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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康德与苏格拉底和笛卡儿一样，是伟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这种创造了时代的大师普遍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身上体现出所处时代的某些普遍趋势，这些趋势通常源于对上一个时代的更显著趋势的反作用；其次，他们的思想非常具有开创性，而他们的追随者将他们的思想发展得更加成熟，以至于创始人简直看不出这是自己的思想。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来说一说康德哲学。
在 17 和 18 世纪的显著趋势中，我们将特别强调两种趋势。首先，人类知识有两大来源，即感觉和理性。而在这两个世纪里，人们却只强调其中某一个来源，并加以过分强调。洛克及其追随者试图把理性仅仅解释为感觉的回声；而笛卡儿及其追随者则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感觉，他们认为感觉干扰了人的才智，或者说感觉给人带来的知识是次要的，人首先应该重视的是“理性科学”。极端的感觉主义或经验主义在休谟那里似乎陷入了僵局；而理性主义在沃尔夫那里则沦为形式主义和遣词造句的游戏。
《纯粹理性判断》初版扉页
在这种情况下，康德在自己最伟大的作品《纯粹理性批判》（ 1789 年）中，试图通过对感觉和理性都作出必要的规定，来修正这些极端的观点。他说，没有概念的感觉是盲目的，而没有感觉的概念则是空洞的。康德首先批评了人们对感觉的过分强调。他告诉我们，一系列纯粹的感官印象决不可能产生出科学所需要的联系、必然性、统一、规律。这些必须经由人们自己思考得出。康德将它们统称为“范畴”，这些是人的大脑以我们称为“认知”的方式工作时必须使用的工具。但是，想要获取知识，仅有它们是不够的。我们用普通的方式无法认识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用来认知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么我们使用它们的时候就需要一些原材料，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感官的原材料也是不可缺少的。简言之，认知的过程就是系统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借助于大脑所熟悉的工具以及感官所传达的内容。这就是康德的第一批判，是康德的技术哲学，时至今日，依然为许多的思想者所深信不疑。
17 和 18 世纪哲学的第二个也是更普遍的趋势，是相对来说忽视了“精神性”的需求。可以说这两个世纪本身就是在反对之前过度的神人同形同性论。人曾经错误地将整个世界“拟人化”，现在他需要冷静、客观地观察世界而剔除人格化的元素。他可以选择记录新的感觉体验或理性分析出的必然性，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都不能放纵自己的兴趣与热望。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人能更好地信奉道德和宗教。人们相信世上很可能存在着一种“自然宗教”，这种宗教没有神秘性，也没有冗杂的教条，是一种没有权威控制的理性道德，也是一种既无启示也无信仰的可论证神学。但渐渐地，人就开始有了挫败感。人已经对外在事物太过依赖，并且感到无家可归，没有安全感。早在 17 世纪，帕斯卡就宣布了笛卡儿的数学理性主义在宗教上已然破产。休谟则轻而易举地把自然宗教转变成了无神论。而对整个时代精神最强大、最震撼人心的抗议，是卢梭敦促人们应该信任自己的感觉，倾听心灵的诉求，回归人性中基本的、自然的状态。雅可比和赫尔德在这一方面与卢梭观点一致。最终，莱辛在他的《论人类的教育》（ 1780 年）一书中，把对哲学的关注转移到了文化史以及人类生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上。而一个奇怪的悖论就出现了，伊曼努尔·康德，这个体弱多病的老学究，居然是这场正在兴起的反叛的代表。不过事实就是事实。接下来，让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研究他。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历史上评价康德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他提议在思想领域进行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哥白尼为行星体系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康德提议为知识体系也建立一个新的中心。这个新的中心就是思维本身。他认为，之前人们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试图在客体上建立知识的中心，并且期望思维应该通过感觉或者理性去反映一个外部的、独立存在的事物的本性。康德说，这种思维模式必然会发展出怀疑论或教条主义，就哲学而言，它们都不是什么好的理论。新的出路就是，期望客体符合思维。在之前的观点中，自然被解释为影响人类思维的外部秩序，或者说自然被思维重现了；而现在，在康德眼中，自然就是思维的原创产物。自然所有的安排和联系，甚至它在时间和空间里的分布都由认知者来构建。思维把它自身的情况强加给客体，因而摆脱了它曾经被纳入其中的自然。这很明显提出了人的精神性要求。现而今自然成了被造物，人因其智慧而成了造物者。事实和必然性的世界，看似与精神毫无联系，其实不过是精神的智性部分的表现。
但信奉卢梭的人可能依然会抱怨，精神对物质的这次胜利的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因为它使精神的其余部分严格臣服于其智力部分。怎么能够保证，这样被权威包裹着的智力就一定会倾听感情和良心的诉求？康德用他的著名学说回答了这个问题——“实践理性居于首要地位”。他说，自然确实是理性的产物，而理性只能认识事实和规律。但理性本身只不过是更深刻的意志的表达。思考是一种行为，行为一般有自己的规律，这体现在良知中，并且良知法则优先于任何其他行为，包括认知行为的法则。这不是说良知控制了理解力，也不是说意志可以违背自然；而是说，良知反映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比自然更深刻、更真实的世界，并且是意志发挥作用的合适场所。这就是上帝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和永生的世界。在严格意义上，它是无法被认知的，只有自然是可以被认知的；但它可以而且必须为人所相信，因为这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先决条件。一个人只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于是康德从开始的为科学辩护，最终转变为为信仰辩护。
我说过，创造时代的大师的命运就是：他们的思想在他们身后很快就会变味，变得面目全非。康德此人非常谨慎，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定义，他是一个“挑剔的”思想家。他所关注的问题关乎知识的可能性和信仰的正当性，而且尽可能地避免对世界作出肯定的断言。但他的追随者们被推测的热情所感染，很快就从“挑剔”变成了形而上学。
这引发了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和理想主义运动，构成了 19 世纪哲学思想的主流部分。
在理想主义运动中，人们把康德的知识理论跟泛神论趋势联系在一起。往前追溯，这种泛神论从柏拉图开始就一直持续不断地承继下来。根据这种泛神论观点，自然和上帝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如果我们用透视法来缩短上帝的图景，并且用人类有限的智慧来看待上帝，上帝就是自然；而如果我们把自然推上神坛，看到它的成熟与和谐，自然就是上帝。
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被池水折弯的棍棒；
而人的耳朵无法听到，人的眼睛亦无法看到；
但如果我们能看到、能听到，这图景——岂不是上帝吗
？
从康德的立场来说，自然是智力的产物，而反过来，智力遵守着某个更深刻深邃的精神法则。如果按照传统的柏拉图泛神论来解释的话，这一法则就是整体的完美。而整体的完美又有很多可能的解释。根据康德所提出的，费希特更肯定、更具建设性地继承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道德上的完美、道德意志的完美；或者像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所认为的那样，可以说它是理性的完美；也可以像感伤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说它是一切精神价值的实现，一种超越了道德标准和理性标准的完美，更接近于美的体验，或者接近于神秘见解的灵光乍现。在“整体的完美”这一观点的文学表述中，这些解释被轮流使用，或者被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使用。但正是这一观点的某一种解释，启发了那些英国诗人和散文家，比如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卡莱尔、爱默生、丁尼生和勃朗宁，这些人又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上一代人。所以说，有一股最接近于康德哲学的思想持续不断地流传下来，时至今日，仍给我们带来启发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