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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凑在一起，就叫群体。
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也不管他们因为什么凑在一起，只要他们凑在一起，就是一个群体。
或许我们会认为，虽然这些人是一个群体，但他们之中每一个人仍然是独立的，与他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没什么区别。
但是现代心理学可不这么认为。
在现代心理学看来，群体一旦形成，就立即有了一种群体的特点，这种特点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特点都不相同，却和每一个群体的特点没什么区别。
所有的群体都是一样的，群体就像是一个活的生物，它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思想，这种群体中共同的感情与思想，就是所谓的“群体心理”。
“群体心理”是不可靠的，是暂时的，一旦构成群体的人群四分五散，每个人立即恢复到了自己以前的状态，但在群体之中，他的个性却消失了，不见了，这时候他的思想与感情所表达的与群体的思想感情完全一致。
有关群体共同的心理状态没有明确的术语可以表述，我们只能称之为组织化的群体，或者叫心理群体。
这个组织化的群体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存在，他的行为体现为精神的统一律。
但是，一些人偶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中，这还不足以构成组织化群体的特点，大街上往来穿梭的人群虽然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但是这些人的目标各有不同，构不成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概念。
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是有其前提条件限制的，缺少了这个条件，一群人就称不上是群体。
群体中的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每一个人个性的消失，其次是他们的感情与思想都在关注于同一件事。
有时候，即使这些人不在同一个场合上，但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那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群体。
较为典型是的这种激烈感情的促动，比如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国家大事，一旦太多的人同时考虑这同一个问题，那么这些原本是独立的个人就立即形成了一个群体。
一个偶然的契机，可以让这些原本散处于四面八方的人同时凑在同一个场所，这时候这群人就立即表现为同一种心理特征，他们的行为再也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有时候三五个人会形成一个群体，而成千上万的人却未必会发生这种心理现象。
任何时候一个民族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共同的场合——他们的人数太多了——但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但他们是同一个群体，他们的行为表征没任何区别。
心理群体形成之后，就会表现为一种共同的、暂时的、然而又是十分鲜明的普遍特性，除此之外，群体还会表现出一些附带的特性。
组成群体的人员不同，那么除了普遍特性相同之外，不同的群体的附带特性不同，而且，群体的精神结构也会有所不同。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群体进行一下分类。
所有的群体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不管群体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但所有的群体都有着一致性。
除此之外，不同的群体还会有不同的附带特点。构成群体的人员不同，其附带的特征也就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群体的普遍特性辨认出群体来，同时又可以根据群体的不同附带特性将他们区别开来。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群体的共同特性。
我们就像是自然科学家一样，先将人类分成一个大的族系，找到并描述出所有族系共同拥有的特点，然后再区分出不同族系的个性特点。
但是族系研究相对来说简单多了，而群体的心理却几乎无从着手。
构成群体的种族不同，群体心理就有所不同。
同一种族的构成方式或比例不同，群体心理同样有所不同。
刺激群体心理的要素不同，群体心理就有所不同。
即使群体承受着同种类型的刺激，但如果刺激的强度不同，群体的心理表现仍然会有所不同。
以上诸多因素的变化构成了群体心理研究的困难，但幸好，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同样会遭遇到这些困难。
比如说，只有在小说中，一个人的性格才会一生不变。
再比如说，只有环境的完全一致性，才能造成族群性格明显的单一性。
诸多权威资料都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而环境的突变，却会让这种可能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法国国民公会中那些最残暴的成员竟然都是些平常表现最为温和的人。当环境正常的时候，他们是一些合法的公民或是善良的官员。而当环境突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邪恶与残暴，就连他们自己都无法相信。等到暴虐过后，他们又都恢复了此前的那种善良与谨小慎微之中去，成为最老实最温顺的民众，拿破仑就是在他们之中找到了最恭谨的臣民的。
但是我们没办法对群体强弱程度不同的组织做出全面的研究，我们最多能够做到的，只是研究那些成熟的群体——也可以称之为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清楚群体可以演化成一个什么模样——不管它最终变成什么模样，肯定不会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也只有在这种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那些看起来似乎永远也不会发生变化的特征才会体现出来一种新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就会表现出明确的指向，我们甚至能够看到这期间所有的变化细节。
同样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现象才会体现出其规律性的变化。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变化中，有一些可能与独立的个人没有任何不同，而另外一些特性却是完全属于群体所特有的，这些特性从未在一个人身上具体体现出来，可是当这个人成为群体中的一员的时候，他的举止表现也就不可思议地体现出了这一特性。
这种奇异的特性也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有，而这正是我们关注的目标。
所有的群体，都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
构成这个群体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多大区别，不管他的职业是什么，不管他是男是女，也不管他的智商是高还是低，只要他们是一个群体，那么他们就拥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集体心理。
当他们成为群体中一员的时候，他们的感情、思维和行为与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迥然不同。
他们在群体中的思维观念或是感情，在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是绝无可能出现的，即使出现也绝不会形成具体的行动。
这就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足够数量的不同个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诸多的有机质集聚在一起形成的细胞一样，当这些类别成分完全不同的细胞组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的时候，这个新生命个体的表现与构成它的细胞组织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的个体就会组合成一种全新的存在，这个全新的存在与构成这种存在的每一个个体没任何共同之处。
