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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进入仕途，多有光耀门楣的愿望，认为只要一人得道，全家自然也就应该升天。对于做官的人来说，通过自己手中的一点权力来为家庭谋取一些额外的福利，似乎也是理所当然。而曾国藩直到成为清廷的中流砥柱，手握当时实力最为强劲的湘军，在朝堂之上一言九鼎之时，也都时刻在要求自己低调为人，从来不愿意因为自身所具备的权力而让家人享受特权。这与他长期以来藏锋守拙的个性有关，也是曾国藩能够在官场纵横多年而不倒的基础。
与“治国、平天下”相比，“齐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治理好一个家庭足以看出一个人的才干。而曾家是一个大家族，不仅人口诸多而且在湖南当地具备着非凡的影响力，一举一动都会引来别人的热议。这一切固然是因为曾国藩在朝堂之上的权势，但同时也成为别人观察曾国藩的一个窗口。因此曾国藩对邻里关系相处非常认真谨慎，避免因处理不好关系而产生仇隙，如果制造事端，不但在困难的时候得不到帮助，还会让近邻变成自己的敌人。而面对这些矛盾，曾国藩所秉持的一个原则便是：让他三尺又何妨。
在同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便是一个谦虚低调的人，他在京城为官，而家人却居住在桐城，他们认为自家在朝中有靠山，难免会有一些跋扈之举，有一次，在修房时和吴姓邻居发生了争执，彼此都不能界定院落的界线。于是张家人便一纸信函发到京城，想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让邻居屈服。张英看到来信之后，莞尔一笑，便手书四句诗寄了回去：“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到了张英的来信，顿时悔悟，依照他的指示在界线上让出了三尺，而邻居也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主动让出三尺来，此地便成了闻名古今的“六尺巷”。
此事因《桐城县志》的记载而广为流传，曾国藩认为张英此举正是大智慧，他不会为了一些琐碎之事擅自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更难得的是在与普通百姓发生摩擦时秉持着忍让的精神，身居高位而能做到谦逊，实在难得。及至咸丰初年，曾家因家庭成员众多，需要扩展宅基，也发生了与张英类似的事情，邻居在曾家修建黄金堂时横加阻拦，认为曾家宅基超出了地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一气之下便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曾国藩，要求他发话来摆平不识好歹的邻人。而曾国藩收到书信之后回了一封长信，信中附上了张英的诗作，劝说家中的子弟要心胸开阔，“让他三尺又何妨”？因为这三尺之地，让邻人反目，成曾家恶名，又怎么值得呢？按照他的指示，曾家主动退缩了地界，给邻居方便。而邻人看到曾国藩居然能做到如此忍让，也大受感动，将自家的宅基转让给曾家扩大黄金堂新宅。
不管是在官场上与比自己强势的权贵打交道，还是在乡间与自己的邻居打交道，曾国藩所坚持的原则都是相同的，在无伤原则的时候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这成为曾国藩以退为进的处世秘方。
因曾国藩的教导，曾家的家风一时之间为当地人所称道，曾家的子弟在乡里也成为谦逊的榜样。但由于子弟诸多，其中难免会有依仗权势行恶之徒。曾国藩知道地方官都害怕京官，所以一再告诫自己的家人不要轻易去干预地方官的行政命令。可是他的弟弟曾国潢却一直都听不进去，在乡里横行霸道，多次干预湘乡知县的政事，引起了人们的怨恨。
同治年间，湖南各地兴起了“哥老会”，尤其是在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原来参与过湘军的人被遣散回乡，大多参加了“哥老会”，形成一定组织为害乡里。曾国潢对于这种组织非常反感，积极参与当地县衙组织的剿灭行动，而他暴躁的脾气在这个过程中日渐增长，遇到了自己憎恶的人就会捆绑到县府之中，要求知县将其判死罪。湘乡县令是一个佛教徒，本以慈悲为怀，但曾国潢家世显赫，每次他有所要求，县令又不敢不从，因此良心受到了极大折磨。有时候曾国潢会一次性捆绑五六十个人，要求县令判死刑，到最后也很难有人生还，县令总是悲戚地说：“曾四借我的手杀人！”
对于家人的所作所为，曾国藩虽然远在京城，但通过书信也略有所闻。他在家信之中多次提及：“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做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提醒子弟就算现在家道强盛，也要时时为将来家道衰落做好准备，千万不要干预公事。尤其告诉曾国潢“人待人为无价之宝”，让他与乡邻处理好关系，不要为恶乡里。但曾国潢并没有因此而收敛，有一年湘乡县新建了一个码头，按照惯例需要宰杀猪牛羊，用“三牲”作为祭礼，但在曾国潢的安排之下，居然杀了十多个人来“血祭”。
1857年，曾国藩父亲去世，他为了奔丧回到湖南，听说了曾国潢的各种恶行，便想要严厉惩戒他。有一天，曾国潢午睡的时候，曾国藩拿着一个锥子悄悄来到他床边，猛刺曾国潢的大腿。曾国潢被吓醒之后，发现血流满床，被褥都被染红了，顿时大惊失色，厉声责其行为残暴。而曾国藩却说：“我不过是拿锥子刺你几下，你就觉得我残暴，你拿刀杀了人，你觉得别人会怎么看你呢？”
经过了这一番“血”的教训，曾国潢暴躁的性格有所收敛，对待乡邻的态度也慢慢好转。曾国藩通过这种行为，让他明白了：与乡邻的相处之中要做到忍让，宽和对待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