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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道，刚柔并用，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事情都有刚柔不同的两方面，任意一方都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因此有智慧的人往往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做好取舍，掌握好自己的度，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圆融地通行于不同的力量之间是一种做人的智慧，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凡事都不求极致，留下余地，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游刃有余。
曾国藩对于刚柔并济的做人之道深有体会，他所处的环境中不仅要面对自己的同僚，更要时时刻刻小心地应付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掌握着生杀大权，随时都可以让伴君者灰飞烟灭。之所以处于这种境地的曾国藩仕途依旧平坦，正是因为他掌握好了与帝王相处的度。
咸丰年间，曾国藩曾经居丧在家，这一阶段他获得了难得的清净，可以耐心地思考很多问题，让他贯彻了很多从前不明的智慧。而在这一时期他也犯过一个大错误，差点让自己一生的前途都断送掉，那便是他主动伸手向朝廷要官。此事令清廷的统治者大为光火，认为曾国藩野心外露，幸而他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了此举已经越界，因此及时挽回，才得以保住了自己的仕途。
此事之后，曾国藩一直都深刻地反省自己，经常拿此事来提醒自己一定要掌控好做事的度。至晚年时，他更是深刻检讨了自己当时的“不知进退”，以警醒后人。从这件事上，曾国藩顿悟到：“有求于上，应委婉而言”，他明白统治者并不喜欢官员们主动要求，因为这种要求不仅侵犯到了他们的权威，而且在无形之中夸赞了自己的功绩，形成对于清廷的影响。要想“颇得实惠，步步高升”，掌握好行事的度便显得尤为重要。
经过长期的总结之后，曾国藩对于自己和统治者之间的相处之道提出了四条铁律，这也是他的处世经中针对上级领导的基本态度。生杀予夺的皇帝在曾国藩面前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即便曾国藩是难得的将帅之才，有平乱之功，也依旧要明白自己的位置。因此，曾国藩与皇帝相处的第一态度便是逆来顺受，不管皇帝有任何的责怪，哪怕是误判，都要秉持着恭敬听从的态度，令统治者感受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尊重，从而减轻对于曾国藩的猜忌。
作为最高统治者，尤其是身处风云突变的乱世，清廷最担心的便是手握重兵的将帅有二心。曾国藩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就算是他权倾一时，属下拥立之心明显，他都没有想过要有越雷池之举，因此他对清廷的态度之二便是：誓死效忠。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曾国藩都在表露自己的忠心，以剔除统治者对自己的不信任。因为他知道一旦统治者的信任消除，任何的职权与荣华也都会随之而去。朝廷可以忍受一个没有才能、没有品德的官员，而绝对不能忍受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员，效忠是作为臣子的最大原则，也是统治者最为在意的原则。
官场风云诡谲，就算曾国藩对朝廷忠贞不二，对统治者言听计从，也难免会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耿直之士最难忍受的便是一片忠心被无视，而曾国藩却将这种无奈当做是自己为官必须经历的一个部分，不改初衷地认真对待。在他实在无奈之时，便拿出“缓”与“拖”作为应对之策，这也是他对待清廷统治者的第三个基本态度。用“缓”来争取时间，用“拖”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让统治者可以醒悟过来，而曾国藩却可以保全他的原则，不违初衷，又不会与朝廷形成两立之势。
为官但求富贵，是很多人走上仕途的愿望，曾国藩虽然有经世之才，也会有所欲求。因求官而惹恼朝廷，是他过于袒露心愿而招致的灾祸，此后的曾国藩逐渐改变了策略，让自己的要求得以满足的同时又不会引起统治者反感，因为他做到了“委婉”二字，这也是曾国藩与统治者相处之道的第四条。
以“委婉”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向朝廷提出要求，需要掌握好言辞与行为的度，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来提出愿望，则既能实现目的又能保全彼此体面。
1857年，原属于曾国藩部下的李续宾、杨岳斌统帅着湘军的水陆师，增援湖北胡林翼获得大胜。曾国藩来到九江劳师之后，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应该重新归属回自己调度，同时湘军在战争中也有损耗，朝廷理应给予犒赏。同年一月，曾国藩向朝廷撰写奏章，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愿望。
在奏章中，曾国藩并未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重点说明了三点：其一，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领的水陆师来到湖北的原因，是因为胡林翼告急，自己急人所急，才派遣了部下率军支援。李、杨二人所统领的湘军来到湖北之后，不仅帮助胡林翼收复了武昌，同时还将蕲州、黄州等沿江城市收复，建立了赫赫战功。此等勇猛之士正是湘军的战斗力所在，而自己也正需要他们的支持，以此暗示应将李、杨所率领的水陆师拨还给他为湘军。其二，曾国藩丝毫不提自己在收复武昌之中所作的贡献，只是一味地夸赞李续宾、杨岳斌的战功，为旧部脸上贴金，也让朝廷明白李、杨能建此奇功，正是因为有他的指引，从而更加重视湘军的影响力。其三，虽然整个奏章都没有说出自己是李续宾和杨岳斌的领导，但是在奏章的最后，曾国藩却提出要为李续宾、杨岳斌部队请赏，并催军饷。这种态度便是以李、杨二将的指挥者自居，虽不明说，却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功劳。
综观这一封奏章，全篇之中没有一处是曾国藩要求朝廷将湘军水陆师拨还，也没有一处是向朝廷说明自己的功绩，但是却通过委婉的方式，让朝廷无法忽视曾国藩在这一场战役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就自然不能无视他的要求。曲意示衷令曾国藩也顺利达到了目的，皇帝果然大大嘉奖了曾国藩、李续宾和杨岳斌，同时将部队也重新拨归他来调度，此事成为他以柔克刚之法的一次成功示例，也是他“委婉圆柔”之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