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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复杂，而官场更为险恶，封建社会的宦海沉浮更隐藏着无限危机，几乎可以算是难有宁日。不管在哪个朝代中，都会有善于钻营、阿谀奉承之徒受到重用，以至于奸佞当道，封建社会的制度决定这种现象不能被根除，那些谋求个人私利的人自然也会不断打压忠贞贤良之辈。曾国藩身处官场，从年轻时代就痛恶那些结党私营的人，而他又不得不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因此也练就了一身功夫。而他所在的清王室又是以满清旗人为主，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之心，这更增加了他从政的难度，在这种环境之中，曾国藩不仅做人要小心翼翼，做事更要深思熟虑，唯恐有所不周，当出现困局之时，只有将眼光放长远，才能找到脱离险境的坦途。
曾国藩一直都想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官，因此在根本上就和庸俗的官僚们划清了界限，而他又不希望得罪这样的人而引来闲言碎语，所以不管是说话做事都极为谨慎，有时候就算是吃眼前亏，他也是笑着接受，不做任何抱怨。但对于一些可积累恶习的事，曾国藩却非常明确地坚决反对。
道光年间，在曾国藩家乡任职的朱姓知县，与当地的乡绅们来往很密切，曾家作为当地的名门自然也在其中。而朱知县当政几年之后，当地的财政却出现赤字，面临着被调离的处境。乡绅们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都非常惊恐，因为朱知县的权位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好处，他们不愿意因其调离而危及自身利益。于是有人提议让全县的百姓都来捐钱，用以弥补财政亏空，以便留住父母官。曾家在接到这一通知之后，很快就写信给曾国藩，询问他是否应该参与这一行动。
接到家书之后，曾国藩立刻就回信，告诉家人不要急着参与。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官绅们发出这样的倡议看似为了百姓，其实还是为了自己。虽然倡议的时候个个言辞激烈，许诺愿意多出一份钱，可真正到了掏钱的时候，必然是分摊到百姓头上，至于这些官绅有无掏钱则无从考证了。更重要的是，百姓承担税赋就已经非常辛苦了，而官绅们还要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增加人民的负担。一旦钱收了上来，势必会刺激一些人的贪欲，导致恶官酷吏巧取豪夺的场面，假公济私之下受到伤害的只有百姓。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事一旦有了第一次，以后势必还会有人效仿，官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行这样的措施，岂不是将穷苦的百姓都推进了深渊，以后再也翻不了身了？
基于这种考虑，曾国藩要求家人避免参与此事，同时静观其变，看事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而此后因没有人拥戴，这个倡议也就自然落空了。
几十年的官场生涯让曾国藩练就了深谋远虑的本事，更让他可以在遭遇看不惯的事时巧妙地周旋其中。虽然他认为自己非常愚钝，但实际上却非常有心机。不管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的时候，抑或他不得志之时，他都非常巧妙地与朝中的权贵周旋，既不结党营私，又不会成为帮派斗争的牺牲品，因为在曾国藩的眼中，结党的人最终都不会有好下场。
随着功绩的不断建立，曾国藩在清廷之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虽然他不会主动结交权贵，但权贵却不会忽略他。不管是道光年间，还是咸丰年间，以至于慈禧太后把持朝政的同治年间，曾国藩都受到了朝廷权力集团的青睐。道光时的穆彰阿、咸丰朝的肃顺、同治朝的奕，他们之间都是属于对立关系，每一次权力的更替都可算是仇人之间的接交，况且穆彰阿和肃顺都未能得到善终。即便如此，曾国藩在三朝之中却和这些人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算穆彰阿和肃顺敌对多年，可当肃顺掌权时，依旧对曾国藩另眼相看。
能够在对立的权力集团之中获得两方面的认可，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曾国藩避开了权力斗争的腥风血雨，而且在肃顺倒台之后，没有留下丝毫与之相交的痕迹。当慈禧太后以政变形式瓦解了肃顺的权力集团后，意图肃清他的党羽，发现朝中的官员都和肃顺有书信往来，唯独曾国藩没有一字一言，找不到任何把柄，就连慈禧都发出了“曾国藩乃忠臣”的感叹。那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历代的权力集团总是不停地更换，曾国藩遍阅史籍自然明了其中的规律，他不愿意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投身于某个权力旋涡之中，变成斗争的牺牲品。从长期来看，任何权力集团都有瓦解的时候，而自己又不能完全地避免，绝对的中立在封建社会的朝廷之中不会存在。因此，曾国藩要一方面取得权贵的信任，一方面又与其保持一定距离。
肃顺作为文庆的接班人，在咸丰年间纠结了恰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组成了势力最为庞大的三人集团，深受咸丰帝的信任。他们三人盘结在一起干预朝政，连军机处都要听命于他们，肃顺作为三人的首领又和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结为死党，几乎招纳了朝中所有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一时间风头无两。
在如此大肆结党的环境之中，肃顺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他为了长期把持朝政而与慈禧、奕等人展开了斗争。对于肃顺来说，军队是尤为关键的力量，湘军又是军队之中战斗力最强的，他自然不会忽视。但就算肃顺在朝廷之中明目张胆地结交权贵，对于作为国家支柱的军队还是不敢贸然行动，因为大臣和手握军权的将帅来往密切最易成为政敌的攻击对象，而曾国藩与胡林翼等人也都巧妙地避嫌，以免引来不测之祸。
事实上，曾国藩表面上和肃顺保持着距离，但却有千丝万缕微妙的联系。因为在肃顺所招纳的众多党羽之中不乏与湘军往来密切的人，有一些湘军集团的人甚至成了肃顺的座上客。在曾国藩做礼部侍郎的时候，尹耕云曾经是他的属员，受到了曾国藩的器重。而其后，尹耕云也担任了肃顺的属吏，并且肃顺还对他“礼敬有加”。此外还有一些人虽然和曾国藩、胡林翼并没有密切来往，但却和尹耕云等关系非同寻常，如高心夔等。肃顺将这些人招揽在门下，除了作为自己的力量来培植之外，还经常与他们共议军政大事。在鸦片战争的战和问题上，肃顺便认真听取了尹耕云、王闿运等人的意见。及至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因其赫赫战功成为当朝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肃顺更加认真地听取着王闿运等人的意见，让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而王闿运、尹耕云等在与曾国藩、胡林翼的书信往来之中自然也会商讨当前政事与战况，无形中传达了彼此的态度和意见，形成沟通。
在与肃顺权力集团微妙的关系之下，曾国藩自己也得到了一定益处，肃顺进言咸丰帝，力举并不被咸丰信任的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对于曾国藩的一些下属也多有提拔，这无疑是肃顺向湘军集团伸出的友好之手。而曾国藩虽然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实权和利益，但他却一直不动声色，照旧通过一些名士和朋友与肃顺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并未明目张胆地与其结交。也正是在他这一长远目光的帮助之下，才避免了肃顺倒台之后被慈禧、奕集团追绞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