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认为：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表现为其构成要素的总和或是它们的平均值——但这个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是缺乏统计学上的依据与相关例证的。实际情况是，正像两种化学元素——如酸和碱——产生了化学反应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物质一样，这种新物质的属性完全不同于使它得以形成的那些元素的基本属性。
而群体的表现也正与构成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完全不同，没有任何或丝毫的相近之处。
群体中的个人完全不同于独立的个人，这一点是很容易得到证明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找出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如果我们确有探究这其中症因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就不能忽视现代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绝对正确的思维分析——无意识主宰着有机体的生活，而且在有机体的智力活动中，这种力量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意识因素是我们最熟知的，但这种力量在我们精神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完全是被动的、不值一提的。
所以我们对于人类的观察总是无一例外地陷入困惑之中，只有最细心的分析家与最敏锐的观察家，才有可能洞穿潜意识的黑洞，窥知到一点点主导着我们行为的无意识动机。
如果说，我们的意识是浮在海面上的可见冰山的话，那么，潜意识才是沉陷于暗黑海洋之中的巨大冰体。
所有有意识的行为，都只不过是遗传基因控制下的无意识深渊中的隐秘心理活动的产物，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得以一窥潜意识的暗黑世界的真相——积淤在这个深层次结构之中的是生物无数个世代传承相递的无计其数的共同特征，正是这些永远也不为我们所知的共同特征构成了一个种族的先天秉性。
文学家使用一种更易于为公众接受的方式来描述这一潜隐的共同特性——宿命！
我们经常会为我们的行动做出解释——但在这个旨在为了让人们信服的理性解释背后，潜藏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说出来的真正原因。
即使这个“真正原因”也是靠不住的，在此之后是许多就连我们自己都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
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其道理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
无意识的欲念构成了每一个种族的先天秉性，尤其是在这种秉性上，同属于一个种族的个人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很多时候，这种微小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意识的层次面上——比如说，后天教育的结果。
教育固然能够让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仍然是这种固结在基因链条上的独特遗传资讯。
人与人之间差异最大的，或许就是智力了。
但是，同一种族的所有人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与情感。
大凡事情一旦涉入到情感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消失了。
尤其是在涉及到信仰、政治观点、道德评价、个人爱憎这些近乎于纯粹感性表达的领域中，最杰出的才智之士也不见得就比一个凡夫俗子更高明。
智力上的差别天高地远，一个补鞋匠在一个伟大的数学家面前或者会连大气都不敢喘，可如果这个鞋匠一旦发现这位伟大的数学家在性格的表现上与他没丝毫的差别的话，那么他心里多半会感到说不出的惊讶。
人们凭借一种毫无理由的思维惯性，会认为智力超凡的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会是出类拔萃的。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同一种族的所有人，都有着一个普遍的性格特征，即使是智力上的悬殊差异或是后天教育的效果所无法弥补的。
而支配这种普遍的性格特征的，正是我们的无意识，同一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种程度上都具备这种普遍特性。
正是这种普遍特性，构成了群体的共同属性。
在群体心理中，原本是突出的才智被削弱了，导致了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个性也被削弱了。表现出差别的异质化被同质化吞没了，最终是无意识品质决定了群体的智慧。
群体只有很普通的品质。
群体只有很普通的智慧。
群体也只有最基本的智能。
群体同时也只具有最低甚至更低层次的智力。
这个结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它至少能够替我们解释：何以群体无法完成对智力要求较高的工作？
群体只能从事最低级的劳动，而涉及到普遍利益的决定，只能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决策中心来作出。
但让我们感到沮丧的是，即使是各行各业中最优秀的专家们，当他们表现为一个群体的时候，也会经常性地作出极度愚蠢的决定。
实际情况是，即使再高明的专家，一旦他们受困于这种群体意识，那么他们只多只能用普通人的智力与能力，用最为平庸而拙劣的方法来处理那些关乎重大的事情。
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而真正的智慧却被愚蠢的洪流湮没了。
通常情况下我们说“人民群众”，以强调我们在智力上所占据到的优势，但事实的真相却是，“人民群众”绝不比任何一个人更聪明，反倒是他们的愚蠢是有目共睹的。
任何一个人都比“人民群众”聪明，所以“人民群众”是靠不住的，除非你想获得一个最愚蠢的结果而相信他们，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糟糕的，这个正确的结论却与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始论据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如果说，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普通品质集中在一起并最终表现出来的智力低下与平庸的话，那么，我们在最初所提到的群体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存在又从何提起呢？
这正是我们这本书所致力于解答的问题。
只有在群体中才会表现出来，为群体所特有、而作为单独的个人却不具备的这些特点的形成，是受着一些不同的原因而形成的。
第一个原因：本能的力量，而激发一个人最原始本能的决定性因素是数量。
数量在人类社会中会经常性地产生一种充足的理由。处于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正义”力量，对他们来说群体就是正义，数量就是道理；即或不然，群体中的人也会有一种“法不责众”的想法，因而在他们的行为时就表现得理直气壮。
但是当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处于孤零零的单独个体的时候，后天的教育与内心的良知都在对他起着约束作用，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对自己的这种本能行为加以控制。
但是，群体的力量却让人们解脱了这些约束与羁绊——无论是后天教育养成的还是先天的良知所意识到的——他没有什么理由再约束自己，更无法控制内心中的放纵与不羁。
单独一个人必须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
但是群体则不然，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法律，群体就是道德，群体的行为天然就是合理的。
