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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儒教与佛教、道教一起称为中国的“三教”，或称中国三大宗教，但我们却很难像定义大乘佛教或罗马天主教那样，把它也称为一种宗教。它既没有自己的教义，也没有神职人员，除了在孔子那个时代就已经存在的礼之外，甚至没有任何崇拜仪式。春秋两季中国各地会在“孔庙”的红墙大殿内，由地方官员主持举行祭孔仪式，但这并不是对这位圣人的宗教性崇拜，而是一种纪念他的民间仪式，只不过跟其他宗教的崇拜仪式比较相似罢了。事实上，孔子去世几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孔子的敬奉已经近乎宗教崇拜，当时的妇女开始向孔子祈求子嗣，此类做法就被皇帝认为是迷信的、不合适的，颁布诏书禁止（公元 472 年）。
有人说儒教也有自己的“圣经”，共有九部经书，都与圣人的名字有关联；但这些书中并没有什么神的启示或任何其他的启发，只有对自己学说的阐述。如果想给儒教下一个定义，那么这些经书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觉醒了的生活理念，是一种社会理想，这一理想要求人们忠于一种古老的、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联系起来的民族宗教。
我们只有把孔子放回他生活的年代，才能真正认识这位圣人。有人曾指责他的见解，说孔子的眼光是固执保守、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不能一口咬定他只是一心想恢复“过去的好日子”。当他在周朝宫廷第一次查看祖祠和一年一度的祭祀天地仪式的安排时，大声宣称：“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
”而且，古代的确树立了治国的典范，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之相比可以说差距很大。曾经出了一连串治国有方的天子、统治着整个黄河流域的伟大的周王朝，到了公元前
6
世纪就只剩下了一个华而不实的空架子。周天子名存实亡，古老的帝国疆土四分五裂，诸侯为自己的利益混战不休。孔子时代的中国，颇似路易十一摧毁封建贵族权力之前的法国。在孔子之前，中国在贤明君主的领导下保持着统一，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责怪孔子怀念美好的旧时代。正如同我们不该责怪亚里士多德，因为他在《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部著作中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支持马其顿的扩张战争，而是怀念雅典的古老政体。
春秋诸侯大国简图
第一批儒家经典是“五经”，就是这种怀念过去的产物。其中四本书的编纂者以及第五本书的作者都是孔圣人。这五部经典分别是：《尚书》，由公元前 24 世纪至公元前 8 世纪这段时期的文献资料汇集而成；《诗经》，收录了从公元前 18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的 305 首诗歌；《周易》，是一本古代的占卜指南；《礼记》，是一本典章制度的辑录；《春秋》，是孔子的出生地鲁国的编年史（公元前 722 —前 484 年）。第二批经典著作是“四书”，则向人们传达了他本人的学说。这四部书分别是：《论语》；《大学》，是他的弟子曾参的著作，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家族与国家治乱的关系；《中庸》，是他的孙子子思的著作，论述的是人的修行；《孟子》，作者是一位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儒家学说有以下显著特征：
（ 1 ）遵守孝道是基本的社会美德。要做一个孝子，就必须在以下五种关系中都恪守本分：父子、君臣、夫妻、兄弟和朋友。这种原则自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中如鱼得水，因为中国是家长制社会，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而非个人。对家族的忠诚，成为一种宗教义务，这体现在祭祀祖先的仪式中。在这里，孔子只是强调了他对这样一种民族风俗的认可。早期的诗歌中就提及了这种风俗，即向已逝的亡灵敬献酒食。究竟这种家族祭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为真正的宗教崇拜，这一点颇有争议，有些人只认为这就像法国人在万灵节上修饰陵墓的风俗一样。但家族祭祀确实有效地增进了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虽然他们在一代一代地死去，但是都有着很强的家族团结与延续的观念。
（
2
）人与人之间应该践行的原则是“互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爱是对孩子和兄弟之爱的拓展，对待朋友也应该抱以这样的态度，但不应该太过于愚蠢。有人问孔子，对老子所提出的“以德报怨”有什么看法，孔子回答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
（
3
）“君子”的榜样作用是社会上主要的道德力量。人性本善，之所以到社会上不再正直，是因为教育的失败和坏榜样的作用。君子身上的美德会唤起普通民众身上的美德。因此孔子学说的主旨是教人拥有“君子”品格，就是道德高尚、遵循礼节，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怎么做是对的并且加以实践，由于内心的诚实正直而显得稳重，会为了美德本身而践行美德之事。“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
4
）孔子对神灵存在的态度是怀着敬畏的不可知论。这位圣人从不谈论死亡和未来是什么样。“未知生，焉知死？
