑点，而文艺复兴时期正因为混在其中的阴影所带来的黑暗而显得愈加光明。
没有哪个时代能用一句短语就完全定义，但我们不妨再次推出那条广为人知的宣言：文艺复兴是发现人的时代。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仅是发现普通意义上的人，而且是发现个体。当然，在中世纪也存在着许多颇有个性的人，比如大贵格利、图尔的圣格列高利、查理曼大帝、利乌特普兰德、阿伯拉尔和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而文艺复兴时期却不同于以往，这时候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个体的完美有多么重要，并希望自己生前死后都被当作与他人不同的个体对待。
可以说——这么说兴许有些夸张——中世纪的人，这些柏拉图口中的穴居人，终于成功逃到了光明的地方，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看到什么都欣喜若狂，并且贪婪地望着未来的图景。仿佛他们被现实世界所约束，所以必须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国，他们既活在当下，也活在过去和未来。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古典时代的热情是尽人皆知的。学者们像寻宝者似的，在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和东方疯狂地搜寻手抄本和古代遗物，但有所得，其狂喜要赛过发现了黄金宝藏。他们对这些宝藏并未极其谨小慎微，借助它们打开了通向古代的大门后，宝藏本身便被抛之脑后。人们拥挤着穿过大门，渴望对他们的偶像有更多的了解，渴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中世纪先人所提供不了的东西。有些人被偶像之光照耀得目眩神迷，呈现出一副全然驯从的姿态，于是这些人并未能使自己成为自由之身，不过是选择了新的主人，然而新的主人无疑是更慷慨仁慈的。
皮特拉克肖像
彼特拉克早在安德鲁·朗格之前就曾写信给那些死去的作者。关于西塞罗，他说：“尽管我们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时间和距离，我却感到仿佛对他很熟悉似的向他致意，这种熟悉源自我对他的天才所产生的共鸣。”在写给李维的信中，彼特拉克说：“我但愿（要是上天允许），我生在您的时代，或者您生在我这个时代；后一种情形下，我这个时代会因您而变得更好，而在前一种情形下，得益的是我本人。”蒙田说，他自孩提时代起就在往生者的陪伴下成长，“他对罗马的种种谙熟于心，而且远早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了解：在参观卢浮宫之前，他就熟悉了古罗马的主神殿；在到访塞纳河之前，他就对台伯河了如指掌”。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古代有一种近乎古怪的迷恋，但他们对身边的世界、对自己、对国家以及对远近民族也怀有了解的热情。彼特拉克喜欢讲述关于印度和锡兰的趣事。虽然他骨子里有几分吉普赛人的天性，却怎么也不肯从心爱的书旁离开半步，这使他成了“行走极远”的“炉边旅人”的绝妙例子。他在自己的书房里随神思漫游至远方，而不必经历狂风暴雨或者艰难险阻。
蒙田“像鸭子一样热爱雨水和泥巴”，与彼特拉克相比，他更乐意亲近自然。他说：“大自然给我们的本是一个自由而不羁的世界，我们却将自己囚禁在了某种困境之中。”“在我看来，旅行益处良多；在旅行时，灵魂总是忙于观察新鲜的未知事物，人接触到如此众多形形色色的人啊、事啊、观点啊、习俗啊诸如此类，有如此丰富、如此无穷无尽的各色人性供他见识。我实在是不知道，在我们中规中矩的生活中，是否还有比旅行更好的学校。”
自然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从这样或那样的渠道了解到大量的事实，并且记了下来；对于他们似乎永不枯竭的记忆，前人已经说得很多。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他们用这些事实材料做了些什么。他们对事实的追求，是不是就像守财奴对黄金，像未开化的野蛮人对那些闪闪发光、五颜六色的小珠子那样怀有的狂热？我可以回答说，不是的。
事实总是令人愉快的、有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一直被后人所称道的是，他们重视事实的价值，并且非常努力地去获得事实，从而牢牢抓住现实。他们不再仅仅扫视事物的表面，正如但丁所说的那样，他们用思想的目光径直射入事物的本质。晚但丁两百多年诞生的马基雅维利曾抱怨，他的同时代人都喜爱古物，却没能学到历史中所隐含的教训。马基雅维利这么说并不全然公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都是细心的园丁，在他们悉心照料的花园里，每一个事实、每一个理论、每一种可能都得以萌芽、开花、结果。
达·芬奇努力绘出完美比例的人体