这是因为单独的一个人是有其名姓的，而群体的本身就是它的名字。
群体是无名氏！
无名氏不需要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承担责任。
因为无名，所以无由指控。
于是，曾经牢固的约束于一个人的责任感就会荡然无存，而群体得到的，是最为原始的本能表达与宣泄。
传染——群体情绪的相互传染——对群体的特点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群体行为选择的倾向。
传染——一个人的情绪迅速地感染了另外一些人。有的人很容易让其他人受到感染，有的人则不然。有的情绪特别容易在群体中传染开来，而另外一些情绪却不见什么效果。
传染——感性的、本能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而理智的、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起不到丝毫作用。
传染——站在群体之外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看出来这种现象的发生，哪怕他智力低下，也会轻而易举地作出判断。但是，即使是一个智力非凡的专家，在这方面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我们最多只能把传染视为一种催眠的力量——群体性催眠！
在1523年6月上旬的伦敦城中，有算命者和占星家预言：泰晤士河将在1524年2月1日猛涨，整座伦敦城将会被淹没，成千上万户居民的房屋将会被冲毁。在预言发布后的几个月里，所有的盲从者都开始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个预言，这使得更多的人相信了它。
民众纷纷打点行装，移居到伦敦城以外的地区。而这样的迁徙行为又加快了预言的传播速度。随着时间离灾难预定的日期越来越近，移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到了1524年1月的时候，下层民众携妻带子，成群结队地步行到遥远的村庄去躲避灾难，中上层的人则乘坐马车赶到那里。
到了1月中旬的时候，至少有两万人离开了伦敦，许多地方只剩下了空荡荡的房子。在人们的心目中，伦敦是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地方，有钱人特意在其他城市的高地上安家。即使是富有学识的神职人员也不能例外。
比如说，一位教堂的院长异常惊恐，他用极高的代价在高山上修建了一座城堡，贮存了两个月的生活必需品。在那个可怕日子到来的前一星期，他带着教堂的全体职员和家属搬了进去。许多人都要求住进去，但这位院长在慎重地考虑之后，只接受了与他私交甚好的朋友和带有大量食物的人。
泰晤士河并没有在预期的日子暴涨，当人们准备将预言家投入河中的时候，预言家却想出了平息众怒的办法：他们宣称自己计算错了一个小数字，所以洪水的日期被弄错了，提前了整整一个世纪。
正是这样的胡言，却能够在群体之中得到信任与传播，证明了这种来自本能恐惧的情绪力量，的确具备了传染病一样的威力。
除了令人陷入狂乱之外，这种催眠还会摧毁了一个人心理上的防御机制，让人的表现突破他人格上的界限。
在群体中，任何一种感情和行动——只要这种感情与行动不合常理——都会很容易传染开来，其程度之强，足以让一个人随时准备为另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做出牺牲。
传染——就意味着群体将获得一种与个体的天性截然对立的两极倾向。如果他不处于群体之中，是根本不可能具有这种意识或能力的。
一个被群体情绪传染的人会感觉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他的行动完全听凭另一种陌生的力量所主宰。这时候他的心中笼罩着的是一种悲怆的感情，这种感情会让他表现得完全像另外一个人。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然地被群体情绪所传染——但如果他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话，那么他就会沦为群体感情的敌对方。
被传染了的群体以他们那完全非理性的力量主宰着这个世界，他们尽可以为所欲为，直到他们在行动中的群体不断分化并消散，这种极端情绪也告消失。
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他们都知道是非善恶，也知道趋利避害。
但这种现象只限于个体或非群体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
人一旦进入群体，上述的行为能力与制约作用也就消失了，这时候他的表现，与独立个体时候的表现截然相反。
暗示！
没错！正是这种心理力量导致了这种奇异的现象，它实际上正是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相互感染的结果。
只有心理学能够为我们揭开这千古的心理魔盒。我们的潜意识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就会释放出太多的本能性冲动力量，而最终的希望，却不明原因地永久性地封印于我们心灵的深处。
我们现在都清楚了，人并不是自己的主宰。在你的意识之上，存在着另外一种更为强势的力量。
所以——个人的人格是如此的脆弱，他随时都会被带入到一种完全失去任何意识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自我人格消失了，而他的行动能力还在。
于是他就会对导致自己丧失了人格意识的暗示力量惟命是从，会做出一些与他的性格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
暗示的力量以一种缺乏解剖学依据的神秘方式，替代了群体的个体自我人格——又或者，只是将这之中的某种蛰伏力量唤醒而已；一旦这种力量被唤醒，群体自我人格的原有部分就会迅速地被这种不羁的力量所湮没，所消失，再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了。
心理学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心理观察——他们指出，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尽管他看起来并没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但随着时日的推移，不久他就表现为——或者是在群体发挥催眠力量的有效影响之下，或者是由于另外一些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弄清楚的原因——他让自己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
就像催眠师在患者面前晃动水晶球，群体中的个人从此陷入了一种极度兴奋的无意识状态。
大脑的知性活动被抑制、正常的思维活动被麻痹——这时候的人完全听命于他的脊椎神经所接收到的外部信号。
他沦为了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
这时候的他，有意识的自我人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本是明晰的意识力与判别力也荡然无存，他的一切感情与思想，全部听命于催眠师的外界指令。
连同他的情感，也沦为外界力量操纵的机械本能。
如果催眠师告诉他应该悲伤，那么他就会大放号啕。
如果催眠师告诉他应该喜悦，那么他就会喜极而泣，笑逐颜开。
处于催眠状态之下的个体成为了一台完全听命于脊椎神秘外部刺激信号的电子细胞装置，此时他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已不复存在。
而群体中的人，也正是处于这种机械状态之下。
这是一种接近于迷信的状态，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迷信者，莫不处于一种缺乏认知的无意识状态。
在人类揭示未来奥秘的手段中，象征和征兆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许多事物都被预言家们看作或凶或吉的预兆，但只要我们稍具理性，就会知道这种方法是极度荒唐的。
然而，迷信征兆者不仅仅是社会底层的民众，连许多有学问的人、政客和军人也都相信这些东西。
比方说，对于那些软弱而又轻信的人来说，他们如果打个冷战，就会以为此时一个仇人正准备着向他复仇；如果在清晨遇到了一头母猪或是黑猫，这一天就会相当不吉利；遇见一头驴，就意味着不幸。如果13个人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进餐，那么其中一人肯定会在当年毙命，而其他的人也会跟着走霉运，在迷信者看来，这几乎是所有征兆中最可怕的了。
