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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学科中，只有历史学将读者的地位摆在作者之上。当历史学家们在学术蹊径上辛勤探索着历史的极微小处时，想象力丰富的读者看到的却是条条林荫大道。对他们来说，只要是关于人类的、有着过去的东西都可以算作历史——除了政治领域，艺术、科学、音乐也都有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除了国家制度，民间传说、编年史以及卷帙浩繁的文学名著也都记录了民族冲突、英雄悲剧。而且正是因为读者只是纯粹的读者，才能完全体会到历史学的乐趣。他不会受到任何羁绊，即使前一秒钟还下定决心要背诵美利坚的宪法文件，下一秒钟也能问心无愧地倾听在隆赛佛峡谷受伤的罗兰吹响号角的回声
，或者站在卡纽特大帝的身旁，望着北海的潮汐轻轻地拍打着这位丹麦老人的脚背。
历史像变色龙一样，出现在文学的几乎每一个分支，出现在各个地方。然而，历史却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至今尚无人能编撰一部完整的人类历史，将来也不可能有人完成这样的伟业，因为这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麦考利撰写的历史只涵盖了 40 年的时间；修昔底德则只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吉本是近代史学大家，写的历史书艰难跨越了一千年的时光，之后却再无继踵之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概除却天文学，就再也没有哪个学科像历史学这般漫无崖涘，为人们所知道的部分又这般之少。学生们迫切地需要了解历史的轮廓，课本却不可信。他们了解历史的细节，却很难将这些细节联系起来。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很有必要试着在一篇短文里，将从远古到近代的各个伟大历史时期简单加以梳理。
距今最久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 1000 年，也就是大约 3000 年前。在此之前，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考古学证据、岩画作者的名字证明埃及、幼发拉底河沿岸及其他地区曾先后出现过许多君主国。然而，这些民族最终都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了。反而是一支容易被人忽略的、粗野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一直延续了下来。他们穿越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和多瑙河，最终闯进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大海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于是他们在海岸边定居下来，很早就建立了城市，其中最为赫赫有名的当属雅典与罗马。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或是稍晚的时间，荷马使希腊名满天下。
就在此时，犹太民族也产生了能与荷马平起平坐的人物。犹太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在《约书亚书》中，他们用本族特有的忧郁口吻记录了自己的十二个游牧部落征服巴勒斯坦的历史；《摩西五经》以及后来的一些著述则记载了他们的法律和宗教。荷马与约书亚的时代距我们并非十分久远，从他们这里讲起，就足以追溯地中海与整个西方的历史了。
古希腊最伟大的史诗作者荷马
起先的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以及后来向西延伸至大西洋的内海（地中海），是人们经商、买卖奢侈品的途径，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必经之路。提尔
、福西亚
、迦太基和马赛都是早期的商业中心，尚武的雅利安人在这里能买到东西方的一切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这里学会了语言——字母系统。他们是最伟大的民族，值得被赐予这最宝贵的财富。凭借这宝贵的财富，希腊人创作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中留下了华丽的一笔。他们把民族早期传说加工成文雅的荷马史诗，以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那阴郁而辛辣的戏剧。之后，他们转而投身历史学和哲学。在史学领域，修昔底德留下了一部伟大的杰作，希罗多德则写出了愉悦大众的故事集。而在哲学领域，他们也取得了极伟大的成就。
时间将证明，希腊哲学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遗产。在希腊诞生之前，一切抽象概念，比如时间、意志、空间、美、真等，从来不曾在其他文明和语言中出现过。这些抽象词汇不尽完美，却非常重要，正因为有了它们，希腊勤勉而敏锐的知识分子迅速地建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完美地诠释了这个体系。然而，公元前 4 世纪末，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亚历山大大帝所处的时代，却见证了希腊文明是如何丧失活力、逐渐衰落的。
