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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学过，欧洲沉睡了一整个“黑暗时代”之后，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猛然惊醒。现在我们知道了，欧洲即便在“黑暗时代”，也一直有光明照耀，至少可以说，欧洲即便在睡梦中也是处于梦游状态。我们知道，在 1453 年之前的许多个世纪里，欧洲人一直活得很热情、很高贵；他们的思想之严肃与崇高是空前绝后的。对于这样一个创造了哥特式艺术、孕育了像神圣罗马帝国这样辉煌梦想的时代，你怎能说它缺乏想象和启蒙呢？
不过，就在 15 世纪前后，欧洲人的脑袋里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再离经叛道的学者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它更多的启示并不在于思想的觉醒，而在于方向的改变，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改变结出了累累硕果。或许，我们最好把这个方向的改变称为“回归本源”。这是那时发生的所有显著改变的共同特征，比如追溯古代、重新审视典章制度以及更直接地观察大自然，这些都是回归本源。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事物的起源，所有新的体验混合在一起，使一切焕然一新，这对人的每一项兴趣和工作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主要是重新研究某种古代哲学。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创立了新柏拉图主义；针对阿维罗伊学派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或正统解释，彭波那齐捍卫了希腊人或亚历山大学派自己的观点；蒙田则复兴了古代怀疑论。但是，要说谁更能左右哲学的未来，其实是时代精神，它对哲学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时代精神先是影响科学，然后再通过科学影响哲学。因此，从哲学的未来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时代的伟大人物并不是皮科和彭波那齐，而是哥白尼和伽利略。
哥白尼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声称地球是运转着的。他所引发的震惊与困惑是空前的。当时的人们一直坚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被日月照亮，被众星环绕，人类堕落和救赎的大戏也在地球上上演——这是人类其他所有信念的坚实核心。看起来若是不彻底摧毁人们所熟悉的整个世界的宏大体系，要人们相信地球转动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类已经用了千百年的时间来适应这个体系，并最终觉得这就是真理、不容置疑。在一个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既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的宇宙中，人们去哪里能找到上帝的容身之所，找到人的容身之所，又去哪里能为彼此找到安身之所呢？伟大的殉道者布鲁诺终其一生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直到 1600 年去世。他的死完全可以被视为一座里程碑，现代哲学由此开启。
布鲁诺认识到，再也不能以地平线为界，把整个世界划分为天上和人间两个区域。高踞于自然之上的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自然本身就是没有极限的。宇宙是一个由无数世界组成的系统，这所有的世界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个更神圣。因此，上帝不属于某个世界，而是普世的，他是整个宇宙的生命、整个宇宙的美。这一观点是布鲁诺从斯多噶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那里汲取的，在哥白尼推倒了时代的古老地标后，布鲁诺顺应时代需求又提出了这一观点。这个观点得到了笛卡儿及其追随者遮遮掩掩的泛神论和斯宾诺莎坦率承认的泛神论的支持，在 18 世纪被人们抛弃，后来又被莱辛和赫尔德重新捡起，在 19 世纪成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和黑格尔运动的核心观点之一。
日心说的太阳系图