我们知道，只有一种情况下，13个人同桌进餐确实会带来不幸，这种情况就是饭只够12个人吃。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并不会这样想。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会相信这样的传闻，许多人甚至把“13”这个数字看做是一切不祥之兆的象征，如果一个人有十三枚硬币的话，就会直接丢掉一枚。
个体中的人丧失了对自己行为辨别的能力，无论他正在做什么或是准备做什么，他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控制，也缺乏认知的意识。
正如同受到催眠的患者，群体中的人理智的力量与自控的能力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另外一些能力却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强化。
群体中的个人会采取他所无法想象的任何行动，抗拒这种行为冲动的意识及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彻底丧失了作用。
如果说有什么力量比催眠者的冲动更为强大的话，那么就是这种群体的冲动了。
群体有着自动放大非理性冲动的能力——暗示的作用对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起到相同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群体的情绪链条的传递，会越来越强大，直到突破人的思想想象，仍然不会停止下来。
除非——除非有谁能够熟谙这种群体的特性与暗示的技巧，否则想平息这种群体的冲动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群体中，仍然维持着他的强大个性、不为群体的激情所感染、足以抵制群体行为暗示的人，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因此他们的力量在群体中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群体只接受暗示力量的影响。
如果有谁想让群体冷静下来，或是改弦易辙，那就只有使用不同的暗示。
除了暗示，群体对一切明确的告诫置若罔闻。
所以，当群体行动起来的时候，哪怕是最为严厉的警告，都不会起作用。
相反，或者只需要一句悦耳的言辞——它必须具有影响性的暗示效果，又或者是一个足以唤醒群体的形象，就能够影响到群体的行为，让他们表现得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一旦当人的自我意识消失，无意识人格大行其道的时候，这时候的思想与情感都任由暗示的力量和相互传染的作用将这种集成的无意识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于是，暗示的观念就会在霎时之间转化为行动，或是至少表现出来这种倾向，这就构成了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特点。
重复一遍，群体中的个人行为表现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是自我人格消失；
第二，是无意识人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是情感与思想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转向一个方向；
第四，是暗示的观念具有即刻转化为行动的冲动。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着明确的身份与性格的个人已经消失了，他融入到群体中，成为了一个再也不受自己意志控制与支配的玩偶。
群体中的人做事时有着明确的目标，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好像是活动的生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构成这些行为本身的生物细胞却肯定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对于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人来说，这时候他的智力显然是靠不住的，多半是已经下降到了界限的阀值之下。
——这就意味着，群体中的个人，单单只是他成为了一个有机的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已经构成了他在文明阶梯上的倒退。
在他的独立意志存在的时候——或者说在他拥有正常的智力商数的情况下，他无疑是一个温和的、有教养的，至少也是对自己的性格缺点有基本的认识的，能够在时时事事上对自己的语言行为有所约束的文明人。但是当他一旦沦为群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他就立即退化回到了原始人时期。
因为他成为了一个行为靠本能而不是依靠理智来决定的动物。
这就将群体中的人从文明人的名单中划了出去。
在南方省曾经有过这样一桩案件。原告是一位未婚的淑女，那天，她受邀请到被告家看马戏表演。当她坐在被告给她的椅子上时，被告的仆人牵着一匹马穿过大厅来到她的面前表演马术。
这匹马的屁股对着原告，突然之间，它把马粪拉在了她的大腿上。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然而这些人却把绅士风度丢得一干二净，非但没有一个想到去帮助小姑娘，反而一起哈哈大笑，以最整齐的声调去嘲笑她。
原告因此羞愤欲绝，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对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出于这个原因，她将这些人一股脑告上了法庭，起诉书列举了各种起诉缘由，排在最前面的一条，就是这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表现出一种残暴的幽默感。
法庭在这件事上表现了公正，完全支持原告的看法，将所有问题都公布出来，得出了原告受害的结论，判被告赔偿5000法郎作为精神损失费。
由此可见，群体中的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他们身不由己，他们残暴而狂热，他们的行为近乎癫狂，他们的举止表现是那么的怪异——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这时候的自己。
决定群体中的人的行为的相关要素是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这些东西在一个理性的人身上必然是缺乏的。
因为理性的人所抱有的是持续性的怀疑精神与思想的独立意识。
但是任何一个群体更像是一个原始人的乌合之众！
群体中的人甘心被各种激烈的言辞和虚假的形象所打动，他们信奉在理智尚存的情况下决不会相信的一切。
如果他们不是处于这个群体之中，他们会无限地惊讶于这些激烈言辞的偏激极端与形象的绝对性虚假，而在群体之中，他们却失去了这项最基本的思考能力。
群体中的人会违背他的利益，拂逆他的习惯，他的一切表现都与他本人截然相反。
群体之中的人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丝毫的区别，这就在客观上降低了他们的存在价值。
群体中的人不过是尘沙中的一粒微粒，他们只能是任凭无意识的激潮吹拂席卷，把他们带到任何一个地方。
无论在哪里，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
群体是如此遥远地背离了他们存在的依据，以至于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再也无法坚守自己的判断能力。
在法庭上，构成群体的陪审员会作他们作为个人的情况下绝不会通过的判决。
在议会中，构成群体的议员们会执行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会反对的法律和措施。
在法国——在法国的国民公会之中，每一个委员都是知书达理、行为温和的开明人士，但这些宽和的人一旦构成一个群体，情形就立即截然相反了。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正是这些心肠慈软、悲天悯人，哪怕是看到一只受伤的鸟儿都会落泪的善良人们，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最残暴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
正是这样由最具智慧的人所构成的群体，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利益都违反，连他们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全都放弃。
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滥杀无辜，他们投票杀死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