这次衰落伴随着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亚历山大大帝创造了伟大的希腊帝国，国土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在他死后，这个帝国分裂成了为数众多的君主制国家，即东方希腊化王国，其中，存在最久的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而公元前 31 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打败了克利奥帕特拉和安东尼后，这个王朝就覆灭了。此时距亚历山大的最后一次胜利——在阿贝拉打败大流士，已整整三百年。
在这三百年间，西进的雅利安人的分支——罗马人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大约公元前 200 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控制了地中海西部，随后又突然掌控了东部。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就完全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和埃及，同时，地中海也成了她的内湖。
罗马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000 年，关于罗马共和国的民间传说与史料记载则提供了公元前 500 年的大致情况。不过，罗马人真正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在与希腊的文明和语言建立联系之后。他们的语言没有希腊语那么灵活协调，也没有丰富的词汇和抽象术语；其特点是简洁、清晰和庄严，更加适用于立法和行政。
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地图
在外族入侵和希腊文明的影响下，罗马效仿她所征服的民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优秀、成熟的文学，浸染着罗马共和国最后的荣耀以及罗马帝国早期即屋大维时代的辉煌。维吉尔模仿荷马，创作了虽然内容不那么可信，语言却极其优美的史诗。卢克莱修在抑扬六步格的诗中，用温和的诗句阐述了自己粗糙的唯物主义宇宙观。西塞罗效法德摩斯梯尼，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并且成功加入了一些本土化特征。然而，历史学家中却有真正能与希腊的大师匹敌者，具有政治敏感和善于讽刺的塔西佗，在罗马拥有完全相当于修昔底德在希腊的地位。
就在罗马帝国取代了不合时宜的罗马共和国时，拉丁语和希腊语成为地中海一带的通用语言。希腊的各所大学、雅典、帕加马以及亚历山大港，见证了理性主义成为时尚，希腊黄金时代的大师们所提出的颓废而细致的批评和哲学观点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不过，在此时新的地中海政治体系当中，第三股力量正在凸显出来——这就是犹太民族。
要想知道犹太人在新的地中海政治体系中即将扮演的角色，首先需要回顾古代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大致特点。在荷马所描述的英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一直持续到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国家的规模都非常小，一般只有一座城市，或是一个城市群。那时战事频繁，并且战争通常伴随着破坏和奴役。而几百年后，国家的规模扩大了。雅典企图像迦太基那样成为殖民帝国，而不容小觑的内陆国家——马其顿和罗马，也紧随其后。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前后，大规模的战争几乎连续不断地爆发，对此，至少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因素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社会不平等是古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希腊的城市起初是一种由少数高贵的家族统治的社区。这些少数贵族位于社会阶层的最高处，而往下细数，处于最低地位的是奴隶。战争都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发动的，胜利的一方俘虏战败的一方。罗马共和国对抗希腊君主国的几次大的战争，初衷都是掠夺财富与奴隶，最终变成对被征服国家最有才干和最有教养的人口的奴役。罗马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中海国家，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所建立的文明只有空洞的形式，没有宗教信仰，更没有灵魂。而犹太人的出现正是要补救这一缺陷。