”他常常提及“天”这个字，从这点来看，他可能并没有故意避开谈论上帝这个更加人格化的术语，而且他的言论中也有着一些个人信仰的暗示。但是他认为思考活着的意义和世界的命运纯属浪费时间。当孔子听说两个经历丧亲之痛的朋友用“生为梦，死为醒”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的时候，他评论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
”
总之，我们可以说，孔子没有建立任何宗教体系，而是通过强调其学说的伦理意义传播了一种宗教。他感兴趣的是人对于社会的意义。他严格地履行宗教仪式，更多的是出于这些仪式所承载的“人文关怀”功效，而不是出于任何宗教情感。他的信仰是一种建立在正确思考上的信仰。“子不语怪力乱神”
，这其中的怪、力、乱、神其实就是那些不能理性思考的东西。
长期以来，儒教统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导致西方学者习惯于在谈论中国时隐约透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儒教与中国的民族精神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和谐关系。实际上，儒教是在战胜了猛烈的批评和势均力敌的对手之后才赢得了自己的发展的。
孔子死后的两个世纪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杨朱提出了一种愤世嫉俗的个人主义学说：死意味着一切的终结，所以我们要充分享受生命，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谋求利益。与此同时，墨翟针锋相对，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利他主义学说，把兼爱作为为政治世的良方。老子对孔子所提出的人性本善这个观点表示怀疑。就像水不可能向东流
，柳树不会长成杯子或者碗的形状一样，人的本性也不可能是向善的。
儒教代表人物之一——孟子肖像
在这无止无休的争论中，孔子最伟大的追随者——孟子（公元前
372
—前
289
年）为他的学说进行了辩护和诠释。但是儒教还要面对另外一些思想体系的冲击，这些思想体系所具有的宗教吸引力是儒教所不能接受的。道家已经卷入这场论战，教导人们明智地顺从“天道”，其中一位得力战将就是中国最才华横溢的作家之一——庄子。他的学说非常神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这一学说为何被孔子学说打败，可能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解释是正确的：“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但孔子闭口不谈人死之后会发生什么，这就给佛教留出了发展空间，因为佛教详细地描述了死后的世界，这正是大众感到好奇的。其实，中国人本来对佛教的悲观主义哲学感到非常陌生，但传教者们用其中的因果报应和救赎之道赢得了民众的欢迎。从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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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开始，佛教与儒教的冲突与日俱增，在皇权对佛教进行严厉的迫害之后，它才最终屈服。即使在它势力衰落的时候，它也使百姓所信仰的古老的泛灵宗教增加了很多灵感和仪式。在佛教衰落时，儒教赢得的胜利不仅仅是重申了孔子和孟子的学说。道家和佛教都提出了有关宇宙的大问题，儒教再也不能置之不顾。因此，周敦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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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了新儒学，他以《周易》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宇宙哲学，依据两条原则对世界进行描述。这两条原则是原初物质和内在智慧，它们一方面产生了五种基本元素和一切感官能够感知的事物，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一切智慧和道德理念。新儒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是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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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儒家经书的评注在今天是权威之作，他还撰写了有关家族礼数和规矩的指南，使天下百姓均遵守儒学的行为准则。
1906 年，大清皇帝的一道圣谕将孔子“奉为神明”。然而，随着共和主义的兴起，中国出现了一种趋势，人们不仅拒绝承认孔子圣人的地位，而且抛弃了他所代表的整个传统文化。现在这种趋势依然影响着中国，但是，在西方文化涌入中国的现实中，儒教的未来会怎样，我们谁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们或许希望，这种曾经发展出中国和日本最优秀民族文化的伦理信条，能够以新的形式继续保持活力。西方的评论者有时在谈论中国时让人觉得就好像孔子靠着一种迷恋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若果真如此，就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像他这样用纯粹的理性激发着国人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