他们也杀死更多无辜的人。
为了提高杀人效率，他们甚至将炮口降低，对准对面的老人和小孩，一次性地将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碎为齑粉，尸骨无存。
然后他们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是神圣的，是为了给这些被他们以最残暴的手段屠杀的人们谋取福祉，不得已而为之。
群体中的人不仅在行动上与他本人有着完全相反的表现，而且他的思想及感情也与平时完全不同。
在中世纪时期的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鼠疫肆虐欧洲大陆，夺去了整个欧洲约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生命。鼠疫非常可怕，于是人们开始相信它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是上帝在惩罚罪人的罪行。
就这样，大规模的鞭笞开始流行。受鞭笞者认为通过抽打自己和承受其他身体上的惩罚，上帝可能就会认为他们已经受够了惩罚，从而不再让他们染上鼠疫。这种狂热蔓延至全欧洲，最初教会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当鞭笞行为渐渐变得失去控制，教皇颁布了禁止的法令。不愿停止的人被绞死、斩首或是烧死。说来古怪的是，教会命令一些受鞭刑者在罗马城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前由主教亲自鞭打。
在鼠疫横行的时期，人们需要找到一些替罪羊，任何长相丑陋或行为古怪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富人、残疾人和犹太人极容易受到攻击，迫害接踵而至。在弗莱堡和巴塞尔城，犹太人被成群赶入巨大的木制建筑中活活烧死。许多犹太人流亡到德国东部和波兰，只有在那里，他们才可以得到宽宥。
你也许会问：在这么多人之中，就找不到几个睿智而理性的人，出来向民众说明一切吗？
不错，在群体之中，绝对不存在理性的人。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群体能够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独立的思考能力。事实上，早在他们的独立意识丧失之前，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就已经被群体所同化。
群体中的个人思想与感情的变化是如此的彻底而深刻，带给人一种无法相信的绝对性效果：
拥有独立意识时的守财奴，在群体中会表现得挥霍无度。
拥有独立意识的怀疑论者，在群体中会成为最为虔诚的信徒，甚至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怀疑。
拥有独立意识时的老实人，在群体中会表现得蔑视法律、我行我素。
拥有独立意识时的胆小鬼，在群体中会变成一个胆大包天、肆意妄为的人。
印证这一奇异心理现象的，有着数之不尽的例证——但最值得我们纪念的是1789年8月4日的法国。
在那天夜里，法国的贵族们激情澎湃、热情洋溢，为他们心中所充斥着的神圣观念与理想主义情怀所感染，所打动，他们毅然决然地集体投票，放弃了他们的特权，从而让他们自己沦为了此后断头台时代的猎物。
但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单独状态下思考这件事，那么，决不会有一个会赞成这项提案。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第一：在智力上，群体的表现远不如构成这一群体之中的个人，所以在涉及到智慧这方面上，我们是绝不能依赖于群体的。
第二：群体比个人更有力量，但是群体的表现是极不稳定的；而个人无论是智力还是能力方面，总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水平线上的。
第三：群体的行动是受感情激起并主导的，这种感情的强弱程度，直接决定着群体的行为能力。
第四：群体的表现有可能比个体更好，或者更差。究竟群体会表现得更好还是更差，这完全取决于周边的环境如何。
第五：群体能够干出什么来，取决于影响群体的暗示具有何种性质。如果这种性质是积极的、进步的、有意义的，那么群体的表现就会是相应的积极进步而有益。反之，如果主宰群体行为的暗示是负面的心理能量，那么群体的表现就会非常可怕——如果把群体比作是同一个人，那么这种主宰群体行为的暗示力量就好比是人的思想，如果这个人的思想是善良的，那么这个人必然是善良的，反之亦然。
第六：群体往往会构成骚乱的因由，但群体更多的表现，却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群体。
关于这种英雄主义精神——我们经常见到的这种令人无限景仰的利他主义行为，赴汤蹈火，慨然就义，为一种教义或是观念，而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或是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追求它的纯洁性。这种情况最为常见的发生于一个群体之中，一个孤零零的个人愿意为了某一教义付诸一切的事情，在现实中是很难见到的。
除非是群体，才会体现出这种大义无畏、一往无前的凛然气概。
除非是群体，才会在慨然赴死的进程中带给人一种激昂的情绪与荣誉感。
除非是群体，他们才会做到——正如同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悲情旧事。欧洲的骑士们漂洋过海远赴伊比利亚，在全无粮草和装备，更看不到救兵的情形下，向穆斯林人讨还基督的墓地。
除非是群体，他们才会像这样——1793年法国在反法同盟的强大攻势之下，国民既没有粮食又没有武器，却奇迹般地挫败了反法同盟的进攻，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拯救了法兰西共和国。
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的是建立在无意识心理层次上的。
也只有无意识的心理特性，才会催生出这种伟大的英雄主义。
而且，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心理背景下的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假使群体总是表现得像个体那样冷静而功利，那么，世界历史将会表现得乏味得多。
某些观念一旦与我们的思维习惯相抵触，我们就很难接受。
奥地利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之说，断言在每个男人的潜意识之中都有一种弑父而代之的深层欲望。这就必然激起整个世界对弗氏的愤怒，直到他的理论已经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取得了实效，对他的声讨仍然是方兴未艾。
只有当弗氏的理论构筑而成了现代心理学的宏基大厦，针对弗氏的声讨才渐告平息。
但如果我们把构筑于弗氏理论基础之上的现代群体心理学的基本观念表述出来，或许现代心理学仍将面临着与弗洛伊德同样尴尬的处境。
现在我们将说出这些观点——无论你是否能够接受它。
这一观点认为——群体是靠不住的！
这一观点还认为——群体最主要的特点表现为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以及夸大情感等等。
如果你认为这一观点属于你还能够忍受范畴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观点多半会让你勃然大怒：
现代心理学认为——群体的特点与表现，只有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才可能看到。
你愤怒了吗？
没有？那好，现在是你应该愤怒的时候了。
现代心理学认为：类同于群体表现的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主要是以女性、野蛮的原始人以及儿童为主。
你终于愤怒了，是不是？
然而本书将不会理睬你的愤怒——也就是说，本书将拒绝为这一观点作出解释或辩护。如果你需要知道究竟的话，不妨去翻看一些更为专业的心理学论述。
更何况，本书认为，阐释这一观点对于那些掌握现代心理学的人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而对于那些对现代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人来说，你说什么他也不会相信——这正是野蛮人的原始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我们还是专注于本书的主要课题：