在现代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哥白尼所做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假说。伽利略的贡献则不那么明确，但却更具开创性，即一种新的方法。更保险地说，他为我们呈现了两种方法：发现的方法，精确描述或者说数学描述的方法。在他那个时代，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发现者，也有许多其他的数学物理学家，但这些变革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伽利略在成功制造出望远镜约一年之后的 1610 年，出版了《恒星使者》这本书，在扉页上介绍说，该书“展现了伟大而惊人的奇观，把它们呈现给每一个人，特别是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们；这些奇观是伽利略·伽利雷……借助他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到；即，在月球表面，在银河系数不清的恒星上，在星云中，特别是在以不同的速度和周期围绕木星旋转的四大行星那里，观察到的奇观”。这就是制造出望远镜的伽利略，一位大发现时代的大师。但比起制造出望远镜，伽利略更伟大的贡献在于论证了三大力学定律，他也因此开创了现代力学。他在解释自由落体现象时，没有把它们稀里糊涂地归因于万有引力，而是准确地阐述了时间与距离的数学比例，这样就能够在数量上非常精确地来推导、预测和证明。也可以说，是伽利略把数学的清晰性和确定性带入了物理学领域。
伽利略所带来的这种双重影响，是现代哲学新观念最重要的来源。培根和洛克都是哲学观察者，相对于理性，他们更加信任感觉，并且受到发现精神的鼓舞。而笛卡儿、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都是数理哲学家，是理性的倡导者，他们首先关注的并不是拓展知识领域，而是增加知识的确定性。
培根（ 1561 — 1626 ）创立了现代“经验主义”，或者说感官经验哲学。他批评那个时代的一些错误，比如咬文嚼字、神人同形同性论、迷信传统和权威，他认为是这些错误妨碍了人们更清楚地看世界。他创立了一种新的“工具论”（《新工具》），这是一套逻辑学和方法论，旨在矫正和补充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并为科学过程提供基础。但培根的重要之处，更多的不是因为他所阐述的，而是因为他所预言的。那个人类在 19 世纪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的宏大梦想就是培根第一个设想出来的，这个梦想是：通过对自然进行耐心、忘我的研究，从而逐步控制自然。人类的王国，新亚特兰蒂斯将建立在知识的基座之上。“人类的知识决定了人类的能力；如果不知原因，怎能造成结果？要支配自然必须首先服从自然；思考出的原因即可作为行动中的法则。”观察自然的目的是利用自然，把自然变成人的居所、人的工具和人的财富。这就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最高准则，也是现代人类所独有的自信和希望的坚实基础。
笛卡儿和霍布斯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创立了现代理性主义。笛卡儿（ 1596 — 1650 ）发现数学是一种过程的模型。也就是说，他建议人们用数学的方式来探讨哲学。他相信，数学连同它在物理学上的应用，本身并不是最高的知识。他宁愿建立一种像数学一样精确，却更基础、更普世的逻辑；这样就为证明有关上帝和灵魂的更高真理打下了基础。《方法论》记录了作者对数学深深的敬意，以及他自己在哲学中所探寻的一种类似确定性。
在另一种意义上，霍布斯（ 1588 — 1679 ）则是伽利略的追随者。他所提出的更多的是采用和拓展数学，而不是模仿数学。他提出了普遍机械论，在这一思想体系中，物体运动的定律甚至应该应用于自然起源，应用于人。在一个世纪之后，这一观点被雄辩的拉普拉斯热情地赞颂，又几乎被牛顿的研究所实现。因此，人们希望一切事物都应该像行星的速度和轨道一样是可以明确知晓、确切预见的。所以《利维坦》的作者把人与社会，也就是个体的人与社会这个巨人，仅仅视为精妙复杂的机器，为追逐私利而运转。
这些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传达给现代哲学的三种形式，都在伽利略的身上有所体现。培根、笛卡儿和霍布斯先后引领了 17 和 18 世纪哲学的新趋势。培根的经验主义，在洛克那里焕然一新，他运用“朴素的历史方法”研究人类思维；为贝克莱所承继，他甚至将其简化为“存在就是被感知”；在休谟那里被推入了怀疑的危机；但还是一直作为英国的国家哲学被承袭下来。
《利维坦》一书的封面
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为大陆哲学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和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与莱布尼茨的多元论奠定了基础；在沃尔夫那里却退化了，仅剩下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但后来被康德启发下的新理想主义德国哲学继承了下来。
霍布斯的物理哲学有一部分与洛克和笛卡儿的哲学十分相似，它进而发展成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唯物主义运动，并成为所有试图从物理学中构建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的楷模。这三种趋势在 18 世纪所采取的形式，尤其是它们对事实和必然性的强调，引起了剧烈的反响，这一反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结出了果实——但其实它早就出现过，就在帕斯卡儿的信仰哲学中，在卢梭的情感哲学中，以及莱辛的发展哲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