但是，这个时代那种博而不专的局限性确实被一些人意识到了。在回顾了学术研究的主要分支之后，皮埃尔·保罗·弗吉里奥宣布文科教育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学科都要熟悉。“因为，哪怕只对其中一门学科掌握透彻，也算得上是毕生成就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必须学会对适度的能力感到满足，就像不贪求过多的财富一样。可能，明智一些的做法是，从事最适合自身智力和品位的研究。可是有一点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如果我们不能认识一门学科跟其余学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这门学科。’”这些话很可能写于当下，但它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可能同样适用；然而，真要放在文艺复兴时期来讲的话，这番话似乎又略显谨慎，几乎是太过胆怯，因为这一时期有许多人不仅是著作等身的学者，而且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能干的公务员或者政治家、艺术鉴赏家、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似乎只要他们想做，就没有做不了的事。
每一种兴趣都要开花结果。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追求完美的过程中，一个更广阔的环境成为必需。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是迪亚士、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韦斯普奇、卡伯特父子、麦哲伦、弗兰西斯·德雷克等人的时代，这些人的远航并不仅仅是要满足那颗永远活跃着的好奇心——他们抱着一个更加艰难远大的目的。
同样在实际中发挥作用的还有对天空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星星是天上的灯塔，引导人类走向某种终极目标。它们的影响，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都决定着个人和民族的命运，故而明智的人理应向它们寻求赐教。人们研究大自然的种种奥秘，不仅是为了理解它们，更是为了让它们为自己服务。虽然有过很多挫折和失误，但如果要说文艺复兴时期是浮士德的时代，那么它也是哥白尼的时代。
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研究周围的世界、天空、过去和未来的时候，他恍惚觉得研究对象是被创造出来的，而创造者就是自己。为了从纷纷扰扰的现实世界逃离，他便创造了田园牧歌中的阿卡狄亚，那是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在我们的视野中几乎再也看不到它的踪迹，但它的音乐和香气依然飘荡在空气中。还有一种更加实际的对现实世界表达不满的方式，那就是创造理想国、太阳城或者乌托邦。
现在，爱美之人都闭口不谈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但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务实之人对美的喜爱超乎我们的想象。美是他们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是一位永受欢迎的宾客。但丁在其第一篇颂诗的序言中说：“颂诗！我相信，能正确理解你意义的人很少，只因你对美的表达是如此精妙而复杂。所以，假若你碰巧行至那些人的面前，那些似乎并不能正确理解你的人面前，我请你务必再次鼓起勇气，对他们说，我亲爱的听众：‘请至少注意一下吧，看我是多么美丽。’”他们会注意到的，而且，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人甚至在对美的崇拜上走了极端，以至于到了贬抑自己委身于美的地步。不过，大部分人的心智依然健全；尽管满腹疑虑，在人生路上跌跌撞撞，他们还是成功地成为值得与上帝交流的人。
最后，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艺复兴时期是否不仅仅是一个暴风骤雨的时期，也不仅仅是联系中世纪与现代的一个纽带？如同很多时代，它是一个过渡期，但在这一时期本身之中也产生了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就行了：彼特拉克、薄伽丘、阿里奥斯托、马基雅维利、拉伯雷、蒙田、卡尔德隆、洛佩·德·维加、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但丁亦在这一行列中——他以自己在与维吉尔、荷马并肩时所表现出来的沉静而威严的自信，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