——回到对群体心理的研究与认知上来，让我们按部就班地分析一下在多数群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我们曾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群体的基本特点，它与理性或智慧无关，而是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
群体中的人，大脑功能是处于停滞状态的，最活跃的是脊椎神经——群体行为完全是脊椎神经刺激之下的本能性反应。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群体视为一个对文明一无所知却充满了破坏欲望的野蛮人——事实上，群体的思维或行为与原始人非常相似。
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就一无所取，事实上，群体的行为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往往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完美。只不过，这种完美的表现与群体中的每个人的大脑没任何关系。群体行为是不受大脑支配的，他们之中的每个人的协同一致的行为只不过是他所受到的刺激因素作用于脊椎神经的结果，就好像刺激青蛙裸露在外边的神经，所有的青蛙都会“惊人一致”地动作起来。
而对于群体而言，任何一种刺激因素都会对他们产生控制作用。因此群体的反应会随着这种刺激因素的变化及强度的变化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所谓群体，不过是外界刺激因素的奴隶而已。
所有施加于群体的刺激因素，也同样作用于独立的个人，而且孤立的个人也同样会对这些刺激因素产生感觉或反应。
但是，与群体中的个人不同的是，独立的个人意志和意识却仍然是清晰的，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他的大脑会警告他：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因此独立的个人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吗，不受这种无意识动机的摆布。
对于群体中的个人与独立的个人在外界刺激因素之下的不同反应，现代心理学这样表述：
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随着外界刺激因素的变化，群体的兴奋方式和兴奋程度不断发生着变化，它们会服从种种原始的冲动，诸如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或是懦弱的。
所有的这些冲动总是趋于一个极端，表现得极为强烈。
不要说个人利益，即使是生死安危，这些在独立的个人看来再重大不过的事情，也难以与群体的原始冲动情绪相提并论。
群体是如此的摇摆不定，莫衷一是——这是因为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服于这些低层次的刺激，因此它们也就表现得冲动易变。
在十字军的第一次东征中，波斯的苏丹带领一支大军包围了安条克城。十字军被团团围困，士兵们心灰意冷，他们无心战斗，只是躺在房子里拒绝出来，惩罚与利诱都不起作用。将领们甚至放火烧屋，然而士兵们宁愿葬身火海，也绝不肯上阵杀敌。
统帅们并不懂得群体的真正性格，因此束手无策。这时，一位年长的牧师出现了，他提出了一个计划，重新树起了十字军的信心，燃起了他们的斗志，让这些灰心丧气的士兵重新行动起来，击败了六倍于己，精力充沛的波斯人。
这位牧师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他自称在几星期攻占安条克城之前，他曾经遭遇到了危险。当他高声向上帝呼救的时候，两个头带光环的神灵出现在他面前，授予了他一根长矛，并声称是当年拯救世界的长矛。随后使者又将长矛埋进了土里，然后告诫牧师，等到安条克城从异教徒的魔掌中解脱之后，十字军才可以挑选12个人来此挖出长矛。
十字军的统帅们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他们挑选了12个虔诚的人，一起去寻找那支神圣的长矛。他们从天蒙蒙亮就开始挖掘，直到日落西山还一无所获。正担心无功而返的时候，牧师跳进了一个坑里，念念有词地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把手里的长矛展现在大家面前，增强人们的力量，夺得最后的胜利。
刚刚祷告完毕，统帅们就看到了土中的长矛尖，他们合力将长矛拉出，热泪长流。这一切都被聚集在周围的群众看在眼里，他们为此而感动。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这支长矛被当成了圣物，用一块紫红色的布包裹好，在十字军中传看。而十字军的士气因此一下子就恢复了，每个士兵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虽然他们饥肠辘辘，但浑身却充满了力量，急着上阵抗击敌军。
看了这个例子，我们就会明白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它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期间的变化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对于群体来说几乎不是什么难事。
群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往往用不了多少时间，下面这个故事则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1879年捷克的比尔森地区，曾经有一个叫扬纳切克的吉普赛人。当他因为宣传叛乱的罪过被人用绞索套上了脖子，他却毫不在乎地说：情况会转危为安的！结果真被他猜中了，在最后一刹那，他从绞刑架上被领了下来。因为恰逢皇帝生日，在这一天不能对犯人处以绞刑。
第二天，刚要把他吊到绞刑架上绞死，这个吉卜赛人遇到了更大的福气。忽然间，暴乱者占领了刑场，原来宫廷发生了政变，皇帝被推下了宝座。这位煽动叛乱的家伙成了当地的重要人物，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又被重新拉上了绞刑架，因为叛乱被镇压了下去，这一次才把他绞死。
在第三天，死去的吉普赛人得到了宽恕，因为所有事实表明，这件案子原来是另外一个扬纳切克干的。于是只好把他从犯人墓地挖出来，给他恢复名誉，改葬到天主教徒的墓地。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吉普赛人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个新教徒，于是只好把他从墓地里再挖出来，改葬到福音派教徒墓地。
群体不仅可以在好恶情绪之间莫衷一是，它甚至可以眨眼之间就从最野蛮、最血腥的狂热过渡到了最为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
群体很容易做出即使连刽子手也会心有不忍的残忍行为，但很可能就在一瞬之间，他们又会很容易地为某种当他们是独立的个体的时候压根不信奉的教义而流血牺牲、慷慨就义。
正是群体，他们会为任何一种信仰——哪怕这种信仰他们从未听闻——而不惜血流成河。
如果你想知道群体的冲动性，了解他们都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我们甚至不必回顾英雄主义时代，随时随地地，群体都向我们展示着他们惊人的浮躁与急切。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起义中，都不乏群体慷慨悲歌、从容就义的场面。
群体，处于冲动状态之中时，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就在不久前（指1799年法国的雾月政变），一位于突然之际声名鹊起的将军（指拿破仑皇帝本人），他可以在法国轻而易举地找到成千上万的人，只要他一声令下，这些人就会为了这位将军的个人事业而牺牲生命。
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事先的策划。
群体的情绪是极端情绪化的，他们易于被最为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总是如同牵线木偶一样，受到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
群体一如狂风中席卷的木叶，随风飘零，任意西东，随同着飘忽不定的气流向着任何一个方向飞舞，但它们最终要落回到地面上——解散后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终归要回到他们初始的生活状态之中去。
此后的章节中将会就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多变群体进行专门性的论述，我们将会看到构成群体的法国人在当时的感情是多么易于发生极端的变化。
群体的多变性使得它们变得难以驾驭。
但最极端的，还是当权力落到他们手中的时候，情形就更无法控制。
