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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少年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斋中度过，即使他天资聪颖，努力好学，但要想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仍不容易。
在清朝，科举考试有四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院试虽是最低级别的考试，但也不能直接参加，在进行院试之前，必须先通过县级的府试，拿到童生的身份后才有资格参加院试。院试由各省的州治所或府城举行，有三“关”要过。具体说来，第一关是岁试，只有通过了岁试才能得到秀才身份，才正式成为“国家的学生”。而只有在岁试中表现优秀，才有资格进入第二关——科试。经科试通过，方可参加乡试。由于考试的时间是每三年为一个周期：第一年举行岁试，第二年科试，第三年乡试。如果一次没有考中，就意味着要等上三年才能重新再考。曾国藩的父亲成为秀才时已经43岁，还有很多读书人考了一辈子也没考到秀才的身份。不过，让曾麟书欣慰的是，曾国藩考上秀才时只有22岁。
考中秀才给了曾国藩很大鼓舞，更坚定了他“学而优则仕”的信心。
然而，“学”尽管是通往“仕”的途径，但“学”和“仕”却不一样。要想顺利地从“学”过渡到“仕”，就要知道掌握着全天下读书人仕途的朝廷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对当时的大清帝国而言，朝廷最需要的不是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的大学问家，而是有能力、有魄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家”。
年轻的曾国藩此时并不具备“实干家”的素养，他来自偏僻的小乡村，在书斋中度过了20多年的岁月，社会阅历极其有限。他可以凭借聪明才智轻松地通过院试，却未必能通过接下来的考试。因为在清朝，院试的考试内容和现实社会结合得并不那么紧密，即只要求考生写八股文，解释四书五经，吟诗作赋，默写圣贤经典。但接下来的考试却需要考生对社会民生有一定的了解。在乡试中，考生除了要写八股文，还要对经史时务阐述观点。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只有通过乡试得到举人的称号，才可以去参加会试和殿试。
阅历需要时间来丰富，可对一个急于走上仕途的年轻人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积累阅历。为此，他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开拓自己的眼界。在考上秀才后，曾国藩没有继续闷在家里复习功课，而是来到长沙，到当时湖南最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学习。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尽管在书院中，曾国藩仍然过着“书生”的生活，但这一时期的“书生生活”已不同于他在家乡那种封闭单调的书生岁月。作为一座历史名城，长沙有很多名胜古迹，比如大禹治水时留下的禹王碑，西汉长沙王刘发留下的历史遗迹，汉代文学家贾谊的故居……这些都刺激了曾国藩建功立业的雄心。每当天气晴好，曾国藩就会和友人一道外出游玩，他们谈古论今，大抒壮志，个个意气风发。多年之后，回忆起在长沙求学的日子，曾国藩仍感慨万千，并写有诗句：“岳麓东环湘水回，长沙风物信佳哉。妙高峰下携步谁，爱晚亭中醉几回？夏后功名余片石，汉王钟鼓拨寒灰。知君此日沉吟地，是我当年眺览来。”
在岳麓书院的生活让曾国藩的思想从家乡那荒僻的小村子里跳脱出来，他开始敞开心胸面对这广阔的世界。与此同时，岳麓书院的学术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曾国藩。从明代开始，岳麓书院就大力提倡“有用之学”，推崇侧重实用、关注社会民生的宋学。当很多汉族学者还因捍卫汉学而对宋学大力鞭挞的时候，曾国藩已经把目光从“学术研究”转移到“学以致用”上。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乾隆年间，清政府就开始大力提倡宋学。在崇尚宋学的岳麓书院读书，对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大有裨益。
作为一个尚在求学阶段的年轻人，并没有太多精力到社会中摸爬滚打，但这并不是他“阅历尚浅”的借口，他要大胆地走出自己熟悉的小圈子，主动去了解这个世界。只有这样，他才能明白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自己现在做的是否有利于理想的实现。所谓“积累阅历”并非是指懵懵懂懂地任岁月流逝，而是用务实的眼光来观照未来，时刻汲取对自己的发展有帮助的东西。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的成绩很好，24岁时，他从岳麓书院毕业。随后参加了乡试，顺利获得举人的头衔。踌躇满志的曾国藩开始向新的目标迈进，他收拾行囊准备进京赶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