在整个东部以及西部的某些地区，犹太商人在帝国的城市中建立了醒目的社区，树立了精神信仰、严肃正直的榜样，与普通社区里盛行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繁荣的时代，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自然是大行其道；在糟糕的时期，宗教则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人们只管纵欲享乐，道德几近沦丧。不过，对当时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的反抗正在拉开序幕，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护一个能帮他们建立强大精神体系的领袖，这个精神体系要强大到能够满足人们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良心的渴望，要强大到足以填满整个地中海帝国。三个犹太人——耶稣、保罗和斐洛挺身而出，接下了这项重任。
耶稣是人之楷模，是道德化身，是救世之神。就凭这最后一个名号，他就能轻易地将亚洲人对太阳和救赎的狂热崇拜（当时最活跃、强大的宗教思潮）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也是当时看来最能看得到希望的宗教思路。保罗是转向罗马的犹太人，是帝国主义者、政治家，有着宽广的见识和传教的热情。斐洛是转向希腊的犹太人，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守护神，他将希伯来文化的元素注入了埃及希腊人僵死的哲学，赋予其新的生命租期。这段租期很长，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里亚思想被灌入基督教的模具，并为这个宗教提供了它独一无二的教条体系。
耶稣的画像
在这三百年时间里，一直到公元 312 年，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还默默无闻，只是在许许多多期望得到皇帝庇护的众多教派中显得奇怪、与众不同而已。在这三百年间，地中海地区是帝国管理、商业贸易以及文明交流的和平通道。岸边的大港口是民族的大熔炉，从撒哈拉沙漠到德意志森林，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幼发拉底河谷的人们都汇聚在这里，互相通婚。为这个庞大帝国打下根基的少数贵族种姓几乎已经消失。国家机器还在自身动力的驱使下往前行进，不过战争还只是发生在遥远的边境，外国雇佣兵守护着帝国的边界，帝国的心脏却难以见到尚武精神。实际上，这是由于经济的罪恶在盛行——物质主义、无宗教主义以及怯懦胆小。
帝国脆弱的框架不足以支撑宏伟的大厦。皇位不断更迭，好皇帝，坏皇帝，还有不好不坏的皇帝，时不时地出现一个暴君，时不时地又出现一个圣君。衰落的因素一直存在，而且日渐增强。军队不得不从蛮夷部落招募雇佣兵；皇冠成为战利品争夺中的最高奖赏；帝国渐渐失去控制，即将土崩瓦解，众多竞争者一拥而上，企图凭借武力赢得统治权。
公元 312 年，这样的争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君士坦丁即是争夺者之一，他想方设法地在竞争中增强自己的力量，于是就在基督教中寻求帮助，把自己置于十字架的保护之下。不管他实际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毫无疑问君士坦丁这步棋走得非常高明。当异教还在通过习惯和情感诉求笼络大众时，基督教已经为自己，特别是在帝国的西部吸引了能够严肃思考并且处于较高阶层的人群。行政官、商人、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都成了基督徒。君士坦丁需要他们的帮助，于是履行了所需的一个条件，即认同他们的信仰。
就这样，在经历了漫长斗争和多次迫害之后，基督教一夜之间成为帝国的国教。但基督教本身是排外的，皇帝又是其首脑，因此，帝国的所有公民都必须信仰基督教，而为了达到这种整齐划一，又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民众执着于一直以来所信奉的古老宗教，执着于他们的远古之神、年代久远的寺庙以及古老的仪式。要想将这一切一笔勾销，代之以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妥协就产生了。祭司、神庙、仪式还有雕像都可以保留，但是被重新贴上了基督教的标签，而在这背后，基督教的思想也悄悄渗透进来。这是一场伟大的转变，时至今日，聪明的旅行者和读者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