群体就意味着约束的解除——因为数量就是正义，群体对此看法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所以，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群体的构成隐性的约束，群体所追求的目标便无法持久。
无法持久——这是群体最为明显的特征。
群体有着太多的理想或愿望，那些愿意与目标纵然凌乱但却总是指向同一个方向。然而，这些目标注定很快就会被群体所丢弃，任何一点意外的刺激都会很容易地让群体陷入迷失之中。
群体！是一种注定了处于无法也无能力做任何长远打算或思考的状态之中。
我们说群体与野蛮人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做了足够的保守性让步。实事求是地说，群体与野蛮人在本质上很难找到明显的差别——除了他们的冲动、易变和急躁，此外，还有一个更为相近的特点：
他们都不承认障碍！
无论是原始人，亦或是群体，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承认障碍。
他们不承认，在他们的愿望与现实之间——或者确切地说，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愿望与达成这种愿望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种种障碍。他们根本不承认、不相信这种障碍的存在，任何试图想向他们说明一点的人都会遭到他们最为冷酷的惩罚！
在宗教裁判所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年代，那些神职人员随意用火刑来对付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给那些可怜的人们套上铁皮靴子，然后在审讯的过程中往铁靴之中灌满滚烫的铅水，同时命令人将铁皮靴子砸扁。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过程几乎难以置信。然而这样毛骨悚然的事情，在罗马教皇时代却是数见不鲜的，它甚至发生于天文学家布鲁诺的身上，因为他竟然公开追随教会完全无法容忍的日心学说。
正如一位主教曾说：“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决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来世的希望。”因此，一切不符合教义的主张均被视为教会的障碍。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使得那个时期的欧洲如同一池污水，疾病与灾荒更迭而起，无数生命被夺走了。然而人们还是认为，疾病与死亡是由于对上帝不虔诚而受到的惩罚。
我们可以看到，群体根本没有能力来理解这种障碍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群体就是优势，数量上的强大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势不可挡，任何障碍性的存在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种群体意识之中；即使有，那也是对他们这一群体充满敌意的挑衅。
希帕蒂亚的遭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她是一位古希腊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有着出众的美貌和学识。然而在当时的亚历山大城生活，对于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早期的基督徒认为哲学和科学研究都是异教徒的活动，应该被禁止。希帕蒂娅则成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血腥骚动的牺牲品。
一天晚上，在回家的途中，她乘坐的马车遭到了一群基督教暴徒的袭击。她被从马车里拖了出来，剥光了衣服，被石块殴打至死。临死之前，她的眼睛被挖了出来，她的尸体也被肢解，残缺的遗体则被扔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火堆上焚烧。
很显然，在这些暴徒看来，希帕蒂娅的博学，已经构成了对他们信仰的障碍，粉碎这个障碍，就成为了群体的当务之急。
除此之外，群体之中的成员不存在不可能的概念。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干成任何事——如果不是这种狂躁的情绪在起作用，他们的表现也不会那样的极端与不可理喻。
对于独立的个人显而易见的世事常理，对于群体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敌对行为。
所以群体的表现往往充满了暴戾的成分。
独立的个人是绝没有勇气去洗劫一家商店的，也不会纵火焚烧宫殿，因为他知道这种做法毫无意义。所以，即使他偶有这种想法，也会很容易地抵制住这种诱惑。所以一个人纵有激烈的反社会行为出现，那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很清楚感受到一种负罪意识。
但是群体则不然。
群体没有负罪意识，群体天然合理，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合乎正义的，因为他们的数量决定了这一点。
数量就是真理——当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人融入其中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天然正确与合法，并意识到这种群体的绝对数量赋予他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立即会这种想法付诸实施——数量同时还赋予他一种正义的错觉，在杀人劫掠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心中反而为一种悲怆的情绪所笼罩。
任何障碍都会被群体所推倒！
他们会推倒心理上的障碍，这就意味着他们将脱离道德的羁绊。事实上，他们认为自己就是道德。
他们会推倒现实中的障碍，这就意味着他们会干出种种无法想象的可怕事情。
他们不会接受一个与他们的意愿不一致的现实。如果现实不符合他们的意愿，那么他们就会采取过激手段对现实的秩序发出挑战。
人类的激情或许会超出于你的想象——事实上，人类的机体所能产生的大量狂热的激情足以摧毁一切。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更为规范的心理学术语来表达——这就是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正是这种激愤状态的表露。
我们始终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的感情源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
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情感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对待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感觉，但同一种族在情感指向上是一致的，而不同的种族则显出他们之间的明显差异。
所以说，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一切情感产生的根本来源。
正因为这样，种族的基本特点才会决定性地影响着群体的无意识。
这就意味着，这一情感的初始起因必然地影响着群体的急躁，影响着群体的冲动和多变。
除此之外，种族的基本特点还影响着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大众感情。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社会学现象：所有的群体都是盲动的、急躁的、冲动易变的。但是，不同群体的情绪冲动程度却有着明显的差别。
比如说，英国人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表现得总是那么冷静。他们的冲动情绪在其他种族群体看起来近于“冷漠”。而法国人的情绪表达却毫无遮掩，这种差别直接促成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与命运。
法兰西民族的冲动已经构成了这一民族最大特点——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师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诸于众，就立即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整个民族的狂烈情绪，结果立刻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
