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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数千年，曾国藩的政治才华和军事才华都堪称卓越，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他都不能算是一个愚钝之人，而他本人却时常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才之人。他之所以这么讲，一方面是因其所具备的谦虚美德，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一直认为一个人光是靠内在的才华并不能成就大事，如果恃才傲物，反而容易遭遇坎坷变成一个碌碌无为之人。
梁启超曾经评论曾国藩，认为他“有超群轶伦之天才，而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曾经说过“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乎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这一番自谦之词，令后人诧异，而曾国藩正是通过它说明才与德在自己心中的不同地位，以此来勉励家中子弟为学。他在家信中提及对于子弟贤能的看法，认为六分是天生而四分则是家教，激励他们通过提升自身的品德来弥补才华的不足。
隐藏自己的能力，自称愚钝，又激励子弟努力进学，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正来自于曾国藩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和贯彻。中庸之道认为凡事相辅相成，英雄和时势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成。因此，曾国藩所遗留下来的著作、书信之中才对这种理论有了深远的描述。他虽然自称愚钝，但给弟弟曾国荃的信笺中又说：“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消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可见曾国藩颇有大智若愚之态，他并非不提倡彰显自我才华，鼓励弟弟表现自己的才干而且要求不断进步，是他对于才能的肯定，才与学相济才能真正促成一个人的成就。
曾国藩的祖父教诲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了。”正是因为集成了祖父这一番教诲，才让曾国藩在志气方面要求刚强，而在行为方面处处谦让，屈伸行藏。
早在二十五岁进京参加会试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成为一个志向远大的青年，怀抱着澄清天下的愿望。他曾赋诗明志：“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又云：“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充分显示出青年曾国藩气吞山河的气概，如此豪情壮志辅之以曾国藩的才华，势必要创造出一番不平凡的作为。然而在此后的日子里，曾国藩却并没有一味地挥洒自己的豪情，而是时刻隐藏着自己的才气，将锋芒内敛，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有志不显，有才不露，只在关键的时刻发挥自身的能量去达成目的，并不在琐碎之事上逞勇。曾国藩熟谙屈伸之道，他让自己忍受一时的委屈而追求更长久的发展，隐藏远大志向而积蓄更充沛的力量，不仅与同僚相处的时候，曾国藩处处都表现得极为谦逊，就算是和君王在一起，他也很少表现自己。藏锋体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曾国藩具备这样的思想不仅来自于儒家的影响，更因其对道家精神的领悟。他终身都喜爱道家著作，随着年纪的增长更对《老子》情有独钟，结合自身的遭际更能促使他理解其中所蕴涵的道理。到晚年时，曾国藩开始捧阅道家经典，并将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苏轼引为知己，认为他才是真正理解道家文化精髓之人。由此可见，在政治与为人上，曾国藩算得上一个儒家，而在军事和养生等方面，他却绝对属于道家。
基于道家思想的影响，曾国藩一向认为人不仅仅要有志向，更重要的是修炼好自己，待时而发。要想在机遇来临的时候紧紧抓住，就要戒除本身的傲气，少说多做。在他的家书之中也一再提到这一点，他对曾国荃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所以对于自己的子弟后辈，曾国藩一向严格要求，不允许其因自身的显赫地位而怀有傲气，他从自身出发，认为自己便是深受高傲、多言之苦，因傲气凌人、言语尖刻而导致多处不顺遂，所以要求子弟一定要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仪，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过失，做到恭谨处世，稳妥为人。
熟谙伸屈之道，藏锋蓄志，是曾国藩在官场上所历练出来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一个人的锋芒往往被认为是才干显露在外，有才干固然是好事，是获取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之中，只有显露出才干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但若时时处处都要显露就会伤人。因此，露才一定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否则只能招致妒忌和打击，最终导致自己做人做事处处遇碍。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曾国藩能够获得成功也正是因为他深谙藏锋之理。
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骄傲自大的人，从未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值得后人赞誉的功绩；而那些谦虚内敛、蓄势待发的人，却往往可以取得大成功，这一定律已经足以警示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