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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善其事，先利其器，若想成功名大业，必先成完满之人格。而所有被历史铭记的豪杰人物无不应时代而生。做人，对他们来说不只是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修身养性。他们一早就清楚自己在时代中所居的位置，一早就明白自己在家国中扮演的角色，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做”成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人。民间常说：“做人当为人上人”，所谓“人上人”并不是骑在别人头上耀武扬威的人，而是众人之中最为杰出、最为耀眼、最为卓越的人。
曾国藩就是一个“人上人”。
爱他的人“誉之为圣相”，恨他的人“谳之为元凶”，然而不管是爱他还是恨他，人们都不可否认他是“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或许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但他的为人绝学却能历经时代变迁依旧闪耀着熠熠光辉。他生在凋敝乱世，却不满足独善其身；出身于农民世家，却不甘一生平凡。他春风得意时，懂得收敛锋芒，谦虚退让；他身陷低谷时，懂得坦然以对，厚积薄发。他时而尖锐如利刃，严酷无情；时而又宽厚如春风，温和恭谨。他在波澜诡异的权力场上能屈能伸，进退自如，虽几次落于险境却最终全身而出。他在复杂纷繁的人际圈里圆融通达，八面玲珑，虽几次遭遇变故却始终游刃有余。
做人当学曾国藩，正直而不迂腐，圆滑而不虚浮，身居高位而不骄横奢靡，习他的处世之风便可知何为人格之完满。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小山村里。那是一个看似宁静却孕育着不安的时代。乾隆时期的繁华荣耀正渐渐散去，成为被人追忆的过往，无论嘉庆皇帝怎样斩贪官、肃政事，庞大的大清王朝仍以一种微妙的速度向衰落滑去。朝廷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曾经骁勇无比的八旗军变得颓靡虚弱。于内，经济的根基千疮百孔，于外又无力迎对正进行着大变革的世界。19世纪初的欧洲已经尝到争夺劫掠的甜头，传说中富庶丰饶的东方世界正刺激着它没有止境的欲望，一场浩劫正向大清朝逼来。
此时，充满惶恐的大清王朝极其渴望找到接济万民的圣人，它将希望寄托在名臣贤士身上，期待用他们的力量扭转王朝的衰颓。早在18世纪末，巍然的紫禁城就已经生出不祥之感。1774年白莲教在山东兴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1813年，天理教起义军又直捣紫禁城，此时曾国藩只有两岁。当时，数十名起义者翻过高高的城墙直逼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嘉庆帝虽因不在北京躲过一劫，却也不免心惊肉跳，寝食难安，提笔写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他已隐约感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更慑人的“未有事”接连登场。
在民间还少有人意识到惊天震地的大动荡已经拉开序幕，人们遵循着传统，仍把读书、入仕当作最为理想的成功途径。有条件的人纷纷埋首于古代圣贤的著作之中，一面寻找治国理民的明途要理，一面寻找功成名就的方法策略。所有读书人都明白一个非常实际的道理：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要想拥有显达富庶的生活，就必须得到朝廷的赏识。
一个人成功的前提就是看清谁能给自己提供成功的机会。在“君天下”的封建时代，提供这些机会的只有朝廷。谁能博得朝廷的青睐，朝廷便给谁大显身手的机会。谁能体察到“时代的需要”，谁就能比别人更好地获得朝廷的器重。
起初，曾国藩的家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名麟书，字竹亭，有着十分文雅的名字，上溯至五六千年曾家都没有出过什么科举能人。曾国藩的家族就和中国万千个小康之家一样，一代一代辛勤专注地料理着自己土地上的事务。
不过，发生在曾国藩祖父曾玉屏身上的一段经历却影响了曾国藩的未来。
曾玉屏非常能干，他将曾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为曾家挣得了颇为丰厚的产业，在曾家所在的白杨坪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他经常帮助街坊邻里处理问题纠纷，分析起问题来头头是道，十分精通做人之术。这从他为孩子们留下的训诫中就可见一斑，如“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
圆滑持重的曾玉屏备受大家敬重，只是每每回首往事，他总有一丝遗憾：那就是因为年少时的骄狂放纵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年纪越大他就越觉得“读书少，未入仕”是造成自己人生局限的重要原因。无论他多么受人爱戴，他得到的敬仰永远只限于乡里乡亲；无论他多么努力，他成就的事业也永远仅限于自家的田地。他给了儿孙们衣食无忧的生活，却没能为曾家光耀门楣。更何况眼看着时局一天天复杂，他有理由担心曾家的基业无法保子孙的永久安康。他纵有再大本领也只是身份低微的平头百姓。
做人要做人上人，在重视家族关系的中国，一个人是否成为人上人必将关系其整个家族的命运。而在19世纪初，读书入仕恰恰是成为人上人最理想的途径。阅历丰富的曾玉屏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将读书入仕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
曾玉屏有三个儿子，长子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次子幼年夭折，三子曾骥云。让曾玉屏失望的是麟书和骥云都不擅长读书。关于曾骥云读书的资料流传极少。单说曾麟书，他读起书来十分努力，可就是和功名无缘。他参加了十七次童子试，屡考屡败，直到43岁才考上个秀才。可这个年纪已不大可能再在功名之路上取得什么成就，他只能将“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几个孩子身上。他不辞劳苦地操办私塾，尽可能地为孩子们创造优越的读书环境。
受父亲的影响，还处在人生蒙昧阶段的曾国藩就已经不由自主地踏上“读书入仕”的路途，他的未来在冥冥之中和动荡的时代联系在一起。而他若想在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之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做到比其他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比其他人更符合朝廷的需要。这些“需要”将决定他读什么样的书，成为什么样的人，还将决定他能在仕途上走多远、多久。
“务实”的理想最容易成功，出生在地主之家的曾国藩一早就将家族的“务实”精神吸收在血脉里，所有关于成功的畅想若出离“时代的需要”，就找不到化作现实的着陆点。还好，曾国藩在人生之初就领悟了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