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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身在官场还是社会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纠纷和烦恼，因此每个人都需要稳重谨慎的思维来帮助他做出正确的判断。对大多数社会人来说，处理一两件正常的社会纠纷应该都没有问题，可是随着烦恼的增多，理智就会逐渐被蒙蔽，也会慢慢变得轻浮草率。而有一些人，在面对生活中小小的纠纷时，表现得很聪慧，可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会失去方向，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更有甚者，在为别人处理问题的时候，能够看透问题的根本所在，施行最好的解决办法，而当麻烦到了自己身上，就会失去判断力，做出一些不合常规的事情来。这种现象虽然细微，但也没有逃出曾国藩的眼睛，他在观察了很多人的行为举止之后，发现人的理智并非随时都跟随着你，因此一再告诫弟兄和子女：“凡事都要以稳慎为第一要义，只有耐得住，才能做好事。”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跟随他多年，在官场之中也如鱼得水，除了他本身的资质外，曾国藩对他如师如友的教诲也功不可没。有一回，曾国荃在官场之中受到了排挤，心里闷闷不乐，认为自己的才能不比别人差，却要处处受庸才的指点，实在让他难以忍受。于是，他便写信给哥哥曾国藩，抱怨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是吾心之所乐。”曾国藩收到信后，敏锐地感受到了曾国荃对于同僚的鄙夷，于是急忙劝诫弟弟：“在官场之中不能急躁，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你若这么想就已经冒出了不耐烦的苗头，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很难和同僚相处，还会招来祸端。”
在官场之中想做到平安，首先就要让自己遇事冷静，曾国藩努力训练曾国荃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让部下安稳，只有稳住了部下的情绪，才能让领导者做出正确的决断。
稳慎不仅让曾国藩在官场中受益，更令他在战场上表现卓越。1862年，曾国藩率领着湘军追击当时反叛的捻军，与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击败捻军主要力量之后，由曾国藩率领的一小部分湘军受到了他们的突袭围困。当时湘军护卫只不过千余人，而捻军数量却多不可测，这让军士都感到非常恐慌，于是到处显露出惊惧的气氛，完全不能保持冷静。曾国藩见状，便对幕府文书钱应甫说：“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半夜了，敌暗我明，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没有优势。如果贸然出击，恐怕会危机重重；如果按兵不动，假装不在意捻军的围困，对方可能会摸不透我们的实力，反而会不战而退。”按照这一策略，曾国藩自己在帐中坦然高卧，丝毫都没有因为被敌军围困所产生的不安。而钱应甫也非常镇静地照常向他汇报，护卫们看到主帅若无其事的样子，认为曾国藩已经有了妙计，也随之平静下来，整个军队都恢复了常态。而在外围困的捻军看到湘军一点都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果然怀疑曾国藩有其他的布置，徘徊不前，不敢贸然发动进攻，最终匆匆地撤离。
要做到遇事冷静并稳慎，需要在生活之中不断训练自己，提醒自己，这种力量的最重要来源便是对心性的修养。庄子说：“美成在久”，正是指出成就的获得都是来自于长时间的积累，曾国藩对此非常认同，曾经多次引用来告诫别人，他对曾国荃说：“一个人可以骤然地得到别人的信任，这不是一件难事，然而这种信任却不牢靠，因为高尚的品德和修养就如同四季更替，需要逐渐完成一年的运转，才可以真正达到目的。因此，赫赫之名的获得也要循序渐进。”对于自己能够做到稳慎，他归功于好友吴竹如的指点，他说：“我曾经说做到了‘贞’字就可以干成一番大事业，而所欠缺的也正是一个‘贞’字。为此吴竹如教了我一个‘耐’字，他的用意就是为了让我在急躁和浮泛的时候，可以安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才能渐渐向‘贞’靠拢。这一个字，就可以完全地医治我的心病了。”
在曾国藩遗留的《批牍》中，曾经强调：“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所以才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之后再去采取措施，而不会像以前一样草率从事。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但如果生手假冒是熟手，没有学问而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却不去实践，那么连托付的事情都未必能完成，更何况是打一场恶仗呢。”
世人都尊崇的豪杰，往往是有济世之才而忠贞不渝的人，利禄功名也无法动摇他的心志，艰难危险也不能让他失去士气。曾国藩正是将自身稳慎的思想传达到了身边每个人身上，经常用砥砺志气的话与部下互相勉励，才在旗下培养了大批的忠义之士。他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做任何事都以稳慎为先，保持头脑冷静，坚持日积月累，真正做到了一个“耐”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