“地中海地区曾经充满了华丽的装饰、欢乐的游行，而今，那些大理石雕像、玫瑰花环和热情的人群却都已经成了梦想家的素材。一袭白袍的祭司，烟雾缭绕的祭坛，狂欢的队伍以及神秘的仪式，也无法再撩动人类的情感。牧羊人不会再为了纪念西布莉女神而捶打自己嶙峋的胫骨，也不会再有上千则有趣的寓言和想象丰富的诗句萦绕在宗教祭坛边和神殿柱廊间。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正如阿波罗与戴安娜在天上过着神的生活一样，在地上，人们也过着人的生活。而现在，在耶稣基督的魔咒之下，它们全都如彩虹一般消散，成了过往云烟，缥缈虚幻，只有历史学家可能会令些许遗迹重现，只有诗人能令逝去的生命复活。异教的外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其最脆弱的核心却被摧毁。异教曾试图兼收道德作为教义，但失败了，而新的信仰却正是在‘道德’这坚不可摧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基督教曾通过个体良知的反抗大获全胜，而现在，它正试图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创造集体的良知。”
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国教，并没有来得及为这个迅速衰落的帝国注入一丝活力。君士坦丁大帝通过迁都君士坦丁堡，一手将帝国分裂为两部分，一半属于罗马文化，一半属于希腊文化。而边境更是危机四伏，受到日耳曼人的持续入侵，很难支撑下去。日耳曼部落一步一步侵入了边界，当基督教正在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官方宗教时，他们已经凭借武力占据了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以内的神圣领土。自此以后，在一个世纪抑或更长的时间里，日耳曼人的入侵过程与罗马帝国的分裂过程一直持续着，直到公元 375 年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以及公元 410 年阿拉里克率领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这一过程达到了高潮。
在接下来可怕的半个世纪里，罗马世界被数个日耳曼部落的王子瓜分殆尽，只有两项旧的秩序得以保留，分别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支离破碎的东罗马帝国和地位越来越重要的罗马主教——很快人们称之为罗马教皇。这也初步预示着，皇帝们曾经丧失的统一领土，即将以新的方式重新收回。
日耳曼人粗鄙好战；拉丁人则细致安宁，当征服的风暴横扫帝国西部时，他们在修道院中寻求安全。“当狂风肆虐时，罗马遗留下来的理性主义躲避在野蛮人不敢亵渎的拉丁式十字架下，不久就会重新戎装待发，作为基督的大军，用崭新的武器去征服父辈年代的罗马军团从未涉足的领土。
”
日耳曼人头脑简单，容易受骗上当又非常迷信，于是拉丁牧师们很快就学会如何利用他们，给他们灌输基督教崇高的理想和道德标准。他们不仅通过宗教来控制日耳曼人，还很快成为日耳曼王国的民政官、立法者以及精神领袖。
此时，文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整个文化成为一种混合物，其中最为主要的要素是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从文化角度讲这也许是好事，但从经济和物质层面而言，却是损失重大。巨额的财富化为乌有，完善的交通被破坏得七零八散，帝国的通信几乎中断。在地中海上，商人不再安全；罗马的大道即将被毁；原来的交通要道被军事国家的边界所阻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只可能变得更加区域化，较之以前更加衰落。
接下来，在公元
7
世纪，穆罕默德横空出世，创立了伊斯兰教，从此开始了阿拉伯民族的伟大征服运动。他死后刚刚几年，阿拉伯半岛和东罗马帝国的狂热的军队就攻陷了君士坦丁堡，随后又向西一路沿着地中海南岸扫荡，直到被大西洋挡住去路。他们又转向西班牙，毁灭了西哥特王国，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到达高卢人的腹地，最终才被阻拦下来。公元
732
年，夏尔·马特领导下的法兰克人在图尔市打败了他们，或许这次胜利也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如果阿拉伯人成功通过了这最后一关，谁能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正如吉本那段经典的文字所说：“胜利的军队从直布罗陀的海礁一直行进到卢瓦尔河岸上，绵延了一千多英里；本来萨拉森人
前往波兰和苏格兰高地的边界也是同样的距离；莱茵河与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一样难以渡过，阿拉伯的舰队本来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泰晤士河口。如果这些成为现实，也许现在牛津的学校里就会教授对《古兰经》的阐释。”
在阿拉伯梦想的废墟上，夏尔·马特的后代建立了一个君主国，并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盛极一时。公元 800 年，法兰克统治者中的精英恢复了帝国称号，并且在圣彼得大教堂接受了教皇的加冕。但是旧的帝国不可能苏醒过来，仅仅凭借这些，法兰克王国也无法长期保持这种鹤立鸡群的地位。一个新的不速之客即将到来，查理曼大帝在临死前已经看到，第一批热衷于冒险的北方海盗的平底船出现在王国北方海域的地平线上。
