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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原则之中，“诚”是最关键的一个字，他能够获得诸多同僚及前辈的支持，正是得益于此。
刚刚开始办团练的时候，曾国藩本人的实力其实并不强，手中所拥有的权限也非常有限。当时的他几乎没有一兵一勇，更别提自己的根据地了。虽然通过各种途径，曾国藩已经到了京城，做了京官，又和当朝的不少大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获得了不少人的赞赏，但实际上他并非手握实权。在遍地官僚的京城，曾国藩其实和普通的乡绅并无大的区别，此刻他只不过是一个混迹于官场而不被人重视的游客罢了。
可是在当时的湖南，招兵练勇已然形成了一股风气，各路英雄也都大显身手，意图为自己博得一方天地。已经形成气候的有江忠源所组建的楚勇，以及罗泽南所组建的湘勇和王鑫所组建的湘勇，这三股势力分别有自己的地盘和功绩，也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江忠源所率领的楚勇曾经出境到广西，创造了著名的蓑衣渡战役，从此扬名。后来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楚勇还参与了保卫长沙、转战江西的战役，均立有战功。但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徒手成为了这些人的领袖，在精神上统领着楚勇和湘勇，对于各个部队的行动做着协调指挥，这正是因为他做人做事原则分明，以诚心待人，以宽恕容人，以超凡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江忠源等人的信任。
所谓“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曾国藩能够让这样一些手握重兵的豪杰归属到自己旗下，除了保国安民、立志杀敌的一致目标之外，对于曾国藩的尊敬更使他们心无芥蒂。曾国藩曾经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在与罗泽南等人来往时，并没有拿出朝廷架势来压人，更不会摆出高姿态来指使别人，而是以诚意来感动别人。这种凝聚力让湘勇和楚勇都能够为曾国藩所用而无怨无悔。在后期的家书之中，他也曾就此对曾国荃提出谆谆教诲：“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长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个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能够让众人信服，曾国藩所凭借的并非权势，而是“虚心”与“诚心”这两个法宝，诚心可以让他克服困难，最终获得别人的认可；而虚心则使他保持清醒，最终与别人达成共识。
统领楚勇和湘勇的江忠源、罗泽南等至死都追随着曾国藩，而王鑫则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与曾国藩关系破裂。在江忠源战死之后，他的部队由刘长佐和萧启江接领；罗泽南战死之后，部队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接领。军事权力的过渡往往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关联的各种平衡都会被打破并重建，而湘勇、楚勇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在此次变动中有丝毫的改变。刘长佐、李续宾等人依旧保持了对曾国藩的信任，接受他的协调统领，在战役之中任其指挥调度。足见曾国藩“虚心”、“诚心”之举所产生的影响力远不止当时的统领，更让其继任者产生了深度的认同。如果说他们的聚集是由于都是湘籍军事力量，那么随着实力的不断发展，一些非湘籍将领的归顺则更能说明曾国藩的魅力。满族人塔布齐、蒙古人多隆阿以及河南人李孟群也都陆续来到曾国藩的周围，成为心甘情愿为其所用的军事力量。其后，广东人褚汝航以及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也都率领自己的部队，加入了湘军的队伍，与之相呼应共克敌军。
以“诚”为原则的处世准则不仅体现在曾国藩筹建湘勇的过程之中，他在京城为官时也将这一原则广泛应用，在官场之上获得了认可。他认为：我以诚心来对待别人，别人才有可能以诚心来对待我，即使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之上，别人不以诚待我，也必定会引来周围的人对他的谴责。曾国藩对于国人的民族性具备着虔诚的信任，这与他长期以来受到的儒家文化熏陶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与他自己本性相通，正是因为他天性淳厚才坚信“以诚换诚”的人际交往原则。
那些不能以诚待人的人，在曾国藩的身边也层出不穷，但他们的出现丝毫没有影响曾国藩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认为以权术来压制别人，以盛气来凌虐别人，以私见来偏袒别人，纵然会因为一时的情势而获得成功，但这种人必然是走不远的。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因为权术而获得赞誉，只有幡然悔悟，才能逃离被唾弃的命运。
洞悉世情的曾国藩教育自己的弟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人手以概之。”建立起这种朴素而鲜明的道德准则，正来自于他对于史实的分析与感悟，他列举了很多“人满天概”的例子：“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种通过自身的感悟而提炼出来的真知灼见，催人猛省，通过曾国藩的分享，让他的弟弟及后人也都得到了启示。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曾国藩，一生都在推崇着儒道，他不仅以诚心来取得别人的诚意，更要求自己以“恕”待人，以宽容豁达的心胸来迎接整个世界。《论语》中曾经提到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便是曾国藩以“恕”待人的核心指导思想。他曾经深有体会地对曾国荃等人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这种思想让曾国藩认识到：不欲人以虚伪来对待我，我便不应以虚伪来对待别人，而如果我希望别人能够对我有仁恕之心，自然自己就先要具备仁恕。推己及人的意识令曾国藩看透了人际之间的本质，取得别人的信任与赞赏。久而久之，也自然没有人以虚伪、权术来对待他。
为了教育和启示后代，曾国藩在家书中明确地提出了他这一主张，这更是他一生处世哲学的提炼和精粹：“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败、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在对人性得出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功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一生都谨遵着“诚”、“恕”二字来做人处世，曾国藩时刻都要求自己内省，对自己严格要求而对别人却常怀慈恕之心，同时“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绝不怨天尤人。“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绝然去之。”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才真正做到立己达己，同时也立人达人，这也正是值得警示后世之处。