法国人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公然对普鲁士宣战，不论是他的人民或是他的政府都陷入了癫狂的状态。这种情绪是如此的难以控制，以至于拿破仑三世愤而放弃了指挥权——没有人能够驾驭一个如此缺乏理性的民族，而麦克马洪——这位被逼上绝路的法国将军完全是被一群疯子强迫着向沙隆进发。拿破仑三世与他同行，一同去营救被困在沙隆的马赞将军——而后者很快就会因为这场战争的失利而被投入了监狱——在这期间，法国的报纸将法军的兵力数量及全部的进军路线进行详尽的披露，这样一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近半数的法国野战军被消灭，普鲁士大军兵临巴黎城下。
在这次战争之后，又因为谅山一次无足轻重的战争失利的电文，再一次引发了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了法国政府立刻垮台。
这一次事件仍然是由于法国军队毫无理性的扩张所引起的，法国军队与中国军队展开了旨在决定越南归属的系列战争。法国军队以绝对的优势占领了中国的基隆，然后攻克了谅山。但是六个星期之后，中国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将军冯子材拿着大刀突然在镇南关对法国军队发起了强攻，法国人于毫无防备之下仓惶撤离，丢弃了大量的装备。虽然这场战争无论对于法国还是中国来说，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但法国却仍然付出了内阁倒台的代价。
但与此同时，英国人在远征喀土穆时却遭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重创，或者至少也称得上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但这件事，却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连国防大臣都未被解职。
法国人与英国人群体意识的差异，由此或可窥见一斑。
群体——不管任何一个种族的群体，都无可避免地流露出过多的女性化气质。但是，在拉丁族裔的群体之中，女性化的倾向流露却最为严重。他们的爱憎是非标准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变幻不定，凡是能够赢得他们好感的人们，命运就会立即为之大变。
但如果把一个民族的命运全部维系于过于本能性的情绪表达的话，那无异于在悬崖上漫步，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跌入深渊之中。
毕竟，这种事已经发生得太多了。
群体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情理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存在的事情，但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
群体会相信子虚乌有的一切，诸如刀枪不入，诸如神怪显灵，诸如预言谶语，诸如一切与精神力量相关的事情。但凡这一类事情不合逻辑，总是能够获得他们近乎疯狂的虔信。
但这似乎并不能归结于群体的责任——这个问题更多的，是界定于我们对群体所下的定义上。
我们在定义群体的时候说过，它的一个普遍性的主要特征就是极易受人暗示。
我们还强调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与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及对事实的定义本身就界定了群体情感向某一个方向迅速转变的必然性限制。
不管人们是怎样努力地让自己对这一切做到视若无睹，但有一个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群体通常总是处于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之中，所以他们非常容易地被影响与被暗示。
群体易于接受暗示，是因为他们期待着任何形式的暗示。
群体期待暗示，是因为他们需要暗示。
因为一旦群体形成，他们就会于急切之中期待着点什么，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够让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就会欣然接纳。如果没有明确的指示，那么他们就在自己的群体无意识中创造出来。
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故事来证明这种机制存在于群体中间，并且是可以利用的。
在半个世纪之前，有一位精明的投资商德尚。当他走进巴黎最有名的绅士俱乐部——圣堂俱乐部时，他玩弄了一个典型的诡计。他装出好像正在找人的样子，表情看起来似乎很生气，数次从口袋里掏出大手帕来擦汗。
这时，一张纸片从他掏手帕的口袋中掉了下来，而他并没有察觉。当他离开俱乐部后，在场的其他经纪人马上捡起了那张纸片，上面写着：“不论在什么价位，你能买到多少马赛轮船股票就买多少。”
马赛轮船公司是一家航运公司，在当时被认为严重高估，股价将会马上下跌。但是这些经纪商根据纸条推测，德尚肯定知道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马赛轮船公司的内幕消息，因此他们联合起来，购买了3万股该公司的股票。
他们小心谨慎地从那些德尚从没有用过的经纪人手里购买这些股票——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经纪人正在为德尚工作。于是，股票价格以每天12个点的速度狂跌。
群体的暗示机理一旦形成，暗示行为的产生也就顺理成章了。从一个最初的提示开始，再通过群体相互传染的过程，暗示性的讯息很快就进入了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之中，就如同接到了一道期待已久的命令，群体感情的一致性倾向就会在第一时间里成为了一个事实。
于是他们会立即行动起来，去做他们自己完全未曾料到的任何极端事情。
无论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群体，一旦他们处于暗示影响的状态之下，那么他们的思考功能就会彻底丧失。从一个念头进入大脑到付诸行动，这期间没有任何的时间间隙，几乎是立即就变成了行动。
群体的行动的整齐而迅速，无论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大义凛然的自我牺牲，群体都不会有丝毫的犹豫，都会在所不辞。
一切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群体与冷静的个体之间的区别。
独立的个体——即使是处于被暗示状态之下，他的行动也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的。
这就是说，独立的个人即使是受到暗示，他也必须在暗示的内容与行动的结果之间找到直接性的关系，然后才有可能付诸行动。
而群体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群体所采取的行动与其思维逻辑产生了直接性的对立！
事实上，群体是极端排斥理性与逻辑的。
事情就是这样，群体永远迷走于无意识的暗黑地带，如同一只被解除了封印的低智商魔灵，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而对于理性的影响却无动于衷。客观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低级生物所特有的激情表达方式，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但是，群体却终究失去了他们一切的批判能力。
除了极端的盲目与更为极端的轻信，群体更无别的选择。
在群体之中，与无意识无关的任何理性、思维或逻辑统统都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想给群体一个信服的理由，就必须记住这一点。
而事实上，群体所能接受的只是那种子虚乌有的神话与毫无逻辑的故事。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都无法理解。
一些在只要稍具辨别能力的人听起来是那么荒诞无稽的神话与故事，却非常容易地在群体之中产生并迅速流传。
群体之中极易流传神话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群体的极度轻信，也是事件的本身在人群中的想象经过了极为奇妙的曲解之后的效果。
此外，当群体过于长久地沉浸于这种虚幻的氛围之中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群体无意识的创造物的质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