在大约 200 年的时间里，欧洲经历了一个极度悲惨的时代。丹麦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从西北部侵扰它，南部还要应付强悍的萨拉森人，只有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上游逃过了这场灾难，孕育出了灿烂的日耳曼文明。加洛林帝国分裂成了法兰克、洛林（或称勃艮第）和日耳曼，在它们之中，只有最后一个保留了帝号。若非封建制度的出现加强、稳定了逐渐衰落的文明，这次分裂可能会无限地继续下去，直到欧洲变成乱糟糟的一团。
只有暴力才能成功地对抗暴力。在每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受压迫地区的人们都会以一成不变的模式起来反抗。那些有意愿、有力量去抗争的人们保护了整个团体，反过来，他们要求人们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他们很快就开始建筑城堡，把权力以及领土传给继承人。有了军事和其他服务，统治者很快就开始垂涎其他土地。教会也以之为榜样，直到最终， 11 世纪时，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共识为西欧的观念打下了根基：每个个体都归属于某个阶层，他为上级阶层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依据其表现享受特定的权利，处于该等级阶梯顶端的是皇帝或教皇，或二者平起平坐。
此时，封建制度在稳定社会环境方面已经干得非常漂亮，并逐步终结了北方和南方的海盗时代。从西西里岛到苏格兰的边界，欧洲如今已经分裂成一团小规模军事公国，不过有些地方时不时地被诸如法兰西和英格兰那样的君主国（或帝国本身）用或多或少还算有效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每一条贸易路线周边都建有防御工事，各个公国都可以向商人们征收巨额的苛捐杂税。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下，在意大利、德国和尼德兰出现了大规模的贸易城市，引发了一场公民与封建君主争夺控制权的激烈斗争。
与此同时，教会本身也野心勃勃，并经历了最剧烈的起起落落。在法兰克人的保护下，罗马教廷暂时获得了领地，直到 1870 年 9 月 20 日被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驱逐。有了这一块领地，在古罗马与教会强大传统的驱使下，在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希尔德布兰德）的领导下，罗马教廷一步一步地伸出双手，企图抓住欧洲封建化的权杖。查理曼大帝广袤疆土的一个分支——日耳曼帝国奋起抵抗。两大党派由此产生，分别是教皇党和保皇党，教皇党是教皇的支持者，而保皇党是皇帝的支持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两个党派在徒劳地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过程中令德国和意大利四分五裂。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安条克之围
在封建运动中，热衷于教会利益的罗马教廷暂时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插曲，它既是宗教性质、充满骑士精神的，也是经济上的，即十字军东征。它把封建领地军队中多余的士兵抽出来，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军队，要把圣地从亵渎圣地的异教徒那里解放出来。帝国东部饱受宗教战争以及后续屠杀的创伤。对于崇尚节约的热那亚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十字军东征着实是一项庞大的运输和贸易事业，并且最终使东方贸易得到了大大扩展；西部再一次到东方学习，并且变得不那么虔诚，而是具备了更多的怀疑精神。从十字军东征结束（ 1270 年）到 250 年后宗教改革爆发这段时间里，经济活动和怀疑论的发展都非常突出，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新的语言的产生，以及在部分程度上由这些力量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
很快，在经历了 11 、 12 世纪的好大喜功之后，教皇制度开始瓦解。教皇制度的根基——拉丁语的地位迅速下降，因为但丁创造了意大利语（ 1300 年），而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字也逐渐成型。人们不仅不再坚持拉丁形式的信仰，还渴望将宗教信仰注入新的语言形式，尤其是希望拥有一部用本国语言书写的《圣经》。面对这样的冲击，罗马开始了神学研究，创立了中世纪的大学，并试图通过回归阿奎那诠释的希腊黄金时代的文本，复活亚历山大大帝带给她的哲学。
不过这些都于事无补。欧洲人已经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在传播。那些前往印度、美洲的发现之旅，先是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后来又用源源不断的黄金填补了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士兵以及艺术家的贪欲。世界的脉搏跳动得愈加迅速。君士坦丁堡在建立一千年之后落入土耳其之手，而这座城市所收藏的手稿、艺术作品以及手艺人都流入了意大利。许多人成为发明家、创新家、艺术家，还有改革家。凯萨·波吉耳尝试建立一个意大利帝国，后来失败了；马丁·路德尝试脱离教会，后来成功了。
路德宣称，人只能通过上帝的恩典拯救自己的灵魂，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无止无休的辩论与纷争，使得欧洲再一次跌入战争的地狱。直到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这一切才宣告终结，欧洲北部皈依新教，而南部仍然信奉天主教。
这个时候，路易十四刚刚登上王位，使法国注定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雄霸欧洲。封建时代很快成为过去，最后那些强大的封国在宗教战争中已经耗光了国力。君主国重新捡回了它们之前丧失的东西，现在开始将凡尔赛宫装饰得富丽堂皇，将曾经无拘无束的封建军人转化成卑躬屈膝的朝臣。从大部分方面来看，波旁家族都是十分成功的。他们依旧是法兰西的独裁者，身为特权阶级的教士和贵族都比他们位低一等，他们还能随意控制政府机构。然而，他们很快就开始滥用这个机构。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波旁王朝彻底垮台。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是由很多不断汇聚起来、缓慢发生作用的原因所导致的。其中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波旁王朝糟糕的财政管理，食物供应的不足，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却无法影响政策也无法参与政事的中产阶级的不满。这一阶级控制了后来成为国民议会的三级会议，开始着手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摧毁保守顽固的波旁王朝。由于国民议会缺乏经验，王室宫廷又软弱无能，一帮野蛮的巴黎暴徒由此崛起，并最终把法国拖入了与欧洲的战争，还把波旁家族以及成千上万最高贵和最优秀的、少数最卑鄙的法国人，送上了断头台。
战争胜利之后，接替了恐怖统治的共和国政府十分软弱无能，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独裁政权和君主政体复辟。历史上最伟大的暴发户拿破仑·波拿巴，凭借他的远见卓识和铁腕手段，控制了法国 15 年之久。在统治期间，他把法国组建成了一个在欧洲前所未有的国家，他抱着妄自尊大的征服欲带领着法兰西一路侵略，从酷热的埃及到寒冷的俄罗斯。最终，他倒下了，留下一个精疲力竭的法国，以至于波旁王朝很快便卷土重来。
为了打垮法国和拿破仑，整个欧洲都参与了进来，最后是遥远的俄国给了最致命的一击。然而，历史证明，英国才是法国最持久、最顽固、最成功的敌人。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纷争在历史上由来已久。
在查理曼大帝之后的黑暗时代，诺曼底人曾一度武力控制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 1066 年，他们在诺曼底公爵威廉的领导下征服了英国本土，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岛上君主国。然而，他们在法国的据点使盎格鲁—诺曼底的国王们陷入了与邻国法国的冲突，从此以后，直到 1815 年之前，两国之间持续发生战争，中间少有停歇。起初，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侵占领土；后来，经济因素逐渐凸显，到了 18 世纪，拿破仑将这场战争演变成了一场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斗争。
随着都铎王室在 16 世纪开始了对英国的统治，英国对法国旷日持久的斗争，由于一个新兴的大陆强国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股新兴力量很可能与老对头联手。这股新势力就是西班牙。
自公元 732 年在图尔被法兰克人打败后，阿拉伯人就一蹶不振。然而，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在西班牙站住了脚跟，并且在学术和艺术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与此同时，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依然处于黑暗之中。但不久之后，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和阿斯图里亚斯群山的封建公国便开始崭露头角，最终，在 15 世纪末，这些国家组成了一个联合君主国，征服了最后的阿拉伯王国，创建了近代西班牙。
就在此时，通过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合之一，即联姻以及其他客观条件，使得西班牙王国、勃艮第公爵们的伟大遗产和匈牙利王国瞬间落入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公爵们之手，他们几乎源源不断地将自己的王公推上德意志的皇位，直到 1806 年古日耳曼帝国走向终结。
哈布斯堡王朝的家族徽号
权力高度集中在查理五世（ 1519 — 1556 ）的手中，这很明显地逆转了宗教改革爆发以来的形势。因为依然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新教国家英国都不得不面对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大肆扩张打破了整个欧洲的平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个时代政治格局不断变动。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 1753 年签订的《乌特勒支条约》所规定），一位波旁家族的王子登上了西班牙的王位，哈布斯堡王朝大权独揽的局面才被打破。从此以后，法国和西班牙常常联合起来对付英国。
在英国，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从亨利八世开始一直到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总的来说，并没有欧洲大陆的宗教运动那么激烈。最终的结果主要是建立了英国国教，以及更著名的新教教派，新英格兰那些最坚定的移民者就来自这些教派。
正是在宗教战争期间，英国展开了与新兴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西班牙无敌舰队在巡航中制造了一些十分戏剧化的插曲，英国海员则在旅行中有着新的发现，时不时地做出一些海盗式的壮举，留下了许多浪漫的故事，比如他们冲破了西班牙企图在南部诸海糊起的纸墙。从此以后，浩瀚的大海，西印度群岛的黄金，蔗糖、烟草、咖啡的种植园，新世界里不断拓展的殖民地和国家，全都成了争夺的对象。当西班牙在无敌舰队覆灭之后日渐衰弱、一个世纪后唯法国马首是瞻时，这场斗争本身便又成了英法两国之间的事。
英国在七年战争（ 1756 — 1763 年）中奠定了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虽然在接下来的一场战争中她丧失了美洲殖民地，不过在 1793 年再次与法国交手时，她的贸易和制造业，她无可匹敌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形势，以及她那些精明而有效率的政治家们，使她的实力跃居欧洲各国之首。她参与了 1793 年的反法同盟，除了两次短暂的中断之外，英国一直在战场上对阵法国，直到 20 年后，拿破仑最终在滑铁卢一役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打败。
在这场规模庞大的战争中，法国一直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方面是大海之上的英国，另一方面是陆地之上的东北欧三大军事强国——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这场斗争即将收尾时，也就是拿破仑兵败西班牙、开始与俄国决一死战之后，来自大陆的挑战上升为法国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但英国一直着眼于海洋、殖民地以及海上贸易，于是在维也纳会议（ 1815 年）上，欧洲列强瓜分这个满目疮痍的帝国时，英国成为公认的唯一的海上殖民强国。
拿破仑的统治垮台之后，欧洲经历了一段恢复时期，但这段恢复时期在 1848 年的一场革命风暴中结束。那时，欧洲的人口有所增长，交通越来越发达，促进了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受到了过度的限制，政府则因循守旧。在意大利，在德国，古老的帝国已经于 1806 年寿终正寝，新的民族主义的种子正在孕育。从巴勒莫到巴黎，从巴黎到维也纳，爆发了一连串的革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都被撼动了。一个新的波拿巴帝国在法国崛起，在意大利和德国，国家观念确立起来，虽然当时并没有成为现实。这还要等二十多年的时间，需要在拿破仑三世叵测的野心的配合下，被加富尔和俾斯麦巧妙地付诸实践。
1859 年，法国帮助萨伏伊王室将奥地利人从波河流域赶了出去，从而为加富尔和加里波第解放和统一整个意大利扫清了道路。 1866 年，普鲁士把哈布斯堡家族赶出了德意志，四年之后又带领德意志联军兵临巴黎城下，拥护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为新的德意志帝国皇帝。
此后的事件，主要集中在殖民地及经济宗主权的争夺上，这更多地属于现代政治领域而非历史领域。因此，我们可以不予考虑。实际上由于篇幅限制，还有很多别的内容也被省略了。若是要补充最后一句话，以帮助读者从历史这个任人宰割、支离破碎的领域收获点什么，就这么说吧：人们能从每一件事中获得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精神状态。
读者是“历史”这场大戏的看官，必须冷静地判断、仔细地辨别，不要怀着偏见赞扬或指责。当历史的长河闪耀着变幻多彩的光芒时，只要静静地观察就足够了。但要时刻准备好去判断人物的行为和动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去捕捉永存的真相，要在心中感受那数不胜数的英雄行为，正是这些英雄行为，创造了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民族，它们与全人类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